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
慈志刚 韩志斌
【内容提要】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行为,在土耳其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表现形式。一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民间交往为主,到冷战时期双方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土耳其国内产生了反美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反美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爆发,反美主义的内容泛化,并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土耳其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美国地区战略与土耳其区域外交诉求的矛盾,以及美国文化与土耳其本土文化的冲突。土耳其反美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土耳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反抗。从其特点看,土耳其反美主义的驱动力是捍卫国家利益,其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当前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恶化了美土关系,增添了中东局势的变数。
【关键词】 土耳其外交;反美主义;美国外交;凯末尔主义;中东局势;美土联盟
自2016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逐渐恶化,昔日北约盟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从地缘外交上的分歧蔓延到经贸领域上的摩擦,在2018年的布伦森“间谍案”问题上美国更是通过施加惩罚性制裁以实现其对土耳其政治方面的诉求。面对美国压力,土耳其从政府到民间层面都表现出强硬姿态予以回击。反美主义的持续发酵进一步压缩土美两国实现外交妥协的空间,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可预知因素。
反美主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且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来的特征亦不相同。世界范围的反美主义现象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人从文化上批评美国人缺少文化和教养。① Brendon O'Connor and Martin Griffiths,The Rise of Anti-Americanism,New York：Routledge,2006,p.13. 二战后美国全面参与世界政治,反美主义成为反抗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进入21世纪之后反美主义再次出现新的变化,以恐怖主义为手段的极端反美主义影响不断扩大。有学者认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是以欧洲优越论或文化中心主义为根源而产生的对美国文化的偏见,② 王晓德：《从文化的视角剖析欧洲反美主义》,《世界历史》2015年第6期,第13页。 而拉丁美洲的反美主义则是一个与反帝国主义部分重合的概念。③ Alan McPherson,Yankee No!Anti-Americanism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 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显然不具备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左翼激进的意识形态诉求,它泛指对美国人、美式民主、美国社会、美国价值或美国标识的反感,并通过具体实践表现出来的一种观念、态度和政治信仰。④ Giacomo Chiozza,Anti-Americanism and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p.37.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行为,在土耳其有其独特的演变的轨迹和表现形式。本文将土耳其反美主义置于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视角,梳理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脉络,探究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并进而分析土耳其反美主义的特点与影响。
一、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演变
土耳其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是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过程。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它形成的各个阶段,都没有离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这个主题。① 彭树智：《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第174页。 土耳其共和国在坚守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同时,没有选择关闭与西方交往的大门,而是迅速开启西方化,向西方国家寻求帮助。土耳其与美国的早期交往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两国不存在传统的盟国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在19世纪末发生转型,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走出美洲大陆,开始参与列强的全球角逐。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与英国开展全球经济竞争,其外交范围开始扩及中东。同时期,土耳其则推行独立自主外交,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与西方和平交往。1923年4月,土耳其在洛桑会议期间,为向法国施压,给予美国人切斯特和加拿大人肯尼迪以建筑铁路、港口和开发矿藏等广泛的租让权。② 张润民：《试论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第21页。 这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夕与美国的最早接触。第二,两国不存在共同的外交战略契合点。一战后,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美国介入中东的最大动因,在整个20世纪,确保海湾地区的安全以及中东石油的流通是美国首要的政治经济关切,③ Toby Craig Jones,“America,Oil,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9,Issue 1,June 2012,p.208. 维持石油价格稳定,拉拢亲美政权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土耳其则放弃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重新确定了民族疆界,此后土耳其专注于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因此,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目标并不一致,但土耳其由于自身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开始进入美国外交视野。第三,两国关系以民间交往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部分美国私人企业和组织与土耳其存在商业贸易往来,为土耳其提供技术援助。另外,一些受美国大学资助的慈善项目、文化活动和考古工作等在土耳其进行。这些活动缺乏官方统一协调,也不具有相关的政治和外交目的,因此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土耳其与美国初期交往的特点说明,两国之间虽然在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和外交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并没有导致双方外交方面出现巨大分歧。双方交往的有限性也限制了双方产生矛盾的可能性。
冷战铁幕的降临使美土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杜鲁门主义强调土耳其与美国战略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土耳其对西方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苏联的扩张迫使土耳其调整外交策略,因土耳其经济困境导致防御资源有限,所以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地中海,帮助抵御苏联,这就使得土耳其与美国不断接近。20世纪50年代,双方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土耳其加入北约,进入到美国主导的安全防御体系;土美签署双边合作协议,允许美军使用土耳其领土建立军事基地;土耳其对美方行动给予高度自由,而美国则利用土耳其给予的特权,除维持防务外,还进行情报收集活动。随着双方关系不断加强,美国大众文化也在土耳其传播开来,对土耳其而言,美国式道路被奉为完美的模板,在这段时期土耳其公众对美国几乎不存在否定的观念或态度。① Aylin Güney,“Anti-Americanism in Turkey：Past and Present,”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4,No.3,May,2008,p.472.
