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杂志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观念论文,杂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3-0025-05
现代民族国家与报刊、小说的某种共谋的关系，已经有西方学者加以论证，为学界所认同(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参见第2章。)。就中国而言，具体情形有待于深入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成型期，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各种国家思想纷呈迭出，其中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梁启超的文学实践同国家主义之间究竟有何种关联?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何影响?以此为线索，本文主要从他的“国家主义”思想和报业实践等方面考察“中国文学”杂志《新小说》的生发过程，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思想史的钩沉发现：正是晚清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报刊和小说的联姻，产生出中国第一份自觉的纯文学杂志，与此同时，《新小说》杂志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一、国家主义
“中国”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其所指是一个文化的价值共同体，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自认在地理和价值上处于世界的中心，环绕四周都是蛮夷，中华文化是最高等的，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等级式的“天下”。19世纪中叶以后，国门洞开，此番遭遇的不再是不够开化的游牧民族，而是现代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西方的知识系统、器物制度、文化观念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反思，彻底抛弃狂妄的文化天下观，树立现代国家观念。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的起点是“群”，终点是“国家主义”。“群”的概念直接导源于乃师，1896年《说群·序》开篇即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千万年之天下可已。’”(注：梁启超：《<说群>序》、《少年中国说》，见《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第410页。)这里表明了“群”是一种君王之术，与“天下”观念直接相联系，能“群”与否，是千百年来衡量天下“治”“乱”的标准。康有为提出“以群为体”，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群术”背后隐藏的是“君相”与“群氓”的上下等级关系，以民为本之“民”其实不是真正的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民”，而是“氓”，民本思想同民权思想完全是两回事。
1898年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梁启超逐渐走出康有为的藩篱，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对南海力倡“保教”“保皇”的滥调，发生公开的龋龉，他已经意识到“保国”与“保教”“保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进一步形成国家思想。1900年，梁启超对国家作出了理论界定：“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所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注：梁启超：《<说群>序》、《少年中国说》，见《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第410页。)对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从土地、人民和主权等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加以准确把握。
1901年底《清议报》终刊之季，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出现。与南海先生的杆格，由阳奉阴违开始走向公开批评。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虽然高度评价了导师的伟大，认为康有为是可以与卢梭、马志尼比肩的“时世英雄”，但同时又批评说，康尽管具备“世界的理想”，但缺少中国立足于今日之国际竞争舞台上所需要的“国家主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以现实的存亡危机为依据，梁启超抛弃了康有为的“三世说”和“大同社会”的理想。
国家主义是19世纪以来德国的政治思潮，对危机时代的德国政治和公共诉求产生了重要影响。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是其中的代表。梁启超接受德国的国家主义，是通过日本的中转来完成的，1903年，梁启超出访北美，伴随这次旅行，他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倾向更为明显，他亲身考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坚定了梁启超培养国人现代国家思想的信念，而达成此目的，宣扬德国国家主义实在是最有效的途径。
国家有机体说和国家至上说，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从世界范围内理解国家，强调国家乃一整体，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对外的，想借以提高本国家在世界群体中的位置，可以说，进化论的“优胜列汰”观是其理论前提，故列文森曾正确地指出：“竞争的观念是国家主义的本质。”(注：[美]约瑟夫·阿·列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而后者着意的是个人与国家二者之间关系的孰重孰轻，主要是对内的，国家至上导致相对忽视个人权利，行走在理论的刀锋上，一不小心就会失衡，使国家倒在血泊之中，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即是明证。梁启超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境，“有选择地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接受了国家有机体说，对国家至上说却有所保留，因为前者彻底否定文化主义天下观，有助于在中国形成一种现代国家观念，沉淀为坚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增强凝聚力，为在生死存亡关头对抗外来侵略铸就精神长城。
