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脑儿论文,明初察罕论文,卫置废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9)02-0126-08
元代有两处著名的察罕脑儿(
aqan-na
ur，蒙古语是白色的湖泊)，一在上都附近，地当大都至上都的驿站要口①；一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是宗王的驻地。明朝兴起，元廷北迁，察罕脑儿不论是作为驿站，还是诸王驻地，均遭废弃。明朝方面于洪武七年(1374年)，以元朝降人立察罕脑儿卫。遗憾的是明人对察罕脑儿卫地望及置废情况并未留下系统地记载。目前学术界对该卫的主要认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分册最具代表性，《图集》将其置于今内蒙古商都附近②。而周清澍先生认为“察罕脑儿卫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北”③，隶属于北平都司。近年，达力扎布先生在其论著中既接受了洪武朝察罕脑儿卫在官山卫附近的结论，又感到河套内部也应存在一个察罕脑儿卫，从而暗示有两个察罕脑儿卫④。可见察罕脑儿卫的位置问题未能真正解决。
笔者认为明初在北方边境上曾设立过一个察罕脑儿卫。它位于河套内部的旧察罕脑儿城，存在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同时发现明朝在陕晋北方边界以外对归降蒙古人的安置经过了从置所到置卫，最终于洪武九年(1376年)全面废止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化对明代初年北边防务的认识。
一 察罕脑儿卫的地望
在《明史》、《明一统志》等史料中看不到设置察罕脑儿卫的内容。《明实录》所载为相关最早的纪录，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载“诏立察罕脑儿卫指挥使司，以塔剌海等二人为指挥佥事，以来降副枢撒里答歹为卫镇抚”⑤。《实录》系此事于“丁亥”条，而在十二天前，又有“乙亥，荒忽滩故元副枢撒里答歹令镇抚脱欢歹入朝乞降。上许之，遣使赍罗绮衣服靴帽往赐之。”⑥综合以上两条材料，应该看到：
第一，察罕脑儿卫的设立与撒里答歹的归降有关。撒里答歹的归顺客观上增加了察罕脑儿地区蒙古人的势力，使其具备了置卫的条件。明朝方面自然也意识到面对力量增强的察罕脑儿蒙古集团，必须以包括提升官爵在内的措施加强笼络。两条史料中提到的“撒里答歹”应为一人，很快，撒里答歹又升任为指挥佥事。⑦显然，撒里答歹作为察罕脑儿卫的上层指挥官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而朝廷重视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因为撒氏的旧职是“故元副枢”这样的高级官员。问题不在于此，应当看到的是撒里答歹降明前的驻地是在“荒忽滩”，于是“荒忽滩”与“察罕脑儿”两地自然被联系在一起。
第二，虽然设立军卫与撒里答歹的归降有关，但是从官职封授的实情出发，明朝最初表彰和提拔的仍是答剌海等人。这至少说明在察罕脑儿地区分布了新附的蒙古集团和原已降明的蒙古集团两种力量，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臣属义务，参加明军对北元的征讨，因此受到明朝的奖赏，史称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癸酉“赏察罕脑儿所遣军士夏衣及白金人二十两”⑧。这就意味着洪武七年(1374年)立卫之前，察罕脑儿地区已经安置了归附明朝的蒙古军队。
第三，可以肯定，荒忽滩应是察罕脑儿地区的组成部分。荒忽滩和察罕脑儿在地理位置上的一致性为进一步辨析察罕脑儿卫的地望提供了线索。换言之，确定荒忽滩位置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找到了察罕脑儿卫的所在。
由此思路检索明初关于荒忽滩的材料，在洪武九年(1376年)年初朱元璋写给其外甥李文忠的信中交代得最具价值。此信《明实录》、《宝训》、《明太祖集》、《明史》、《国榷》等书中均不载，唯有《弇山堂别集》收入，现转录如下：
母舅亲笔，教保儿知道，如今辽东已胜了，小达达那里，时下不敢轻动。即目乃剌不花与伯颜两个在恍忽滩自厮杀，乃剌不花止有三千马军，有二千能的，其余无用。伯颜有马军约二千名，止有五百精锐。见都互相杀的弱了，正好攻取。我调汤和前去陕西，率马五千之上，往北行。今便更调尔往西行，将马军好的五千，就大同一千，太原五百，共六千余名，於保德州渡河，南手里教汤和引著，壮[《校勘记》：‘壮’疑为‘北’之讹。‘北手里’与上文‘南手里’对举。]手里尔攻乃剌不花后。火速於二月十七日午时出西北门，星夜西行，与济宁侯同去。道儿且留北平，大将军月书到来。洪武九年二月初七日亲笔。⑨
