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企业主动追求技术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主动论文,标志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在我们看来，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以有限的资源、较高的效率，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因此，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就看企业是否会主动地追求技术创新。
一、技术创新：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概念
自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概念，继而创新经济学分解为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以来，人们对技术创新做出了种种解释。但从根本上讲，技术创新一般是指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生产方法）在生产等领域的成功应用；也包括对现有技术要素进行新的组合，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熊彼特曾将创新区分为五种类型，即引进新的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新的供给来源；实现企业的重新组织。
有的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定义为：第一次实施新产品或新方法所包含的新的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和市场的过程。也就是新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全过程。它即包括科研过程（新发明的形成），也包括新技术的开发和实施过程（将发明变成产品和制造方法），还包括市场、销售和新技术扩散过程（商品化、产业化）。本文所称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引入，以及企业产品和工艺方面显著的技术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在市场上实现了创新（产品创新），或者在生产中采用了创新（工艺创新），那么就算创新完成了。因此，技术创新包含了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和商业上的一系列活动。
产品创新有两种主要形式，即全新（重大）的产品创新和改进（渐进）的产品创新。全新即重大的产品创新是指预期用途及性能、设计特征、或使用的材料和部件与以前制造的产品有显著差异的创新活动。这类产品创新可以是采用全新的技术，也可以通过采用已有的技术取得新的效果。改进即渐进的产品创新是指既有产品性能得到改进和提高的创新活动。其中一种是通过采用高性能的部件或材料得到改进的简单产品，主要特征是改进了已有产品的性能或降低了成本；另一种是通过局部改进某一子系统而改进由大量集成的技术子系统组成的复杂产品。工艺创新是指采用新的或经过重大改进的生产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相应的设备、生产组织，或两方面都有的变化。它们可以用来生产新的或改进的产品，也可以主要用来提高现有产品的生产效率。
技术创新具有创造性、累积性、风险性和扩散性的特征。创新中会创造出新的资源。新一轮创新总以先前的创新为基础的；仅当既有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有新一轮创新的出现；新一轮创新是对旧的产品、工艺的扬弃而非全盘否定。相对于墨守旧的产品、工艺，创新总会获得比较利益、新增财富等增量收益。获得增量收益的多少与创新本身面临的风险大小是相对应的。创新伴随着扩散，扩散是指技术创新通过市场或非市场渠道的传播。没有扩散，特定的创新就不可能产生大的经济影响。创新及其扩散的过程，正是人类财富增长的过程。
二、技术创新：人类财富之源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引起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技术创新是决定一个企业经营成败、行业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兴衰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取之不尽的源泉。历史上每一次（项）重大的技术创新，都可能导致科学技术的革命，引发新的产业的崛起和既有产业的改造，新的产业一经形成，往往会比既有产业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并推动既有产业的新生。从而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我们说，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具体讲，是就以下各点而言的。
1.企业家成长的过程是推动技术创新的过程
技术创新首先且主要是一种企业行为。创新是由企业家推动的。企业家是最富有创新品格的人，其主要职能就是推动以至实现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企业。因此，一定意义上言，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现代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英雄，在激烈的经营竞争中，企业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创造一流的企业。因此，成功的企业家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他不断推动技术创新的过程。在人类创新史上，这不乏其例。