20世纪60年代初,土耳其对美国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1962年10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即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Jupiter)导弹,苏联则撤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面对核战争的危险,苏联最终宣布从古巴撤回导弹。1963年4月,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亦被移除。1964年苏联驻土耳其大使馆放出消息,朱庇特导弹的移除是美苏交易的结果。土耳其和美国政府极力否认该消息的真实性,但部分民众认为,美国不经与土耳其协商便撤出导弹,明显无视土耳其的国家尊严,并开始质疑美土联盟的可靠性。古巴导弹事件引发了土耳其对美国的重新评价,左派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危及到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该事件成为土耳其反美主义发展的转折点。
初诊2型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内分泌综合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抵抗致病。临床发病率较高,如不及时控制病情,则极易合并肾病、眼病等,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及生命健康。故科学有效的治疗措施对患者尤为重要。
冷战时期引发反美主义的诱因中,塞浦路斯问题是最为持久的一个。1963年圣诞节,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因组建政府出现分歧,希族武装分子屠杀土族以实现驱逐土族的目的,希土两国各自出兵,在塞浦路斯形成对峙局面。美国为阻止土耳其的武装行动,一方面派遣舰队予以阻挠,另一方面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向土耳其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önü)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予以劝阻。该信件很快被土耳其媒体所披露,土耳其官方和民意都大为震惊,从而引发公众抗议浪潮。约翰逊信件对反美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土耳其人认为这是美国控制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有力证明;它使左派分子激进化,认为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表现;另外,它促使土耳其对一边倒外交政策进行反思,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状态。196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塞浦路斯争端中美国的行为对其对美情感产生了负面影响。② Suha Bolukbasi,“The Johnson Letter Revisited,”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29,No.3,July,1993,p.506. 在处理1967年的第二次塞浦路斯危机中,美国小心翼翼以免重蹈1964年的覆辙。③ Cihat Göktepe,“The Cyprus Crisis of 1967 and its Effects on Turkey's Foreign Relations,”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1,No.3,May 2005,p.441. 此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重新凸显出土耳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1980年以后,美国对土耳其的战略地位重新进行评估,同时,土耳其军方政变后的科南·艾弗伦(Kenan Evren)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标也是重新恢复与美国紧密的战略关系,于是在冷战末期,美土关系走出冰点,两国在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合作得以恢复。
二战后的土耳其外交也在发生转变,迫于苏联强大压力,它放弃了战时的中立主义,选择向西方寻求安全保障。在整个冷战期间,土耳其在外交上奉行亲美政策,成为美苏对峙时代的急先锋。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土关系的调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也进入调整期,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恢复外交自主性。土耳其的“脱亚入欧”之路并不顺畅,欧洲出于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担忧,③ 霍华德·J.威尔德：《美国在冲突地区的外交政策》,陈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迟迟未能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因此,土耳其逐渐开始摆脱外交上的依附状态,调整对外交往的原则。第二,调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了平抑亲西方一边倒外交带来的挫败感,土耳其外交重心发生转移,它从奥斯曼帝国遗产和地缘政治的双向维度,确定土耳其在全球治理中将发挥核心国家的角色,既充当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话的桥梁,也充当文明内部对话的助推器。① ZiyaÖnişandŞuhnaz Yilmaz,“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Euro-Asianism：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urkey during the AKP Era,”Turkish Studies,Vol.10,2009,Issue 1. 从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定位来看,它的目标是借助于独特的文化和地缘优势,改变地区现存的权力结构,从而提升其国际地位。