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理论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的开放程度普遍提高，这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小国的经济学家们早就习惯了从国际视角来思考本国的宏观经济问题，而现在，那些传统上认为本国大致可以看作是封闭经济的大国的经济学家们也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外国对本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从国际视角来考察宏观经济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Mundell-Fleming模型。到目前为止，该模型仍是许多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组成部分，而且，也仍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赖以进行政策分析的基本工具。Mundell-Fleming模型利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框架，考察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不同汇率制度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在开放条件下，本国的稳定政策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这些政策对汇率和经常账户的影响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Mundell(1963)和Fleming(1962)到Dornbusch(1976)，再到Obstfeld和Rogoff(1995a)，许多经济学家持续关注这一主题。
上世纪60年代至今，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整个转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也许就是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RBC)理论的兴起。RBC理论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被清晰定义的函数所刻画，经济环境随着时间而改变，一些不确定因素也通过随机变量被引入模型。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不再由研究者直接设定，而是消费者和厂商行为最大化的后果。RBC理论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它很快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在各个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早期的RBC模型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价格和工资可以灵活调整，以使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出清。在此假设下，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随机的技术冲击，是经济主体面对经济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的结果。因此，失业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货币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中无足轻重。这些结论遭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价格和工资刚性以及协调失败等更现实的因素，他们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解。
RBC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垒产生了一个戏剧化的后果，那就是双方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新凯恩斯主义者发现，DSGE方法确实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而RBC理论家也很快发现，加入不完全竞争和价格工资刚性等因素，确实可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这种融合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表述，即：在RBC的瓶子中装入新凯恩斯主义的美酒。许多经济学家亲历了这一融合过程，并纷纷贴上自己喜爱的标签。Goodfriend和King(1997)提出“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NNS)”一词，Kimball(1995)采用“新货币主义(neomonetarist)”这一表述，Woodford(2003)则在教科书中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新维克塞尔主义(neo-Wicksellian)”货币经济学。
综上所述，首先，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稳定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批经济学家持续关注相关领域的问题，相继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成果，形成了一个以开放宏观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传统；最后，RBC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某种程度的融合，产生了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吸引力的理论框架。在上述条件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被称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NOEM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以此来重新审视真实冲击和货币冲击的国际传导机制，及其对汇率和经常账户的影响，从而为最优稳定政策设计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理论基础。
NOEM的开山之作来自Obstfeld和Rogoff(1995a)，①他们的Redux模型是这个领域此后研究赖以进行的一个基准。Redux是一个包含垄断竞争和价格刚性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每个国家由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居民的连续统(continuum)构成，由于所生产产品的异质性，居民(同时也是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力。在模型中一价律(the law of one price，LOOP)和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成立，因此，均衡实际汇率保持不变，名义汇率则由两国的相对物价水平决定。货币由政府发行，持有货币能给居民带来效用。居民在每期决定自己的消费量、货币持有量、劳动供给量和自己生产产品的价格，以此来最大化自身效用。产品价格要求提前一期设定，这就引入了价格刚性。模型的求解首先是求出模型的稳态，然后再在稳态附近进行对数线性化，以此来分析各种冲击的动态效应。在Redux模型中，扩张性的货币冲击会使国内的产出和消费增加，世界实际利率下降和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导致国外消费增长。但是，货币冲击对国外产出的影响并不清楚，因为，消费增长和相对价格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方向正好相反。其实，Redux模型得出的结论和观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分析和理解相关问题的新方法。
Redux模型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基准模型一样，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拓展和丰富。由于不包含随机因素，Redux模型只是一个DGE(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而不是DSGE模型。随机技术冲击的引入是RBC方法的精髓所在，因而此后有许多研究在Redux中引入随机因素，以此来丰富模型的内涵。Redux模型是一个两国模型，每个国家都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小国，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据此，一些研究提供了Redux模型的小国版本。②在Redux模型中，名义刚性是通过价格刚性引入的，而且引入的方式十分简单。此后，一些研究改变了价格刚性的引入方式，还有研究在模型中引入工资刚性。LOOP和PPP的成立使得Redux模型中的实际汇率保持不变，这和相关的经验研究相左。因此，有许多研究在模型中引入了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使得一些企业可以在不同国家间实施价格歧视，即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PTM)。总之，在Redux模型出现之后，有许多研究围绕着这个基准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而且在一些研究中这些拓展是组合出现的。
