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亡灵——关于世纪末诗歌的死亡预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亡灵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我由一个曾经强烈热爱过诗歌的人迅速滑变到拒绝诗歌对我的日常生活经验的侵入。出于敬畏，现在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诗歌，因为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学品种。那些断裂的文字就像一个愤怒的哑人发出的古怪声音，让人连解读的勇气和兴趣都没有。尽管我也渴望获得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借以给平板的生活增添些许亮色，然而我只是希望这种诗性能够柔和地融入我所安居的世俗生活，而不是因它风暴式的侵入将我的不无温馨的生活击成碎片——据以往的那些惨痛的教训，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诗歌的环境，没有诗歌，我的生活连空气也是澄明的，我会为此感到安心和满足，至少我可以不乏理性的活着。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我不知道多数人是不是也有此同感。
有时候，迫不得已也要读一些90年代新生产的诗歌，以使自己对当下诗坛现状不至于太隔膜。然而，我还是被这些艰涩难懂的诗歌震惊了，它们的执拗，它们的与世隔绝以及它们身上透发出来的死亡气息足以让我感到窒息，一种令人迷醉的死亡气息同时也让人痛苦不堪，我的面前呈现出一片美丽而苍凉的诗歌晚景，我感到一个属于诗歌的末日就要来临。而诗歌在我个人这遭受的冷遇，恐怕也是诗歌在现实面前所经受的一种命定的遭遇：被拒绝、被排斥，直至死亡。这些属于我的预言是咒语式的，然而，我却不期望别人认为我对诗歌带有什么恶毒的意图，事实上诗歌的死亡与我毫不相干，那些自恋的诗人或许会为这只笼中的金丝鸟感到悲痛，而对于我，诗歌不过是一只于遥远处自然死亡的鸟儿，现在的事实是它正处于生命的弥留之际，世纪末的丧钟将要敲响。
我不是诗评家，对一些言语中的放肆本来没有必要承担某种道义和责任。然而，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我还是告诫自己应当以一种研究的心态介入这场关于90年代诗歌的评论之中，尽管这有些勉为其难。并且基于一种道义，我还一厢情愿地期望我对诗歌的“死亡”判决能够具备某种“法律依据”：
1、生存环境的死亡。我无意为90 年代诗歌的遭遇勾画一幅灾难深重的图景，然而，善良的愿望遮蔽不了惨烈的现实：诗歌遭遇到我们这个时代，就遭遇了死亡。进入90年代，由于商品机制的日渐成熟，整个中国社会开始由心态焦躁、极端、空幻、反叛的青春期步入平庸、温和、实利、应顺的成年期，一个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巧妙联姻的时代，权力和金钱联合专政，大众化、商业化、以及拜物、享乐成为中国大地上无可争议的主导性潮流，它们让人们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加盟到物质利益的现场追逐的行列，至此，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人性质量、以及伦理观念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过去那些可以依持的精神价值标准（如牺牲、热情）如今已被彻底肢解，而一度盛行的空幻型的思维方式也被实利的行动所替代。人们已开始习惯体验一种平面化、欲望化、节奏均衡的生活状态，魅力无穷的金钱消解了人们对话语暴力以及精神暴力的一度迷恋，享乐主义的滋生使得人群疏离诗歌，他们令生活的诗性消解，诗歌正在失去它曾有的效应。可以说，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已经真正结束，诗歌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已经丧失。在当下的时代“诗性”已是一种被排斥的存在，诗歌不仅变得一无所有，而且成了被讥讽、被嘲弄和被冷落的对象。它像一个赤身裸体的流浪汉，在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国土上游荡，其被放逐、被背弃的命运在所难免。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排斥性的时代何时结束，更难以预料受到精神创伤的90年代诗歌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纪来临之际，再度获得它的新生。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为它送葬并为它默默祈祷。
2、日常生活经验的死亡。 当欧阳江河赫然宣布“只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时，从中我感到一分来自诗人的骨子里的执拗和自负，而他的“以亡灵的声音发言”更是吓坏了我，我忍不住有些忧心忡忡，也有一些迷惑：进入90年代以来，究竟是人群背离了诗歌？还是诗歌远离了人群？最不幸的回答也许就是它们相互背弃了：一个背影冷漠，一个背影执拗而苍凉。