首先是外交理念和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直接源头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在其存在的600余年,奥斯曼帝国始终是欧亚大陆举足轻重的多元帝国。冷战结束后的外交转型中,奥斯曼帝国被转化成宗教和文化宽容的象征,这成为更具国际视野的土耳其政府可资利用的资源,② Nicholas Danforth,“Multi-Purpose Empire：Ottoman History in Republican Turkey,”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50,2014,Issue 4,p.674. 这些资源最终演变为正发党治理下的“新奥斯曼主义”。其次,外交诉求的变更。冷战时代土耳其外交决策的动机在于安全诉求,苏联解体后,安全诉求逐渐让位于强国诉求,其外交行为特征也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防御,土耳其力图在地区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外交实践以地缘政治为依托,积极开展多层次外交。最后,强调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冷战中的土耳其外交是在对抗式的集体安全框架下进行,在外交实践中强调主权国家的集体责任,例如在塞浦路斯争端中,土耳其为避免苏联干涉,甚至置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于困境而不顾。③ Cihat Göktepe,“The Cyprus Crisis of 1967 and its Effects on Turkey's Foreign Relations,”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1,2005,Issue 3. 冷战后,土耳其在开展睦邻外交的同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涉及土耳其实际利益的问题上全面介入。由此可见,美国对土耳其外交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在此基础上发挥土耳其地缘战略支点作用,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和地区秩序;土耳其则强调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奉行“东西兼顾”的欧亚主义外交战略,以重拾强国梦想。土耳其在欧亚交界处崛起,必然要求摆脱美国的地区秩序框架,双方在外交理念、诉求和利益上的分歧凸显了两国在地区问题上的矛盾,这是反美主义爆发的现实根源。
随着阿拉伯之春以后土耳其与美国联盟关系走向僵化,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将研究视野转向对两国间矛盾的深层分析,为探究美土关系的走势寻求更为客观的理论支撑。毫无疑问,土耳其反美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变量。卡赞斯坦和基欧汉认为,反美主义是从整体上否定美国和美国社会的一种心理倾向,因此,从心理学角度看,反美主义亦可被视为一种态度。① Peter J.Katzen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eds.,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2. 这种态度的集体表达会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对政治和外交的决策产生影响,而态度本身所包含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会增加内政与外交的不可预知性。从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特征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自由主义类型的反美主义,即美国为实现控制中东之目的,不顾本土国情民意而扶植各种亲美政权,从而引发对美国的批判,这主要集中于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第二,社会价值类型的反美主义,表现为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对美国的政治价值和制度的否定,以伊朗尤为典型。第三,主权—民族主义类型的反美主义,表现为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渗透和干涉行为的反抗,以捍卫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以土耳其最为典型。土耳其的反美主义并不是表现为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土耳其社会对美国的批评、否定和反抗态度的集合体,并最终形成为影响美土关系的强大力量。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但其主题始终是反对美国对土耳其主权的干涉。因此,就其内涵而言,它是土耳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反抗,并表现出如下特点：
美国在二战后新国际秩序的构建中,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等途径,构建亲美阵营,维持盟国政权稳定,进而实现遏制苏联的目的。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政权的稳定性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之间的相关性也在增强,因此,美国在制定对中东政策目标时也更加注重各种外交影响因素,美国外交的文化输出战略在此期间不断完善。二战期间,美国创办“美国之音”,开启了美国全球文化宣传战略的序幕,到1953年8月1日成立了直属白宫管辖的美国新闻署,成为推行美国外交政策、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对土外交目标制定上,美国新闻署承担着重要的职能：第一,通过教育援助和人员培训等方式输出美国的教育方法和理念;第二,通过技术合作项目,开展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研究,传播美国政治民主制度和价值,推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第三,通过电影和杂志等媒介,宣传美国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积极形象。① NSC5510/1,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on NSC5510/1(Turkey),April 4,1956. 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多重手段并举,军事上的武器援助、人员培训和军事基地建设以及经济上的直接投资、兴办企业等都能够通过在数量的增减以增强土耳其对西方的依赖,而文化符号的输出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它通过对行为主体在观念、利益和制度等层面的渗透,达到影响行为主体外交决策的作用,从而建构出对美国有利的外部环境。