著名的汽车大王享利·福特即是典例。随着享利·福特日益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汽车产品创新源源不断。他从农村到底特律爱迪生照明公司当工人时，汽车刚刚问世。最初，他两次尝试生产汽车都失败了，但他从中得出了有益的启示，即只有根据社会消费能力，生产出物美价廉耐用的汽车才有销路；汽车并不仅是贵族的玩物，而应成为社会较为普通的交通工具。为此，他定出了每辆汽车售价500美元的奋斗目标。同时，他把流水作业的生产方式引入到汽车生产中；随之，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应运而生，从而使装配一辆汽车的时间由12小时28分钟缩短为9分钟，生产率提高了80多倍。当有的公司开始生产专供有钱人乘坐的高级汽车时，福特却推出了可大批生产的售价仅500美元的N型普通汽车，上市后即占领了美国当时大部分汽车市场。两年后，福特又推出了当时效率最高的T型旅行车。每辆售价仅800美元。后又降至450美元。在短短的七年内，福特汽车公司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伴随着福特和福特汽车公司的成长，在由手工业向工厂制生产过渡中，福特首创了世界上第一条大规模的流水生产线，这除了大批量提供汽车满足市场需求外，而且为现代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实现了生产方法的根本创新。
韦纳·冯·西门子是另一典例，他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一生从事了无数的技术创新。随着西门子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电气技术创新日益深入。1842年，西门子获得了电气技术领域的第一项发明专利——金银电镀方法；1845年，他发明了自动断续指针电报机；1846年，他又第一个解决了电线绝缘问题；1847年，他用这种电线取代了从柏林到格罗斯培尔的地下电缆；1866年，他用电磁铁代替了永久磁铁，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两部自激式发电机；1811年，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有轨电车。西门子的这些发明与创新，给西门子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电气化的进程。西门子的一生是创新和创业的一生，因此，他被誉为伟大的发明家，科学家和创新企业家。
日本索尼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是又一典例。俩人作为成功的企业家，领导了电子技术创新的潮流。他们用500美元资本起步，到1911年，经营收入达265.81亿美元，在世界500家大公司中排名第40位。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对技术领域的任何新发展都非常敏感。1949年的一天，井深大外出偶而看到一台美国产的磁带录音机，美妙的音乐和独特的功能，使得他决定买下这一专利。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研制出了纸基磁带，并于1950年向市场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代电子产品——磁带录音机。在开发出这一产品之后的1952年，井深大得知美国人发明了晶体管，立即前往美国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了美国公司这一专利。几个月后，他们即在世界上生产出第一台袖珍晶体管收音机，首批200万台收音机被抢购一空，销售额达250万美元，是购买专利付款的100倍。他们最早推出了录像机系统，1961年研制了世界上最初的全晶体管录像机；1967年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摄像机后，他们又一批批准出了新的产品，在世界上首创了台式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收音机、电子摄影机、超速录像机等。在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的创新思想推动下，索尼公司几乎每年向市场推出1000多种新产品，其中800种是拓展既有市场的改进型产品，200种是开拓新市场的全新产品。这样，俩位企业家的锐意创新，就以优质可靠的新颖产品领导了电子技术创新的新潮流。井深大谈到索尼公司成功的秘诀时曾说，他们的哲学就是不模仿他人，而致力于自己率先创新。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但有限的典型足以告诉我们，类如福特、西门子、盛田昭夫、井深大等大企业家，都是致力于技术创新，才由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为国际著名企业家的。
2.企业的发展史正是企业的创新史
创新是由企业家推动、企业实施的。成功企业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史。如果把全世界前100家大企业的销售额统计一下，其1911年为27085.293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同年前100家大企业销售额（2663.683亿元人民币）的81.35倍（按汇率1∶8折算）。世界前100家大企业中每一家的发展史，都是一部创新史，并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诸如西门子公司将电磁感应原理转化为发电机，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贝尔公司发明了电话，开创了机器说话的时代；同时开发了各种音响设备，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享乐；还是贝尔公司，发明了晶体管，从而使人类进入到半导体时代。德克萨斯仪器公司首先推出了集成电路，把人类推向了微电子时代，一代代计算机的问世和更替，又将人类带进了信息社会。杜邦公司和法本公司首创了人造橡胶；杜邦公司还推出了尼龙；帝国化学公司生产出了聚乙烯；正是这三项奠定了三大合成材料的基础。福特、通用以及丰田汽车公司开创了人类交通运输的新时代，汽车渗透到社会的多个领域，“有路必有丰田车”即是形象的写照。波音公司则创造了客车上天的奇迹。这里罗列的都是国际上甚为成功的一些企业，由此可以看到，成功企业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创新史；世界上的任何财富，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创造的。
