稗史文心——论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清初论文,白话论文,现象论文,文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ˉ3541(2009)05ˉ0029ˉ04
明末清初白话小说领域流行着一股模仿文章的潮流，以文章的观念、写法和读法加诸于小说，这一风潮深刻影响了清代文人小说的发展，我们姑且以“文章化”来概述这一风潮。具体而言，“文章化”指白话小说受传统文章写读方式的影响，在创作方法、理论建构和鉴赏阅读等方面均模仿文章的样式而产生的类文章现象，从此，“类文章性”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特点，构成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之一。文章与小说的关系是古典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古典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文章的影响中找到答案，但目前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未成体系①。
一、“文章化”的背景
明末清初的白话小说之所以能接受文章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具备了内外两种背景条件：晚明以来白话小说的文人化发展趋势是其产生“文章化”现象的内在背景，文本位思想②的风靡是其外在社会背景。
首先，晚明以来文人化的发展趋势是明末清初白话小说“文章化”的内在背景。所谓文人化，是指白话小说开始由文人改编或创作，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开始注重思考故事的内涵，用语措辞更加书面化，立意构思和审美趣味都体现出文人特有的雅趣和情思，并自觉担负起社会教化的责任。早在明初及明中期的小说戏曲创作中，文人化倾向就已经出现，而在明末的白话小说创作中，这种文人化的特点大大加强了。白话小说创作队伍中的文人比例显著加大，小说的内容、文辞、结构、叙述技巧、接受形式等方面文人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从而使小说逐渐从俚俗走向了雅化。
白话小说的作者多是屡试不售的下层文人，这些文人大都有较高的文章修养，对八股文十分熟悉，他们由于科举不第，没有其他适合的营生，落魄潦倒，为生活所迫，为书商所求，才开始编写小说。他们在小说创作中不知不觉地将八股文等文章的写法运用进去，文章对白话小说的影响正是以这些文人作者为枢纽来实现的。在文人的改造下，白话小说的内容逐渐精微化，如拟话本与说书的最大不同便是个中带有文人式的思考，作者从具体的问题切入，围绕某一主题进行探讨，总结经验教训，对人们予以劝诫，将小说作为另类的“文章”来写。在小说文辞上，文人作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文言或半文言带进白话小说中，与通俗的口语相结合，形成了精炼、形象、生动的半文言语体色彩，有的小说还具有古典散文的特点，如《西湖佳话》有明显模仿唐宋散文的痕迹。在小说结构设置上，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突破了说书体单线发展的线性结构，采用了文章的一些结构法，如总起总收法、大开大合法、分间法、起承转合法等，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结构特点。在叙述技巧上，文人化的白话小说突破了说书惯用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顺时序叙事的模式，普遍运用文章的叙事法，言叙、补叙、插叙、倒叙、带叙、对叙等常被用到，如《水浒后传》对补叙手法的大量运用，《西游补》常用插叙，《十二楼》和《无声戏》中常出现对叙。而文人小说书面化、案头化的传播形式则是实现小说“文章化”创作方式的前提。总之，白话小说文人化的发展态势是其“文章化”的土壤。
其二，宋元以来文本位思想的风靡是白话小说产生“文章化”现象的外在背景。文本位思想是一种文章至上的崇文观念，根源于宋元以来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引发的对文章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文本位思想在促使人们狂热地学习和钻研考试文体(主要是八股文)写法的同时，也促进了宋明文章理论的总结和文章评点的勃兴，以归纳文法为主要特征的文章学从而得以建立，这直接影响了清初小说文法论的形成。另一方面，文本位思想拓宽了人们对文章外延的界定，使元明以来的文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大而宽泛的文章观念，这影响了人们对小说文体的定位，直接把小说看做是文章之一体。明人把古来一切具备文章形态的文体都看做是文，甚至是六经子史，他们都一样以文章视之。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人对于六经看作都是史，那么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经看作都是文。六经皆文，所以不妨加以批评。这正是明代学术自然的趋势，所以能成为一时风气。”[1](P.259)“六经皆文”是明末人的独创观念，是宋元以来“文本位”思想发展到极致的表现。有学者指出，明清人所谓的文章，主要指史传、议论、文学等所有内容的写成作品。[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大文章”概念，明清人确实持有这种观念，从而把戏曲小说皆纳入“文”的范畴，如明代的王圻在《稗史汇编》中说：“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3](P.403)，认为院本、说书是与“文”的传统一脉相承的。随后李贽在《童心说》中呼应了这个观念：“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4](P.127)李贽更具体地罗列了“文”的各种体式，包括史传文、诗歌、唐传奇、说书院本、杂剧、通俗小说和八股文，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大文章”的观念。“大文章”观在明末清初文坛上十分流行，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明清人顺理成章地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当做文章来看，并以文章学的一系列规则来规范白话小说的理论、创作和评价体系，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催生出了金圣叹以文章论小说的做法，风靡一时并影响深远。因此，明清小说的“文章化”现象从近源来说是受到八股文等文章创作方式的影响，从远源来说是根植于宋明文坛“文本位”思潮的大背景中。