从产生至今，NOEM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上面提到的Redux的出现和围绕它的各种拓展。Lane(2001)和Sarno(2001)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在第二阶段，发生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转向：一是关注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关注实际和名义冲击的传导机制与效果到关注最优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二是求解方法方面的转变，从原来的对数线性近似方法到通过巧妙设定得出封闭解。在新阶段有两篇开创性文献，分别来自Obstfeld和Rogoff(2000a)、Corsetti和Pesenti(2001)，有时被简称为CP-OR框架。另外，在新阶段有经济学家针对NOEM的应用和普及做了一些工作，尝试挑战Mundell-Fleming框架在政策分析和初中级教科书中的地位。Laxton和Pesenti(2003)扩展了IMF的全球经济模型(global economic model，GEM)，并借此来评价泰勒规则(Taylor rules)和基于通货膨胀预测的规则(inflation-forecast-based rules，IFB rules)之间的优劣，这是NOEM用于政策分析的一个突出例子。Corsetti和Pesenti(2005b)用图形和简单公式对NOEM的主要思想和方法做了重新表述，以使其适合作为初中级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而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Corsetti等(2007)最近对NOEM做了一个凝练的概括，他是这个领域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而深入地介绍NOEM。近年来，国内相继出现了一些对NOEM的综述，比如刘红忠和张卫东(2001)、姜波克与陆前进(2003)、王志伟与范幸丽(2004)、王胜(2006)以及王胜与邹恒甫(2006)等，这些研究在向国内学界介绍和传播NOEM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献做得还远远不够。首先，由于在西方NOEM还处于十分活跃的研究状态，一些早期的综述不能涵盖最近的发展；其次，这些研究大致关注的是NOEM的理论进展，而很少把NOEM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纳入视野，进行专门的分析；最后，有些研究仅仅是国外相关研究的简单翻译，没有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也很少提出切中肯綮的评论。本文力图在这些方面能有些许改进，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索引，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浅陋见解和评述。另外，值得欣喜的是，国内最近也出现了利用NOEM框架来处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如姚斌(2006、2007)。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相信不久就会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
在导言部分，我们大致描摹了NOEM的产生和发展脉络，并引出了一些重要文献。下面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梳理和探讨。首先，我们讨论NOEM的理论框架和模型设定，并尽力厘清中间的一些技术细节，揭示出NOEM是新新古典综合(NNS)框架的一个成功范例。然后，我们把重点转向NOEM所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探讨西方的经济学家如何利用NNS框架来处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且讨论相关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NOEM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回顾NOEM所关注的几个主要经济问题；最后是全文的总结和一些评论。
二 理论框架
(一)新新古典综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缪尔森倡导了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将源自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传统微观经济分析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新古典综合约定了有时可能显得有些冲突的三个基本原则：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实用的建议；相信短期价格刚性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利用微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最优化方法来描摹宏观经济行为(Good friend and King，1997)。但是，由于框架本身的诸多缺陷，随着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迅速崛起，新古典综合很快就成为遗迹。
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NNS)继承了新古典综合的基本精神，即把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综合到一个框架内。由于建模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新综合比“老综合”显得更为成功，也更有生命力。NNS以RBC的基本方法(即DSGE)为基础，③引入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等更贴近现实的凯恩斯主义元素，这些元素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工作中已经获得了很好地理解和技术处理。④如果NNS是RBC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是从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方面，一些RBC理论家在对基准RBC模型进行扩展的时候，开始将凯恩斯主义元素引入讨论，这是RBC向新凯恩斯主义的靠拢；另一方面，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开始对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进行动态化和随机化，并利用校准和模拟进行经验检验，这是新凯恩斯主义向RBC的靠拢。两个方向的努力虽然看似已经汇聚到了一起，但是从对模型的具体处理上，我们仍然大致能够判断一项研究来自哪个阵营，或者说离哪个阵营更近一些。
NOEM是NNS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在DSGE框架下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从而使得模型获得了诸多优势。首先，经济主体在既定约束下最大化目标函数，这为经济政策评价和设计提供了天然的福利标准；其次，一般均衡分析改变了开放宏观和贸易理论之间的割裂局面，⑤使得许多问题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讨论；再次，不完全竞争假设将企业和雇员的定价行为纳入模型，在一定限度内产出是由需求决定的，这比新古典完全竞争假设下所有经济主体都是价格接受者更为现实；最后，名义刚性的引入使得货币冲击有了实际效应，正的货币冲击可以纠正不完全竞争导致的扭曲，从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这向各类货币中性命题提出了挑战。
除了具有NNS模型的共性特征以外，由于要处理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特殊问题，NOEM在模型设定方面还有许多个性。下面，我们从偏好和技术等几个方面入手，详细介绍典型NOEM模型的设定。通过下面的讨论我们会发现，NOEM模型中的新凯恩斯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甚至可以看作是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向开放宏观领域的拓展。