整段材料中显露出朱元璋构思的军事围剿计划，其要点就是明军以1.1万以上的马军合围恍忽滩的5000蒙古骑兵。明军兵力占绝对优势，进军路线是南北夹击，一旦得逞，必获大胜。根据信中安排，明军的北路军是调镇守北平的李文忠西出大同，率军由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渡过黄河，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东南的陕北方向，并由此向南进军从背后攻击蒙古军，切断其退路。与之相对，率领明军南路军的是正在陕西驻守的汤和。另据《实录》洪武九年(1376年)正月载，“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佥都督蓝玉、王弼、中书右丞丁玉率师往延安防边。上谕和等曰：自古重於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⑩可知，汤和等人往陕西防边的驻地正在陕北的延安。这样，汤和南路军应是从延安出发北进，从而与李文忠形成南北对进之势。我们不必理会作战计划最后落空的事实，仅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所谓“恍忽滩”的位置处于保德州西南和延安以北的方向上。
朱元璋信中的“恍忽滩”与前引《实录》所及之“荒忽滩”实为一地，不过是同名异写罢了。因之，确定陕北塞外荒忽滩(恍忽滩)的地理位置是找出察罕脑儿卫所在的关键。《延绥镇志》载：“圁水出清平堡外白城儿，东流合夏河而入波罗塞，滉忽都河水会焉。”“滉忽都河，水出龙州城南宜家畔，合城北乌龙洞泉水及城西水东流四十里。”(11)从地名和位置两方面考虑，荒忽滩(恍忽滩)无疑与滉忽都河相关。再据梁份《秦边纪略》载：“(龙州)城南宜家畔，有荒忽都河，无定河之上流也。”又“圁水出塞外之白城儿，至此于堡之荒忽都河水合，南流益大，谓之无定河。”(12)可知，滉忽都河(荒忽都河)是无定河上游的支流之一，即今天的芦河，那么，荒忽滩当在芦河流域的今陕西横山、靖边两县一带。距此不远的靖边县北红柳河附近就是著名的统万城遗址，亦即《秦边纪略》中“圁水出塞外之白城儿”。
《嘉靖宁夏新志》“夏州”条云“今河套哈拉兀速之南(即华言黑水)，有废城曰忻都者，盖其处也。”哈拉兀速(黑水)，今都思兔河。又说“忻都城，河东黑水之南，盖夏州废城也。得补儿胡城，忻都北废城。未详其始。察罕脑城，忻都东北废城。未详其始。”(13)总体来说，所谓忻都城位于察罕脑儿城的西南方向上。如果结合朱士光先生实地考察结果(14)，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未详其始”的古城遗址分别比定为：城川古城——忻都城——宥州城和统万城——察罕脑儿城——夏州城。由于至迟到元末，以上两城均遭废弃，于是到弘治中编写宁夏地方志时，编者遂发出“未详其始”的无奈感慨了。此外，考察报告所揭示出的城川地区古代湖泊演化的情况也暗示了从奢延泽到长泽，再到察罕脑儿(白海)的名称演变过程确实存在某种内在逻辑性。简单的说，察罕脑儿城的得名当来源于湖泊名称。于是，可以基本认定明初察罕脑儿卫的中心应该在统万城故址(察罕脑儿城、白城)。
虽然如此，要想得到察罕脑儿卫辖区的范围仍然比较困难，但笔者仍尝试对其作一定程度的蠡测。理论上，察罕脑儿卫既然地处陕北边外，自然应位于延安卫和绥德卫的辖区之外，这是其东、南方向上的限制。再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元末明初之际尽管河套地区降水量要高于今天，但是毛乌素沙漠却肆虐已久，因之作为天然障碍，察罕脑儿卫的北界不应越过毛乌素沙漠，这是该卫的大致范围。当然对于东、南方向有必要再说几句。据《明太宗实录》，宁夏总兵官何福曾上奏说“陕西神木县在绥德卫之外七百余里，盖极边冲要之地，虏之所常窥伺者。洪武中，每岁河冻，调绥德卫官军一千往戍。后设东胜卫，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15)另外《河套志》讲到“河套，元末为王保保所据。明初追逐之，筑东胜等城，拨绥德卫千户刘宠屯榆林庄。庄北由河套直至黄河千有余里。”(16)据此，我们初步可以认定察罕脑儿卫的辖区大体位于神木、榆林一线以西的今红柳河、芦河一带的无定河上游地区。
二 察罕脑儿卫与河套内的蒙古诸千户所
察罕脑儿卫的设立在洪武七年(1374年)，此前的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扫荡了整个鄂尔多斯腹地。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岭北大败后，全面收缩防线。其间的两年多时间里，明朝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是以羁縻千户所的形式实现的，大致讲，是在河套内部的东侧连接陕北、晋西北和土默川平原的这片区域相继建立了六个蒙古千户所。
