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中国基层民主回眸及前瞻——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所长论文,基层论文,民主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基层民主的研究，能谈一谈现在基层民主建设的大致状况吗？
李凡：首先从基层民主选举讲，从上世纪80年代末通过了相关的法律，90年代初开始运作，到2001年5月云南将村公所改称村委会，完成了村委会选举，至此全国范围内的村委会选举基本完成。先不谈质量的好坏，但至少从理论上的一些规定来看，基本的运作已经达到了。
城市居委会选举是1998年7月从青岛开始的，2000年上海开始做，2001年南京开始进行，2001年底广西开始居委会选举，一直到2002年广西46％的居委会实现直接选举。国内目前为止，省级范围内还没有超过广西这个程度的。
第一个区级做社区选举的是宁波市的海曙区，2003年实现了全部社区直接选举，现在居委会选举还在继续扩大。乡镇级的选举改革是1998年开始的，有两个地方试验了乡镇长直接选举，一个是四川省青城县南城乡，另一个是隋城市步云乡，并且在南城乡同时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直接选举，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成都市金牛区成县建制地实现了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他们对外宣称是全国第一次，但其实他们不是第一，第一是在青城县南城乡。云南省石坪县7个镇进行了乡镇长的直接选举，后来我们去那里调查，那里再没有出现农民上访的事件，社会安定。其实，实现了乡镇长直选，农民有了利益表达渠道，在当地有说话的权力，上访就会消失。
2003年，从深圳开始有20多个居民参选深圳区一级人大代表，最后2个人被选中，引起了国际和国内媒体重视。2003年底，北京一些学生和居民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最后也有2个人选上。
湖北枝江市有一个叫吕邦列的农民直接参选县一级的人大代表，并成功当选。这是地方民众主动参选人大代表的例子。
现在四川省公开说要扩大乡镇长直接选举，江苏也开始搞县一级的公推公选，要将四川1998年的乡镇长公推公选推进到县一级。这些就是最近的一些发展状况。
前面这些情况主要就是以选举为主体体现出的基层民主。在改革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湖北乡镇机构的精简、温岭的民主恳谈制等一些改革。今年7月底，我们参与，在温岭一个镇做了公共财政的改革，让人大在政府预算制定和执行中发出真正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媒体报道没有体现出真正含义，还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其实它是一个体制的改革，用当地干部的话讲是要“激活人大”。
记者：从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基层民主发展非常大，目前，您觉得具体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李凡：大家比较关注村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权力结构问题，按照法律，选举出来的权力最大，民政部也同意这一点。但是同时村委会要接受党支部的领导，而党支部是乡镇任命的。因此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并存在农村当中，这两种不同的权力结构如何协调，需要在实践中探讨。
山东省某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原来的村委会书记在任期间卖地，用所得的钱贿赂乡镇干部，后来村民用投票方法罢免了这个主任，选出新的村委主任，新选出的村委主任不卖地，并且要收回原来卖地的款项，这就引起了乡镇一级干部的紧张。今年换届选举的时候就开始了花钱贿选，后面有乡镇干部支持，300块钱一张选票。村子里面可争取的中间派都被收买，后来，我们得到了很详细的证据，一些拿了钱的农民亲自写出了证明，什么时候拿了谁的多少钱，并且有手印，但是，到现在地方政府都不追究，民政部也没有办法。
刚开始，我们农村选举的中心问题是没有选举权，2001年有了选举权是一个重大进步，2001年之后我们开始关注这个权力的好坏之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村整个的选举都操纵在乡镇一级。农民是弱势群体，虽然有选举委员会，但是每次选举，乡镇都会下来指导，有些地方选举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
这里面更深刻的问题牵扯到农民的负担。现在财政转移支付不返还地方，造成乡镇财政紧张，全国乡镇一级政府平均负债六百万，很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乡镇从上面拿不到钱，就开始从下面农村要钱，那就一定要控制村里，控制的途径就是通过选举。原来是农民负担重的问题，现在开始转移到土地问题，现在有些乡镇干部将捞钱的办法转移到土地，弄得农民四处上访。于建嵘写的湖北衡阳县，我们也去了那里，我们对农民说不要上访，要用手中的选票维护自己的权利。很多地方证明，自己选出村委会主任，就不会向乡镇付钱。农民答应了，今年换届的时候，农民开始走合法的道路维权。但目前基层选举在程序和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村选举，农村不设投票站，全部使用流动票箱，全市乡镇干部抱着流动票箱去各地敛票、点票，选票都被他们控制，选举委员会根本没用。我们距离一个好的选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注意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一些地方的乡镇负责人出卖农村土地，还联合土地开发公司，有的还有上一级在背后声援。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要下狠心才行。
