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晓平[1]2000年在《可持续农业优化生态模式及其景观生态学途径》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亚热带地带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其农业生态-经济带系统与配置格局受到该地带植被生态学特点的制约，本研究第一部分对东亚热带、西亚热带山地、三峡地区进行了生态—经济带区划，设计不同地理单元上农业生态景观的优化配置，弥补农业生态系统结构简单造成的生物地化循环不完善，形成更好的生物—环境关系；本文第二部分以宜昌县(黄柏河东支流域)为例，建立水土保持和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生态农业模式，为三峡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例。借助GIS和遥感手段，应用生态系统管理和景观规划方法，建立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技术保障体系，并形成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可持续农业理论；亚热带山地的人工草地是一个新的生态经济带，不仅在经济上为亚热带丰富的大农业增添了一项优质高产的新兴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植被带，亚热带山地的人工草地带在生态学上有值得深究的理论价值。本研究第三部分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内容：不同管理方式下群落结构变化以及环境因素、空间因素以及干扰对群落结构和物种分布的影响；草地物种分布的空间趋势和探究群落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放牧和刈割条件下草地格局的空间异质性及空间相关性，为科学取样、正确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叶林[2]2016年在《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绿色化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作为城市极为重要而特殊的生态安全屏障、农林生产设施和游憩服务基地,日益受到重视。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不当建设行为的强烈干扰和城市居民对绿色空间复合功能的强烈需求,论文基于多地的规划实证,对城市绿色空间规划范式进行了探讨。论文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生态整体规划思路,以土地空间资源配置为基础,以“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功能组织、用地布局、关键控制要素为核心内容,构建衔接多尺度、整合多功能的绿色空间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管控技术、管理实施策略,以弥补现行城乡规划体系和规划范式应对绿色空间的不足,力图通过“有效保护、持续利用和合理开发”实现绿色空间的“生态优先、绿色生产、宜居生活”。论文内容包括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本体认识:(第一章)提出研究概念、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框架。(第二章)系统认知城市绿色空间的自然、社会、经济多维属性,以及显示在土地空间上的复杂结构形态;辨析影响绿色空间演进的自然力与非自然力,以及局限绿色空间规划的相关政策背景。第二部分为规划范式讨论:(第三章)借鉴国内外相关规划范式实证经验,揭示现行法定规划体系对绿色空间应对不足之处。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融合多种规划思想和方法,提出生态整体规划思路,探讨与现行规划体系衔接的绿色空间规划范式,建构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空间层次、规划阶段及核心技术、法理地位、总体目标、利用分类和规划程序),作为指导具体规划的基本框架。第三部分为规划管控技术:结合番禺、宝鸡、眉山、重庆等地实践,围绕城市规划区、中心城区和用地单元三个法定规划层次,解析各层次焦点问题,衔接相关专业或专项规划要求,明确各层次规划主要内容和目标,针对重点管控内容形成核心规划技术:(第四章)在城市规划区,考量绿色空间发展战略,制订结构规划,形成分区管制政策指引;(第五章)在中心城区,组织绿色空间功能,制订用地布局规划,集成“六图一表”规划路径;(第六章)在用地单元上,建立“单元引导+片区/场地控规”的分层编制模式,对生态型片区、生活型场地和关联边缘地带提出关键指标要素体系和控规控制模式。第四部分为实施管理创新:(第七章)借鉴国内外绿色空间管理经验,提出完善管理“政策群”,优化管理“工具包”,创新管理机制。
陈锋正[3]2016年在《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业经济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农业发展方向,为破解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矛盾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业面源污染依然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矛盾日益严峻。在相关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单向度研究的局限性,不能真正探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源,提出的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不利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系统观和协同学思想,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置于更加宏大的系统视野中,统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逻辑关系和耦合原理,关注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目标、内容、特征和机理,以及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可以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进行科学、有效的研判,为深入探究二者耦合机理和协同发展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通过主客观世界的有效联系,将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体行为分析纳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中,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主体行为对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影响,为农业生产实践和相关政策