洪武三年(1370年)扩廓帖木儿兵败逃回漠北以后，尾随而至的明军占领了宁夏府路，进而调转兵锋，肃清了黄河以东的河套大部地区，甚至在河套东北方跨过黄河驱散了大黑河流域东胜州等地的元军。很遗憾这些事迹在《明实录》竟无从体现，只能借助《明史》列传、碑铭和地方志中的零星线索进行梳理。沈儿峪口之战后的情形，《明实录》仅仅提到“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宁夏奔和林。达遣都督郭英追至宁夏，不及而还。”(17)按文意理解，郭英率军进入宁夏后，很快折返，并没有其余行动。但不少证据证明郭英在沈儿峪口之战(定西之战)后的主要活动并不在宁夏，而是河东的察罕脑儿以及沙净州地区。《明史·郭英传》云：“进克定西，讨察罕脑儿。克登宁州，斩首二千级，进河南都指挥使”(18)。《郭英神道碑》载“庚戌(洪武三年)升本卫指挥副使。从征迤西，克定西，讨西夏、察罕恼儿，抚安忽辰平章。沙净州复叛，讨平之。克登宁州，斩首二千级，获牛马数千。”(19)实际上，征剿察罕脑儿的并非郭英一人，至少汤和、廖永忠、王志、王弼均参加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且汤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恐怕比郭英更为重要。
《汤和传》云：“又明年，复以右副副将军从大将军败扩廓於定西，遂定宁夏，逐北至察罕脑儿，擒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余万。徇东胜、大同、宣府皆有功。”(20)
《汤和神道碑》：“明年(三年)，与中山王、宋国公至定西，袭元将扩阔帖木儿营。西北取宁夏，至察汗脑儿，获其猛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皆以劳先诸将。”(21)《明名臣言行录》：“明年，复从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扩廓于定西，遂定宁夏，追卤于察罕脑儿，获其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九月，还京师。”(22)《国朝列卿纪》：“(汤和)明年与徐达、冯胜至定西，袭元将扩廓帖木儿营。西北取灵夏，至察罕脑儿，获其猛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皆以劳先诸将。”(23)
《汤和圹志》：“三年四月，取灵、夏、东胜、大同、宣府，还封中山侯。”(24)
《延绥镇志》：“洪武四年，大将军汤和攻察罕脑儿，获猛将虎陈。定东胜，置延安、绥德二卫。”(25)它同时为《河套志》(26)所转述，但是在时间及部分内容上存在明显错误。
因为各个传记材料间存在着内容上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异很可能影响准确的理解，稳妥起见，只能悉数罗列。
根据以上史料，首先可以确定汤和、郭英二人领导了在洪武三年(1370年)以后的军事行动，结合他们的传记内容能够部分的恢复某些《明实录》中缺载的史实。概括而言，汤、郭明军在察罕脑儿获得了重要胜利，擒获驻守察罕脑儿的元将虎陈，并得到大批牲畜。察罕脑儿战役结束后，汤、郭两人分兵出击大同境外之地，汤和军的行进路线略微偏南，经过了东胜、大同、宣府等地。郭英军更加偏北，他先后攻克了沙净州和登宁州(疑为“德宁路”)，虽然登宁州位置无考，据《神道碑》推测应离沙净州地区不远。据《明名臣言行录》，汤和于同年九月还京师，以此推之，汤和军在察罕脑儿及东胜、宣大诸地的活动只能在四至八月之间，考虑到众多的作战地点以及并不寻常的进军路线，汤和军在察罕脑儿(河套)地区活动的时间至多不超过六月份，均属于快速进军。
除了汤和等人的正面征伐以外，察罕脑儿南面毗邻的陕北明军也不失时机地加入进来，打击元军残部。对此，朱元璋在同年十一月的诏书中回顾道：“延安、绥德地接察罕脑儿等处，元之残兵不时出没，剽掠边民，指挥朱明、李恪累出兵剿捕，杀获甚多，完筑城壁，固守疆境。”(27)至于具体战果，如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明廷致书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时曾提到“近绥德卫擒送平章彻里帖木儿。问之，为君旧用之人。”(28)这可以看做是“出兵剿捕，杀获甚多”的表现之一。此外陕北驻军的攻势在汤和主力部队离开河套后，还一直持续到洪武三年(1370)年底，史称：“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於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剌思寨，获马三百余匹。”(29)燕山只斤地在今套外的大黑河流域(30)。遭到明军一连串打击之后，河套元军的活动极为困难，在这一背景下相继出现的归降行为均在情理之中。归降事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两则：
一是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来归，诏赐官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31)笔者以为所谓“忙忽滩”与“荒忽滩”本为一地(32)，在察罕脑儿境内，又和绥德卫相毗邻。“忙忽”一词和田清认为是蒙古部落名称，而笔者认为在此理解为河套南缘的地名——滉忽都河更加妥当。
