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意义——关于当下戏剧人文精神缺失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缺失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时期戏剧，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破除政治观念模式——三突出、高大全，8 0年代中期的破除艺术观念模式——写实定于一尊，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先锋实 验和科技含量提高，90年代中期以来的舞台多元化发展和舞台大制作，其结果却是导致 了时下圈内一些人归纳的、绝非夸张的舞台现象——一流的舞美，二流的表演和导演， 三流的剧本。
我们回看过去每个时期的剧作，看一看在人文精神方面有哪些剧作可以成为代表作。2 0世纪80年代，可以举出《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曹操与杨修》，90年代 可以举出《变脸》、《生死场》，以及过士行的“人”系列(《鸟人》、《鱼人》、《 棋人》、《坏话一条街》)。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可以举出哪些?似乎还没有。从近年来 的精品工程、艺术节戏剧节等情况看，一些较好的剧目事实上大多是过去的积累，例如 《董生与李氏》是90年代的，《膏药章》甚至是80年代的。
能代表这一个时期的戏剧，似乎还未出现。
戏剧的意义缺失了。
戏剧总要有意义。我们曾经说，20世纪80年代的戏剧丧失了娱乐功能，现在的戏剧却 仅剩下了娱乐功能。人们来到剧场时，可以是为娱乐；但走出剧场时，却会回味一台戏 的内在蕴涵。如果仅是当时一乐，过后茫然无所忆，那么看戏也就和打麻将一样了，打 麻将还需要有博弈智慧呢。
眼下的社会娱乐出现了严重物质化、市俗化、泡沫化现象。在市场的胁迫下，包括戏 剧在内的艺术也日益媚俗。严肃的、先锋的和探索的戏剧潜隐了，贺岁戏、商业剧流行 了。近年来明星喜剧在打市场牌，陈佩斯的《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挺有票房， 这其实只是欧洲戏剧史上时常见到的末流喜剧，在戏剧文学史上留不下痕迹。至于香港 改编自英国的《谁家老婆进错房》之类，则纯粹是等而下之的低级趣味剧了。看来，戏 剧人文精神缺失也不只是我们的事，但选择什么样的剧目来演出，却体现出选择者的口 味与档次。
电影也一样。张艺谋在制造了《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东方原始神话后，日益 走向场景、画面、音响、动作、色彩、意境，拓展技术含量，开辟海内外市场，但他的 艺术意义也逐渐消减了。实事求是地说，张艺谋还是注重寻找意义的，《英雄》仍有着 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十面埋伏》却成为纯粹的儿科游戏。
戏剧严重缺失人文精神，日益失去独立意志，成为时尚所拨弄的玩意儿，于是也就被 人们所淡忘。
戏剧的精神孱弱现象引起了批评家的忧虑，我们接连看到李默然、毛时安、董健等人 的批评，从不同角度抨击了戏剧的骨质疏松化趋势。李默然认为眼下戏剧有五种误区： 豪华的形式掩盖空虚的内容；以媚俗为趣味，以“庸俗化”的演出吸引观众；对“艺术 真实”的背弃；假借改编经典，误导观众；“小众文化”观念使戏剧走向了自我封闭[1 ]。毛时安认为当代本土戏剧创作的主要病症有三：一是大量失血，即“大量拒绝了现 实生活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二是严重缺钙，即“基本上没有 稍有力度的思想”；三是缺乏想象力，即“无法开掘世俗生活的美学意义和诗性内蕴” 。董健则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的总体特征之一是戏剧文学的衰微，认为戏 剧老是回不到“人学”的定位上来[2]。他们的批评角度各有偏重，但对问题的实质性 认识却是相同的。
但社会认识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反对过于注重戏剧人文精神的。例如2003年国家话剧 院上演了《哥本哈根》一剧，这是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1998年的新作，在世纪之交 的国际剧坛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连续获得托尼、普利策等重要戏剧奖项，许多国家争 相上演，形成一股潮流，人称“哥本哈根现象”。我认为这是一部有着强烈人文精神的 话剧，因此为之撰写评论文章，用了《戏剧的终极呼唤——<哥本哈根>告诉我们什么? 》为题，来说明戏剧最终是要追寻意义的。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我谈了三点感受：一是 叹服于它深广的人文关怀和深邃的人生哲理意识，二是感慨它能把有关科学的话题处理 成如此精致细密的戏剧性事件，三是惊诧于它单纯、质朴而新颖、有意味的结构形式。 我想，这些应该是它秀出于全世界林林总总、浩如烟海的戏剧作品，引起西方戏剧界广 泛注目的原因。它的成功，也给我国戏剧创作带来许多有意义的启示，第一位的启示就 是戏剧要追寻人文精神，关怀人类的命运。