(二)偏好
Redux模型(Obstfeld and Rogoff，1995a)的效用函数如下：
(1)～(4)式是Redux模型对经济主体偏好的全部刻画。(1)式的一个特点是，除了消费以外货币和闲暇进入了效用函数。到目前为止，货币进入效用函数(money in the utility function，MIU)(Sidrauski，1967)和现金先行(cash in advance，CIA)(Clower，1967)仍是宏观经济模型引入货币的主要手段，Obstfeld和Rogoff(1996)讨论了利用CIA引入货币的情形。闲暇进入效用函数是RBC理论的精髓所在，经济主体的劳动就业决策被纳入模型，使得闲暇的跨期替代成为决定模型经济运行方式的主要机制之一。
(3)式和(4)式并不是任意设定的，而是从(2)式直接推导得来，具体方法是在(2)式的约束下最小化支出函数
，P实际上是消费价格指数(CPI)。Corsetti和Pesenti(2005b)在其论文的附录中提供了推导过程的全部细节，他们的表述甚至比Obstfeld和Rogoff(1996)的教科书还要清晰和简明。这种设定是新凯恩斯主义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典型处理方法，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Dixit和Stiglitz(1977)、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这种设定引入了产品异质性，从而使得企业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力量，企业面临向下倾斜的产品需求曲线，成为价格决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
在NOEM的发展过程中，形如(1)式的效用函数获得了广泛应用，很多研究仅仅根据需要修改方括号内相加三项的具体形式。这种设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消费和闲暇是加性可分的，在此情况下，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时，劳动供给会持续下降，最后收敛于劳动供给为零的状态。当市场部门有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时，这个结果与平衡增长路径相悖(Lane，2001；Sarno，2001)。在传统RBC分析中，稳态增长很受重视。如果生产函数包含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项，那么就存在一个平衡增长路径，该路径会对效用函数的设定产生很大限制。例如，King等(1988、2002)在研究中就曾经提出过两类与平衡增长“兼容”的效用函数。作为RBC理论的中坚力量，Chari等在一系列研究中的效用函数设定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开放经济模型中，Chari等(1997、2002)采用和(1)式类似的闲暇加性可分的效用函数。在封闭经济模型中，Chari等(2000)采用的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消费和货币持有量以CES形式出现，它们的组合与闲暇则是Cobb-Douglas形式。使用闲暇可分的效用函数，消费的边际效用就不包含劳动项，这使得模型更易于处理。但是，最重要的是闲暇可分效用函数可以使模型经济中的实际汇率具有较大波动，这和现实经济中实际汇率的特征相一致(Chari et al.，2002)。因此，实际汇率的较大波动和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使得开放经济模型中的效用函数设定面临两难，大多数研究都是舍弃平衡增长路径以符合实际汇率波动。
在Redux模型中，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因此，所有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都是θ，消费者对国内外商品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别。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从而成为Redux模型效用函数设定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Corsetti和Pesenti(2001)与Obstfeld和Rogoff(2000a)把国内外产品的差别引入了模型。假设(1)式仍然成立，但是其中消费指数C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即(2)式由下面三个式子替换。
形如(1)式和(6)～(13)式的偏好设定在NOEM此后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成为该领域模型的“标准组件”。当然，有些研究可能会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正，引入一些其他因素，这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是司空见惯的。例如，Corsetti和Pesenti(2001)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Ganelli(2005)借用“Blanchard模型”(Blanchard，1985)研究财政政策的作用，在模型中引入了居民死亡率，相关参数也就进入了效用函数；Obstfeld和Rogoff(2000a)、Canzoneri等(2005)在模型中引入了非贸易品，从而使得消费指数和价格水平的构成更为复杂。
(三)技术
(14)～(16)式的设定引入了劳动异质性，使得劳动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力量。
Redux式的简单设定和形如(14)～(16)式的设定是当前NOEM模型刻画技术的主要方法。当名义刚性通过价格引入时使用前者，当名义刚性通过工资引入时则使用后者。当然，在具体研究中会做适当的改进和修正。例如，因为在模型中引入了非贸易品，Obstfeld和Rogoff(2000a)的技术设定中有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个生产函数；Corsetti和Pesenti(2005a)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如y(h)=l(h)/α，其中，y和l分别是产品h的产量和劳动投入，α是技术冲击，在国内外有不同的取值；Kollmann(2001)在研究中同时引入了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因此模型中的偏好和技术设定更加复杂。另外，他还在模型中引入了随机的外部技术冲击。
上述设定清晰简明，与垄断竞争结合以后有很好的经济学含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相反，没有资本的生产函数并不是RBC理论的风格。在RBC理论传统中，技术的设定艰深繁复，技术冲击、资本积累和资本建造时间(time to build)等因素在模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⑦在开放经济研究中，缺失了资本的模型可能会漏掉许多重要机制。因此，如何在NOEM模型中引入资本，并使得模型具有良好的可处理性，是未来NOEM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Chari等(2002)研究汇率问题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有资本项，这和他们的RBC理论背景有很大关系。另外，他们还在模型中引入了中间产品，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最终产品市场则是完全竞争的。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Corsetti(2007)在模型经济中加入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互动，以此来分析最优货币政策和进口价格稳定性的问题。虽然模型经济的生产函数还是没有引入资本，但是中间有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有趣设定。总的来说，NOEM在技术设定方面还是显得有些单薄，在今后的发展中也许可以考虑更多利用RBC的理论资源。
(四)名义刚性
名义刚性是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是NOEM模型的关键组件。下面从三个方面讨论名义刚性的设定问题。
1.菜单成本和交错价格。在NOEM模型中，名义刚性一般以两种方式引入。Obstfeld和Rogoff(1995a)假设企业提前一期设定价格，一期以后完全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这种设定可以简单看作新凯恩斯主义“菜单成本”理论(Mankiw，1985)的一个应用，即企业不能连续无成本地调整价格。这种设定下模型的求解过程比较简单。模型经济有两个均衡，长期均衡其实就是弹性价格下的均衡，短期均衡需要舍弃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条件，产量由产品需求函数直接决定。此后，有许多研究采用这种设定，比如Obstfeld和Rogoff(2000a)、Corsetti和Pesenti(2001、2005a)与Canzoneri等(2005)等等。对于这种设定，Corsetti和Pesenti(2001)强调，模型经济中的外来冲击不能过大。因为，如果价格刚性来自固定的菜单成本，当外来冲击足够大以致违反了企业的参与约束，即产品边际成本高于价格，此时企业就会立刻调整价格。所以，这种设定需要假定外来冲击在一个确定的范围以内。