二、从“党报”到“国报”
1896年，梁启超从国家的意义上谈及报馆：“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嗜报之国民》，《梁启超全集》，第66页、第385页。)“通”显露出国家主义思想的征兆。他发现世界上文明国家的国民，“皆嗜读报纸”，美国最为突出，1898那一年，美国“六人中必有一人读报者也。”(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嗜报之国民》，《梁启超全集》，第66页、第385页。)远远超过中国，报馆与嗜报国民数量的多寡，折射着国家的强弱。报刊的主要作用是“通”，“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国家不通则弱。“通”的背后是“群”的政治理念，天下欲大治，必“群”，“群”则必“上下相通”。人有五脏、六腑，通过血脉相通，国家和人一样是个有机体，由各个国民组成，若使无恙，就必得有相通之凭依，在梁启超看来，它就是报刊，当然，到后来还可以加上小说。
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到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这份宋朝的报纸，其实根本够不上是真正的报纸，充其量只是“官报”(注：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中华书局，1959，第10页。)，其记载非常简单，无非是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章和官吏的任免，这种东西一直保持到清朝，名称改为《京报》。官报流通于京师，且局限在帝僚之间，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谈不上“通”。1895年，强学会正式成立之前，《中外公报》先行出刊，任公担任编辑，其时，风气未开，不敢公开发行，更别说有人订阅，每天央请送“京报”的报童随报附送，还以薪金酬报送报人。甲午一战后，舆论和民智顿开，1896年，上海《时务报》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开始获得广泛影响，有人统计，它的销量“较之当时甚有影响力的《万国公报》发行数，还超过三倍多”，销行国内外，估计“拥有十万人以上的读者”(注：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时务报》成为综合性的大报纸，盛极一时，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时务报》是一份政治目标非常明确的报纸，为“维新”之喉舌，顺应了士林公意。
如果说《时务报》是“维新报”，1898年底于日本创刊的《清议报》则更像一份“党报”。《时务报》后期，康梁一派与汪康年、章太炎等在某些问题上，已经开始有了歧异趋向激烈(注：参见《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光绪二十三条；和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清议报》创刊的初衷，纯粹为康梁一党做舆论的宣传(注：关于《清议报》的创刊经过，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周围集中的大多是康有为的学生，当然实际上，梁启超在主编时，并没有完全禀承乃师意愿，相对来说还是很开放的，如前文所述，康梁矛盾的激化，就是始于日本这一时期。梁启超对《清议报》不完全满意。《<清议报>一百册祝词》的末尾说：“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注：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全集》，第480页。)对应很明显，《京报》乃“一人之报”，为朝廷一家一姓之喉舌，《时务报》、《清议报》未能脱“党报”之藩篱，界于“党报”与“国报”之间，这些都不具备真正“报馆之资格”，真正的报馆是一国之报，当“通上下”，为万民所共嗜读。从“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的认识到生发出“国报”的概念，纯粹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正好是在1901底1902年初期，梁启超形成了国家主义思想，国家是个有意志、有理性的有机体，是国民的有机组合，必须要有报刊血脉为之相通。因此，以国家主义思想之有无作为标界，梁启超的报业实践可以厘分为两个阶段，《清议报》终结《新民丛报》创刊是个分水岭，前面是“党报”时期，后面则脱离了纯然的政治活动的窠臼，力图兴办“国报”，以满足其国家主义诉求。只有在“国报”时期，现代的公共文学领域才能形成，有了“国家”的巨大推动力，传统文学秩序才会发生产生结构性动。
三、新民、《新民丛报》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过去没有国民，只有“部民”，按照进化论的逻辑，由部民进化为国民，也就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分是，“部民”处于自然状态(野蛮状态)，缺乏国家思想。梁从四个方面对国家思想加以说明：“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能否有国家思想，成了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线。“国民”思想因梁启超的广泛宣传，成为当时的普遍概念，有史料佐证，孙宝萱在1907年日记中记载：“前闻荫亭言：我国今日为治，当区民为三等，最下曰齐民，稍优曰国民，最上曰公民……其有欲由齐民跻国民，由国民跻公民者，必其程度与夫资格日高，然后许之，如是则谋国者方有措手处。余以为然。”(注：孙宝萱：《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6页。)从材料看出，20世纪初期，士林已经普遍认可“民”加以区分的提法，孙所说的“齐民”略同于“部民”，而“国民”的说法直接缘自梁启超。
新民，是一种使思想发生变化的行为，即由部民转变为国民的过程。梁启超把是否具有某种思想，看成与国家存亡攸关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引发出国民性的问题，构成20世纪一个重要的思想范型。从思想入手寻求救国之道，即林毓生所概括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最早提出这一思路的梁启超坚信：“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全集》，第455页。)值得注意的是，梁谈这番话，是在言及国家思想时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一般被视为“立人”，即借助西方的人文主义培养“人”的意识，“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人们忽视了启蒙的最原始意图，乃在于培养“国家思想”。20世纪前半个世纪，现代国家未曾确立，存亡之剑始终高悬，“国家思想”的培养始终应该成为启蒙的核心，梁启超正是这样强调的：“国家思想的缺乏，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