一些企业更为典型。飞利浦公司的百年发展史，即属此类。该公司建于1891年，到1991年，已成为世界电子消费类第六大生产商，居世界500家大公司的第29位，当年销售额达302.17亿美元。这一经营发展业绩，正源于飞利浦公司的一系列创新努力。1914年，该公司即发明了内置聚光镜的投射灯；1917年，生产了世界上第一只无线电真空管；1922年，第一只X光管问世；1926年，五极真空管诞生；1932年，生产路灯钼灯；1949年，发明了非金属磁体；1957年，生产了全新的铅光导摄像管；1960年，生产了全新的推基式晶体管；1965年，全新的电脑电子记忆系统研制成功；1970年，研制Locos高密度集成电路生产程序；1972年，推出光学录像激光视盘技术；1980年，核磁共振成像系统被应用于医疗诊断仪器中；1986年，推出了硅片摄录影像管所用的影像感应器；1990年，实现了红绿激光技术；1991年，发明了QL感应照明系统。这就是飞利浦公司的技术创新年表。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飞利浦公司实现了3000多项专利，正是这些创新使公司兴盛不衰，给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带动和促进了企业发展。
韩国现代公司更有一部辉煌的创新发展史。现代公司（1967年）建成后，不断推出新车型。1974年，pony牌轿车上市。1982年，ponyⅡ型上市。1983年，高级轿车STELLAR上市。1985年，前轮驱动的EXCEL和前轮驱动的PRESTO上市。1986年，大型轿车GRANDEUR·2·0上市。1987年，排气量最大的轿车GRANDEUR·2·4和中型轿车SONATA1.8及2.0上市。1989年，最高级的轿车GRANDEUR3.0V6上市。1990年，中小型轿车ELANTRA上市。1992年，残废人用轿车SONATA和尖端大型轿车新型GRANDEUR上市。现代公司开发整车的周期仅45个月，变型车则只需30个月。为了更快地推出新车型，现代公司R＆D投资占到税后利润的2.4%。正是由于持续的产品创新，现代公司的轿车产量占韩国轿车总产量的比重，1980年为49.70%，1987年占60%，1988年占74%；1990年年产轿车90万辆，成为仅次于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世界第10大汽车企业。1986年，现代公司打入美国市场，销售额达16.8万辆，创造了外国车头年销售额的最高记录；1987年，在美国销售轿车达到26.4万辆。可以看到，现代公司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始。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展现的是一幅更为壮丽的创新画卷。从1980年中科院一批科技人员走出庭院大楼、兴办民营科技企业以来，这类企业已发展到拥有2.6万家企业，40万职工，年产值12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生长点，这靠的就是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高起点、短周期”，是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的主要特点。多数民营科技企业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一开始便着力于开发代表当今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新产品，产品起点高，技术含量高，企业也赢得了高利润。一项对1.5万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表明，1992年完成的9600多项R＆D项目中，获该年度国家奖励的260多项，获省、部、地市级奖励的1000多项。“开发最杰出的高科技产品”已成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共识。诸如北大方正公司成立之初，在采用信息压缩技术的指纹鉴别系统和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两项技术中，反复论证，选择了后者，从而引发了一场汉字印刷术的革命。“古有毕升、今有方正”，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北京时代公司每年推出高附加值、高市场份额的新技术产品3～5个，93年新增高技术产品产值在总产值中达50%以上。四通公司开发文字处理机，年生产能力达20万台，人均年利润达7万多元。在多变的市场上，谁能选准创新项目，缩短创新周期，谁就能掌握竞争致胜、企业发展的主动权。民营科技企业75%的创新项目，从立项到商品上市，周期通常不超过一年。“快”的创新特点，主要是由于民营机制赋予了企业真正的经营决策自主权，企业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实行了适当的创新策略，“有自己打倒自己”的气魄。推动创新项目时，民营科技企业通常是先以小批量进口整机“打入（国内）市场”；与此同时，进行模仿创新，开发半原装产品“拓展市场”。继而，开发高一档次的基本国产化的产品，形成系列以“巩固市场”。这种创新策略，大大缩短了创新周期，也降低了创新成本。敢于“自己打倒自己”，使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换代速度之快，与国有企业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形成了鲜明对照。民营科技企业家力主“用自己的新思想打倒自己的的老思想”、“用新人战胜老人”、“用自己的新产品打倒自己的老产品”。民营科技企业平均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投入相当于总收入的6%以上，比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出4～5个百分点。同一个王码电脑软件，已先后推出好几个新版本。同一个瑞星防病毒卡，短短时间已投产新一代产品。联想电脑，几年间已从286、386发展到开发出586。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道路，无疑给国有企业以重要启示。
从以上看出，成功企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于创新的活跃。相反，如果企业不创新，产品几十年一贯制，那么企业就难以生存，更不会发展。在我国，那些明亏或潜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技术创新，而别无它路。
3.一国工业化的过程，正是产业层次技术创新持续活跃的过程