我不否认，诗人的宣言喻示着一种与现实的不妥协精神，然而这恐怕又是一种虚妄的精神宣言，因为我发觉，90年代的诗人正一步步疏离现实的土壤，他们把更多属于技术性的东西引入诗歌，他们将诗歌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对词语的捕捉训练，他们对词语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讲求语言的规则、秩序，讲求词性的声音与色彩，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排列出意味深长的诗行。诗人们自恋式的写作几乎断绝了与外界交流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在诗歌中尽情挥洒着激情和愿望，却又在通往情感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令人难以进入诗歌的内部——诗人和诗评家们一起形成一个自足的循环空间，拒绝外界经验的阐释。90年代诗歌所具备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如此的匮乏，似乎诗人们总喜欢沉溺于对另一时空、另一朝代的思索之中，我读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就有这种感觉，这种费尽心机的对“广场”的复式言说究竟表达了什么？那些远离人类现实思维的文字和心智的游戏让我厌弃。我怀疑，90年代诗歌拒绝日常生活的介入，正是诗人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们刻意制造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来掩盖自己的虚弱，并试图以诗歌越来越远离人群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空洞的自尊。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们的孤独幽闭可能也只是一种“做秀”的姿势。还有什么是可信的呢？人们逃离诗歌实在有充足的理由。
当然，进入90年代，面对着那种诗性的精神光芒突遭扑灭的险境，面对着现实失语的窘迫，我们也曾听到过某种来自诗人们心灵的真诚叹息，也曾看到过某些诗人弥补诗歌与现实生活巨大距离的浪漫挣扎。他们有人也在呼吁诗歌表达生活的灵活性，并企图寻求一种“让读者轻松取得贷款、重重支付利息的窍门”（肖开愚）。然而，他们努力似乎也只是在重复“堂吉诃德”的古老悲剧。市场经济利益机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而诗人们对技术技巧的过于迷恋又造成了人为的阅读障碍。换句话说，90年代诗歌走进现实的企图，实为一种被动的选择，也是一厢情愿，而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对这一意图的天然抗衡，一是源于诗人们执拗的天性对超验诗性及语言实验的迷恋，二是有可能因为古老的诗歌自身机制出现了故障，一旦走向“歧途”，也就无法“回头是岸”了。毫无疑问，90年代诗歌生存在一个预设的悖论之中，正是这种先天性的悖论将诗歌带入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现实的险境使它不得不谋求一种生存策略，而一种违背本原的策略在进入写作行为时又不自觉地被篡改着，一切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原来的运行轨道上。
3、诗人的死亡。1989年，一个天才的诗人， 海子的自杀似乎喻示着曾经一路实力强劲的80年代诗歌到了穷途末路，紧接着是骆一禾猝亡，而更引起轰动的莫过于顾城之死——自从海子自杀以来，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诗歌经过臆想将这种死亡气息渲染得辉煌无比。当诗歌在津津乐道死亡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诗人的死往往最具轰动效应，也恐怕只有诗人才肯以一种极端形式结束他们的生命。事实上，我对诗人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诗的关注，他们的死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曾经有一段时光，我沉溺于对诗人之死的论证游戏之中，在那些并无亵渎的文字中，我认识到诗人的死亡现象，除了是一种个人的生命遭际外，还预示了当前诗歌的基本遭遇，因为他们的死常常是出于对诗歌的绝望。我们看到，诗歌的现时遭遇恰恰通过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直接表现了出来，不知道，这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但不管怎样，诗人的遭遇和诗歌的遭遇的重迭应该说是当今时代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文学现象。这些具备超验品性的现代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他们生活在一种超时空的幻化境地里，诗歌成为他们手中编织的梦的花篮，他们与世隔绝，保存几分前工业文明的理想主义情愫，他们排除现代工业文明，拒绝认同当下的生活模式，这样就注定了他们在现实中连连受挫，在一个诗歌备受冷落的时代，那些在诗人眼里视为神圣和牺牲的精神信仰，惨遭当下的行为法则的嘲讽和鄙视。巨大的精神屈辱压迫着这些年轻、纤弱而敏感的神经，当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死亡时，他们就早已被人群遗弃了，死亡不过是他们不肯屈服现实的后果之一。他们选择了死亡，就意味着诗歌选择了死亡，他们的脆弱，也意味着90年代诗歌的脆弱。
诗人之死是一种独特的“离队”仪式，一种富于自我牺牲的生命仪式，诗人的决绝透射出他们身上难以割舍的自恋情结。然而，我注意到的事实是，他们这种极端化的“离队”，究竟给诗歌带来了多少惨重的损失！诗人的死亡不仅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它更应该是一次诗歌的大劫难，因为最具有诗性品格的诗人死了，剩下来的那部分诗人还能够支撑起诗歌巨大而苍老的灵魂吗？