二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幹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领百户所六。”(33)然而这五个千户所的位置目前难以完全确指。和田清先生对此略作过考证，他认为失宝赤就是锡包沁，后为鄂尔多斯右翼诸部之一。瓮吉剌、幹鲁忽奴、失宝赤、燕只都是蒙古部落名，五花城为地名，它们均在今套中东北部分布。(34)
瓮吉剌即元代弘吉剌(Qonggirad)；燕只即燕只斤，燕山只斤为其衍误，实则燕只斤、幹鲁忽奴两部都出自弘吉剌。元代弘吉剌部在漠南有广阔属地。
至于“失保赤”，《元史·兵志》载“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35)“失宝赤”就是“昔宝赤”(
ibaui)，是属于元帝和诸王的猎户，他们分布的范围极为广泛。在元代农牧交错地区的草原、山川地带曾大量设立“昔宝赤”。《元史》载至顺元年(1330年)十月，“木纳火失温所居住牧人三千户，黄河所居鹰坊五千户，各赈粮两月。”(36)贾敬颜先生考证木纳火失温就是木纳山嘴，即乌拉山嘴(37)。可见元代乌拉山麓周边地区的黄河沿岸分布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牧户和鹰户，笔者认为，鹰坊五千户就是黄河昔宝赤，它也应该是洪武四年(1371年)投降明朝蒙古五千户之一的昔宝赤千户所，活动地域正在东胜以西。
五花城之名早在辽代即已见诸记载，《契丹国志》“云中路控制夏国条”有“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38)类似记录为官修《辽史》、《金史》所无，十分重要，以此可知“五花城”初建的大致时段和渊源。而且在蒙古五千户中也唯有五花城之名见诸图籍标示，如《读史方舆纪要》之《榆林图》、《黄河图》，《边政考》图作武花城。《河套志》则五花城、武花城并见，文字题注云：在沙壕西(39)。其地望仍不够明确，唯诸图将此城标注于河套中东北角，并自东向西依次排列为东古城、金宿城、连城、五花城等等。这里的金宿城应是辽代的金肃城，早年也是重要的驻军之地。(40)连城位于今托克托县黄河南岸，则五花城在此西或西南部不远。
燕只(Iljiqin)千户所据前考当在今内蒙古大黑河流域。
在洪武四年控制河套的全盛期，明朝将几乎整个河套内外之地均列于掌控之中。其中与绥德卫毗邻的忙忽千户所可以视为察罕脑儿卫的前身。
三 察罕脑儿卫与官山卫
经过以上考证，可知察罕脑儿卫根本不在元上都附近，而是地处河套腹地的鄂尔多斯与陕北的交界处，亦即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河滩草原，其中也包括“忙忽滩”或“荒忽滩”。
以察罕脑儿卫的设立为标志，明朝对河套的控制似乎已趋于平稳。察罕脑儿卫建立后的短时间内，对于稳定巩固河套边防的确起了一些作用，如撒里答歹本人曾亲身入朝(41)以；再如其余元朝官将的投降，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戊申，故元官赤老温定帖干自察罕脑儿来归，赐帽衣靴韈。”(42)但是从洪武八年(1375年)年底时起，陕北地区的边防突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竟然在第二年的正月发兵征讨。此事在平时阅读史籍时很容易忽略，即使有学者注意，也未能广泛联系除伯颜帖木儿外，造成陕北边防形势紧张的其他线索。
笔者认为，活动在毗邻陕北地区的蒙古人在洪武八年(1375年)必定发生过一些异动；再有，伯颜帖木儿何以突然间在陕北造成了引起朱元璋关注的威胁。如果能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恐怕洪武九年(1376年)明军在陕北的军事行动当有更加深入、当然也是明确的解释了。
探讨这两个问题前，有必要再对洪武九年(1376年)年初朱元璋给李文忠的亲笔信进行分析。在信中，朱元璋透露了调兵陕北的玄机，为的是消灭活动在“恍忽滩”的乃剌不花(43)与伯颜。恍忽滩的位置前面业已考证，而乃剌不花和伯颜笔者认为分别对应的就是曾经投降明朝的乃儿不花以及先已活动在陕北的伯颜帖木儿。乃儿不花投降明朝的时间在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史称“故元知院不颜朵儿只等来降，赐罗绮衣服有差。不颜朵儿只者，即元国公乃儿不花也。於是诏置官山卫指挥使司，隶大同都卫，以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44)乃儿不花集团的驻地——官山卫的位置是清楚的，在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灰腾梁；它对大同都卫的隶属关系也是清楚的。那么，把远在大同以北的乃儿不花与活动在陕北的伯颜帖木儿联系在一起是否合理呢？事有凑巧，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实录》载“壬戌，以故元国公不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45)如果把文中说到的不颜帖木儿与次年被俘的伯颜帖木儿(46)，以及与乃儿不花在恍忽滩厮杀的伯颜合并处理为一人，所有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其一，朱元璋亲笔信中要求李文忠出兵的路线是从山西境内调军向西，在保德州黄河渡口渡河，然后转而向南配合汤和北上的明军夹击陕北的故元军队。根据朱元璋的战役部署和战争对象来看，则亲笔信中所谓“伯颜”当是《实录》中所云之“伯颜帖木儿”。