记者：社区选举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李凡：社区选举的情况好一些，因为社区没有利益可争，主要是选举程序方面的问题。但是深圳今年出现了选民登记权的事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也来采访过我。一个小区2000多户，最后登记为选民的只有40多名，大部分居民都不能登记，因为按照规定，没有当地户口的居民要由原户口所在地证明没有在当地进行政治活动，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要求，造成了大量的居民失去了登记为选民的机会，最后投票当天只来了24人参加投票选出居委会，这根本就不具有代表性。当地有个武汉人，想要参加居委会的候选人选举，他最后给出了证明，还是不被允许参加选举，法院最后也判他没有选举权。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深圳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村委会是有财产的，这些村财产改为开发公司，由居委会领导，于是就有了利益争夺空间。这个事情反映了当地人的排外心理，不想外地人分权。不过，从各地来看，居委会因为相对没有利益冲突，相对的相安无事。
记者：不少人都觉得经济发展限制了民主，为了经济发展，民主要缓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凡：现在中国人开始进入小康社会，按照我们的实际数据我们还是贫穷国家。
民主发展依靠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进入公民社会，老百姓有自己的组织，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形成民主发展的基本条件。现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因为中国进入了动态的社会，就需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文化素质低，让他们先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不适合？
李凡：中央在农村提前作了十几年的培训，不要低估这十几年的成绩，这是个伟大的成就，农民的民主素质已经有很大提高；另外从农村看，现在真正通过选举维护农民权益的人已经出现很多，他们关心选举程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过去上访、包围乡镇政府的传统办法，回到选举，这是一件好事情。
记者：您能不能大致说一下正常选举程序应该是怎样的？
李凡：首先，应该有选举委员会，它来组织选举，不是乡镇干预和村民自己组织；其次，选民报名不受限制，如果候选人报名人数多，先展开第一轮初级选举，把候选人数控制到当选人加一个差额名额的数量，然后展开选举辩论，让选民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意图，允许提问；最后投票时，百分百地秘密划票，取消流动票箱，公开点票，立刻公布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村基层选举还没有投票站，还是用流动票箱，这很容易控制选举，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废掉了流动票箱。我们在安徽让农民跟着流动票箱，干部就没有作弊的机会，最后果然农民当选。在湖南农民跟着票箱的时候，干部赶走了农民，最后农民落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选民、媒体和知识界知道了并且介入这样的问题，要求改善这样的问题，专家提到很多解决程序问题的办法。今年很多省的选举规定有了很多变化，比如浙江金华，将送一包烟定为贿选。浙江大学一个教授说这个规定不合适，要顾及人情，但实际操作中很难衡量人情和利益贿赂。宁波海曙区的社区选举，选举程序设计方面就做得很好，百分之百做到了秘密划票。
记者：基层民主建设领域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课题？
李凡：现在有一个好现象，原来知识分子进不了农村，但是自从选举开始，需要有专家和学者来解释、帮助、改进这个政策。深入其中，可以发现许多的问题，只有这样，基层选举才会在实践中完善发展。广东一些地方的村委会在换届选举时组织了选举观察团，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
现在是基层奠立基础阶段，这是一个慢慢的推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每年都有进步，尽管我们说乡镇直选尚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我们乐观之所在，还是看到了每年都有进步。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张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