美土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希望土耳其准许其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以更快地获取战争的胜利。美国的请求被提交到土耳其议会表决土耳其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在本国领土驻扎外国军队和向国外派驻土耳其军队的动议。土耳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立场受到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欢迎,但是却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反美主义在土耳其重新抬头且渐成主流思潮,对美土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反美主义在各社会阶层集中爆发。根据国际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土耳其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从2000年的52%下降到2006年的12%,②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No global warming alarm in the U.S.,China.America's image slips,but allies share U.S.concerns over Iran;Hamas：15-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p.1. 到2007年则降至9%。③ “Turkey and Its(Many)Discontents,”http：//www.pewglobal.org/2007/10/25/turkeyand-its-many-discontents/,访问日期：2018年9月17日。 200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7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将来可能会对土耳其构成威胁。④ “Anti-Americanism：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http：//w ww.pewglobal.org/2003/12/10/anti-americanism-causes-and-characteristics/,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日。 2013年44%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已经构成了对土耳其的威胁,到2017年这一数据增长到72%。⑤ “Globally,More People See U.S.Power and Influence as a Major Threat,”http：//w 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01/u-s-power-and-influence-increasingly-seen-as-threat-in-othercountries/,访问日期：2018年9月17日。 根据数据分析,土耳其反美主义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群体,而是转变成一种在土耳其具有普遍性的民众情感和态度,且自2003年以来反美主义不断得到强化,足以对美土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反美主义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21世纪以来,土耳其政治从民主走向民粹主义的特征更加明显,体现为将民主程序的正义性转变为治理手段的合法性,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国内政治治理模式也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模式。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的民粹主义又增添了民族和宗教的内容,使得土耳其政治的保守性更加凸显,正义与发展党利用这种民粹主义政治接连赢得选举的胜利,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民粹主义裹挟下的伊斯兰民主使土耳其政治重新回归威权主义模式,埃尔多安也充分利用民粹主义话语,增强其政治的合法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自2002年埃尔多安的正发党入主安卡拉以来,便一直主导着反美主义。① Burak Bekdil,The Turkish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2017),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No.610,October 10,2017. 最后,反美主义内容的泛化。冷战时期的反美主义批判的对象主要是美土同盟下美国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以及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反美主义话语的核心是对美国式“帝国主义”的否定,是对美国强权进行反抗的理性表达。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战争与民主化改造等手段对中东地区秩序进行重塑,反美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土耳其反美主义从批判美国具体的政策转变为批判美国的全球霸权,从否定双边外交转变为否定美国构建的中东地区秩序,从拒绝美国的文化渗透到拒绝包括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经济贸易等在内的一切美国符号。反美主义既包括理性的诉求表达,也包括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从反美主义内容泛化的趋势来看,其非理性化倾向更加明显。