从世界经济的最新统计来看，技术创新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亦会反映技术创新的发展态势；伴随着创新活跃的落后产业向先进产业的转化，一国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加快；工业化国家自然经济与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之比多趋近于1∶10∶100。因此，一国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关键是增大技术创新的流量。日本、韩国工业化的成功即给出这一启示。
50年前，日本经济的1/4是第一产业，基本还是一农业国。但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就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强国。到了1980年，第一产业已下降到了10%以下。日本产业结构的这一重大变化，靠的就是产业层次持续的技术创新。同样，既有产业的新生与发展，靠的也是技术创新。在60年代，日本出口的商品30%是纺织品。为了从低档次时装向高档次时装转移，日本纺织业不断追逐技术创新，引进美国杜邦公司的尼龙生产技术，由棉、麻、丝织品转向以合成纤维、高技术纤维为主要制衣原料，进而使日本的纺织品名列世界前茅。在改进纺织品品质、品种的同时，日本重视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深层转换；相应，出口产品中，纺织品逐步被钢铁、汽车、家电等产品所替代。到80年代末，出口总额中纺织品的比重已由30%降至5%。在钢铁工业，日本注重采用当时的最新技术，从纯氧转炉到连续铸造，同时大量采用计算机进行工艺控制和经营管理，大大提高了钢铁工艺的生产效率。经过30年，日本的钢铁工业奇迹般发展，产量从50年代的500万吨增加到80年代的1.5亿吨；同时，品种与质量不断改善，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近年，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钢铁需求量的下降，日本产业界又提出向“新领域挑战”，钢铁工业已部分地转向开发生产精密陶瓷、有色金属新材料、硅片、碳纤维素等保持今后发展势头的原材料，以迎接全球的产业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就深化创新加快工业化进程而言，日本强于美国；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韩国崛起以来，韩国又胜日本一筹。韩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正是韩国产业层次持续创新、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缩影。韩国轿车工业是60年代中期起步的，1962年产量仅1710辆。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继日本之后，成功地发展轿车工业的又一范例。早在1976年，韩国即成为世界上第16个能完全自行生产轿车的国家；继而于80年代步入世界十大轿车生产与出口国之列。总体上看，韩国轿车工业呈现的是一部创新发展的历史。在创新发展中，又表现出这样两个特征：第一，适当地引进国外技术进行模仿改进创新。韩国三大汽车公司（现代、起亚、新韩）皆与某家美、日公司挂钩，引进后者技术与资金，模仿后者创新。现代公司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厂家，1967年建成后，1974年即在意大利Italdesigh公司协作下，研制pony（小马）牌轿车，1982年又推出ponyⅡ型上市销售。起亚公司原来只生产自行车、摩托车、钢管等，1977年开始与日本东洋公司合作，生产东洋公司的Brisa轿车，其后自制率达90%以上。新韩（原大宇）公司组建于1966年，公司建成后即与日本丰田公司合作装配corona轿车。1972年6月，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营生产通用车型；1984年，又与通用共同生产前驱动、超紧凑型轿车，年产量达7万辆。第二，持续开发多层次的新车型。如现代公司为了为出口中型轿车创造条件，1988年后期推出了“奏鸣曲”轿车。起亚公司1989年3月推出了“1.5LK”型轿车，以与现代公司的“超小马”及新韩公司的“利曼斯”车竞争。从而，起亚公司占小型轿车的市场份额由17%上升到23%。紧接着，现代公司又推出了“X-Ⅲ”型轿车和“壮丽”牌豪华轿车。新韩公司开发了“超级”牌豪华轿车。为了开发新的车型与配套技术，韩国轿车工业的R＆D投资比重，由占利润的1.2%上升到2.4%。
只要我们注意到“一国工业化的过程，正是该国产业层次创新技术活跃的过程”，那么，就不难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什么百倍地重视增大创新流量；也不难理解，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从产业层次上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必须尽可能地活跃产业层次的技术创新。
4.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过程，正是企业和一国技术创新积累的过程
二战后，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尽管在军事上并未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在经济上，“三战”爆发与否却值得思考。计划经济国家被挤出国际市场，反过来，只能凭借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来拓展国际市场、回到国际市场，这即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但勿须置疑，当今的国际竞争主要是市场竞争。如果说，已往的国际竞争主要靠武力解决问题，而当今的国际竞争在相当程度上要靠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实力来决定胜败。胜与败的标界，仅在竞争者能否取得国际利润。本质而言，争夺世界市场的并不是国家，而是体现独立利益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并不是政府，而是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因此，竞争的胜输在于一国企业的创新努力有效与否；换言之，一国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过程，正是该国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积累的过程。