设计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和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都表现出随时间发展的增长态势,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引发的响应类指标的拉动所致,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中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的贡献率相近且都表现较为稳定;第二,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的耦合度都在0.9以上,属于优质耦合关系,二者协同度在0.40488-0.89117之间,并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耦合协同发展状况以2008年为界线,2008年之前的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功效值大于农业经济子系统功效值,2008年之后二者关系倒置;第三,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和耦合系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协同发展非有效;第四,在主体行为分析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可以统一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其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和受控制程度等变量是影响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社会大众增强耦合系统协同发展共识、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科技与信息建设投入、促进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季茂晴[4]2006年在《基于景观生态的县域生态农业规划与设计》文中指出本文以镇江扬中市为例，利用现代景观生态学原理、生态农业等多学科理论，对农业景观进行生态学分析，在分析我国县域生态农业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化发展情况下的生态农业规划设计的思路与方法，提出区域生态农业建设中景观整体格局设计模式和生态农业景观功能和结构设计思路。采用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研究区生态农业评价和预测基础上，选取案例中典型景观生态农业的功能区划、景观生态农业的结构设计进行研究，最终完成基于景观生态的县域生态农业规划与设计。全文除引言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和农田景观的概念、内涵及原理进行阐述，着重探讨了农业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研究进展，包括原理方法及应用状况、农业生态景观结构设计、农业生态景观功能设计和景观格局调整方案，着重分析县域生态农业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起来。第二章探讨区域生态农业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研究复合生态系统中采用景观生态系统分析方法，规划和设计生态农业景观空间格局，并探讨景观生态学在县域生态农业规划设计中的应用。并根据研究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社会特性进行景观格局分析与评价。分析生态农业建设状况、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和农业内外源污染特征，进行SWOT评价和发展趋势预测，重点预测农用土地资源量、农业投入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等。县域农业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内容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分析、农业生态系统评价、规划与设计目标和实施战略。第三章根据研究区的空间分异和景观功能分析，安排与设计研究区生态农业功能区划和空间镶嵌组合格局设计，将扬中分为八大农业类型区和三大农业功能片区。利用景观变化确定景观的整体目标，进行生态农业结构设计，从生态农业的角度合理设计景观单体的利用方式建立起适合于该区域的农业生态景观与模式，规划设计生态合理、经济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生态农业模式。
陈荣蓉[5]2012年在《重庆丘陵山区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及其景观效应》文中研究指明在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人类活动中,农村土地整治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强制性、时效性很强的干扰活动,在短期内会对生态系统及景观格局产生剧烈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整治偏重于新增耕地目标,对农村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和治理力度不够,致使乡村景观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降低,并对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及农产品质量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作为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和粮食安全及国家、区域层面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需求的重要手段——农村土地整治,在技术需求上应如何响应；在工程措施上应如何适应；这些工程技术措施又将造成什么样的生态景观效应,尤其在小尺度上对生境质量、景观多样性、土地产能、生态景观服务功能及水文生态过程等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都急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或理解。本文立足重庆,基于“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格局,选取5个国土整治整村推进示范村项目为样点,结合土地利用变化理论、农村土地整治理论和景观生态学理论,构建了“农村土地整治—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及生态学过程”分析框架,试图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揭示小尺度上工程技术措施治理土地破碎化过程的机理；同时,借助于对土地整治景观生态学过程的分析,阐明土地利用、农业生物多样化与地块异质性间的联系,为评估乡村景观建设的技术需求和土地整治工程措施的适应性,以及制定农村土地整治建设乡村生态景观的技术策略,提供科学的认识途径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由此以期为土地整治景观建设理论和技术创新提供科学指引。