其二，亲笔信中提到明军之所以选择在洪武八年(1375年)年末九年(1376年)年初之际发动进攻的诱因是伯颜与乃剌不花的内讧已经严重削弱了各自的军事实力，当然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原在河套以外东北方向官山驻扎的乃剌不花突入河套与伯颜争斗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乃剌不花及其所部此时已不在官山一带活动，而是践冰入套，破坏了稳定不久的陕北边防形势。
其三，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朝廷对卜颜帖木儿等57人的封赏实际上暗示了卜颜帖木儿刚刚降明这一事实。有的学者认为在扩廓帖木儿之后，对明朝边境造成严重威胁的前元将领中就有伯颜帖木儿，甚至将其与金山纳哈出相比，窃以为过于勉强。以伯颜的兵力与乃剌不花相比尚且不足，遑论纳哈出！而乃剌不花却是扩廓手下大将之一，长期侵扰明边。乃剌不花降明是在内外交困，迫不得已的形势下作出的无奈之举。从投降事宜的酝酿到真正归降，历经了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至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半年多的时间。乃剌不花在降明的要求中明确提出了所谓“欲于平地驻扎”，笔者认为这里的平地指的是元以来的平地县(属大同府)。虽然明朝最终仍然大体按照乃剌不花的要求对其进行了安置，设立了羁縻的官山卫。但乃剌不花本人似乎不愿按照明朝的规定履行什么藩臣义务，而是想利用明朝军事压力减轻的有利时机，吞并周边蒙古军力，恢复自身实力。唯有此才能解释，乃剌不花于洪武九年(1376年)年初黄河封冻的时候进入无兵防守的河套东北部，从而与伯颜帖木儿厮杀。
图1 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线索示意图
其四，乃儿不花与伯颜帖木儿的活动一定为明朝所洞悉，于是趁着两位蒙古将领内讧的时候，明朝毅然用兵河套，准备从南北两方面彻底消灭集中于河套的蒙古军队。从战役进行的实际进程来看，朱元璋的打算部分落空。在其发出亲笔信后，李文忠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舅父皇帝的安排进军。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前线战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笔者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应是乃儿不花在得知明军的动向后已经急速撤出了河套地区，从而造成朱元璋合围计划的落空。而在陕北方面，从年初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到下半年。《明实录》在追述这一段历史时说，洪武九年(1376年)七月“故元平章兀纳歹执伯颜帖木儿自绥德来降。先是，中山侯汤和等至延安，伯颜帖木儿遣人乞降。上闻之，诏诸将悉还，独留傅友德屯边以备。敕谕友德曰：无事而请降，兵法所戒，尔其慎之。至是伯颜帖木儿果乘间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众，获辎重羊马无算，兀纳歹遂缚伯颜帖木儿以降。”(47)乃儿不花也好，伯颜帖木儿也好，都是元军中较有智谋的将领。伯颜的诈降和乃剌不花的出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官山卫指挥同知乃儿不花叛入沙漠。大同卫指挥使周立率大同、振武等卫将士讨之。追及白寺塔滩，获其辎重。乃儿不花遁去。”(48)随着乃剌不花逃归漠北，官山卫也就自动废置了。
陕北方面，伯颜帖木儿的反叛似乎在察罕脑儿卫内部并未达成一致，因为汤和到达陕北之后，伯颜立即投降，而且史书记载说当年的三月“丙寅，察罕脑儿卫遣军校脱脱帖木儿送故元降官答剌海至京。诏赐衣服。”(49)答剌海至京可看作是伯颜帖木儿伪降的表示。随后明军撤退，伯颜再次叛明，引发了内部的不满，在傅友德明军的威胁下，伯颜被部将擒送明军大营。笔者以为，察罕脑儿的情况和官山卫类似，在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之后，维持原有的卫所设置已无必要。所以，察罕脑儿卫也应该在洪武九年(1376年)以后废弃了(50)。