市场如战场，竞争并非仅仅在于击败对方，而是在于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潜在和未来的需求，如何替顾客创造所需的商品价值，因此，竞争往往会产生最佳的效果，会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推动企业创新。竞争的武器是产品，产品又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企业的生命，而新产品则是企业生命延续的保证。综观国际市场竞争的历史与当今，可以看出，如果企业紧抱着既有产品不放，很快就会遇到灭顶之灾。国际市场上产品和其生产方法是急剧变化的，这会对企业形成压力，迫使企业把握机会迎头赶上。在世界知名企业中，有的适应了时代潮流而发展，也有的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于对手，自然就走向衰败，甚至被淘汰。
美国王安电脑公司由于发明了电脑磁芯记忆装置专利，在60年代不断推出新产品，70年代又推出办公室电脑，开创了办公自动化的新时代。由此，60年代到80年代初，公司的销售额及纯利润增长达20倍。但到了80年代中期及后期，各国的计算机公司奋起直追，特别是日本的电子行业骤然崛起。时止1985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为50%左右，记忆体占有率上升到80%。而王安公司由于满足于自己产品在设计和科技水平上的优势，跟不上转型期的到来，仍以中型电脑为主攻方向，结果逐步失去了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在70年代就致力于改进设备，提高技术，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80年代，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对手开始向IBM挑战时，由于IBM持续的技术创新积累，而有能力在关键的产品系列和生产成本上战胜竞争者，从而确立了IBM在计算机市场上的霸主地位。由此可以看到，企业主动参与市场竞争，把握未来，持续进行创新努力与能力积累，并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进入角色是极为重要的。
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争夺顾客。只有创造出与竞争对手相对的某些优势，才可能吸引和占有顾客。所言相对优势，包括产品差别化、服务差别和价格差别化。若以产品差别为竞争武器，则必须加强研究与开发，做好周密细致的产品设计，再加上严格的工艺控制与质量把关。若注重服务差别化，则必须创造企业商标形象，服务周全，提供交货期和货款支付的优惠等，若以价格差别化为武器，则重要的是优质优价，拉开档次，最为关键的是降低成本。
差别化的竞争战略，在日本的家电业中清晰可见。“索尼”是以产品差别化为中心，“松下”是以服务差别化为中心，“三洋”则是以价格差别化为中心。三家各有各的策略组合。“索尼”往往是以新产品为先行；“松下”则紧跟着投资，并以强有力的服务网络与“索尼”分割市场；而“三洋”则紧握价格竞争这把利器。在这里，价格差别化是最重要的竞争手段，这可使企业尽快占据新市场的有利位置，然后再向产品差别化过渡。日本企业打入国际市场，首先靠的就是价格差别化。日本的汽车、摩托车、电视、冰箱、复印机等，均是通过价格差别化先期进入国际市场的；其后，一手抓流通网络的建立，一手抓向产品差别化重点转移；最后，再以辅助服务的优势压倒其它企业。
企业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锤炼自己，才可能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政府无须给企业过多的保护，不合理的保护只会促其落后，这已为我国的经济实践所证实。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只能靠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因此，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都把进一步激励企业创新作为进入21世纪的重要战略，我国企业和政府更应重视这一问题。
5.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过程，正是技术创新效应持续发挥的过程
经济增长有三种可能的方式，一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型增长”；二是高投入高产出的“消耗型增长”；三是相对低的投入实现相对高的产出的“高质量增长”。本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聚然崛起，一些原本衰退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又焕发了生机。到了80年代，中国等致力于制度创新的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急剧加速。人们注意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大特征：第一，这些国家已或迟或早、程度不同地步入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轨道；第二，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相当程序上正是技术创新效应发挥的过程；第三，只有注入技术创新的增长才是有效的增长，缺少技术创新的增长，必然造成“高速度、低效益”，使得转移的价值大，而附加的价值少。技术创新注入经济增长的过程表现为“科技成果的首次应用（率先创新）→率先创新被学习模仿（模仿扩张）→产生增长的结构效应（结构成长与转换）”。与这一过程并发的制度创新强化着技术创新效应的发挥。据测算，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初仅5-10%，到了70、80年代，已达到50-70%；我国目前约为30%多。可见，要进一步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只能是持续强化经济中的创新流量。
