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1921～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私营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5-0067-05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将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确定为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然而，经济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和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迫使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必须做出客观、准确的解析，并对中国发展微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做出更为现实的理性思考。由于西方与东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逐步走出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误区，并最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走向成熟。
一 建党初期党的领导人对私营经济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对私营经济的早期认识最初表现为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即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己任。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注定了共产党人无法完全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私有制经济，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而又极为复杂的现实课题。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探索过程。
（一）早期的模糊认识和思想倾向
由于多数共产党人是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由此而得出的必然结论自然是对私有制的彻底摒弃。他们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得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正确结论。但是，由于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使得党的早期领导人从一开始便在对待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其一，早期共产党人由于对国情缺乏认识，误以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张直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独秀的看法，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1](p11)由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缺乏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地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从而误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当然，早期共产党人也认识到，中国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需要发展近代工业，但又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只有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工业。在中国共产党发起时期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上，明确宣布：共产党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2]。党的“一大”更是明确提出，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3](p5)这显然是要在中国直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模糊和混乱。
其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忽视了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曾经历数“工银制度”及“资本制度”的种种罪恶，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陈独秀也曾多次撰文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予以无情的揭露，指出：“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1](91)。至于资本主义所起到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此时则很少有人提及。
其三，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缺乏系统、科学的分析，对各种经济成分性质与作用的认定主要依据政治上的需要。在建党初期，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散见于党的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中，他们主要从党的政治需要和寻求革命同盟军的角度，分析和界定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劣，很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进行科学的论证。这就很难避免认识上的肤浅并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总之，在建党初期，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早期共产党人在对私人资本的看法上，在对待私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失误。在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缺憾。然而，这种思想倾向在党的幼年时期也是难以避免的。
（二）对私营经济认识的转变和理论上的初步探索
早期共产党人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发生转变，是在党的“二大”前后。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初步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正确判断和认定的同时，对私人资本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首先，他们开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1922年6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初步分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1](p185)在这里，陈独秀虽然没有严格区分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但对中国经济结构整体框架的分析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此后不久，党的“二大”依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客观分析，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了准确的定位，指出：“中国经济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3](p72)从而改变了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错误认识。
其次，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陈独秀对资本主义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是在1923年前后，随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性质认识的日渐深化，他开始重视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1](p289)。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肯定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指出，资本制度的一大优点在于“资本集中”。“资本制度把全社会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这种资本制度之功劳，我们是应该承认的。”[1](p288)
再次，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层研究，对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做出了初步判断。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代表了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最高水平。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对其性质做出了准确的界定。指出，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和对各种经济形态性质的准确界定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必要基础。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
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没有直接提及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有关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理论和指导方针中。
（一）早期政策的摇摆与调整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将组织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作为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重要策略。但是，党在同一时期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对待私人资本的具体做法却与这一理论认识的转变相抵触。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要求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必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3](p48～49)一方面承认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却要求同资本家作不调和的斗争，在工人运动中采取过于激进的、不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显然是仍把资本主义视为革命对象，反映了党在相关政策上的矛盾与混乱。
此后，随着国共合作的逐步建立，为适应在政治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需要，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开始做出适当调整。党的“三大”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议案，只是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取消了以往那种打倒资本制度，与资本家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不切合实际的提法。然而，由于早期共产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反复和摇摆，直接影响到了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不论企业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或反动的，工人对于他们在经济斗争里是一样的关系——便是劳动对抗资本的形势。所以职工运动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我们应当指导工人对他们绝不让步地斗争。”[3](p286)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要求工人阶级同资本家展开“绝不让步的斗争”，这既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会直接妨碍生产事业，其“左”倾色彩是显而易见的。
（二）私营经济政策的偏差与失误
