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中期日本自由派知识人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认识——以作家堀田善卫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派论文,昭和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人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昭和中期，本文暂且定义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至经济全面起飞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亦即日本经历了战争、战败和战后的大约20余年。这一时期的日本自由派或自由主义知识人，迄今并未有明确的定义。以笔者的理解，是介于具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的左翼知识人与具有强烈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的右翼知识人之间、受近代两方思想和文艺影响较深的、力求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知识人，用堀田自己的话来说，是“非皇道性的现代日本知识人”。①当然，基本可称之为自由派的知识人也许并无特别明确的畛域，但其基本的思想内核应该是自由主义。以此理解，堀田善卫应该可以归在这一畛域内。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也许是这一派知识人的典型或代表人物。在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认识上，近代以来主要有福泽谕吉一脉的“脱亚论”和认同东亚文明的亚洲主义两大思潮。后来这两大思潮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目，有时甚至互相交杂，但是愈往后，它的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内涵就愈为浓厚，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混合为一种由军部主导的以极端国家主义为机轴的官方意识形态。自大正后期民主主义思潮衰退和昭和初期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自由主义知识人的处境也越加困难。在日本战败之前，由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高压，他们往往只能退守至或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由于教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处境，一般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在文化上并无强烈的连带感，因而也不会投入深切的关注，对当局发动的对华战争也尽量采取游离的态度。
出生于富山县一家船行世家的堀田善卫(1918～1998)，读中学时曾寄居美国传教士家中，较多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学会了英语和钢琴。在庆应大学求学期间，很快地就从法学部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科，“换了专业后，我就完全成了一个西欧派，学习象征主义的诗作等。因此，与中国完全没有关系”。②大学毕业后，在国际文化振兴会调查部供职，不久成为文学杂志《批评》的同人。1944年2月接到征召令，被招人东部第48部队，可这时却因肋骨骨折而导致胸部疾病，在富山陆军医院里治疗了三个月。5月，征召令解除。1945年3月，他设法坐飞机来到了上海。冒着美军袭击的危险毅然决定前往上海，并非出于对于上海的向往或是对于中国的关切，他的目的是逃离风雨飘摇的祖国，企图以上海为跳板前往欧洲。但是上海的现实，使他这个对实际的战争几乎漠不关心的文学青年幡然惊醒。抵达上海的一周后，他在街头遭遇了一幕日本宪兵侮辱中国新娘的活剧：
从一幢公寓里走出来一位披着白色披风穿着西式婚礼服的中国新娘，与来为她送行的亲友们依依惜别。外面停着一辆来接她的汽车。我从马路的对面望着这一场景。突然，从那幢公寓的拐角边走来了三个带着公用臂章的日本兵。其中有一个日本兵突然插到了送行的人群中，一把拽下了罩在新娘身上的白色披风，露出了牙齿说着什么，还拿手往新娘的脸上戳了几下。不一会儿，他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手臂部伸到了下面，摸新娘的胸部和下腹部……。我觉得自己脸上一下子失去了血色，只记得自己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马路的对面。我是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力气的人，可这时却超常的勇猛，一头撞到了那士兵的身上，结果被他一拳打倒在地，遭到一阵猛踢，颧骨撞到了水泥地上。
我本来是个很迟钝的人。领悟力比较慢，对发生的事一下子弄不明白。尽管如此，对自己觉得明白了的事却非常坚持。在被打倒在地遭到一阵猛踢之后，我终于慢慢地明白了，“皇军”的一部分，在现实中，在这边的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被打倒在地的我，怎么也爬不起来。大概是我来上海之前因肋膜骨折而损伤的部位被士兵踢到了吧，他们穿着胶底鞋。在场的中国人和新娘一起把我扶了起来，搀扶到公寓内的一间房间里。
那时的新娘，对自己出嫁时，披风被人拽下、脸上被人指戳、乳房和腹部被人戏弄这样的经历，恐怕一辈子都无法释怀。哪怕那个士兵本身并无太大的恶意，但对我而言，这一经历，是我人生的一个出发点。