附带提及乃儿不花最终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降明，归燕王朱棣节制。至于察罕脑儿之地，洪武末年成为明朝的北边牧地(51)。永乐朝又于此地设立陕西苑马寺所属之牧苑(52)。永乐十年(1412年)七月“宁夏总兵官安远侯柳升奏请修筑察罕脑儿城，河冻之时，拨军巡逻。赐勑报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后，守者当用几人，少则难於守备；多则难於馈饷。朕意此城不过关一二逃卒。若寇猝至，不能御之，反以资之。如何尔更熟议，如果便利，即听修筑。”(53)朱棣实际上拒绝了修筑察罕脑儿城，派军驻防的请求。及至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奏：宁夏城池屯堡营墩俱在黄河之外，备御西北一带。其河道迤东至察罕脑儿，直抵绥德，沙漠旷远，并无守备。”(54)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蒙古在明代中叶入套驻牧为止。
四 结语
通过对察罕脑儿卫置废过程的分析，结合官山卫置废的参照，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洪武朝在北边边外设立了羁縻蒙古卫所以安抚北元降众。察罕脑儿卫和官山卫均属此类，其性质与甘肃边外的关西诸卫类似，但不及其相对稳固。原因在于关西诸卫偏居西北荒漠一隅，并不在明与北元争夺的正面，受到北元有力影响的可能性全面下降，反而更加受制于明朝。察罕脑儿等卫所地处漠南，南北双方的频繁军事行动加剧了地区动荡，不利于在此形成较为稳固的羁縻统治。特别是在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漠北大败以后，元主爱猷识理达腊锐意进取的背景之下更是如此。这是明朝北边边外羁縻卫所置立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不论是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统万城遗址的察罕脑儿卫，抑或位于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灰腾梁上的官山卫，他们的设立都经历了由所到卫的升格建置过程。察罕脑儿卫的前身是忙忽千户所。官山卫的前身是官山千户所(55)。笔者认为出现由所到卫变化的分界线仍是洪武五年(1372年)漠北军败。虽然在此前后降明的蒙古首领管秩品级大体相埒，但是1372年之后的归降者受到的政治待遇明显高于1372年之前则是不争的事实。也即是说，面对仍然强大的北元政权，朱元璋希望以政治待遇的提升安抚降者，并引诱他人归附。可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力量对比未获显著改观之前，这一措施收效甚微。
第三，蓝玉北征后，纳哈出降明，元主被弑，北元迅速衰落，汗位更易频仍。明朝由此获得了军事政治上的相对优势地位，进而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大规模开置山西行都司诸卫。基于洪武朝早期附边蒙古卫所反复不常、首施两端的前车之鉴，朱元璋也就放弃再在北边漠南地区设立类似的羁縻卫所了。
注释：
①具体地望考证见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收入《蒙元史研究从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54页。陈文在批判了箭内亘的考证结果后，提出察罕脑儿应在今河北省张北县沽源公社之囫囵诺尔(湖)，湖畔之大红城遗址应为察罕脑儿行宫，亦是察罕脑儿驿(西凉亭驿)。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2—53页。
③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自考办编印本，1991年，第120页。
④详见达力扎布：《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1—32页。附带指出，达文关于察罕脑儿卫建置的时间有误，应为洪武七年。
⑤《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七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598页。
⑥《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七月，第1594页。
⑦《明太祖实录》卷93，洪武七年九月“丙申，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撒里答歹来朝谢恩，命赐宴及金龙绣衣一袭”，第1627页。