胡适说：“《新民说》是他(梁启超)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注：转引自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9页。)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新民说已经广泛渗透到中国的文化与思想界，“新民”说是一座桥梁，把国家主义同文化思想连接起来，进而对中国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东渡后已经放弃了完全的政治手段，走向了思想启蒙。在谈到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文章末尾，他标以附注：“此论与革命论、非革命论无涉，盖无论革命不革命，无论革命前革命后，皆必以统治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为立国之基础。”(注：梁启超：《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积弱之源于理想者》，《全集》，第1066页，第414页。)注意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开始，不再是“党报”，而是谋建一国家的公共媒体，具体到文学上，也不能简单地把《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文学空间看成立宪派文学、保皇派文学或者改良派文学，而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的“中国文学”空间。
1902年正月《新民丛报》创刊，《本报告白》一栏表明了办刊主旨，称：“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无疑，国家主义教育是《新民丛报》“新民”的趋重。国家思想，对内而言，务必使国民自觉到自己乃国家之一成员，“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注：梁启超：《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积弱之源于理想者》，《全集》，第1066页，第414页。)梁启超对“国家至上”说有保留，而注重培养国民的自我主体意识。国民自我意识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我”归属于国家这一共同体，“我”对国家共同体充满感情。对外而言，务必自觉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竞争，“我”对本国家当尽我的职责和义务。前者是谋建国民个人主体，后者则是谋建国家主体，这一双重主体建构，在现代化历程中，应该是平行的目标，但是在梁启超那里，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对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建构以现代个人主体建构为前提和基础。因此，如何“新民”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来最有效地建构国民的主体意识。
当然，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政治宣传，当时的新型媒体中，泛滥着大量政论性文章，被称之为“论说”。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是写“论说”的一把好手，但这绝对不是确立国民主体的最有效手段，国民的自我认同，不仅是一种理性选择，它关乎感情、情绪和意志，甚至潜意识里的非理性冲动，说到底，它首先是一种自我想象，想象自己同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认识世界的方式有认知的和想象的两种，前者是抽象的、理性的，后者是具体的，包括非理性的一面。想象主动性更强，不能完全依靠灌输，灌输只能在认知上施以很有限的影响，要从内心里确立起某种不可质疑的自我认同，最好采用神圣的或者艺术的方式，且覆盖面要大，如此说来，宗教和文学最合适。佛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广泛关注，像章太炎、梁启超、苏曼殊等都有过“佛教救国”的想法，不是偶然的事。不过，自19世纪以来，科学潮流沛然莫之能御，宗教的利用价值大打折扣，于是，文学以国家的名义登上前台，乃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四、《新小说》
现在公认的最早的文学期刊是1872年9月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瀛寰琐记》，共出廿八期(注：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中华书局，1959，第576、第13页。)，1870年代大约还有四五种，但影响很小，且游戏之作甚多，杂乱无章，无一以贯之之思想，“上焉者为斗方名士，自矜风雅之场，下焉者则以提倡嫖赌为事，腐气满纸，不堪入目。”(注：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中华书局，1959，第576、第13页。)1902年10月15日，《新小说》创刊，局面为之一新。《新小说》自《新民丛报》脱胎而出，前者在新民社内附带发行，目标均以“新民”为诉求，自述其宗旨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足见二者之间血脉相连，都是国家主义催生的刊物。作为国家主义的文学媒体，《新小说》在“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方面，乏善可陈，但是在运行机制、创作、文学观念等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垦殖出一片新天地。
梁启超“国家主义”的非政治性取向，决定了《新小说》不是庸俗的政治文学刊物，“国家有机体”学说旨在培养国民的国家思想，而不是灌输一种具体的政治观点，比方说“立宪”“保皇”“革命”“改良”等，这是梁启超不同于康有为的地方，也是成就他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不朽位置的主要原因。国家思想是一个弹性限度很大的概念，再加上编者自觉其为文学刊物，在内容安排上，自然不能无视文学的标准。因此《新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政治上超越一派一党之主张。既刊登《洪水祸》这样反对革命流血的小说，也刊登《东欧女豪杰》之类宣扬“铁血”式的无政府主义小说，更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政治主张不够鲜明的小说。(后者刊载时被列入“政治小说”栏目，说明这里的“政治”概念，是超越一般“政治”的，而是就国家思想而言的。)二、作者不拘泥于小圈子，积极刊登外来稿件。《新小说》有一帮子“同人”，如狄楚卿(平子)、周奎(雨尘子)、谈虎客、蒋观云、罗普等，也接收外来投稿，如吴趼人、金松岑(爱自由者，为《孽海花》的发起创作人)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周桂笙(上海知新主人)大量的侦探小说在《新小说》上发表。