研究取得的主要结果和结论如下：(1)农村居民点复垦工程及其景观效应：①依据不同的用地控制标准,5样点村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水平相对集约,但户均表现相对粗放;从格局来看,在横向水平上,农村居民点从丘陵到山地由小聚居向大分散过渡;在纵向梯度上,随着海拔的上升,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面积总体呈明显减少趋势。②农村居民点复垦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加以实施,并参与产业规划,不仅促进了样点村自发形成的分散农村聚落向具有相对规模且有序的农村聚落转变,也加快了丘陵山区土地利用方式转型和生态恢复。③数量特征上,农村居民点复垦导致样点村居民点个数和面积均大幅减少,而聚落规模则明显增大,其用地格局由复杂趋于简单。④景观特征上,农村居民点复垦导致样点村景观多样性水平下降,SHDI均值由0.9209降至0.8829;而斑块形状规则化程度提高,LSI均值由23.2451降至21.3039；景观的空间集聚性有所提高,CONT均值由93.9518升至94.8299。可见,农村居民点复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村域土地利用、农业生物多样化与地块异质性间的联系,既消除了自然村落的弊端,又实现了乡村景观的重塑,同时也给当地创造了发展契机。(2)土地平整工程及其景观效应：①从浅丘到低山丘陵再到中低山槽谷,土地利用的主要矛盾从人多地少转向地形地貌约束；就耕地而言,水田均分布于15°以下,而旱地的78.28%分布于15°以上：水田和旱地的破碎化表现形式不同。制约水田利用的是田坎曲折、占地宽,制约早地利用则是坡耕旱地,生产耕作困难,水土流失和作物减产现象普遍。②在土地平整中,采取田块归并和条田整治治理水田、采取坡改梯治理旱地是丘陵山区降低破碎化、提高土地利用率较适宜的方式。③土地平整工程显著改变了水田和旱地的农田景观,田块形状趋于规整。因此,对土地破(细)碎化的治理,不仅限于单纯的地块调整和归并,在丘陵山区更应注重条田整治和坡改梯的治理方式。(3)农村道路工程及其景观效应：①农村道路优化布局和整治设计,提升了项目区道路结构、质量和通行能力,且减少了占地。除YD-Ⅱ外,其余样点田间道与生产路之比提高2%-11%;砼质生产路、硬化田间道比重增加,路面宽度增加：道路环通度(αα)、连通度(y)变化范围分别由0.32～0.37、0.54～0.58提升至0.37～0.46、0.58-0.64。②在景观水平上,新建道路会加剧景观斑块分割,导致破碎化程度增加；而道路减少,则有助于降低景观破碎化程度。不过,因工程规模有限,农村道路建设对区域景观斑块间连接程度和景观多样性不会造成显著影响。在类型水平上,农村道路整治则一定程度地改变了耕地、农村居民点和生态用地的形状及格局,发挥了对乡村景观的重塑和优化作用。(4)农田水利工程及其景观效应：①农田水利工程整治不同程度地改善了项目区农田水利工程的数量、质量及网络结构特征,增加了有效灌面。经整治,5样点村水源工程新增蓄水池65口,灌溉渠总长由19.94km增至27.25km,排水沟由80.60km增至136.03km,渠网密度(D)、环通度(α)、连通度(y)变化范围分别由10.98～22.94、0.16～0.25、0.45～0.50提升至16.73～50.60、0.20～0.28、0.47-0.52。②在景观水平上,新建农田水利工程会加剧对区域景观斑块的分割,增强景观的破碎性,导致斑块形状规则化程度降低,但对区域景观的多样性和连通性影响不明显：在类型水平上,农田水利工程整治作用于土地利用过程会明显改变耕地和生态用地的形状及格局,但对农村居民点影响较小。(5)土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景观)变化效应及其景观生态学过程：①土地利用景观结构变化表现为：农业生产景观显著增加,农业生态景观显著减少,农业服务设施景观有所减少。②在类型水平上,耕地景观受到较强干扰,变化显著,破碎度增加；农村居民点景观受到强烈干扰,变化剧烈,破碎度显著下降；生态用地景观受到一定干扰,但变化较小,破碎度有所下降。在景观水平上,总体景观破碎度下降,最大斑块面积和斑块聚集度提高,斑块间的廊道连通性增强,斑块形状的规则性和景观多样性降低；从样点间比较看,从丘陵平坝到中低山区土地整治带来的景观变化存在差异,但不显著。③土地整治使生态总价值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值,且其作用于不同类型的景观产生了不同的景观生态效应。其中,农业生产景观和农业服务设施景观(水域)的生态价值普遍增加,如YD-I分别有10.25%和9.94%的显著增幅,而农业生态景观的生态价值变化不一致。④与土地整治相关的景观生态过程表现为,a)土地整治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改变了景观结构,土地用途转变改变了景观功能,由此导致了景观格局的演变,并带来不同的景观生态效应。b)丘陵山区农村建设用地的复垦还耕、还园、还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态景观要素之间的连接度水平,有利于保持景观生态的稳定;而土地整治实施的田间道路工程、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景观的连通性。c)土地整治易导致耕作层土壤发生改变,给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土壤的水分和养分循环不能充分进行。d)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中,通过尊重地块异质性,发展农业生物多样化,优化村域土地利用,有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景观多样性。(6)研究建议在土地整治的规划设计中,适当引入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方法,注重核心生物栖息地的保护、缓冲区的建立、廊道的构筑以及景观异质性的加强和栖息地的恢复。综上所述,在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战略的指向下,本文构建了“农村土地整治—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及生态学过程”分析框架,为解释土地整治在微观尺度上导致的土地利用及景观变化和由此带来的景观生态效应问题,以及揭示不同区域土地利用、农业生物多样化与地块异质性间的联系提供了途径,有助于深入把握土地整治与土地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并为评估乡村景观建设的技术需求以及土地整治工程措施的适应性,以及制定农村土地整治建设乡村生态景观的技术策略,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研究有望为开展土地整治景观建设理论和技术创新的综合研究提供有益的尝试。