白话小说的创作、理论和鉴赏方面能出现类文章的特点，正是这两个背景条件在明末清初相遇合的结果。宋元明以来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文章地位的大大提升，使文章对小说具备了足够的影响力；而当白话小说成为书面作品，便与文章一样，成为书面化的语言艺术，于是在文字表述这一平台上，小说向文章取经便成为一种可能。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白话小说创作主要掌握在书坊主手中，因此文章的理论和写作资源无法很好地得以利用，只有到了明末清初，大量文人介入白话小说的创作，才有了向文章靠拢的可能。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充分说明了白话小说的发展不是单独进行的，与古代文化生态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文章化”的表现
明末清初白话小说“文章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创作、理论建构和鉴赏阅读等方面。文人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了文章的写法，提高了小说的文字表达技巧；小说批评家也大量借鉴了文章的理论观念，用文章学的原理补充了小说的创作理论；而同时，小说的鉴赏方式在文人文章式评点的引导下产生了从关注小说之事到关注小说之文的转变，小说之文的优劣成为小说评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白话小说创作的“文章化”倾向
文人作者在创作中融入文章的写法，这些文法不仅包括史传文为代表的叙事文，还包括八股文为代表的论说类文章。八股文是明清科举制度中用来选拔官吏的文体，也是文士举子最熟悉的文体，在八股取士的大背景下，这类论说文的做法通过文人作者渗透到白话小说中，对白话小说的创作特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将重点论述这一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
受论说文的影响，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形成了注重议论、“叙议并举”的文体特点，表现在拟话本主旨鲜明突出、讲究表述的层次性等方面。拟话本小说一般都会有相对集中的主旨，头回和正话故事的讲述都能紧紧围绕这一主旨，主旨的集中鲜明使故事的讲述看起来是在为阐明主旨服务。拟话本还加大了议论的成分，特别注重文本的表意功能，表意和叙事成为拟话本的两大内容，这样拟话本就脱离了原先话本小说纯叙事的模式，形成叙议并举的文体特点。有的拟话本甚至过于注重议论，反而使故事成为议论的材料，成为变相的论说文甚至是训诫文，如《雨花香》、《通天乐》等。
中长篇章回小说同样也受论说文的影响，表现在篇法上善于借鉴论说文的布局方式，如总起总收法、大开大合法等。总起总收是典型的论说文写法，论说文一般要很明确地在篇首亮出观点，在篇尾进行总结，有些小说在结构上也出现这种布局法，如《女仙外史》和《西游补》，在第一回的篇首，作者就明确交代了本书的大旨；《梼杌闲评》正文的前面是一篇《总论》，在感叹兴亡的一首诗、四首词之后，作者评述了历代因宦官侵权而导致的国败家亡的历史，议论中有感叹，感叹中有叙述，在结末逐渐联系到魏阉的本题上来，这都与论说文在篇首提出总论点的做法相同。
在具体写法上，中长篇章回小说中的才子佳人系列是最典型采用八股文写法的小说，在结构安排、人物设计和情节设置方面都大量借鉴。在结构上，才子佳人小说大都遵循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法，起承转合的对应情节分别就是相遇订盟、小人拨乱、离合磨难和大团圆结局，这使才子佳人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有规律可循。在人物设置上，作者也都有意识地套用某些文法规则，如宾主法，才子佳人小说中有两对男女主人公的往往分出主次之别，这就是八股文中所说的主中主和主中宾的为文法则。正如《铁花仙史》第二回总评所说：“传奇用人如请客，有正客，有陪客……犹《平山冷燕》，山燕为正中正，平冷为正中陪，而此外则概是陪客。”[5](P.18)一语道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人物设置依据的是八股文中宾主法的规则。在情节设置上运用了波澜、离合、对偶等文法，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举例。
文章的篇法结构和文法技巧为白话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写作依凭，提高了白话小说的创作水平，使小说在结构设计、叙事技巧以及表述能力等方面得到明显的改进，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二)白话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特点
文章的理论观念影响了白话小说的一系列理论命题，在本体论、文体论、文法论、功能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均呈现出文章理念渗透的痕迹。