引入名义刚性的另一种方法是交错价格(staggered prices)。企业的价格调整同时一步到位与现实不符，因为价格水平会有一个较大的跳跃。交错价格调整意味着每个企业进行产品定价时，会把其他企业过去和将来可能的定价决策考虑在内。这样，每个企业的价格调整就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从总量上看，价格水平的变化就是连续的、平滑的。交错价格模型有很多版本(Taylor，1999)，NOEM的作者大多选择使用Calvo模型(Calvo，1983)。该模型假设每个企业调价机会的到来是随机的，大量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每期会有固定比例的企业调整价格，因此，价格水平是平滑的。近期的NOEM文献大多倾向于使用交错价格设定，比如Chari等(2002)、Benigno和Benigno(2006)与Corsetti(2007)。
Kollmann(2001)对一个动态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校准和模拟，据此来判别前定价格和交错价格调整的优劣。他发现，Calvo式的交错价格设定在两个方面与现实经济相符合：(1)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有很高的相关性；(2)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平滑的、连续的。同时，在产出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关系方面，Calvo式的设定并不符合现实经济。不过，总的来说，交错价格要优于前定价格。
2.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在讨论NOEM模型的技术设定时，我们已经提及通过价格或者工资引入名义刚性时在技术设定方面的区别，即通过价格引入名义刚性时使用类似Redux的简单设定，通过工资引入名义刚性时使用形如(14)～(16)式的设定。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看似有很大差别，但是许多作者都强调，在两种设定下模型的主要结论并没有重要变化(Obstfeld and Rogoff，1996)。惟一重要的差别是由于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双重扭曲，因此在工资刚性情况下均衡产量更低。在NOEM的研究中，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都有大量的支持者，也有作者在研究中同时引入两种刚性，目前还没有提出能够明确支持某一种设定的有效经验证据。⑧
3.生产者通货定价和当地通货定价。与封闭经济模型相比，开放经济模型中名义刚性的设定面临更多选择，这可以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来概括：(1)可贸易品以何种货币定价？(2)企业在不同国家是否可以实施价格歧视？⑨NOEM文献在这两个问题上存有较大争议，可以称之为“生产者通货定价(producers currency pricing，PCP)和当地通货定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之争”。⑩Obstfeld和Rogoff(1995a、1996、2000a)继承了Mundell-Fleming模型以来的传统设定，在模型中使用PCP。Betts和Devereux(1996、2000)较早在NOEM模型中引入LCP，此后，有许多研究沿着这一思路进行。
总之，在开放经济中引入名义粘性，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设定可供选择，即LOOP-PCP和PTM-LCP。从经验研究的证据来看，二者都获得了部分支持，同时也都遭受了部分反对。相关研究十分活跃(例如，Corsetti et al.，2007；Devereux and Engle，2007)，真理很可能位于二者中间的某个地方。
三 关注的问题
目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路径是用理论框架来探讨论题(topic)、解决问题(issue)。如果研究结论和相关经验研究一致，那么理论框架就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得以深化；如果研究结论和相关经验研究相悖，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论框架被驳倒，经济学家一般称这种情况为谜题(puzzle)或异例(anomaly)，会寄望于后续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进展来解决这些问题。
DSGE模型和前述NNS方法是当前的主流理论框架，这种研究路径在方法论上的先导至少可以上溯到Lucas(1977、1980)。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中，Kydland(2004)和Prescott(2004)不约而同地提及Lucas，Kydland更是做了大段引用。如果说Lucas是整个理论框架的奠基人，那么他们就是主要的建设者和完成者。Prescott在演说中展示了如何用DSGE模型解决问题，他列出的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失去了10年的增长？为什么在TFP恢复之后大萧条仍然持续？理论对股票市场价值做出了何种预测？他的演说很好地展示了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法。因此，在讨论了NOEM的理论框架之后，这部分我们探讨在NOEM框架下，经济学家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
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各种实际和名义冲击的跨国传导机制，及其对经常账户、汇率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无论是以Mundell-Fleming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刚性价格模型，还是假设完全竞争和弹性价格的新古典模型(包括RBC模型)都对上述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但是，由于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不能进行严格的福利分析，而平滑的新古典“理想世界”又抽象掉了过多的现实因素，这使得相关研究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Obstfeld and Rogoff，1995a)。NOEM的兴起使得上述状况有了彻底改观，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考虑问题。
(一)货币政策的跨国传导及其福利效应
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各种冲击的跨国传导，这些冲击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技术冲击和价格加成(markup)等。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研究中一直处在非常关键的地位，(12)因此，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的跨国传导，这是开放宏观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
1.货币冲击的国际传导机制。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除了通过国内渠道产生影响以外，还会通过各种国际渠道产生影响。理论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厘清各渠道之间的关系，阐明跨国传导机制。半个多世纪以来，Mundell-Fleming模型(Mundell，1963；Fleming，1962)和此后的汇率超调(overshooting)模型(Dornbusch，1976)一直是探讨这个问题的理论基准，这两个模型是正统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在开放领域的成功扩展。新兴的NOEM研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Obstfeld和Rogoff(1995a)(简称Redux模型)与Corsetti和Pesenti(2001)(简称Welfare模型)的研究。下面分别考察这四个模型对货币政策国际传导机制的描述，以甄别NOEM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之处。