胡绿俊[6]2013年在《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分类及其开发经营评价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生态旅游具有“农游合一”、“生态享受和生态保护合一”的特殊性质,近些年逐渐成为旅游行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模式,在理论方面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破坏式开发、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此前提下,给农业生态旅游相关概念一个规范的定义,对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类,并设计出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探讨农业生态旅游质量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运用共生及相关理论、农业旅游资源理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理论及旅游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德尔菲法进行问卷调查并取得相关数据和问卷答案,设计了分类及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AHP)、模糊数学评价法确定了各级指标的权重,最后对广西省典型的两个典型农业生态旅游景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分类体系及评价方法可行可信。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总结概括和发展了农业生态旅游的概念,认为“农业生态旅游资源”是农业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的交集,是农业生产系统中的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资源中具有农业特色的部分。(2)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主要分类体系和辅助分类体系。其中主要分类体系的基本作用是为微观管理提供依据,具体包括三级分类,即按功能划为第一级(大类),按本体属性划分为第二级(主类、亚类),按影响农业旅游收益和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生态功能的主导因素划分为第三级。辅助分类体系的基本作用是为宏观管理提供依据,其具体可按行业性质、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和经营形式四个标准进行分类。(3)提出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分阶段评价的方案。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分为开发评价和经营后续评价两个阶段,从“旅游资源质量评价”、“开发条件评价”／“经营条件评价”、“开发可持续经营评价”／“经营可持续性评价”三个方面(或三大模块)进行评价,并分别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4)将构建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分类及评价体系,运用到广西自治区最典型的两个农业生态旅游景区,一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南宁八桂田园和以人造景观为主的龙胜龙脊梯田,评价了各自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质量、开发条件和开发可持续经营状况,评价结果能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两地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现状。(5)在分析以上典型案例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生态旅游区的开发策略,包括开发定位、商业模式选择、发展模式选择,提出了农业生态旅游区的建设思路,最后规划了广西农业生态旅游区的开发措施。总之,论文在科学界定农业生态旅游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农业生态旅游、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需要以及旅游资源功能,提出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的主辅分类方案和分类体系。系统建立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包括开发评价和经营评价两个阶段的评价。
鲍梓婷[7]2016年在《景观作为存在的表征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工具》文中提出如今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人口仍不可避免的持续增长,城市区域将继续快速扩张。并且不同于过去单纯的用地功能的转化,如今人类影响世界的能力已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城市化及现代文明突破了地理界限和政治文化的差异,蔓延至整个世界,纯粹的自然或乡村已不复存在,在它们的存在背后,隐藏的总是人类的需求与支持。问题已不止出现在城市区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是普遍的,无论是城市、乡村或自然,均需要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多维的、整体性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意味着需要跨越过去自然与人文学科的界限和鸿沟,寻求一种整体性的方法与合作途径,必需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才能实现。景观科学在此背景下由于其固有的跨学科性、综合性与整体性重新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并在欧洲已实现范式转化,进一步由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行动与政策,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各个尺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自然保护与土地管理的核心。然而在我国“景观”概念是模糊的、景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接仍未建立,“景观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仍相对空白,如今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激烈化和外显化,对新的整体性方法的需求更为迫切。并且中国有着自身固有的独特性,若没有理论基础和缺乏前瞻性,简单的经验与方法借鉴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也难以推动整个规划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变革。