二、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根源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比较,计量资料用t检验,其中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治疗前后用配对检验,结果用(±s)表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美国全球霸权与土耳其安全需求之间的冲突
二战结束后,美国放弃了以合作为基础构建国际秩序的构想,代之以遏制苏联为首要目标的全球扩张战略,对地缘枢纽地带的争夺和控制成为建立美国霸权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苏联借《苏土中立友好条约》到期之机,莫洛托夫向土耳其大使提出了签订《苏土新约》的要求,土耳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迅速对形势进行评估,认为这是扩大美国在土耳其和近东影响力千载难逢的良机。② NARA(The U.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711.67,“the Irish view most matters of internal and foreign policy through the distorted lenses of Anglo-phobia,the Turks,like the Swedes,view most matter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hrough the distorted lenses of distrust and apprehension of Russia”,Sept.,1945. 双方很快在对抗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一致,凯末尔主义者需要美国的支持来抗衡土耳其国内的左派,而美国需要土耳其充当抵御苏联的桥头堡。① Philip H.Gordon and Omer Taspinar,Winning Turkey：How America,Europe,and Turkey Can Revive a Fading Partnership,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pp.26-27. 1946年4月美国派遣密苏里号战舰访问伊斯坦布尔,这是对苏联共享海峡控制权主张的公开回应。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中东国家主权不应遭受威胁,美国亦有责任维护地区和平,表达了美国对土耳其的公开支持。1947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完成了外交战略的调整,杜鲁门宣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不仅是全面遏止苏联的扩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填补英国衰落后留下来的地缘真空,从而确立美国主导的战后新秩序。
土耳其的反美主义有其复杂根源,既有历史形成的矛盾,也有现实政治形势变化引发的具体冲突;既表现为土耳其为追求特定外交目标而进行的工具性利用,也表现为在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的非理性仇视。
3.文化体制改革目标。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1］
例 3：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sawthe beginnings of the“New Redology”,represented,by scholars such as Hu Shi and Yu Ping-bo.
(二)美国地区战略与土耳其区域外交目标之间的矛盾
就美国外交战略的优先等级而言,中东地区显然并不能占据一个靠前的位置,西欧、东亚和拉美地区在美国试图建构的全球秩序中意义更加重要,但是,中东却是这个世界上动荡时间最为持久、战争危险最为严重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对抗与战争、国家内部的革命与分裂、非国家层面的恐怖主义等都可能将局部危机升级为区域层级的冲突,从而对美国的地区战略产生破坏。从美国地区战略的目标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保障美国核心利益的安全。美国的安全利益主要是防止苏联或其它大国获得区域主导权,确保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和自由通行安全,以及对重要地缘战略位置的控制。① 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6011,U.S.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NSC 6011)detailed,July 15,1960. 第二,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二战结束后,中东民族主义的反殖民话语挑战西方主导中东秩序的合法性,美国通过各种干涉手段直接介入中东,拉拢亲美国家,抑制反美力量,依据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念推动中东国家变革。第三,保护中东美国盟友安全。美国的地区战略是希望在中东构建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和平与稳定秩序”,这种秩序是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作为战略支点的,因此,保护盟友的安全是关乎美国区域战略成败的关键。在美国的地区秩序中,土耳其仅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向其提供安全保障,目的是确保土耳其政府的亲美立场,并希望在北约和其他地区安全框架内与土耳其继续合作。② 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5708/1,U.S.policy toward Turkey,May 6,1957.