战争时期，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面对时局的变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我的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对于日本的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我此前并无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理论上的认识。我所理解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诸如上述的个人的经验。③
这一段叙述清楚表明，上海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堀田对于日本海外战争的认识，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也使得他能用比较理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祖国。1945年春天，他曾有一次南京之旅：
在南京城墙上，眺望着真的透发出紫金色的紫金山，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广阔无垠的江南的原野，此时，我脑海中作了如下的思想。
“……中国战线，据说是点与线的布局，岂止是点与线，实在是日本的整个的战略都出了问题。日本越洋过海跑到这里来，试图以天皇什么的名义来统治如此广大深远的中国及其人民，首先就犯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错误。(对中国的进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哲学性的错误。……因此，在这边说我们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话且不说中国人民会觉得绝无可能，我们只需眺望一下这片广阔无垠的大陆，你只需有些哲学上的眼光，你就不会对这样的结论产生共鸣……”④
1945年8月11日子夜，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经外电传入中国，翌日上海市民即表现出欢欣雀跃的举动，不顾日军仍然控制着上海的现实，冒死挂出了重庆的青天白日旗，国共双方都张贴出了庆祝胜利的标语，南京路上人群涌动。目睹此景，堀田在日记中感慨道：“我对支那既没有很多的见识，也没有先入之见，要学习的正是今天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从今天的体验中所获得的，超过了任何的学识和经验以及其他一切。”⑤动情之下，他立即约集几位在上海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日本人，请他们撰写文章，临时编成《告中国文化人书》，试图向中国文化人表述日本自由派的心声，堀田还企图将此印成后，通过日军飞机向全中国散发，后因日本宣布投降而未能实现。
日本战败的现实，对于堀田而言是既痛苦又富有警醒意义的。他开始对中国和日本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思考，并力图了解中国，利用已习得的中文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语堂的The vigil of a nation(原书为英文，中文译名《枕戈待旦》，堀田的日记中先后有英文名和中文名的记录，且注明为上海版，不详所读的究竟是英文抑或中文)、林语堂著的《京华烟云》(堀田读的是小田岳夫等译的1940年出版的日文译本)、罗家伦著的《黑暗暴雨到明霞》、沈从文的《记丁玲》、日文版的何干之著的《近代中国文化运动思想史》、媒体人波多野乾一著的《探究红色支那》、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1939年的日文译本)、斯坦因著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文译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堀田日记中的记录为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不详其所读的为英文原本抑或中译本)，试图从多方面来理解现代中国。
1945年11月，集聚在上海的日本人在美军和中国政府帮助下开始分批坐船返国，但堀田却无意回去，他决定留下来，或坐最后一班船回国。12月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对日宣传工作。当时他之所以留下，并不意味他喜欢中国，只是因为更不想回到日本。他几乎不怎么思念祖国，在日记中也极少提及妻子和父母。在他成长的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穷兵黩武的海外战争，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他所倾向的自由主义，几乎也没有了生存的空间，而物质上则更加窘迫。到后来，连续半年多的美军空袭，使日本的许多城市都变成了一片残垣断瓦。如今，日本已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国将不国。他对于祖国日本的感觉可谓是五味杂陈，爱恨交加，但事实上，他对祖国日本的民族或文化认同，在根本上是无法抹去的，只是眼下，他内心非常纠结。
1946年，正是国共内战前夜，双方间的火药味已经很浓，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迫害日甚一日。堀田在上海的国民党机关供职，目睹种种内幕，又从报上获知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的消息，对国民党的印象多趋负面，对共产党的动向也甚为关注，但尚不持倾向。上海近两年的动荡岁月，促使他对人生和世界展开了深刻的思考，⑥也使他的思想日趋成熟。