从而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历史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厘清景观的概念并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对应关系,并借助现象学、分类逻辑学与规划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景观理论向景观行动转化的逻辑链条与总体框架,以探索管理景观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与新工具。论文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研究,系统的辨析与重构了整体性的“景观”概念,并深入剖析了景观概念由抽象理论向实践工具的范式转变。通过对“landscape/景观”概念整个历时演变过程的分析,以期达到历史与当代的统一,建立“景观”作为科学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清晰关系。景观概念具有跨学科的本质特征,是景观学、地理学、生态学、艺术学、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共有的概念,是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核心和基础。与此同时对《欧洲景观公约》的基本思想与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公约标志着景观从科学研究转型为技术和实践。第二部分为理论研究。景观概念的演变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高度,环境、空间的概念均隐含了一种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而景观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着固有的综合性、整体性、实体性与可视性,是一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总体性。以现象学为基础,融合系统科学,共同为认识整体性的景观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提出景观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表征与管理工具,景观作为管理工具有着固有的跨学科性、科学性和创新性。而景观管理的关键和本质是对景观特征变化影响的管理,基于分类逻辑学与规划语言学,可以建立以景观特征为核心,从景观知识(景观特征评估)向景观方法与行动(景观管治与决策)转化的逻辑链条,弥补了从景观知识转化为景观作为管理工具的理论缺陷。第三部分总结了景观特征评估的国际经验,并以珠三角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景观与城镇化的表征关系,并提出了景观作为珠三角可持续发展管治工具的总体框架及其实施策略的建议。通过对各个国家各个尺度景观特征评估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最新的技术方法与进展,虽然这些方法有着许多差异,但依然证明了景观方法的普适性。并基于整体性景观概念的理论与方法,采用案例实例研究深入剖析了珠三角乃至我国当前规划管理体系的困境,并对景观规划管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与探讨,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本文基于景观概念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并通过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充分的解释了景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表征关系,并可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工具。景观本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使其可以成为思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出类拔萃的概念与工具。
于汉学[8]2007年在《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居环境生态化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研究》文中提出黄土高原沟壑区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个亚类型区和自然地理单元,塬面、沟坡、沟谷、川道构成了其独特的地貌特征、水文特征、侵蚀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态特征。在长期人地关系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相对黄土高原其他亚类型区而言,这里虽然沟壑纵横,土壤侵蚀严重,但由于拥有平坦开阔的塬面且土壤肥沃,逐渐使其成为黄土高原一个人口和城镇密集区,因此黄土高原沟壑区是建构黄土高原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和防止生态破坏的主要区域之一,加强人居环境生态化规划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由于落后的经济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伴生,黄土高原沟壑区城镇化进程长期受到束缚,甚至处于萎缩的不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随着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力度的加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推动,城镇一改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缺乏因地制宜的规划理论指导和共同认可的努力目标,难以形成有针对性解决当前规划问题的对策。城镇规划与脆弱生态环境相分离,造成生态资产流失,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生态和地质灾害频发,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城镇建设活动与地域空间相分离,导致城镇建设长期套用平原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和城镇规划技术规范、规划标准,使城镇建设与平原型城镇趋同,适应脆弱生态环境的能力差。截至目前,对于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仍缺乏系统的研究,在生态规划理念和技术方法上存在空白,这些表象背后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为此迫切需要针对一系列涉及聚居、城乡、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进行综合整体研究,从认识论、方法论、对策论和技术手段等多个方面来探索一条因地制宜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途径。