Mundell-Fleming模型：货币供给出现在LM曲线方程的左端，扩张性货币政策向右移动曲线，因此它有两个初始效应：(13)降低本国利率，提高本国产出。低利率导致的资本外流使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固定汇率下，央行为稳定汇率必须紧缩货币，LM曲线移回原位，本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浮动汇率下，本币贬值使得本国商品更具吸引力，IS曲线右移，这进一步提高了本国的产出，并使利率上升到初始水平。
模型不牵涉供给方面，同时还有两个关键假设：价格固定、资本自由流动，这使分析大大简化。另外，模型显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这就是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关系。
此后，经济学家对模型进行了各种改进和拓展，比如放松资本自由流动条件、引入随机因素、进行动态化等等，(14)这当中最著名的就是Dornbusch的汇率超调模型。
汇率超调模型：在保持资本自由流动假设的基础上，Dornbusch模型添加了两个关键假设：(1)商品市场的调整要慢于资本市场，即价格的变动要慢于利率和汇率；(2)当事人对汇率的理性预期，非抛补利率平价(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成立，即本国利率和国际利率之差等于汇率的预期变动。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初始阶段导致价格上涨压力和利率下降压力，价格调整缓慢，利率调整迅速完成。低利率导致本币贬值，同时，非抛补利率平价要求本币有升值预期，因此本币的初始贬值会超过长期均衡水平，这就是所谓汇率超调。适应货币冲击的利率和汇率的初始调整完成后，经济开始向长期均衡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上涨、汇率上升、利率上升，最后利率回到国际利率水平，货币冲击的长期效应是价格上涨和汇率下降。上述调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际产出固定，如果产出会随着总需求发生变化，那么利率和汇率的初始调整会受到阻碍。汇率在长期仍然会下降，但是不会有短期的超调，利率实际上有可能上升。
由于引入了新的关键假设，汇率超调模型拥有比Mundell-Fleming模型更丰富的内涵，对货币冲击传导机制的刻画也更加细致。不过，两个模型的主旨相当一致，都证明了开放条件下汇率是货币政策影响国内总需求的关键渠道。
Redux模型：从建模风格上看，Redux模型与前两个模型存有巨大差异，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做了充分说明。这使得模型可以考察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而不但能厘清此前比较模糊的环节，而且能发现新的传导渠道。模型通过前定价格引入价格粘性，即本期价格在期初确定，到下期一次性调整到位。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当期有如下效应：(1)本币汇率迅速下降至均衡水平，没有超调；(2)世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下降；(3)本国和外国商品价格均固定，但汇率下降使进口品的本币价值上涨，导致价格水平上涨；(4)实际余额增加和利率下降都导致居民增加消费；(5)实际余额增加使得本国产出增加；(6)本国贸易条件恶化；(7)本国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到第二期，包括价格在内的各变量调整到位，至长期均衡水平：(1)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上涨；(2)本国贸易条件改善，就业水平下降；(3)本国和外国的消费均有增加；(4)实际利率回到长期均衡水平，即时间偏好所确定的水平。显然，货币扩张即使在长期也是非中性的，会导致实际变量的永久性变化。
上述结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模型的特殊设定和参数估值，改变这些设定和估值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区分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小国模型能产生汇率超调，本国货币扩张对外国产出的短期影响取决于货币需求消费弹性的大小，在单位弹性情况下净效应为负，否则方向不明。Redux模型存在很多有吸引力的拓展方向，比如价格粘性以Calvo式的交错形式引入，引入收入税、两国商品替代弹性不同等其他扭曲，引入技术冲击等供给面冲击等等。这些拓展会在某些方面改变货币冲击的传导过程，从而产生新的结果和新的问题。
Welfare模型：与Redux模型非常相似，除了两个关键扩展和改进：(1)国家具有垄断力量，两国商品不能完全替代，垄断竞争的厂商形成内部扭曲，国家的垄断力量形成外部扭曲；(2)通过巧妙设定得到封闭解，不需要借助对数线性近似来求解模型，货币冲击不再限于小的边际量，从而大大增强了模型的分析能力。模型中的名义粘性通过前定工资合同引入，即本期的工资和价格在期初确定，到下期一次性调整到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当期效应在方向上和Redux模型相当一致，在数量上可能存有不重要的差别。模型在长期均衡方面和Redux模型有重要差别，货币扩张在长期是中性的，只会导致名义变量的等比例上涨，实际变量在下一期都恢复到起初的均衡水平。然而，二者之间的最重要差别并不在此，而是其最终的福利涵义，下面会重点论及。
2.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封闭经济条件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会有正的福利效应，这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普遍共识。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情况又如何呢？
由于设定中没有效用函数，Mundell-Fleming模型和汇率超调模型不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福利分析，只能通过产出变动情况进行粗略判断。关于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福利含义，这两个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1)货币扩张有提高本国产出的作用，因此可以改善本国福利；(2)货币扩张导致本币贬值、外币升值，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将国际需求吸引到本国，从而使外国产出下滑，是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政策。
对外国来说，本国的货币扩张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它有总需求扩张效应，通过提高全球的总需求刺激外国的生产；其次，它又有支出转换效应，通过提高外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抑制外国的生产。因此，本国货币政策对外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大小，需要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评估。Mundell-Fleming-Dornbusch框架不能提供严格的评估，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学家在应用中倾向于忽视前者而强调后者，从而使“以邻为壑”的结论广为流传。Redux模型可以对此进行严格评估。模型结果显示，总需求扩张效应要比支出转换效应重要，因此本国的货币扩张总体上可以增进外国的福利水平，这就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Redux模型的主要结论和封闭经济模型比较接近：无论货币扩张发生在哪个国家，都会提高全球各处的消费和福利。
开放条件下，货币扩张对本国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通过提高全球消费和外国商品相对价格，它可以刺激本国的产出，这是正的总需求外部性；其次，本国贸易条件恶化会降低本国居民的购买力，从而导致福利损失，这是负的贸易条件外部性。因为Redux模型假设国内外商品完全替代，没有贸易条件外部性，所以货币扩张总会增进本国福利。Welfare模型引入两国商品的不完全替代，从而把负的贸易条件外部性纳入考虑。模型结果显示，当外国商品在本国消费指数中所占份额较大、本国厂商的垄断力量较弱时，贸易条件外部性要比总需求外部性大，本国的货币扩张不但不是以邻为壑，而且还会伤及自身(beggar-thyself)。Welfare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开放条件下最大化本国福利的最优货币政策要比封闭条件下的更紧一些，而后者主要致力于弥合国内扭曲造成的产出缺口。
综观四个模型的货币政策国际传导机制，显然，越到后面变量越多、传导渠道越多、传导机制也越复杂。Mundell-Fleming模型提供了最为简单明了的描述，Redux模型和Welfare模型则似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不过，这种复杂显然是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的一种表现。在这四个模型中，货币扩张都能至少在短期提高产出，但是机制却有很大差别。前两个模型需要引入一条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这样总需求变动就会有实际产量效应。在后两个模型中，由于存在垄断竞争，均衡时价格过高产量过低，货币扩张可以将产量推向完全竞争水平，从而减缓经济扭曲带来的非效率。在福利效应分析方面，Redux模型和Welfare模型明显要比前两个模型严格，也考虑了更多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渠道。