首先，本体论。本体论主要探讨小说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明人小说本体理论中所探讨的虚构论、情理论、尚奇论等多少都受到文章理念的影响。虚构论是明末小说理论的重要问题，本来主要讨论非真实发生的、想象幻化的故事。金圣叹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因文生事”的虚构理论，突破了在事情真假方面的辨析，将虚实论的重心从“事”转向“文”。情理论的建立则是小说对文章重视情理的写作原则的遵循，明末冯梦龙明确提出了情理说，认为无论事真还是事赝，都要符合理之真，即要符合生活人情的常理。冯氏对话本小说《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进行修改，将事情的发生逻辑改得合乎情理，可视为对这一理念的实践。尚奇本来就是小说的一个当行特征，而在明末清初，白话小说“奇”的内涵经历了从“事奇”到“文奇”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当时文坛崇真尚奇的文论思潮的影响。到清初，崇尚小说文字之奇的审美观念相当普遍，认为“所谓奇者，不奇于凭虚驾幻，谈天说鬼，而奇于笔端变化，跌宕波澜”[6](P.1271)。
其二，文体论。小说与文章同属文字艺术，因而明清人在潜意识中就将小说视为文章的一种体式，明清小说家和批评者往往将小说称为寓言。寓言本指有所寄托之言，亦指借其他事物以寄托本意，即寓意于言。明代廿公在词话本的《金瓶梅跋》中就将小说看做是有寄托的寓言：“《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7](P.1471)张竹坡亦认为小说是寓言：“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我今日观之，乃知(《金瓶梅》)是一部《群芳谱》之寓言耳”[8](P.1069)，他还撰写了《〈金瓶梅〉寓意说》一篇文字，更明确更有系统地在理论上建构了小说的寓言论，为小说文体论的“文章化”奠定了理论基石。
其三，文法论。文法论是以文章之法为参照而建立的小说行文的法度规范。李开先在《词谑》中记载了明代中期人赞赏《水浒传》“叙事之法”的“委曲详尽，血脉贯通”，第一次从文章艺术层面对《水浒传》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李贽在《童心说》中以“古今至文”的盛誉高度赞扬了《水浒传》，并把它列入宇宙间五大部文章之列；明末袁无涯刻本、托名李贽评点的《忠义水浒全传》，第一次开始尝试运用文章的文法理论来评点小说。在此基础上，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明确地提出了小说的文法论，以《水浒传》“部有部法，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的精妙，揭示文法论的真谛。文法论为小说的创作指出了具体的门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说该如何写的问题，这对白话小说的创作理论具有重大贡献，清初的毛氏父子和张竹坡集大成式地发展了文法论。
另外，在功用论和价值论方面白话小说也受到文章的影响。小说理论中的小说传道论和“赞经翼史”的价值定位即来源于文以明道和经世致用的文章功用观，这促使小说往教化的路子上走，正如清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指出的：“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经世致用的创作宗旨在一定程度上使小说成为教化的传声筒，并将小说作为立言的工具，追求能流传后世、导愚规善的不朽价值。
(三)白话小说鉴赏阅读的“文章化”模式
受文章阅读法的影响，用读文章的方式来阅读小说是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都很流行的一种做法。明清人所谓的“看小说法”，除了看小说所写之事，还偏重于看小说之文，看小说之文的方法，则完全来自于文章的读法。文章阅读法由《古文关键》首开先河，其卷首有《总论看文字法》，关注文章的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等，后有元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等与之相类，这些读书法主要为了应付科举写好经义、八股文而设，总结起来，其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看文意和看文字两大方面。对照来看，白话小说的阅读模式与之极为相似：
首先，看文意，即关注其写什么的问题，主要包括看文章的主旨关键和作者的用意。小说的纲领关键是最重要的看点，明白了全书的纲领关键才能算读懂了此书。另外，作者的用意也是需要读者体会的，文章的大旨可能是写在最显要的位置，但一篇的微旨则一般在最不热闹处，通常“于冷处着精神”，这就需要读者有“善读”的意识，像读文章一样要仔细体会文字背后的真正用意。
其二，看文字，主要关注其如何写的问题。明清小说的阅读法主要关注小说的结构脉络、叙事次第、文法运用等问题，这样便于抓住主干线索，对全书的构架了然于心，这些皆与科举背景下的文章评阅所关注的问题相同。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曰：“读《金瓶》，当看其结穴发脉、关锁照应处”，正道出了看小说的要诀。除了全局，文字的过接、穿插、缴结、余波等结构性的关目，评阅者也十分注意辨识。读文章时人们十分注意叙事层次，称为铺叙次第，小说中亦是如此，如《平山冷燕》第一回评就分析了其文的叙事次第，曰：“一枝一叶，次第而生，看来宛若天然。”[9](P.1)这些文章式的阅读习惯在小说中极为普遍。
三、“文章化”的利弊
“文章化”的创作特点和理论导向对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雅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提高白话小说的理论和创作水平，提升其雅文化品格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文章做法对明末清初白话小说艺术技巧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使白话小说在语言文字上不仅讲究用字、用典、对偶，还十分重视文章文法技巧的运用。文章的主体意识开启了白话小说表达自我的功能，作者可以在小说中表达自我的观点、才学、人生理想和人生经验，白话小说经历了一个由叙写他者到抒写自我的创作观念的转变，到清中叶臻于成熟。文章的影响也促进了白话小说文体的成熟，使白话小说不再是诗词和议论的简单累积，而是形成了融叙事、议论和抒情写意为一炉的成熟文体。文章的影响也带动了白话小说语体的雅化，与浅近文言相结合，形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面化的白话文。总之，“文章化”的理论、创作和阅读特点给白话小说带来了全方位的雅化转变，打开了清代文人小说的创作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古典小说“类文章性”的特点。