（二）期望与实际的差别 对27个二级指标的期望值和实际值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发展党员工作、组织政治学习、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群关系、作风建设、宣传阵地管理、网络宣传教育平台管理、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和党对教代会的领导这9个指标差异不显著，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差异显著（0.1＞P＞0.05）,其他指标差异极显著。 差异不显著的指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不作分析。对差异显著的18个指标进行分析，其中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和党对共青团的领导这4个指标的期望值比实际值
(三)美国文化输出与土耳其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
随着冷战宣告结束,美土两国关系也进入了调整时期。首先,两极格局被单极格局所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任务从遏制苏联扩张转变为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新秩序,土耳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降低,但在美国构建的中东地区秩序中仍占有重要一环。其次,随着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政策发生改变。这一时期,美国结束了对土耳其的大规模军事援助项目,代之以提供低息贷款供土耳其购买武器装备,另外援助数量也较以往有所减少。最后,美国与土耳其安全战略合作的基础发生变化,土耳其和美国双边关系的重心从欧亚大陆转向中东地区,① Ömer Taşpinar,“The rise of Turkish Gaullism：Getting Turkish-American Relations Right,”Insight Turkey,2011,Vol.13,Issue 1,p.12. 不同的是美国追求的是地区秩序的主导权,消除区域内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挑战,土耳其则需要解决跨境的民族和宗教等问题。
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美国的文化价值符号随着双方合作的加强渗透到土耳其。土耳其的部分大学课程设置完全采用美国的模式,高校科研人员通过福特基金会的赞助等方式到美国接受培训,美国的电影和音乐等文化产品在土耳其也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面对美国的文化输入,土耳其社会各阶层的反应不一。土耳其的西方化扩大了美国在其国内的影响,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精英。在城市精英看来,由于苏联的威胁存在,支持美国的政策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即便如此,这个群体仍认为美国文化的影响是邪恶的。土耳其诗人吉萨库里克(Necip Fazll Kısakürek)表示：“美国将其语言、风格、形象、心理和文化,或它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向我们渗透,这是非常可怕的。”② TubaÜnlüBilgiç,“The Roots of Anti-Americanism in Turkey 1945—1960,”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Turkic World,Winter 2015,No.72. 受苏联影响形成的左翼群体构成了城市中反美主义的主力,他们在土耳其军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佩林切克(Do
u Perinçek)领导的土耳其爱国党便使用反美亲俄话语,宣传土耳其革命、军队的进步角色以及凯末尔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③ Aydogan Vatandas,“The Roots of Anti-Americanism in Turkey,”Politurco Report,No.3,April 2018. 除了城市以外,广大农村地区现代化程度较低,因而受西方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影响较少,传统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当西方表面上似乎得胜之时,东方却在土耳其人的灵魂深处暗流涌动,它的力量无可辩驳。”④ Halide Edib,Conflict of East and West in Turkey,Maktaba Jamia Milia Islamia,1935,p.224. 总之,美国文化输出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土耳其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同时也造成了“异质”的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普遍的对立,这是土耳其反美主义反复出现的深层根源。
自冷战开始,土耳其便被纳入到美国构建的全球秩序中,土耳其的安全需求与美国的地缘战略需求相契合,成为推动双方不断接近的最初动因。面对苏联的压力,土耳其拜亚尔政府认为,土耳其只有从美国获得正式的军事承诺,才足以形成对抗苏联的威慑力。② John M.Vander Lippe,“Forgotten Brigade of the Forgotten War：Turkey'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6,No.1,Jan 2000,p.96. 为了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土耳其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土耳其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1952年以后,美国开始对其中东政策进行调整,对土耳其战略地位进行重新评估：第一,地缘价值。土耳其是北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还是苏联通往地中海和中东产油国的屏障,拉拢土耳其有助于使伊朗和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也就完成了中东北部地区的安全部署。③ 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5510/1,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on NSC5510/1(Turkey),April 4,1956. 第二,经济价值。土耳其矿藏丰富,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两国合作前景光明。第三,战略价值。美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土耳其的援助,防止其倒向苏联。④ NLJ93-349,A U.S.Aid Strategy for Turkey,November 10,1965. 经过多年调研,从1961年美军在土耳其的第一个空军基地落成到60年代末,大约有3万名美国军事人员活动在土耳其领土之上,美国也逐渐在土耳其拥有大量陆海空基地和情报机构,完成了对冷战前沿阵地的安排和控制。在此期间,美国对土耳其采取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并举的政策,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对美国来说,土耳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价值远高于经济价值,因此,美国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也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政治目的。总的来看,美国与土耳其的联盟关系存在暂时性、不对称性和有限性的特点,即美土关系起源于冷战对抗性的国际秩序,土耳其作为地缘政治轴心国家,是美国构建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两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亦远大于经济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美国霸权主义成为反美主义的滋生的土壤。