本研究以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脆弱生态环境的地域空间,以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当代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手段,力求在黄土高原沟壑区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中,从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诠释人居环境生态化,建构具有区域特色的人居环境生态化理论框架、方法体系和优化模式。本研究力求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立足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把脆弱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相结合,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人居环境生态化相结合,把国内外人居环境生态化前沿理论与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居环境生态化相结合,针对黄土高原一个典型地貌区,来探讨脆弱生态环境条件下的人居环境生态规划方法。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和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依据,建构了以区域、城镇、社区和建筑为纵坐标,以自然、社会、经济、人居系统为横坐标的研究框架和生态化综合评价体系,这种将不同层次的人类住区及其自然、社会、经济、人居系统纳入统一研究体系的综合融贯思路,与较为孤立的研究某一层面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有所不同的。③在分析黄土高原沟壑区城镇体系组织结构、人口空间迁居与自然地理单元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黄土塬单元”为“人居环境生态化建设协调单元”的构想和相应的生态整体规划方法。④综合运用土地适宜度、土壤侵蚀敏感性和土地承载力等生态评价方法,对人居环境协调单元生态系统垂直生态过程进行了量化分析,建构了不同类型人居环境协调单元生态功能区划,从而为人居环境协调单元未来的土地利用方式、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空间布局和人口空间分布提供了依据。同时运用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底”原理对人居环境协调单元生态系统水平生态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人居环境协调单元物质环境生态整体规划模式。⑤在总结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保持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居环境协调单元的生态支持系统概念,即塬面和沟壑小流域生态支持系统,从功能关系上明确了在人居环境规划中各类由人工参与和经营的绿地、水域的定位,明确了人工物质环境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共生互补关系,将长期笼统的“人化自然”空间概念内容具体化,从而在建筑科学与水土保持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融贯研究和协同进化的桥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提供了能与自然生态环境建立动态联系的操作支点和工作对象。
石素贤[9]2017年在《秦岭北麓周至猕猴桃创新示范园空间布局模式与优化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农业进入转型时期,很多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似乎一夜间从无到有,以至于园区发展和规划没有限制,空间布局模式较为混乱,很多园区建设效仿力度很大,还有一些园区规划没有根据农业发展的功能定位和选址进行合理建设。因此,本文通过对实践案例——周至猕猴桃创新示范园的选址和功能进行分析和评价,以项目基地的空间布局模式为依据。通过分析园区选址的适宜性和功能的合理性,最终认为该项目基地适合发展猕猴桃产业。为解决陕西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急迫需求,也为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建设初期合理的空间布局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确立农业园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满足选址适宜性和功能合理性问题。通过相对较为科学的评价工具分析,对项目基地的空间布局模式及优化策略中提取功能构建的共性因子。最后讨论对于秦岭北麓而言,该项目基地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总结对于秦岭北麓现代农业发展及其园区建设过程当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空间布局的必备要素;讨论山麓型-秦岭北麓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空间布局模式构建的可行性。全文首先通过对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形成背景和发展目标作为研究起点,阐述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并总结相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其次,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国内外现代农业园区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探索其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不足。通过对现代农业园区的概念、功能、基本特征、类型和景观规划途径的概况,再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并总结现代农业园区景观规划途径和与其空间布局模式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得到现代农业园区空间规划应考虑选址和功能两方面。随后,以秦岭北麓周至猕猴桃创新示范园为例,分别进行其选址因素和功能因素的分析和评价,判断园区现存问题并提出解决方式。对于园区面源污染问题,首次将景观生态学理论和原理作为解决途径,结合功能布局将园区的空间布局进行重新整合。最后,通过景观生态学理论和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措施,对园区进行优化。结论是对现代农业园区空间规划建设理论进行梳理,对园区规划空间布局模式进行整理和对比,对园区空间布局现存问题及必备要素进行总结。在展望部分,讨论和展望山麓型——如秦岭北麓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的可能性及空间布局模式的可行性。全文结论有以下三点:1.通过对现代农业园区的空间布局模式相关理论和实践总结,归纳出现代农业园区的空间布局模式一般构成要素及功能的共性。在功能布局构建中,提出“三生功能”概念,由“三生功能”衍生出“三生系统”分类方式,分别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对园区的功能布局进行分析,通过德菲尔专家匿名打分法对园区进行评价,判断园区功能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面源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园区功能布局不止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功能,还应满足生态功能。2.对于园区面源污染问题提出防治措施,利用景观源汇理论和景观异质性基本原理,通过构建景观斑廊基生态格局模型来为园区面源污染提出解决途径。3.综合选址适宜性的评价分析和功能合理性布局的评价分析,对实践案例周至猕猴桃创新示范园进行论证,通过解决园区实际存在的问题构建园区空间布局的优化模型,并提出优化策略。