“文章化”给予白话小说积极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应。白话小说一味向文章靠拢和学习，使白话小说固守在文章的荫蔽下，没能在叙事和思辨上取得较大突破，获得创新性的独立发展空间。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是，古典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出现过一些有创新意识和独特手法的白话小说，如《西游补》、《豆棚闲话》和《何典》等，这些小说比较另类，具有创新精神。《豆棚闲话》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皆有与众不同的创新点，美国学者韩南对《豆棚闲话》有高度的评价，认为艾衲要写哲理性的小说，此说甚有道理。但可惜的是，不管是哲理性的小说写作倾向，还是结构方面的创新性设计，都没能在创作上打开一条新路。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当时人们根深蒂固的文章阅读方式的影响所致，人们的欣赏习惯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这种惯性力量将人们圈在固定的阅读法中，不再适应其他的阅读方法，因而当出现新的写法时，人们依旧用固有的阅读法进行审视，《豆棚闲话》评点阅读之法较为传统，没有将其特色之处揭示出来，没有舆论的强力推崇便不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因而《豆棚闲话》虽然在当时起到了“惊座”的轰动效应，但之后便没有了下文，影响也十分有限。《西游补》的评点亦是如此，完全用的是时文的那一套阅读法则，其看点是纲目关键、结穴处、呼吸处、摹写处、层次、文法等等，并没有抓住《西游补》的特殊性，《西游补》的创新处便埋没了。总之，“文章化”的阅读习惯禁锢了人们对小说的想象空间，也使小说理论滞后于创作的步伐，无法产生重大的突破。但“文章化”给白话小说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恰恰在反方面增加了白话小说的本土特色，并促使这种特色更鲜明地成为文人白话小说的重要特点而被人们牢牢记住。
“文章化”造就了文人小说“类文章性”的特点，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所在，从文章和小说文体互渗的角度来研究古典小说是本土化研究的方法之一，可以成为小说民族性问题研究的一个生长点。陈寅恪先生早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和《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就曾从文体互渗的角度来研究唐传奇与古文之间的关系，这种跨文体研究的方式有利于避免局限在小说自身内就事论事，为小说研究增加新的维度，这一研究思路值得借鉴。从文章与小说之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古典小说也有助于目前兴起的中国小说学、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构，因为古典小说的叙事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古典文章学，因此，文章影响小说的问题不可忽视。从文章影响小说的角度也可以解答一些单靠西方小说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如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高度程式化、拟话本小说“叙议并举”的文体特点之形成、清中期出现众多自况性长篇小说现象等，都可以从这一角度作出合理的补充解释。总之，我们要尽量挣脱因依托西方小说理论体系而带来的对古典小说本土特征的遮蔽，进一步挖掘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建立并健全本土化的小说研究模式。
注释：
①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或专著主要有：2001年陈维昭先生在《红楼梦学刊》第4期发表的《红楼梦·脂砚斋·中国文章学》一文，从文章学和小说评点学的角度来谈《红楼梦》的文章技巧，颇具启发性；黄强先生2005年出版的《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一书第十二章《八股文与明清小说》，论述了八股文和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八股文理论与明清小说评点的关系；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李强的硕士论文《论金圣叹的文章观及其对文学评点的影响》也注意到了文章对小说及戏曲评点的重要影响；2007年黄强和李玉婷发表的《八股文与〈红楼梦〉——兼论从文章学的角度研究八股文》一文，分析了八股文章法理论在《红楼梦》中的运用。总体看来，学界对这一命题的研究还比较零散，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②王冉冉先生在《从“史”到“文”—明末清初小说观念的一大变迁》一文中认为明末清初存在着“文本位”思想，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本文沿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