4、新生代小说的移植现象。在那些“离队”的人群中， 一部分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诗人引起我的注意，这部分诗人一旦加盟到“新生代”小说创作群体，就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其中，韩东、鲁羊、陈染、林白、海男、王小妮等都是进行“新生代”小说写作并取得建树的人物。这一批逃离诗歌阵地而从事小说的“诗人”，与自杀的诗人不同，他们的离队是一种温和、理性、顺应时代潮流的背叛，而海子、顾城等人的“离队”则是一种激进、非理性同时也是反叛时代主流的精神固守。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韩东、鲁羊这一批由诗人脱胎的新生代小说家，他们一旦转向小说创作就彻底改变了受挫的命运，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批从诗歌群体中游离出来的“新生代”作家，他们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呈现第三代诗人逃逸之后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景观，它们仍然与第三代诗歌具有血缘关系，仍然可以在它们身上寻见到第三代诗歌所固有的诗学风范，它们的那些即时的、当下的、原初状态的呈现，它们的自我体验及零度写作状态，都是它们曾经依持的诗歌范式应有的品格，而它们对本质的疏离、对表象的迷恋、对感性释放和欲望场景的叙述以及对生命存在的纯粹性、本原性、自在性的肆意凸现，都无一不是90年代诗歌经过痛苦的生存体验得出的结论性产物，新生代作家们的智性写作只是把这些经验和教训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就轻松地获得了成功。两种血脉相通的文学样式，在同一历史时空下却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困惑，却又有一些释然。在我看来，“新生代”小说是同我们这个时代相迎合的产物，它的欲望化叙述成为欲望化时代的现象表征，那种平面化，近距离的观照方式更是应和了当下人们对表象的迷恋以及对抽象世界的厌弃心理，而小说这样一种平缓、连续叙述状态的文体非常接近生活真实的存在状态，相比之下，诗歌就逊色得多，它的那些碎片式的、跳跃性的文字，令企图从阅读中获得放松的读者大伤脑筋，而人为设置的语意障碍更是让人望而却步，这恐怕也是诗歌在当下大受冷落的原因所在。你看，一个古老的艺术品种现在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就诗人的创作而言，从诗歌逃离到小说，是他们的艺术个性获得再生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但就诗歌而言，这些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诗人的流亡无疑是一种惨重的损失。诗歌处于越来越难以申明自身的窘境，毕竟“新生代”小说的移植成功并不意味着诗歌的再度复活，与此相反，移植本身就是一种兆示：过去可以依持的诗歌之本终于临近死亡的威胁，移植是一种背叛，一种逃离，也是一种寻求一线生机的途径，即嫁接在另一种文本样式上并获得成功。但这是诗歌的光荣，还是诗歌的耻辱呢？
5、食指，一个怀旧时代的到来。今年是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 周年，一个过去被长期埋没现在却住进精神病院的诗人被善良的人们潜挖了出来，如今各种关于食指（郭路生）的文章纷乱如雪，早期的那些天才的少年诗作也被如获至宝地刊发出来，似乎一夜之间，诗人食指成为98诗坛家喻户晓的人物。我读过他写于1968年的一些诗作，包括《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读后我很震惊，深为这位经历坎坷的诗人的少年之作所打动，对他以及属于他的天才诗作我心里充满了敬意。这个被誉为“朦胧诗”创始人的诗人，人们把他重新挖掘出来，并赋予他极高的声誉，这我能理解，因为这一切是一个曾被历史隐没、被命运摧残的天才诗人应得的公正补偿。
然而，1998年的食指现象，对食指个人来讲是幸运的，历史似乎已经还原了一个诗人本来的面目，这让我感到历史的公正；但就整个诗歌事业而言，这种历史人物被人为的拔高和升温的现象却让我感到些许无名的悲哀：倘若一个代表诗歌过去的诗人成为当下诗坛的热点话题，它究竟会意味着什么？我只能说，食指的浮出历史地表，预示了一个怀旧时代的到来。它至少表明，人们对现时的诗歌已经厌倦。但，备受冷落的诗坛渴望被关注，它只有回溯到过去寻找辉煌，在大量的历史尘封中寻找到一些新奇，或者能够制造热点的材料，于是他们发现了食指。一个怀旧的时代的到来是可怕的，它预示着诗歌已失去信心，在失去再造功能的生理机制中，诗歌就像一个暮年垂垂的老人，需要一种怀旧来抚慰现实的空乏与苍白，一种虚幻的、经过加工的怀旧心理经由对现实时空的侵占，掩饰了诗歌对死亡将至的恐惧。我不知道这种怀旧的心理是否为世纪末情绪的一种映现，诗歌死亡的气息正日渐加重，面对诗歌，犹如面对一个垂死的老人，他的生命已不再具备生命的美与活力，剩下来的只是一种徒劳挣扎的形式。谁说对过去时光的幻想不是美丽的呢？但它却无法改变一个死亡的现象——一个悲凉的现实：诗歌已像划过天空的流星，在无边际的宇宙间流浪，或许有一天一种叫做死亡的幽灵会抓住它，那它就真正地消亡了。
在我不无悲观地散布着诗歌消亡的谶言时，我的确难以掩饰由此带来的那分心虚，因为我的言说只是凭借一种个人的主观认知——一种假定的、预设的死亡常常会因缺乏现实依据而遭人嗤笑。
诗歌作为一个古老的艺术品种，它的产生、生长、繁盛直至消亡都有其特定的艺术命运。我理解诗歌所要面对的这一历史宿命，如同理解一个人的完整的生命过程，上述关于90年代诗歌命运的思考不过是我对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一种悲观性思索。其实，一种文学品种的消隐，或许是一件无奈的事，没有必要为此哀痛、为此愤怒，批评的文章已经太多，现在需要有人持以平和的心态静观诗坛，默视诗歌这样一个美丽而苍凉的亡灵离我们渐离渐远。
或许，人们只需要再进行一点杞人忧天式的思考就会一切释然：如果诗歌真的死亡了，接下去的会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