1947年1月归国后，对中国的关注度，倒是日益升温，且阅读了东京审判的诸多文献，对过去的战争及近代中日关系，开始认真思考。1948年起，以上海的经历为题材，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祖国丧失》、《齿轮》、《广场的孤独》、《汉奸》。1952年下半年获得日本最高的纯文学奖芥川奖(第26届)，由此享誉文坛，并被推为“战后派”的代表作家之一。1953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历史》，195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时间》，都与中国有关。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表示：“想用小说等的形式，将自我形成的过程和形态写出来，这样的想法我从未间断。”⑦1957年10月，堀田应中国作家协会等的邀请访问新中国，历时一个多月。1959年7月出版了评论集《在上海》，集中汇聚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和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二)
可称之为中篇或长篇的《祖国丧失》，大约有一半的篇幅描述了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出场的中国人主要有后来杉担任顾问的《大学周刊》编辑部内的瘦个子青年朱剑英、西装革履的张光宇和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王效中，还有朱的未婚妻倪小姐。上述的几个人物，除了倪小姐相对比较生动和丰满一些外，其他的几个人大抵比较苍白和概念化。堀田通过对他们的描述，是要传达出这样一个当时中国的意象：在各种政治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汪伪)犬牙交错、互相角力的战时以及战后不久的中国，知识青年或整个知识阶层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就如朱剑英对刚到上海不久的杉所说的：“中国的文化人无法不关心政治，名人都是政治家。在中国，可以说没有文化人和文化。有的都是政治。我们不得不从事政治。想要从事文化运动的人，结果都不得不与政治运动发生关系。”⑧一个人的视角和立场、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外界认知的信息源，往往会决定这个人对某一对象的感知和认知程度，并塑造出某一对象或模糊或清晰的意象。这种意象，有时会逼近对象的本质，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偏差。就堀田对中国的认识而言，他的视角和立场是受过近代西方知识教育的日本文化人，他的个人生活体验是日军依然猖獗的战争后期、日本战败(中国抗战胜利)、战后国共互相尖锐对峙的1945年3月至1946年12月的上海生活，他有关中国的信息源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有关中国的书籍报刊。由此，他感受到的以及通过他的作品传递出来的中国意象，就是政治中国。他认为，“政治的两个顶点就是战争与革命”。⑨事实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战争和革命之中，而他在上海的这一段岁月，又恰好是战争和革命的漩涡翻腾的高潮期。
《齿轮》是堀田将自己的上海经历以及种种耳濡目染的信息综合后炮制出来的虚构作品，主要描写国民党军统机构的侦探、绑架、杀人行径，及以由共产党转为军统人员的陈秋瑾对特务机构的恐惧、对特务行为的厌倦和憎恶，充满了血腥和令人窒息的紧张。小说在情节上有些离奇和神秘，逻辑上也未必十分顺畅。问题是，他为何要撰写这样一个故事？为何要向日本读者传递出这样一个中国意象？自然，故事的部分梗概是他从一个中国青年那里听来的，并非完全出于杜撰，但笔者认为他在上海深切感受到故事发生的氛围才是这部作品诞生的主要培养基。在日本战败前的上海，他已经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日本宪兵的凶险，他在《祖国丧失》中多次写到了日本宪兵对《大学周刊》编辑部的暗中监视和对杉和公子行动的跟踪，以及日本宪兵对于中国抗日青年的抓捕和拷打，这些情节基本上也是出于他自己在上海的体验。同时在日本战败之前，他已隐约感觉到了国共双方的谍报人员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等地的活跃身影，以及国共与汪伪和日本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作为一个对战后的中国和日本的命运(他此时已深切认识到了日本的命运与中国具有何等深刻的联系)感应敏锐的日本文化人，他对国共这两大政治力量的角逐和角力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对此我们在堀田的《上海日记》中已经看到了太多的记载。这种来自于自身所在环境的大量信息在他的头脑中逐渐积淀并演绎出了一定的图像。而他自己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面的机构中供职一年多，实际的职场经历使得他对国民党也积累起了相当程度的感性认识。他回国后，国共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刚刚从日本的战败中获得的和平又重新归为泡影，中国再一次地置身在了战争的残酷现实中。于是在上海期间所获得的对于中国的感知，终于在他的内心演变为一幅革命和战争的极端图像：国民党和共产党地下特工之间的血腥屠杀。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主要是国民党的特工对于共产党的血腥镇压。这样的一幅图像，实际上是在他现场感知基础上的意象再造。
