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
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史学思想的形成显然与他出身书香门第和留学经历不无联系。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出生在山东聊城县，祖籍江西永丰。他从入塾开始对经史的攻读就特别勤奋，自幼打下了中国国学的根底。入北京大学以后，深得刘师培、黄侃等大师的器重，把他作为国学的继承人加以培养。他从旧国学中成长，却没有受到旧国学的束缚，他深刻地认识到旧国学的缺陷与不足，因此他对旧国学进行了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例如，对清代的考据学派，他在批判的同时，又充分地肯定了他们的大胆疑古精神和亲身实验的态度。这些认识对他后来的研究取向及其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0年他入英国留学，3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读，留学生涯达7年之久。1923年秋，傅斯年到德国以后，一方面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吸引，一方面也受到在柏林学习的友人陈寅恪、俞大维等重视语言学、考据学的影响，接受了德国正统的历史学方法。那时德国的主流是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罗马史》的作者倪不尔就颇具语言考证法的特点，还有被称为19世纪西方史学“祭酒”的兰克。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在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看来，史家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凭借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这种说法被晚出的史家们奉为经典。兰克学派除崇尚史料、奉行史料至上之外，还竭力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就这样表白过：历史向来把为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向往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直至晚年他仍坚信这一论点。
在这一派的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像兰克所说的清除自己的主观意识，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当然是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家的一种幻觉，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
傅斯年显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正是引入了兰克所标榜的“史学旨趣”。他深信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他坚信在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注：《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正相吻合。
综上所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理论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脉络。
二
“史学就是史料学”是傅斯年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观点，也是他治史的灵魂。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系，是史学活动的宗旨，因此，有的史学专家称他为史料学的奠基人，亦不为过。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
第一，高度重视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要扩充史料，关键在于“突破文献记载之樊篱”，应下大力气“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傅斯年有一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因为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研究之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史事。他说治史“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4页。）他认为从史料中探求史实史事的真相是追求科学的真理，史学的研究任务，不能求诸经典，而应从史料中求取万事万物的真相。所以他强调收集新史料的重要性，认为西方学术之所以发展迅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动手动脚找新材料，随时代扩大旧范围，因此他下结论说，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重要条件。
第二，强调在史料的整理和使用上应持客观态度。他认为整理和使用史料时应坚持实事求是，“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不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注：《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换句话说，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他反对主观疏通，认为“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是不可诚信的事。”（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因此，他对史料的处理采取了十分严肃审慎的态度，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傅斯年为此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或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
第三，强调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舍弃主观和武断。他认为，只有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事业，中国的史学方能进步，才能赶上世界史学发展之潮流。他觉得虽然我国史学史上自古就有广泛搜集史料，精心鉴别史料，力求再现史料真实性的优良传统，但是也有一些史学家不去采集史料，改进写史的方法，而是专门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写纪表书传。”（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还有一些人，凭个人主观意识曲解史实，依照理论观念斫饰历史，按照政治需要去写帝王家谱或写教科书，照这样下去，中国近代的历史学是不会发达起来的。
不难看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与主旨，唯在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头等重要性，强调史学研究应当论从史料出，不可偏离史料去放言史观，空谈史意，可见强调史料的客观性是他史学思想的灵魂所在。
三
基于独特的历史认识，傅斯年在具体历史研究中也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研究方法。
受西方文化影响，傅斯年也强调事物的进化性，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代俱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注：《考古学之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89页。）他强调历史学应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学科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那么，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如何取舍呢？他提出了“有用”的评价标准。他在《考古学之新方法》一文中指出，方法本身“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鹜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注：《考古学之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89页。）
在史学研究中，傅斯年非常注重史学方法的应用，他说：“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注：《史学与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他简明扼要地指出史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研究，他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觉得在处理任何一种史料时，都不可以姑妄信之，要对史料进行对比、鉴别、筛选。因为“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的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时间，每每取之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都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注：《史学与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
傅斯年还继承了我国古代运用历史比较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比较史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将不同性质的史料加以对勘互证的八则比较方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经意的记载对不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他在许多学术论著中，经常使用这些方法。例如他在1935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就是运用比较的方法，论述远古中国东西部文化之不同，指出夷与殷在东，夏与周在西，遵循两部族的发展路线，推断中国文化史渊源与其分合，极富新意，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应该承认，傅斯年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
傅斯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想必然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有其显著的进步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对傅斯年史学思想及其方法的评价，只有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才能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冲突、碰撞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个时代是产生思想大家的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及近代化过程也必然要反映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变革、转型与创新过程中。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诞生以及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也恰好是与近代学术思想界的发展过程相呼应的。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道路上闪烁着的众多史学大家的身影中，傅斯年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傅斯年关于历史学是科学的思想以及他对治史方法的细化和丰富，应该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他引入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家的观点，为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肯定和发扬了科学的态度。
其次，他大力倡导史料的整理，为保存和抢救历史珍贵文献作出了贡献。他带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对清代内阁文库中的明清档案，对《清实录》、敦煌卷子、汉魏竹简等都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工作。
另外，他努力使用新工具。是他首次带领中国学术机关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如对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的研究，不仅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确立了辨别世传甲骨文真伪的标准，而且使商代的历史面貌由暗转明，使中国的信史向前提了数百年，为后来殷商奴隶制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诚然，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术发展阶段的限制，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史界，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逐渐被封存、否定。因为他主张治史时完全将个人主观的意识排除在外，单就史料论史学，将史料的地位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他主张治史的功夫如何唯看其处理史料的能力，这便势必把史学研究引到重史料而轻史观、重考据而轻思辨上来，这样做，则往往不能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历史发展，因而难以贯通古今之变。同时，由于唯重史料考据，将研究拘泥于具体问题之上，便很难置具体问题于历史发展进程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便会陷入繁冗细琐的考证之中，很难发现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了，所以他的史学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总之，事物总是由它的两个方面构成，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也是精华与糟粕互见的。今天我们在研究他的史学思想时，除了肯定其学术贡献外，还要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他提出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不断丰富我们史学思想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