许英勤[10]2004年在《塔里木河下游垦区绿洲景观格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洲是干旱区河流孕育的特殊地理景观，是干旱区一类集自然和人文因素为一体的独特景观类型。虽其面积仅占干旱区国土面积的4%-5%，但却集中着该区域90%以上的人口和95%以上的社会财富。因此，它既是干旱区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是干旱区开发的主体对象,是干旱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区域。塔里木河是保障塔里木盆地绿洲经济、自然生态和流域内人民生活的生命线，保持塔河流域绿洲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新疆生态环境建设的大格局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构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以塔里木河下游塔垦区绿洲为研究靶区，应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该研究区域景观格局及其优化配置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本文的研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二章侧重立论分析。引言介绍论文的立论依据和研究内容及意义。第一章重点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践的系统评述，对国内外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研究方法、应用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结合专业背景和工作基础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第二章为研究区现状景观生态格局及其成因机制分析，通过对研究区现状景观的形成过程和景观特征的分析，剖析了地质历史时期和人类活动时期景观形成、景观演化的驱动力、各类景观特征等。提出研究区景观格局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过程形成的，近代人类活动的干扰过程，塑造了绿洲区内多样的景观生态类型，并对区域荒漠景观和其下游的绿色走廊景观造成不利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五章，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实地调查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充分发挥GIS的空间分析优势，分别从研究区景观格局分析、景观动态变化分析、景观功能评价三个层次对区域景观生态格局与功能进行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从1986年到2000年研究区沙地和荒草地的面积比始终是最高的，且随着区域来水量的减少，这两类要素所占的面积比有所增大，相应的灌木疏林地、园地、草地和水田的面积比均有所减少，反映出研究区的荒漠景观基质在控制景观整体结构、功能和动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使研究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根源；2、景观多样性、均匀性随土地开发程度的提高而增大，而景观优势度相反在减小；另外，水资源相对丰富时，区域景观多样性、均匀度值愈大。景观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区域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WP=5>第三部分，针对塔河下游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水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景观生态格局优化方案。最后在总结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及今后的工作设想。
参考文献：
[1]. 可持续农业优化生态模式及其景观生态学途径[D]. 辛晓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0
[2]. 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D]. 叶林. 重庆大学. 2016
[3].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陈锋正. 新疆农业大学. 2016
[4]. 基于景观生态的县域生态农业规划与设计[D]. 季茂晴.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5]. 重庆丘陵山区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及其景观效应[D]. 陈荣蓉. 西南大学. 2012
[6]. 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分类及其开发经营评价体系研究[D]. 胡绿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3
[7]. 景观作为存在的表征及管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工具[D]. 鲍梓婷.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8]. 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居环境生态化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研究[D]. 于汉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7
[9]. 秦岭北麓周至猕猴桃创新示范园空间布局模式与优化策略研究[D]. 石素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
[10]. 塔里木河下游垦区绿洲景观格局研究[D]. 许英勤. 新疆农业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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