三、土耳其反美主义的特点和影响
冷战时期的美土关系是两极格局下的双边关系,因此,受到冷战国际秩序的影响,双方的行为不可能超越整体的国际秩序规范,土耳其的反美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表现出了冷战时代反美主义的特点。首先,冷战战略合作背景下的反美主义具有偶发性。两极对峙下夹缝求生的土耳其选择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将本国安全整合进西方的集体安全之中,成为北约冷战的桥头堡,美国与土耳其共同面临的外部敌人构成了这对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双方战略合作过程中,受突发国际事件的影响,双方在具体利益上的分歧引发了土耳其国内民众对美国的不满,由此产生了阶段性的反美主义情绪。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双方的分歧并非源于对国家根本利益的不同认知,因此,分歧往往具有暂时性特点,这就使得冷战时期反美主义是在战略合作的框架下发生,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会产生根本性破坏。其次,冷战时期反美主义群体主要是左派分子和伊斯兰主义者。古巴导弹事件造成土耳其对美态度的分化,以新闻记者、部分军人和大学学生为主体,构成了反美主义的主要群体,他们通过集会、示威和抗议等方式表达对美国干涉土耳其内政的不满。随着事件的升级,这一群体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强烈,甚至出现激进化倾向。伊斯兰主义者主要是对政府世俗化政策不满,随着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伊斯兰运动被从高压下释放出来,他们否定政府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政策,反对美国在土耳其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冷战时期的反美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美国干涉土内政的不满。在冷战背景下,土耳其的外交被纳入美国构建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之中,服务于两极争霸的整体格局,同时,土耳其又要发挥冷战前哨的作用,在土耳其境内部署多处美国和北约军事设施,美国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客观存在以及对土耳其外交的影响力,增加了土耳其人对美国的不满,因此,批评美国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成为这一时期反美主义的主题。
第一,土耳其反美主义的驱动力是捍卫国家利益。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间政治的本质是寻求权力的斗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而以价值和理想等话语对两国关系加以解释的目的无非是使这种关系合法化,“政策的真实性被意识形态的辩解和文饰隐藏起来了”。②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土耳其与美国合作的基础是二战后土耳其对美国的安全诉求与美国对土耳其的战略需求的契合,中东地区安全框架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双方建立联盟的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土两国都经历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与转向,曾经的盟友关系出现松动,土耳其外交上的独立性与美国地区秩序的支配权发生矛盾,于是便出现了土耳其既反对美国的地区霸权,又不能脱离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系的若即若离的状态。在反美主义的影响下,美土联盟关系转变为介于“盟友”与“敌人”之间的模糊关系,土耳其对其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追逐为反美主义提供了某种限定性,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国家角色观念的转变推动了美土的对抗,特朗普前战略高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土耳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伊朗。① 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92页。
第二,土耳其反美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美国在中东构建其主导的地区秩序,土耳其在其地缘政治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土耳其亦需要美国保卫其国家安全,维护其民族独立。但冷战后土耳其在正发党执政后,美土之间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力图通过武力重塑中东地区秩序,并强力推进所谓“民主化改造”,结果造成中东地区的政治失序。与此同时,土耳其寻求外交上更大的回旋余地,力求使其外交选择多样化,② MesutÖzcan,“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AK Party,”Insight Turkey,Vol.19,No.2,(Spring 2017),p.15. 中东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缘和宗教关系成为土耳其实现民族复兴的重点区域。土耳其决策者将土耳其视为地区领导人、保护者、全球参与者、榜样和桥梁国家的角色观念,在其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倡议中得到了明确而一致的表达。③ Bülent Aras and Aylin Gorener,“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the Ideational Bases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s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he Middle East,”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Vol.12,No.1,March 2010,p.91. 由此可见,不论是冷战时期的安全诉求,还是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需求,土耳其外交的内核始终是民族主义,它是土耳其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内在的决定因素。