简而言之，堀田所捕获的、并试图传递给日本民众的近代中国图像是革命与战争。
(三)
《时间》是笔者目前所看到的第一部直接描写南京大屠杀、或许也是战后日本以南京大屠杀为主要题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时间》写作的最初的心理动因，应该缘起于1945年春天的南京之旅。那次他和武田泰淳一起登上了有些荒凉的南京城墙，放眼四望的感觉令他有些震撼：
俯瞰南京城区，城区无疑是美丽的，但一种强烈的人去楼空的感觉却在我心中萦怀不去。这是一座空荡荡的大宅，空荡荡的古城。主人去了哪里？城区虽然是由人工筑成的，自然却不会说谎。完全像一座空荡荡的大宅。在主人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身份不明的人进入到了这里，可他却怎么也无法与本地的自然融为一体，他只是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荒城。这一感觉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紫金山呈现出美丽而又冷峻森然的姿容，仿佛地球上的人类全都死灭了，一切都灭亡了，唯独它还冷然耸立着。我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对于东方命运的哀恸，愈益强烈，这渐渐演变成了我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悲恸，甚至是绝望。那个时候，我明确感到，中日关系、东方的命运这类庞大的问题已经与我自己渺小的人生、生存的苦恼连为一体了，这使我自己都感到相当惊愕。⑩
那时《时间》还完全没有动笔，甚至都还没有酝酿。后来他明确地讲述了那时紫金山的深刻印象与《时间》的关系：
我完全被紫金山、真的是呈现出紫金颜色的岩石纹理的美丽所打动了，萌发了以后一定要把这种美丽写出来的欲念。但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欲念后来竟会成为以日军南京大屠杀为素材的拙作《时间》。紫金山的美丽姿容，还有长江(根本不是普通的江河概念)的猛烈壮阔，还有辽阔得仿佛不像是人类世界似的华北旷野，如果想要表现这一浩茫的世象，若不是通过人类与人类历史的恐惧、无比的激烈、残忍、总之是被称之为人类的人的某种最具有内质性的物象，是怎么也表达不出来的。当时我在城墙上产生了这样的认识。(11)
整部作品是以一个名曰陈英谛的中国人的口吻叙述的，作品的形式就是陈英谛的日记，作者试图借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展现作者对日本和中国、历史和世界的理解。曾是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一名文员的陈及其怀孕的妻子、年幼的儿子、从苏州逃难来此的表妹，经历了日军包围、进攻、攻陷、屠杀南京的胆战心惊、惨烈无比的整个岁月。最后的结局是陈英谛在集体屠杀的枪声中装死倒下，趁夜色从尸体堆中爬出，幸存一命；怀孕9个月的妻子在受到日军凌辱之后，突然出现阵痛，遭到踩踏后连同腹中的婴儿一起命归西天；失去父母的五岁的儿子英武，沦落成了流浪儿，在一次乞求残羹的混乱中被日军士兵打死；表妹也没能逃过被日军强暴的厄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几次寻求短见，幸被熟人救下，被送往苏北新四军地区疗养，为了麻痹剧烈的身心疼痛，不慎被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陷入了严重的中毒状态。
对于屠杀的现场，小说有这样的描写：一日，日军对被带到小学里来的人群中的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逐一检查他们额头上是否有带过军帽的痕迹、手掌上是否有使用枪支的茧子、衣服是否有军装的模样，只要日军觉得有一丁点的迹象，就立即被拉到小学后门外的小河边刺杀，无数的尸体滚落到了河里。剩下的青壮力，日军便用刺刀逼迫他们将昨日被残杀的尸体搬运到河边并投到水里，现状惨不忍睹。
下午四点，日本兵再次把我们男子集中起来，这次是叫我们去收拾学校外倒下的尸体。有小孩，有女人，有头部被打碎的，有上半身赤裸的，有下半身赤裸的。将这五十来具的尸体集聚起来后，浇上汽油，在田野中焚烧。这里边也许还有人没死。恰好这时风吹了过来，狂风怒号，黑色的浓烟裹挟着尸体的气味左右乱窜，遮蔽了血红的夕阳惨淡的光芒。……这天夜里，城里各处都有大火。(12)
上述描写虽以中国人的日记形式表达出来，实际上却出自日本人堀田之手，表现的是堀田自己对日本人、至少是战时入侵中国的日本人的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这是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作者在如实描述南京大屠杀的同时，更多地给人们提供了关于人性、战争以及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思考。就实际体验而言，堀田仅有过一次很短暂的南京之旅而已，他仅仅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有一点点直感，对于当年大屠杀的真相和惨状，他完全来自于各种语言的文献阅读。其中大量冷峻而充满血腥味的细节的描绘，连笔者我也每每难以卒读。可以推知，作为日本人的堀田，写作时心头将要忍受何等的鞭笞和煎熬。但是，自由主义知识人的良心和理性，造就了这样一部作品的诞生。
1957年访问中国将近两年之后，他结合自己在旧中国的经历与在新中国的考察和思考，采用访问记、回忆录、评论和随感互相交织的时空跳跃形式，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在上海》。此书的内容虽然有些斑驳庞杂，但中心主题是对中国的认识和日中关系的思考。