(二)汇率动态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浮动汇率的支持者一般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水平会相对稳定。然而，事实否定了理论家的猜想。汇率制度转变之后，汇率出现了比固定汇率制度下大得多的波动。Dornbusch总结了浮动汇率历程的三个显著特点：实际汇率的易变性、持久的背离和普遍的预测失误。(15)汇率行为的这种剧烈变化一方面向经济主体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吸引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而使相关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此前的研究大多关注给定汇率情况下国际收支的决定，以及汇率调整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此后很多研究逐步转向关注汇率水平的决定，以及汇率在长期和短期的变动情况。
从长、短期不同频度考察经济变量的行为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传统做法。与封闭经济研究中的许多重要变量一样，汇率时间序列的行为也可以分解为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一般来说，汇率决定理论力图解释汇率的长期趋势行为，也就是汇率运动的收敛方向与长期的稳定和均衡水平；汇率动态理论则力图刻画汇率的短期波动行为，也就是汇率在中、高频度上的易变性(volatility)、持续性(persistence)和协动性(co-movement)特征。人们总是喜欢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在这样的图景下解释汇率运动：一些长期的基本因素决定了汇率的均衡水平，一些短期冲击会导致汇率发生偏离，但是长期因素将会持续发挥作用，从而把汇率拉回到均衡水平。
30多年来，围绕汇率决定和汇率动态出现了很多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理解和解释汇率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未解之谜。经济学家们在不同主题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关问题。Rogoff(1996)详细论述了购买力平价之谜。众多经验研究大致确证了如下两个事实：第一，在短期，实际汇率具有非常大的易变性，购买力平价不能成立；第二，在长期，实际汇率确实有向购买力平价收敛的趋势，但是速度非常慢，半衰期大致在4年左右。对偏好和技术的实际冲击不足以解释如此之大的短期汇率波动，因此，解释第一个事实需要引入货币和金融市场冲击。由于需要借助名义刚性发挥作用，而这些名义冲击在中长期大致是中性的，意味着实际汇率应该有一个相对较快的收敛速度，这和第二个事实矛盾。这就是所谓购买力平价之谜，其本质是如何解释实际汇率在短期的易变性和持续性。克鲁格曼(2000，中译本)曾经指出，“对于80年代的浮动汇率，一个最令人困惑不解，因而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对真实经济的任何方面都只有轻微的影响”。这就涉及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协动性和因果关系，要解释汇率的运动，其关键在于厘清汇率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协动规律和因果关系，找出影响汇率动态各类冲击的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六大谜题的讨论中，Obstfeld和Rogoff(2000b)把汇率无关之谜(exchange rate disconnect puzzle)放在了最后。他们认为，购买力平价之谜只是这个谜题的一个例子，其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比如，Meese和Rogoff(1983)研究发现，即使是在事后基本面数据的支持下，标准的汇率理论模型在短期汇率预测中也并不好于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到目前为止，国际宏观经济学家在汇率预测上仍然处境尴尬，因为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确实难以令人满意。在另一项研究中，Baxter和Stockman(1989)发现，在1973年主要发达国家转向浮动汇率后，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波幅急剧增大，而其他主要基础宏观经济变量却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对应变化。确实，在长时段的经济周期特征事实研究中，很少有经济学家把1973年视作一个重要分野。总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主要西方国家的短期汇率行为表现为巨大的易变性和较强的持续性，而且与其他主要实际变量缺乏明显的、有规律可循的协动关系。理解和解释汇率的这种独特行为，就成为这一时期汇率理论研究的重点。
对汇率行为的研究牵扯到很多传统和研究方法，因此，整个汇率理论显得纷繁而庞杂。比如，在汇率动态理论研究中有马歇尔传统和瓦尔拉斯传统，即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16)除了正统分析方法之外，一些“非主流”方法也在汇率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探讨汇率决定，用混沌理论模拟汇率的动态特征，用技术分析方法进行汇率预测(17)；比较正统的汇率理论模型可以从价格设定上进行分类，即灵活价格模型、固定价格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还可以从分析方法上分类，即弹性方法、资产方法、货币方法和资产组合平衡方法；(18)另外，在解释汇率不稳定性时还有一些显得比较“另类”的模型，比如像消息(news)模型和预期自我实现的泡沫(bubble)模型。(19)
在如此众多的理论中，秉承凯恩斯主义基本精神的一个研究传统一直处在重要位置。这一传统大体上从Mundell-Fleming模型开始，到Dornbusch的汇率超调模型和此后的许多扩展模型，最后一直到如今的NOEM模型。在有关汇率短期波动的研究中，Dornbusch的汇率超调模型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的一个基本参照。Dornbusch(1976)建立模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当时已经非常明显的汇率大幅波动提供启发性的(suggestive)见解。他认为，由于存在价格粘性，产品市场的调整要慢于资产市场，这就导致汇率会对货币供给冲击反应过度，从而出现现实中观察到的汇率大幅波动。他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是启发性的，而不是为汇率的大幅波动提供一个解释，因为原初的汇率超调模型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有待进一步雕琢。此后，有很多研究对汇率超调模型进行了拓展和完善，使其在各方面能有更佳表现。不过总的来说，汇率超调并没有在经验研究中获得决定性的支持。(20)虽然汇率超调模型存有诸多不足，但是其基本思想却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货币冲击是汇率波动的根本原因，冲击的传导通过价格粘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模型确实提供了启发性的见解。
汇率超调模型之后，相继有两大事件对短期汇率波动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RBC理论家创建DSGE框架，90年代中期NOEM模型出现。对RBC理论家来讲，汇率波动只是他们试图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在做了大量封闭经济的研究之后，他们的工作逐步拓展到开放领域，形成了所谓国际真实经济周期(IRBC)的研究分支(Backus et al.，1992、1995；Ambler et al.，2004)。这类模型既然致力于解释经济周期的国际方面，汇率波动就必须纳入其视野。然而，对于另一派的理论家，即从Mundell-Fleming模型一路演进过来的上述传统来说，汇率波动始终是其关注的重点，只不过随着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演变，他们也在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来回答老问题。最后，这两个研究传统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大家开始用相同的方法研究相同的问题。