率先创新是科技成果首次被用于创造经济价值、商业利润的经营活动。它使得科技与经济真正地结合起来；否则，任何科技活动都不可能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实际效力。因此，率先创新的活跃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起着引擎作用。对率先创新的模仿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一项率先创新只有尽可能地扩散和被模仿，才能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更大作用。在国际上，模仿创新较为活跃国家都有较好的经济增长即是佐证。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因此，以技术创新为发端的结构成长、转换及结构性增长，最终地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创新的流量越是大，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越会高，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产业结构的变动，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动，8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都是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成长与转换，进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典型例证。
由上述陈述可以看到，技术创新的持续活跃，是企业家成长的过程，是企业发展的历史，是一国加快工业化的过程，是企业和一国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过程，是一国经济以适当速度高质量增长的过程。经济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真正活跃起来了，有限的资源才可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可能真正解放生产力。正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的改革成功与否，就看企业是否会主动地推动技术创新。
三、推动企业主动创新的基本思路
若干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源的高消耗实现的，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主要表现为，经济中率先创新迟滞；创新扩散不畅，模仿扩张过度与不足并存（后者为主）；技术创新的更替与继起相当缓慢。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能力过差；政府缺少一套有效的创新管理体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的民间促进机制。这里拟就如何推动企业主动创新略议一、二。
1.建立和完善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好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问题，本质上是需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一，通过产权制度变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独立的创新主体；第二，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高于企业员工的平均收益率；第三，使创新企业的企业收益率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第四，形成企业家的市场选择机制。这里所说的创新，包括率先和模仿的技术创新。在上述四个要点中，更为核心、关键和深层的是要承认无形资产的独占性，这样人们才会接受使创新者（个人、企业）的收益率高于（企业员工、市场）平均收益率的合理性。
创新中会创造出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亦存在着产权问题。如果不承认创新者可以凭借无形资产获取收益，那么人们就无心于主动创新。过去我们明文规定，一切发明创造归国家所有，任何企业均可无偿采用。这实际上剥夺了创新者的财产权利。实践证明，这样一种产权形式并不利于激励企业创新。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过少的根本原因之一。进行一项发明，开发一项新技术，并不容易。这不仅有人、财、物力的投入，而且要冒风险；创新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者在创新尚未推出之前即被他人抢先。如果发明、创新之后谁都可以无偿使用，则发明人或创新者所付出的代价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就不会有人再搞发明与创新。仅仅给予某种精神奖励，事实上多数情况下不起作用。只有允许发明人在一定时期享有独占权，通过制造和销售新产品使发明者的投资得到补偿，才可能促进发明活动，刺激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开展。发达国家对于无形资产的归属已形成了一套合理的激励制度。因此，那里的个人和企业有着无限的创新积极性。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建立完善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从法律上承认发明创造的财产属性，并给予发明人一定期限的独占权，从而保证发明人可以从社会收益中得到应有的份额。专利制度既是一种激励创新的法律制度，为新发明、新技术成功地应用于产业和进入市场提供了法律保护；同时，也为新发明、新技术的公开化和迅速扩散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有效的办法之二是鼓励发明、创新者用知识产权进行产业投资，即凭借知识产权占有企业的一定股份。可以按照创新者的贡献大小或者按照某项创新预期收益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创新者可享有股份额度。这对创新者是一种长期的激励。我国已注意到专利制度的作用，并颁布了专利法，但还很不规范，因此，它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仍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至于允许创新者在企业中占有一定股份，一是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深化；二是有赖于无形资产评估方法的改进；三是有赖于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根本确立，特别是股份制度的完善，以及现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加快和规范化。