⑧《明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第1495—1496页。
⑨[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6《诏令杂考二·与曹国公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1652—1653页。注：信中小达达指爱猷识理达腊，保儿是李文忠，济宁侯为顾时。
⑩《明太祖实录》卷103，洪武九年正月，第1739页。
(11)[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山川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补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27》，(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04—305页。
(12)[清]梁份：《秦边纪略》卷5《龙州城》条，(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87年，第351页。
(13)[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总镇(续)·古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82年，第175页。惟《宁夏志》将忻都城视为夏州故城，不确。
(14)朱士光：《内蒙城川地区湖泊的古今变迁及其与农垦之关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第14-18，157页。
(15)《明太宗实录》卷54，永乐四年五月，第810页。
(16)[清]陈履中：乾隆《河套志》卷1，天津图书馆藏清乾隆寓园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15》，(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680页。
(17)《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第1004页。
(18)《明史》卷130《郭英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821页。
(19)[明]杨荣：《武定侯郭公英神道碑铭》，[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7，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附带说明两个小问题：其一，笔者考虑“西夏、察罕恼儿”也可以断句为“西夏察罕恼儿”，前者表明直到明初人们还可能把宁夏叫做“西夏”；后者则暗示了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作为西夏故地与西部毗邻的宁夏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其二，“忽辰平章”就是平章虎臣的异写。
(20)《明史》卷126《汤和传》，第3753页。
(21)[明]方孝孺：《信国公追谥襄武封东瓯王汤和神道碑》，[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第188页。
(22)[清]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卷1《东瓯汤襄武王和》，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23)[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2《中书平章政事行实》，影印北大图书馆藏明万历徐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22册，第45页。
(24)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附《大明推诚辅运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大都督府左都督左柱国信国公赠东瓯王谥襄武汤公圹志》，《文物》1977年第2期。
(25)康熙《延绥镇志》卷5，第462页。另，卷3《名宦志下》，“汤和……洪武四年以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率兵至定西，袭扩廓帖木儿，取宁夏。至察罕脑儿，获启猛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封中山侯。八年冬追伯颜帖木儿，获之。晋信国公，赠东瓯王。”又“傅友德……九年副汤将军驻兵榆林，出塞，番兵缚伯颜帖木儿以降。”(第370页)卷5“(洪武)九年三月，汤和、傅友德屯延安。四月，伯颜帖木儿犯边，败降之。”(第462页)