这方面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继承了Dornbusch汇率超调模型的基本思想，重视货币和金融冲击，以及名义粘性等各种不完全性；第二，在建模标准和经验检验上逐步向RBC靠拢，注重模型所产生的时间序列和现实经济时间序列的各种统计性质的比较。Chari等(2002)的研究是典型的RBC风格，他们的模型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汇率的易变性和持续性。然而，他们同时也指出，该模型在协动性方面表现不佳：模型显示实际汇率和两国消费的比率高度相关，但是现实经济时间序列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前面提及的Redux模型和Welfare模型则都是典型的开放宏观传统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非常活跃。比如，Patureau(2007)指出，解释汇率和宏观经济基本面之间的鸿沟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面临的一项挑战，在引入因市定价和有限参与(limited participation，LP)之后，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回答。Jung(2007)的研究发现，在用谱分析方法进行的经验检验中，NOEM模型表现不佳：模型产生的时间序列不具有现实经济时间序列的驼峰状谱密度，在所有变量中汇率的表现尤其糟糕。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不过在经验检验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汇率制度选择
在开放经济的讨论中，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争由来已久，至今悬而未决。与许多政策争论不同，这一争论不能简单以激进对保守、国家干预对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对古典主义之类的阵营对垒来看待。因为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处于同一阵营的经济学家往往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的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又往往持相同主张，当然，其背后的理由则完全不同(克鲁格曼，2000，中译本)。同时，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的主张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例如，克鲁格曼(2000，中译本)曾经谈到，“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相信自由的浮动汇率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体制。……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另外，与许多政策争论不同，在这一争论中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会出现推理谬误。麦克勒姆(2001，中译本)强调了两类常见的谬误：第一，把浮动汇率和历史上的经济混乱无序相联系，以此为论据反对浮动汇率；第二，把浮动汇率和自由市场做类比，同时，把固定汇率和政府干预、行政控制做类比，在自由市场具有更高效率这一大命题下反对固定汇率。
现代开放宏观经济学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探讨，大体可以追溯到Friedman(1953)和Mundell(1963)。Friedman认为浮动汇率可以隔离外部冲击，从而使国内经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Mundell则认为，由于存在资本的跨国流动，浮动汇率隔离外部冲击的效果大大减弱，因此，在考察汇率制度优劣时需要将更多因素纳入视野。虽然二人的研究结论不同，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名义粘性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此为标准，此后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遵循Friedman和Mundell传统采用粘性价格，一类则采用灵活价格。(21)总的来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各国汇率制度的转变，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创新，以Friedman和Mundell的研究为起点，这一领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
正如Carmignani等(2008)所总结的，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至今，经济学家和舆论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主流观点历经嬗变：上世纪60年代末天真地热衷于浮动汇率，80年代早期开始偏向固定汇率，90年代早期转向二者之间的中间体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拥护“两极观点(bipolar view)”，即或者采行不可更改的固定汇率(比如货币局制度、美元化)或者采行真正的浮动汇率。随后，Calvo和Reinhart(2002)题为《浮动恐惧》的研究又向“两极观点”提出挑战。通过对39个国家的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行为的考察，他们发现，许多宣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好像总是害怕浮动，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采取某种形式的钉住汇率。Obstfeld和Rogoff(1995b)在较早时候的一篇题为《固定汇率的幻想》的研究中曾经指出，现实中能坚持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极少，固定汇率并不像政府宣布得那么“固定”。这两项著名研究和其他一些经验研究一起，向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即汇率制度选择无论在解释汇率行为方面还是在解释经济基本面方面似乎都无关紧要。这些研究最终又牵扯到汇率制度的定义和分类问题，许多研究发现，一国实际采行的(de facto)汇率制度与该国政府宣布的法理上的(de jure)汇率制度经常出现不一致。那些宣布钉住汇率的国家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往往食言，而那些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却似乎害怕浮动，往往通过干预措施使汇率波动局限在某个区间内。Klein和Shambaugh(2008)最近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同时也回顾了前几年出现的一些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传统观点，即汇率制度选择是重要的。
总之，在开放宏观和国际金融的讨论中，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最富争议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不但在理论研究上各持己见，而且在经验研究中也多有分歧。从近半个世纪汇率制度变迁所展现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看，亟须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现实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利用NOEM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由于名义刚性在模型中的核心地位，这些研究可以说是继承了Friedman和Mundell传统。
在一篇重要论文中，Obstfeld和Rogoff(1998)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分析在粘性价格下风险不但影响资产价格和短期利率，而且影响生产者的定价决策，从而影响期望产出和国际贸易。他们明确指出，该模型可以精确量化不同汇率制度之间的福利折中，并且使之与国家规模相联系。Devereux和Engel(1998、1999)很快就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了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福利性质。在他们的模型中，不确定性通过货币冲击引入。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制度选择不仅影响消费和产出的方差，而且影响其均值。另外，最优汇率制度依赖于商品以生产者通货(PCP)还是以当地通货(LCP)计价。在传统的PCP设定下，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存有替换关系。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调整使得消费波动较小，但是汇率变动本身会导致消费的均值减小。在LCP设定下，浮动汇率总是优于固定汇率。Obstfeld和Rogoff(2000a)在随后的研究中比较了三种理论层面上的汇率体制的优劣，结果表明，最优浮动汇率制度要优于最优固定汇率制度，最优固定汇率制度要优于McKinnon倡导的“国际货币主义”制度。