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工人运动空前高涨。然而，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结果，导致劳资关系极度紧张，对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由于过分强调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对资本家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严重挫伤了工商业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如当时有的工会提出“加多薪资、减少工作，改良待遇条件”，以致把“工资加到吓人的高度”，使私营工商业者感到难以承受。[4](p212～213)由于中国民族工商业本身的经济技术条件有限，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重压下惨淡经营，处境艰难。工人过高的经济要求必然会使资本家无利可图，其结果自然是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其次，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工潮不断，正常的生产无法保证，甚至对企业主采取极端的做法，造成了劳资关系的极度紧张。这无异于扼杀本已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1927年4至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集团已经背叛革命，革命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党当时认定“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因而，再度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消灭的对象，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采取近乎消灭的政策。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全面进攻的策略，甚至没收资本家的企业、财产，并以此为手段去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显然是前一阶段“左”倾错误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极端做法只能加大革命的阻力，国民革命无可挽回地迅速走向失败。
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曲折探索和私营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深化了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在实际斗争中总结和调整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初步形成了关于私营经济的正确方针。
（一）严重“左”倾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土地革命初期，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因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打击和消灭的方针。这一时期，共产党号召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这显然远远超出了民主革命的范畴。当时不仅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而且还推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盲动政策。[5](p458)这种“左”倾盲动政策实行的结果，只能加重革命的困难和阻力，同时也打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正常进程。
在党的“六大”前后，这种对待民族工商业的错误政策和做法，暂时得到纠正。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仍然把资产阶级认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就使“左”的错误在此后得以延续。
1931年以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受到很大影响。在这一时期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献，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党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
首先，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总的指导思想是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强调较多的还是要执行“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并“系统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严厉的镇压中外一切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所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政策。”[6](p466)
其次，允许根据地私营工商业有条件的存在，但限制过多，条件也过于苛刻。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根据地的私营企业“由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实行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刻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合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6](p483)。同时，实行工人对生产活动的监督，履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且还要极端的改良工人生活。在此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无疑是如履薄冰，处境堪忧。这显然不利于本来就很脆弱的民族资本的发展。
再次，过“左”的劳动政策严重制约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当时的临时中央片面地以维护工人利益为由，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工资和不切实际的福利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底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6](p465)这显然不符合技术水平低下、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根据地私营工商业的实际情况，也远远超出了私营业主的经济承受能力，势必会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损害。
由于严重“左”倾的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实施，给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许多资本家被迫停厂关店，生产急剧衰落，苏区工商业一片萧条。
（二）对“左”倾政策的抵制和纠正
“左”倾工商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必然造成根据地经济的严重困难。在“左”倾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灾难面前，许多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在这一时期，张闻天、陈云等人先后撰文，批判党在对待私营经济问题上的错误做法。1933年4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改善群众生活，并在经济上给革命战争提供有力的支援。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实际上并不可怕。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张闻天也认识到“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与地位”[7](p486)，但是，苏维埃政权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
与此同时，陈云也发表文章，对机械执行《劳动法》及当时许多错误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的总同盟罢工”，这些都是“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8](p9)可以说，对“左”倾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与抵制，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
（三）保护和扶持私营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从此以后，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开始逐步得到调整并日趋完善，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标志着中共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基本确立，同时也代表了党在抗战以前对私营经济认识与政策的最高水平。
瓦窑堡会议以后，为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开始对民族工商业逐步放宽政策。当时，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私营工商业，党采取了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实行贸易自由，允许私人投资各种工业并在税收方面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完全取消了一切工商业的捐税，关税、营业税也一概免收。此外，根据地银行还向私人工商业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商人同白区做生意，政府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
与此同时，中共还及时调整劳动政策，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上强调，要防止在工人运动中向资本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工人阶级的部分利益妨碍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现象，需要斗争”[9](p70)。在同一时期，刘少奇也要求工人阶级在同其他阶级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故意加紧反对资本家的方式，如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影响抗日军事的罢工、怠工及冲突，用政府颁布法律命令等方式来满足工人的要求，从各方面采取办法来实现工人的要求等。”[10](p53)可见，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较以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总的来看，在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探索过程。这一时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和实施的政策之所以接连出现一系列的失误，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上的反复与模糊，是导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严重“左”倾的基本原因。尽管党的“二大”已经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了正确的认定，然而，由于党在如何处理中国革命两个发展阶段的关系问题上，一直认识不清，以致出现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错误理论和做法，从而导致对资本主义不适当的全面进攻。
其二，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偏差以及理论上的教条化与模式化，是导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向“左”的方向发展的直接动因。早期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认识到了这个阶段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但对民族资本在经济落后的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错误地认定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走向反动。在反对其政治代表的同时，对其经济采取消灭政策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是导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简单地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依据这一理论，中国已经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将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作为消灭的对象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四，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根据地客观的经济形势，也是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土地革命源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反抗，而笼罩在党内的复仇情结与盲动情绪交织在一起，无疑会将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为推向极端。又由于根据地客观经济形势的恶劣，红军军需给养的极度匮乏，为解决燃眉之急，有时难免会采取竭泽而渔的不得已做法。这样一来，对根据地私营工商业的冲击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早期认识的曲折反复以及在政策上的摇摆，反映了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资本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化以及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复杂与艰辛。事实证明，只有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走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解的认识误区，并从惨痛的挫折中汲取教训，才能最终形成正确的私营工商业政策。
【收稿日期】20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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