第三,土耳其反美主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土耳其的反美主义最初表现为社会力量对政府亲美政策的不满,虽然右翼、左翼和本土穆斯林群众的反美态度原因各异,但在捍卫民族主权和文化上存在着共识,这种民间涌动的力量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构成压力。冷战后受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右翼和左翼力量的影响式微,而传统宗教价值影响进一步扩大,对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批判也从随机和偶发事件向常态化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土耳其入欧受阻后重返东方,政府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进一步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埃尔多安政府借助民间反美主义潮流,利用民粹主义强化其威权主义统治,从而形成了民间的反美主义与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批判的合流。在反美主义裹挟下,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必然会对地区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土耳其反美主义有利于正发党的统治。2002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与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抬头在时间上基本重合,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重合绝非偶然。土耳其经过几十年的民主化进程,为包括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新的社会群体打开了大门,他们进入政治领域,并侵蚀着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指导和管理土耳其外交的能力。① F.Stephen Larrabee,Turkey as a U.S.Security Partner,The RAND Corporation,2007,p.31. 土耳其的民主化是其融入西方的重要前提,美国也曾将土耳其标榜为穆斯林世界民主的标杆,然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移植在土耳其却形成了新的民主悖论,宗教色彩浓厚的正发党通过民主程序走上政治舞台,并借助所谓“伊斯兰民主”形成了对政治生活的垄断。21世纪以来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兴起恰恰是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客观结果。这种在民众中涌动的反美主义情绪对执政党的内政外交形成了强大压力,同时,它也是执政党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从相互指责发展到相互制裁,埃尔多安政府通过有意识地使用反美主义话语,获取到更多的支持。2018年4月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毫无疑问,反美主义是土耳其向中东强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反美主义的工具化将大大加深土耳其外交的不可预知性。
其次,土耳其反美主义恶化了美土关系。在传统的美土关系中,凯末尔主义集团中的军方占有特殊的位置,“美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土耳其军方,当必要的时候,利用它向文职政府施压。”② Ömer Aslan,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Coups in Turkey and Pakistan：Between Conspiracy and Reality,The Palgrave Macmillan,2018,p.273. 自正发党执政后,美土关系开始调整,在加入欧盟受挫后,土耳其将邻国外交赋予更高的优先权,特别是与中东国家关系急速升温。2013年埃及政变后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土耳其以外交转向回应地区安全方面的挑战。由于土耳其在中东的政治和经济野心,它与美国和北约对威胁定义上存在的分歧进一步加大。③ Nilsu Goren,The NATO/US-Turkey-Russia Strategic Triangle：Challenges Ahead,Center for International&Security Studies,University of Maryland(2018),January 2018. 2018年以来,土耳其与美国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库尔德人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巴以问题等都成为两国争执的焦点。面对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施加的强大压力,8月10日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发文予以回击：“近年来,我们的伙伴关系经受了分歧的考验。不幸的是,我们扭转这一危险趋势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除非美国开始尊重土耳其的主权,并证明它了解我们国家面临的危险,否则我们的伙伴关系可能处于危险之中。”① Recep Tayyip Erdogan,“How Turkey Sees the Crisis With the U.S,”https：//w ww.nytimes.com/2018/08/10/opinion/turkey-erdogan-trump-crisis-sanction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日。 卡舒吉案增加了土耳其与美国对抗的筹码,特朗普计划从叙利亚撤军,表明双方的博弈仍在继续。
最后,土耳其反美主义增添了中东局势的变数。从区域宏观视角看,土耳其反美主义是整个中东广泛存在的反美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穆斯林世界对美国利益优先的霸权主义行为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这构成了中东国家合作的新的政治基础。为了对抗美国对中东地区政治和军事等问题上的单边主义风格,土耳其必然寻求地区力量新的平衡,因此,土耳其的反美主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力量格局重新洗牌。2018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德黑兰,三国就叙利亚问题协调相互之间的立场。9月18日,埃尔多安又与普京在索契会面,双方同意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设立非军事缓冲区。27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由此可见,土俄伊三国在对抗美国中东秩序问题上达成了战略共识,而土耳其因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导致它在中东问题上的反美立场直接改变了整个地区的国际政治边界,中东地区的和平在这种追逐优势与平衡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作者简介】 慈志刚,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内蒙古通辽 邮编：028000);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西安 邮编：710069)。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3.005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3-0071-1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关系研究”(13XSS0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3-12】
【责任编辑：何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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