虽然上述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粗略的原则性探讨，还不能为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具体帮助，但是这些研究已经提供了一套建设性的方法并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通过将不确定性引入模型，这些研究强调了风险在分析中的重要位置；其次，这些研究已经完全从单纯关注经济主体在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得失转入关注政府的最优国际货币政策设计，使得分析从微观经济效率的研究转向更为广泛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再次，这些研究能真正从福利分析的角度比较不同汇率制度的优劣；最后，这些研究为比较不同类型冲击下不同汇率制度的优劣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同时，还将一些类似在PCP和LCP之间进行选择的更现实的因素纳入视野。总之，诚如Obstfeld和Rogoff(2000a)所言：“当然，我们的福利分析只是浅尝辄止，更复杂设定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和最优政策规则等大量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法对如何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具有指导意义。”
四 结论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理解和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提供好的理论框架，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这一目的尤为突出。因此，本文从理论框架和所关注问题两个角度入手，对近年来兴起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进行了全面综述。
从理论框架层面来看，NOEM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新古典综合(NNS)框架的一个成功范例。NNS整合了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两方面的理论资源，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和名义粘性，以此来重新审视各种名义和实际冲击的传导机制与福利效应。与传统框架相比，NNS具有诸多优势，已经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
从所关注的问题层面来看，NOEM探讨的主要还是开放宏观和国际金融领域的传统问题，比如本文重点涉及的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汇率动态和汇率制度选择。与传统分析相比，NOEM在这些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主要得益于在NNS框架下可以引入许多更现实的因素，同时，许多在传统分析中相互割裂的问题也可以综合在一个框架内进行讨论。
当然，整个NOEM研究也存有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整个研究基于DSGE框架，因此也就无法避免许多对该框架的批评。比如屡遭诟病的“典型经济主体(representative agent)”假设(Kirman，1992)和模型的参数选择问题(Lane，2001)。其次，整个研究在经验检验方面尚嫌不足，一是相关研究较少，还没有深入展开，二是有些已有的研究并不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最后，整个研究对实际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影响不大，还没有得到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者的广泛认可和接受。这其实也是当前处于前沿位置的整个主流宏观经济研究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如Krugman(1999)曾经谈到的，那些年轻经济学家在华盛顿和纽约呆过几年之后，都发现自己要回头求助于宏观经济学Ⅰ(在MIT指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些经济学家在学校学习的都是更高深的内容，往往以轻蔑的态度看待IS-LM之类的模型。
(截稿：2009年5月)
注释：
①Svensson和Van Wijnbergen(1989)的成果要早一些，现在被公认为是NOEM的先驱。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好像很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直到Obstfeld和Rogoff(1995a)的Redux模型出现。
②Obstfeld和Rogoff(1995a)的附录中提供了一个含有不可交易商品的小国模型。
③关于RBC的基础讨论可以参考Prescott(1986)、Plosser(1989)和Kydland与Prescott(1996)。
④Mankiw和Romer(1991)提供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许多代表性文献。
⑤在标准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Krugman and Obstfeld，2003)，贸易理论和开放宏观是分开讲述的，前者主要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而后者则主要使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
⑥在标准的RBC模型中，进入效用函数的是“闲暇”，闲暇时间和劳动时间之和等于常数。
⑦可以参考RBC理论的两篇开创性文献：Kydland和Prescott(1982)、Long和Plosser(1983)。
⑧虽然在Redux模型中使用了价格刚性，但是Obstfeld和Rogoff(2000a)指出，工资刚性可能更贴近现实。
⑨由于某些原因的存在，企业在本国和外国能够以不同价格销售同一产品，国际套利活动无法有效利用和消除这种价格差别。
⑩PCP是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传统设定，它假设价格以销售者国家的货币预先确定，此时，没有预期到的名义汇率变动会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的同比例变动，LOOP总是成立。相反，在LCP假设下，价格以购买者国家的货币预先确定，没有预期到的名义汇率变动不会影响出口物品价格，经济在短期内会偏离LOOP。相关论述很多，Duarte(2001)、Obstfeld(2002)、Engel(2002)以及Ganelli和Lane(2003)提供了比较详尽的专门讨论。
(11)其中p表示购买者面对的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P的对数，即p=log(P)，e表示名义汇率ξ的对数，即e=log(ξ)，则
p/e=λ表示汇率传递率。在PCP下，λ=1；在LCP下，λ=0(Ganelli and Lane，2003)。
(12)Friedman(1968)总结了20世纪20～60年代关于货币政策的主流观点的演变，Goodfriend和King(1997)详细总结了20世纪50～90年代各学派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的研究。
(13)IS曲线是负斜率的，向右下方倾斜。
(14)可以参考弗兰克尔等(2005，中译本)第三章、第四章，罗默(1999，中译本)第五章。
(15)里维里恩、克里斯和米尔纳主编(2000，中译本)的论文集，其中第二章“汇率经济学”是由多恩布什撰写的。
(16)参见宾斯托克《汇率动态》一文，这是里维里恩、克里斯和米尔纳主编(2000，中译本)论文集的第三章。
(17)参见甘道尔夫(2006，中译本)第282页和第296～299页，以及李荣谦(2006)第9章第五节。
(18)参见科普兰(2002，中译本)和欧阳勋、黄仁德(1993)第十一章。
(19)参见科普兰(2002，中译本)第12章和李荣谦(2006)第9章第四节。
(20)关于汇率超调模型，Obstfeld和Rogoff(1996)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表述，他们也讨论了此后对该模型的一些拓展和完善。
(21)Devereux和Engel(1998、1999)很好地梳理了相关研究的历史脉络，特别是提供了很多后续研究的文献。另外，Mundell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体现在多篇论文中，这里只引了其中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