《新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第一批文学活动家、作家和读者，开拓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局面，几乎可以在文学史上把1902年——1911年称为“新小说”时期。该刊物第二年由横滨迁至上海，杂志同人，原来因为变法失败东渡，现在时局有所缓和，也陆续回国，从而对上海文学施以直接影响。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的其他三个，《绣像小说》(李伯元主编，1903年)、《月月小说》(吴趼人主编，1906年)和《小说林》(徐念慈、曾朴合编，1907年)，都是在《新小说》的影响下创刊的，其主编、主笔与作者和《新小说》有直接或间接的人事关联(注：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所表现的对小说的看法，被普遍认可，其他人的观点无出其藩篱。当时最著名的小说理论家，狄平子、天缪生(王无生)、徐念慈、吴趼人、李伯元等，都对梁的观点作过发挥和补充。再次，从第一年第七号开始至第二年第十二号止刊载的“小说丛话”，第一次用新型小说理论去评价古典小说，努力开掘传统文学资源，也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新小说》的最大意义还在于构建“中国文学”的某种努力，这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光绪28年7月15日)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刊登广告，正是这则不太起眼的广告，首先打出了“中国文学”的旗号。广告中的第二则条例为：“本报所登载各篇，译著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文学为国家想像提供丰富的符号，反映民族国家的精神，意味着文学与一个有着地域边界的国家联系起来。中国面对众多国家，在他者面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同样，文学面对众多国家的文学时，也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文学——“中国文学”。可以肯定地说，在现代国家观念未曾确立之前，在文学未曾受到西方影响成为一个整体门类之前，“中国文学”概念就不可能产生。我们现在翻阅成十上百种“文学史”著作，呈现在面前的是一段清晰的、线形的，甚至是朝一个既定方向发展的文学史，仿佛文学场景原来就是这样的——有秩序，有目的。中国早先并没有现在这种被称为“文学”的东西，更无“史”可言。有了“中国文学”意识以后，才促使文学史家去溯源、钩沉、梳理，加以描述，让沉睡的诗性大地呈现出它的意义。“中国文学史”在时间的序列中，被塑造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形象以后，这种叙述上的完整和统一，也渗透到意识形态和学术制度的层面”(注：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8页。)，久而久之，“它是这样的”沉淀为集体记忆，而“它之所以成为这样”的过程却被忽略了，从而先天地具有合法性。如果我们把“定论”和“成见”用括号暂时括起来，进行还原后，将会发现被长期遮蔽的“真实”：“中国文学”，是在“国家”的框架中被建构的。
在国家主义诉求下，借镜西方文学，使文学从经学和史学话语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美学话语，这是梁的第一步工作，正像国家有机体的形成，需要培养国民个体的国家思想一样，文学也是一个有机体，整体的文学革命，是通过单个文类的革命来完成的。1898年梁启超在《汗漫录》同时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梁启超一方面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另一方面，用新的眼光重新发掘过去文学资源，让传统资源参与“中国文学”构建。
体现国家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文章《少年中国说》(1900年)中，梁启超对日本和欧西人称“我”为老大帝国，强烈不满，在进化论盛行的时代，“老大”意味着衰败和被淘汰。积弱积贫的时候，他者的态度和意识，最能激发新的自我意识，“支那”和“老大”等来自他国的称呼，身怀忧患的知识分子，能从中读出某种歧视、侮辱，留心一下《清议报》的自我指称，会发现非常混乱，“支那”“中国”“黄种”“大汉”混杂，从《少年中国说》以后，几乎全部统一为“中国”。从“中华帝国”到“支那”到“中国”，这是一种经过痛苦否定后的自我张扬，可不可以把从中华文化到中国文学看成是这一过程的连锁反映呢?《新小说》第七号开始的“小说丛话”，对古典小说用新的眼光进行重新评价，确认了中国文学是从古至今逐步进化的。“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注：饮冰：《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最明显不过，“中国文学”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同时值得注意，此处“祖国文学”代替了“中国文学”，蕴涵着对“自家文学”强烈认同的信心与自豪。信心来自“竞争”和“比较”，早先的国家主义强调内在有机体的凝聚力，而在“小说丛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外的抗争情绪，某种极度自卑后产生的张扬。曼殊承认祖国的政治法律多不如人，但文学并不在彼族之下(注：曼殊：《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1号。)。侠人甚至宣称：“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注：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号。)
《新小说》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批关心小说的人，发表作品和互相交换意见的场域，在讨论梁启超的文学活动时，我们始终要注意“场”的存在。许多人不一定完全接受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可能强化他们的现代国家思想，共同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刊物周围，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进而引导一时之潮流。梁启超终生没有写过文学史，但是以他为中心的一批理论家互相激荡出了历时性的中国文学观，在当时和后来产生巨大影响。比方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整体思路，甚至许多具体的观点，可以确认来自梁启超。中国人自己最早撰著文学史的是林传甲和黄人，时间分别是1904年和1905年，梁启超的“中国文学史”观念形成大约是在1902年前后，他们之间也许存在着某种联系。
收稿日期：200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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