1957年秋天的中国之行，让他看到了一个有些陌生的清新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上海。此前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两年，大部分的街巷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除了少数繁华的大街和旧法租界的高等住宅区之外，污浊、腐臭、横行的偷盗、泛滥的妓女、满街的流浪儿，构成了上海的基本面，“万事混沌”是他对旧上海的总体印象。这次再度来上海，“除了第一天之外，我几乎都没有参加安排好的参观活动，一个人在街上坐了三轮车，或是乘坐电车和无轨电车，或是徒步，随意走遍了各处的大街小巷”。(13)结果发现，上述的“万事混沌”，“都清清爽爽地消失了，”(14)“解放后的上海，噩梦一般的东西都被清扫一空，哪里都不再散发出异臭，从各种含义来说都变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了，完全变成了一座中国的城市，工业正在发展，满眼都是充满生气的、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他最后总结说：“革命解放，同时也非常强烈和广泛地呈现出了向中国悠久的历史复归的一面，这是我此次到中国旅行逐渐感受和认识到的。在毛泽东的《沁同春·雪》这首词中所举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代王朝的历史中，若要放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也许该将此称之为人民的王朝吧。”(15)
堀田无意颂扬新中国，更多的是试图通过这次旅行，去理解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中国，或者通过新中国来理解共产党。虽然最终并未获得理论上的破解，但是与过去在上海所经历过的旧中国相比，直觉告知他，现在的中国比原先清洁健康、秩序井然、朝气蓬勃。他对共产党的革命和解放的理解是：“解放的深度，就是使得人们过上了像人一样的生活。”(16)他是一个比较冷峻的知识人，行文中没有太多的感动和兴奋，但内心却为中国的变化感到由衷的欣喜。
不过，他对上海的感觉有些复杂。新上海的清新整洁让他感到欣喜，但涤荡了污垢和五味杂色的上海又使他觉得单调乏味，“也就是说，都市所具有的气氛，用鼻子嗅过之后才能明白的这些要素，都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了。”而新中国的文学作品，大多被罩在一个框架之内，题材和风格也变得整齐划一起来，民族、国家、革命、解放的主旋律几乎成了唯一的音调，个人的心绪、情感和思想几乎遭到了否定，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堀田不免感到有些寂寥和肃杀。
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战败以后堀田所一直关注的问题。从《上海日记——沪上天下》来看，战败之初，堀田并没有从战前的意识迅速转过来，对日本的战争行为，也未表现出深刻的愧疚和忏悔。1946年6月在上海刊载的《反省和希望》，似乎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述日中关系的文字。文中写道，在上海的中国人民因日本战败而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的表情，使他清楚地意识到，日本数十年来的对华政策，“即所谓的中日亲善、同甘共苦、同生同死等的标语终究只是空洞的标语而已，中国的民众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或‘对华新政策’，根本就没有赞同过”。(17)在上海，他切身感受到了作为日本人的自己与中国人之间的立场的差异。对日本官方的近代对华政策，他从漠不关心，逐渐转为困惑、怀疑乃至否定。作为日本知识人，他在批评官方或军方的同时，也试图为日本的文学家与军部合作的行为做些辩解：“从表面上或是从整体上来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许也是为了使日本的侵略思想合理化而由官方主导或军方主导举办的活动，但每个文学家，从个人的心愿上来说，也是希望至少在文学的领域内能将扭曲的中日关系纠正过来。”(18)事实是，主动地、热切地为军部作伥的日本文学家并非只是个别。
回国以后，堀田对中日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反省，于是有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尤其是涉及中日关系的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事实上是一种思想的整理，或者说对中日关系认识的整理和表述。堀田觉得对中日问题的思考已经是自己内心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了，因此时时会有一种压迫和痛苦，“事实上，我数度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作为自己问题的一部分来写作，是想对此做一个了结。……以拙作而言，《断层》、《历史》、《时间》等，写这些作品时，我都在试图以此做一个了结。我内心在想，背负着如此沉重繁杂的历史因袭，我实在有些苦不堪言，无论费时多久，我恐怕都无法完成能达到自己期待的工作”。(19)
堀田内心痛苦的根源是他觉得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灾难。《在上海》出版14年之后，他再次表示：
在日中近代的百年史中，我们日本这一方，是在天皇的名义下对中国的侵略者、杀戮者。在战败之后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迎来了邦交正常化，无论我也好，作为这次对话者的武田泰淳氏也好，胸中交杂着复杂的感慨，这一点与很多的日本国民是一样的。……但是，回顾一下战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感到一种自责之念，无法自已。这是因为，比如说在邦交正常化的今天，当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想要知晓日中百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能提供给他们一部具有怎样的权威性和客观性的百年史呢？想到这点，我内心就会感到十分不安。(20)