然而马上就有文章和我商榷，说戏剧不应该太沉重了，戏剧的要义是给观众提供欢乐 ，并批评一部分戏剧作品只注重内容负载，“脱离了戏剧艺术大众化的品格”[3]。
我则认为，戏剧有娱乐成分和娱乐功能，但这并不是戏剧的全部。悲剧不能提供欢乐 ，但它却是最重要的戏剧类型。另外，还有一个时代背景与创作现状的区别。即是说， 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时批评戏剧的“内容大于形式”是可以的(因为那时确实有过头倾 向)，但现在的戏剧则不缺娱乐，而且娱乐早已被电视剧占领了，戏剧也搞不过它。戏 剧如果只重娱乐，那它和相声小品又有什么区别?相声小品还要有人文精神呢。中央电 视台应春节文化需求而培养起来的逗乐相声小品，只是算其中的一类——为满足世俗心 理被人力扩张了的一类。即使这些节目还有高下之分，人们在欣赏之后还能够记得的相 声小品，都是那些有内涵的作品。总之，缺失了意义的戏剧，自然就会生软骨病。
对于前面提到的董健文章里的一个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董健认为，20世纪80年代 中期的那场戏剧观大讨论，把戏剧的人文精神导入了形式误区。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似 是而非，理由如下：首先，80年代戏剧创作的政治观念突破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艺术 观念的突破。这体现出形式与内容的一致。“三突出”、“高大全”的政治观念，同写 实定于一尊的艺术观念表里互相依存，而内容上的平等视角是与形式上的多元化相连接 的。第二，把戏剧人文精神的缺失，归罪于引入西方现代派手法，似乎更有些风马牛不 相及。因为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兴起本身就是为了追寻人文精神，而不只是单纯玩弄形式 。现代派正是在厌弃了自然主义后开始突破的。例如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的 内核是揭示人的行为的无目的性与荒诞，《椅子》的内核是表现物质世界对于人的精神 的挤压，而这些内涵是过去写实戏剧所难以表现和揭示的。至于中国的先锋和实验戏剧 ，有时把手段当作了目的，玩弄形式。那是缺乏社会哲学基础所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把现代派戏剧指为只是形式变异而缺乏精神内涵。
人们对于当下戏剧人文精神的缺失还有一种归罪：导演的膨胀构成了对编剧的挤压。 这里似乎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度，但也不完全是真理。我们要看到，20世纪90年代戏剧 导演的膨胀有其历史合理性：一是戏剧观念的变更，二是舞台科技含量的提升，都在呼 唤导演的出场。当然，也有当下社会对于戏剧的价值评判机制——评奖需求的促成，也 不排除导演在这种背景下的自我心理失控性膨胀。田沁鑫的成功与迷失很能说明这个问 题。她的《生死场》成功在戏剧舞台手段对于人文精神的极度张扬上，但这不等于她已 经具备了独立把握任何戏剧内容的能力，《赵氏孤儿》等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样 ，李六乙虽然出版了自己所谓“纯粹戏剧”的剧本集，但他有影响的剧目仍然是对文学 的吸纳，如改编自刘恒小说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而他的《穆桂英》、《花木 兰》、《梁红玉》系列，则流于形式玩弄，都离不开澡盆。大腕陈坪、曹其敬成为舞台 救主、大制作之源，他们的成功都在于发掘出剧作的人文内涵，失败则在于反其道而行 之。例如曹其敬既导了歌剧《苍原》，也导了昆曲《贵妃东渡》。
最后说一下当下戏剧运作成功的困难。排除社会因素不讲，集体创作在技术上是很难 保证成功的。因为对生命的感悟、对意义的发现永远都是个体的。人各不同，你的兴奋 点关注点在此，他的在彼。也就是说，戏剧的人文精神不是能“攒”出来的。眼下戏剧 作品的成活率是靠“撞大运”，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剧培训班的演讲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