建立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还包括建立激励企业家组织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市场选择机制”。企业家是企业资产的经营者，是创新的主体。是否形成企业家的市场选择机制，决定着经济中创新流量的大小。在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企业家的市场评价、选择和淘汰制度。企业家能否取得某一经营职位，主要取决于上级部门对他的好感；对称的是，企业家是否会被“搬掉椅子”，仍然取决于行政主管。因此，暂且不管“选人（不当）风险”，行政选择与淘汰制度本身就决定了企业家一旦上任，首先是对上级部门负责，而不是将推动企业创新放在首位。即使在对上级负责中包含了创新的要求，但那也是次一级的约束。何况创新风险可能会使企业家难以兑现对上级的其它承诺。相应于行政选择与淘汰制度，在我国，一方面，权责不对称迫使企业家更多的是运用有限的权利去躲避经营风险，守成经营，而难以去思考创新；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必要的约束，一旦企业家难以得到足够的合理报酬，他就可能通过寻租或败德行为去弥补自己的利益损失，去谋取不合理的报酬，从而企业家似乎亦就无须创新。综上可见，要使企业家主动创新，就必须由市场而非政府部门来决定企业家的命运，即应建立企业家的市场评价、选择与淘汰机制。似为可行的设想是，由社会中介机构建立“职业企业家库”，而由企业按需聘请或淘汰；同时，通过股份制度来强化对企业家的经营监督。
2.增强企业创新的能力积累
增强企业创新的能力积累，是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与收益的重要途径。创新能力积累涉及到技术与资金两个方面。世界各大公司与我国的大中企业不同，都是由几个人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创新积累，才成为大企业的。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重要的原因是创新能力积累不够。我国企业的产品多年不变样，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差，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缺少技术积累。日用品、工业母机、车辆等都是这样。任何技术的变革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企业的技术能力亦是在较长时期内不断积累、逐步形成的。技术积累如同资本积累一样，是一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4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起世界经济强国，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战前日本已有了相当的技术积累。固然日本重视技术引进，引进是技术跳跃的桥梁，但只有和自有技术融合，才会产生好的效果。美国一直把持着世界科技优势，重视自主开发，应该说，美国是伟大的率先创新者，但在模仿创新上却不成功。也就是说，自主技术与外来技术两者的融合极不成功。而日本则在利用外来技术，特别是善于将外来技术和自主开发结合起来，以实现技术上的跳跃。可见，我国企业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技术积累，一应重视发展核心技术和优化技术选择，追逐创新的比较利益与规模效益；重视自主开发与率先创新，形成自己的系列化拳头产品与技术；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使国内外技术在企业内融为一体；特别应重视创新人材的积累。二是应采取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创新策略。目前，迎接“复关”，应以模仿创新为主，特别是设备创新；竞争于消费品市场，应以率先创新为主，在衣、食、住、行、用、乐上各有所重点；高度重视创新的规模效益。这样才能形成“创新推动创新”的良性循环。
在缺少技术积累的同时，我国企业创新的资金积累更为匮乏。资金积累的匮乏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同时又限制了企业产品和工艺开发能力，形成了资金积累越是匮乏，技术积累越是缓慢和薄弱的恶性循环。由于资金积累少，企业用于创新的资金投入就难以满足要求。我国国有大中企业科技开发投资低到占销售收入不足1%。企业也就无法开发新的产品。日本一位知名企业家曾讲，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5%以上。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够维持；不足1%则企业难以生存。因此，研究开发投入不足，恐怕是2/3国有大中企业长期亏损的重要成因之一。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日本日立公司占6.3%（1990年），3M公司6.5%(1988)，佳能公司14.6%(1993)。相比之下，我国国有企业能有较快的技术积累、会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吗？我国企业不仅研究开发投入能力不足，就是国家规定的费用项目也不被合理使用。诸如国家规定的折旧基金使用极不合理。先是全部上交，后是交留各半，最近才全部留给企业。但企业基本上将其挪作它用，而很少用于改善企业的技术能力。在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时，少提或不提折旧的现象更为普遍。特别是两位数的通胀更使折旧基金贬值。这不仅影响了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甚至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在我们看来，缓解企业创新资金积累不足的可行途径是：对企业用于创新的税前利润，实行较大幅度的减免税；建立专门的创新基金，实行公正的基金化管理和有偿使用，其来源可由政府财政拨款、社会公募，以及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资助；鼓励灵活的创新融资方式，但应强化法制化管理；顺应国际资金流向，充分借港、澳、台的资金；采取强硬措施，督促企业用好折旧等专项资金，以保证将其全部用于企业技术能力的改善。