对于中日关系的将来，堀田无疑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基于对历史、民族、文化和世界的深刻思考，他发表了如下的见解：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的，以及未来的，这一互相交往的方式，并不只是像国际问题那样的冷冷的、外在的关系，而是应该把它看作国内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内在的问题。它甚至是我们文化本身的历史，准确地说，恐怕是远古时代就开始的历史本身。……我有一种危机性的预感。今天两国关系的处理方式，在不远的将来，恐怕会带来一种今天有点难以想象的危机。恢复邦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情。……但是，邦交恢复后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良好了。我所预感到的是，恐怕邦交恢复后更容易出现问题。邦交恢复以后，两国反应的方式，或者是尔后彼此的反动。当今这个时代的两国存在方式的基本差异，虽然有很多，不仅只是体制上的差异，来自于两国国民内心构造上的差异，是更为本质的，当两国国民直接开始交往时会产生的问题，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必须预测到，并且给予认真的关注。(21)
堀田本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深感历史因袭的沉重，决定将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做一彻底了结。作为了结的形式，他与挚友武田泰淳进行了一次有关中国的长谈，题目竟然是“我们将不再谈论中国”。虽然堀田此后依然在关注中国，但他真的没有再发表有关中国的文字。
综上可知，由于思想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原因，在战败之前日本自由派知识人对于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对侵华战争也未表现出认真的思考。但战败形成的一个巨大契机，促使他们去反省日本在近代的主流意识和主体行为，而中日关系是日本近代历程中极为重要、也是最为沉重的部分。当他们一旦有机缘与中国发生关系，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独立理性的知识人立场，他们对于中国以及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往往会有突破狭隘民族主义视野的深刻思考和评判。由于他们出色的专业成就和社会地位，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也具有一定的舆论领袖的影响力。堀田善卫是其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注释：
①这句话是通过作品中一个中国人之口说出来的，实际上是堀田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堀田善卫：《祖国丧失》，《堀田善卫全集》第1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第70页。
②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対話 私はもぅ中国を語らなぃ》，东京：朝日新闻社，1973年，第33页。
③堀田善卫：《上海にて》，东京：集英社，2008年，第113～115页。
④堀田善卫：《上海にて》，东京：集英社，2008年，第31～32页。
⑤红野谦介编：《堀田善卫上海日记——沪上天下1945》，第24页。在堀田去世10年后的2008年，红野谦介教授将堀田生前留下的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间的日记(中间有大段的缺失)整理成《堀田善卫上海日记——沪上天下1945》并交由东京集英社出版。
⑥堀田在自传体小说《断层》(初刊于《改造》1952年2月号)中说主人公在上海期间“虽然中文还学得不怎么样，但他头脑中以前只有日本和欧洲的世界地图却已完全改变了”(《堀田善卫全集》第1卷，第407页)。
⑦红野谦介编：《堀田善卫上海日记——沪上天下1945》，第179页。
⑧堀田善卫：《祖国丧失》，《堀田善卫全集》第1卷，第67页。
⑨堀田善卫：《〈広場の孤独〉後記》，《堀田善卫全集》第1卷，第479页。
⑩堀田善卫：《反省と希望》，《堀田善卫全集》第12卷，第121页。
(11)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第33页。
(12)堀田善卫：《时间》，《堀田善卫全集》第3卷，第51～52页。
(13)(14)(15)(16)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第64、66、230、217页。
(17)堀田善卫：《反省と希望》，《堀田善卫全集》第12卷，第119页。
(18)堀田善卫：《反省と希望》，《堀田善卫全集》第12卷，第120页。
(19)(21)堀田善卫：《上海にて》，第10～11、33页。
(20)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対話 私はもぅ中国を語らなぃ》，东京：朝日新闻社，1973年，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