(26)乾隆《河套志》卷1，第680页。
(27)《明太祖实录》卷58，洪武三年十一月诏，第1137页。
(28)《明太祖实录》卷57，洪武三年十月，第1119页。
(29)《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第1156页。
(30)相关考证参见拙文：《洪武朝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东胜卫变迁》，《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第35-41页。
(31)《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七月，第1061页。
(32)“荒”字亦作“恍”(见《弇山堂别集·卷86·诏令杂考二·与曹国公手书》)，从而与“忙”形近易通。
(33)《明太祖实录》卷60，洪武四年正月，第1179—1180页。
(34)[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13页。
(35)《元史》卷101《兵四·鹰房捕猎》，(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2599页。
(36)《元史》卷34《文宗三》，第768页。
(37)详见朱风、贾敬颜译注：《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注释2。
(38)[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5年，第211页。
(39)乾隆《河套志》卷4《河套内古迹》，第738页。又《边政考》武花城题注相同。
(40)《辽史》卷36《兵卫志下》朔州条载“金肃军防秋军一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28页。
(41)《明太祖实录》卷93，洪武七年九月，第1627页。
(42)《明太祖实录》卷95，洪武七年十二月，第1645页。
(43)乃儿不花亦可译作乃剌不花，如元代译“darqan(答儿罕)”作“答剌罕”。可参阅韩儒林《穹庐集》中关于审音勘同问题的相关论述。
(44)《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第1678页。
(45)《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第1670页。
(46)伯颜(Bayan Temür)与不颜(Buyan Temür)意义不同，似不当混用。岑仲勉《党项及於弥语原辨》(《中外史地考证》(上)，中华书局2004年，第280页。)谓蒙古语a、o、u三元音可互相转变。又，[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1(方诗铭、周殿杰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65页)云：《元史·诸王表》中之“永宁王不颜帖木儿”，在《元史·宗室世系表》中又作“伯颜木儿”，可见“伯颜”与“不颜”确有混用之实例。
(47)《明太祖实录》卷107，洪武九年七月，第1795—1796页。
(48)《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四月，第1762页。
(49)《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三月，第1749页。
(50)《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河套》“夫当洪武之初，套中皆为弃地，忽来忽去，乘其虚亦易逐。而东胜不守，藩篱自撤。自后防河之戍既罢，巡河之议又寝，居然瓯脱焉。是河套非彼夺之，实我弃之也。”第298页。
(51)《明太祖实录》卷249，洪武三十年二月，第3613—3614页。
(52)《明太宗实录》卷61，永乐四年十一月，第885-886页。
(53)《明太宗实录》卷130，永乐十年七月，第1608页。
(54)《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第436页。
(55)《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乙巳，故元宗王札木赤、指挥把都、百户赛因不花等十一人自官山来降。诏中书厚加燕劳，立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以把都为正千户，赛因不花等三人为百户，赐以文绮、银椀、衣物有差，就大同给赐田宅。”第1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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