3.改进政府对技术创新的管理
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不足，相当程度上源于政府行为的不合适，不规范，给企业留下了可以不通过创新而谋取追加利益的空子。因此，改进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管理就极为重要。政府管理有方、有效的首推日本。日本政府不是为企业和利益忙忙碌碌，而是通过有关的法律进行有效的间接管理，从而推动和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日本政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主要体现为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引进政策。日本政府重视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于整个经济前景的预测，在此基础上，指明哪些产业是一定时期的重点产业，从而引导和督促企业在相应的产业领域加大创新力度；而不会为延长某些产业的寿命而让企业白白花钱，更不会保护落后。相反，英国政府曾为汽车、钢铁、煤炭等产业恢复元气而投入巨资，结果毫无效果。日本政府绝不去保护夕阳产业，更不会为之提高关税。政府反倒是为加速缩小夕阳产业而提供资金，对造船业的改革措施即是一例。同时，日本政府对于具有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都给予有效支持，以帮助这些产业迅速崛起。如对机器人产业的扶植与保护，即为成功的范例。在机器人产业发展之初，为促进机器人的开发与应用，政府允许并鼓励企业界缩短折旧年限；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为机器人的研究开发提供大量资金，为中小企业购买机器人提供低息贷款。
在引进技术再创新上，日本亦表现出政府管理的巨大效率。1971-1989年间，日本共支出引进费用213.23亿美元，同期技术出口收入151.73亿美元，20年间的累计逆差只有61.5亿美元。在所有引进项目中，制造业项目占了98.3%；在制造业项目中，又以电工电子行业占优势(55.3%)，近年又以电子计算机作为技术引进的重点。日本钢铁工业通过16亿美元的技术引进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我国已花了90亿美元，估计仅有20%现代化。政府在管理技术引进中，注重技术的先进性，尤其注重引进尚未商品化的先进技术或软件，以期在较高的起点上进行科研和开发；鼓励较长合同期的技术引进，以保持买卖双方的长期伙伴关系，引进的同时，更注重出口，限期国产化，并用税收和信贷政策加以扶植；加强科研、尽快消化，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以实现“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化、三号机出口”的目标；加强技术引进项目的控制，限制重复引进，采用关税和进口配额来保护本国新兴工业的发展；建立引进技术为基础的批量生产体制，以充分发挥技术引进的作用。
在政策着力点上，日本政府注重产业政策和引进政策。在具体操作上，日本政府主要采用法律手段——振兴法，如机械工业振兴法，电子工业振兴法，机电工业振兴法等，以推行政府的鼓励和限制政策。在我国，技术创新的政府管理仍然十分薄弱，为改进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应规范政府的创新管理行为。政府主要是导向、裁判、服务与组织，即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充当企业创新竞争的裁判员，为企业创新提供社会性服务，组织较大规模、较高层次的创新活动。其次，改善政府创新管理的政策工具。政府可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宜为法律、税收、金融政策和组织创新。要通过健全法律体系，严格立法、执法和司法，来改进技术创新的法律调整。要通过调整税收结构，在不增加企业税收负担的前提下，引导和强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采用税收手段，结构合理为一、税量适当为二。在宏观金融政策中，应体现将更多资金用于技术创新的要求。目前，政府机关、企业、科研院所（校），都处于较大程度的调整之中，应借此契机从政府职能部门中分离出更多的专业性创新服务机构；同时，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与组织形式，组织好产研学结合。
5.健全技术创新的民间促进体制
日本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形成了全社会的创新体制，民间创新促进体制是其中重要的组织部份。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不够活跃，相当程度上源于尚未形成有效的民间创新促进体制。企业要有效地组织技术创新，需要第三方提供理性的决策咨询，中介机构以公正的价格较快地提供技术信息，同时需要不断地给企业家灌输适应市场的新知识。但在我国，一方面，正缺少这些，另一方面，企业又不善于利用已有的创新服务机构。其结构，创新中失误屡出。越是创新效率低、收益差，企业越是不取创新。企业不愿接受民间创新促进机构的服务，一是因为尚未认识到这类服务对于企业自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我国尚未根本地形成尊重知识性劳动的社会氛围。二是本该由第三方去做的事情被创新企业做了（如创新决策分析），结果不免带有企业家自己的偏好，本该由民间机构做的事情被政府机构强制做了，这不免带有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利益考虑，其结果，企业往往得不到满意的服务。三是因为现有的这类机构设备落后，人员不落实，服务档次低、质量差，败坏了自己的信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对这类机构服务的需求。基于这种状况，国家应在法律、税收、信贷上采取措施，扶植民间创新决策咨询机构、技术创新扩散中介机构、市场研究与信息服务机构，以及企业家研修机构，同时，鼓励企业接受民间机构理性、公正、有效的服务。我国有万余经济学家，经济学是社会启蒙、设计与服务的科学，经济学家应调整自己的社会职能，将更多的努力做在为企业创新服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