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香港政改争论及其前因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因后果论文,香港论文,中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中英围绕香港政制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收复香港主权斗争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试图对这场争论及前因后果作一考察。
（一）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当中国政府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势烈的掌声。这掌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将从此结束。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于1985年5月27日正式换文生效，香港即进入走向1997年的“过渡时期”。为了保证中英联合声明的贯彻实施，中国政府从1985年7月起开始以“一国两制”的精神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4年8个月的努力，1990年4月，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此同时，中英两国外长在《基本法》即将颁布之际，还就有关香港问题达成具体的谅解和协议。上述文件，对香港的主权回归问题，包括香港过渡时期政治体制如何与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相衔接确定了具体方案。只要中英双方能在比较合作的情况下，按照这些法律和协议行事，就能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
正当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开始考虑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实现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考虑香港各项事业与未来特区政府基本法相衔接的时候，英国政府突然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协商合作的政策，由新任港督彭定康抛出“加快民主进程”的政改方案，使原本相对稳定和谐的香港政局及中英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应该说，彭定康挑起政改之争，并不是他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由来已久。本来，香港完全是港督一人执政，官员统统是港督委任，并随时可以撤掉，没有任何民主。然而，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前的80年代初，英国为准备撤退，即开始酝酿政制改革。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设想：“我们应当发展香港的民主结构，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期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我们可能也要考虑把全民公决作为那里的一种可以接受的制度。”这表明，英国早就想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1997年后英国继续对香港实行变相的统治。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必须在1997年收复香港全部主权的坚定立场，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签署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有关协议。但是，在中英谈判行将达成协议之际，英国忽然抛出了“还政于民”的“代议制改革”方案。1984年7月18日，港督尤德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了代议制绿皮书；同年11月21日，又出台了代议制白皮书。绿皮书、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是改变港英政权结构的最上层立法、行政两局部分成员的产生方式，推行所谓“八八直选”，即1988年之后实行部分非官守议员的直接选举。代议制改革方案出台后，1985年，部分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开始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实行民选。这是“代议制改革”的一个步骤。显然，港英当局想通过加快香港的所谓“民主化”，到1997年给中国造成一种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既成事实。
“代议制改革”方案一出笼，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政制改革是英国搞的，中国“不承担义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也正式讨论了“代议制改革”问题，并于1985年11月30日，发表公报提出：“讨论中双方同意香港政制的改革与基本法衔接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时期，港英当局对政制改革的立场是求稳为主。第27任港督卫奕信强调“政制改革宜需审慎行事，珍惜安定，循序渐进”。卫奕信的讲话受到邓小平的欢迎。邓小平说，这个看法比较切合实际。然而，英国政府认为，卫奕信政治软弱，并称他领导的香港政府为“跛脚鸭”，于1991年12月，提前宣布撤换卫奕信，任命彭定康接替他的港督职务。彭定康一来港，立即掀起一阵狂暴的“政治旋风”。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具体内容是：（1）把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开，使立法局由咨议机构变为实权机构，让立法局介入施政，变“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的政制，使立法局在政府的决策中起制衡作用，以控制和干预未来特区政府和特区首长。（2）改变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式，扩大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全部取消委任议席。
显然，如果按照彭定康的这一套做法来办，香港的亲英反华势力就会纷纷上台，英国就可以通过他们来左右香港的政务，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达到在九七之后继续遥控特区政府的目的。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是企图变着花样维护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因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能答应的。彭定康掀起的政治飓风，引起了香港上下的强烈反响，18个区议会表决，多数反对彭定康的做法。香港各报纷纷发表评论，谴责彭氏的做法是“不遵守协议，不守诺言”，严重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中国政府迅即表明了自己严正的立场。在彭定康于1992年10月7日抛出其“政改方案”的第二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发言人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我们注意到彭定康先生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包括对香港现行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改变的内容，还注意到他对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一套打算。这些决定和“建议”都是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对此深感忧虑。假使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加以设立。在彭定康上任后首次访问北京之前，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英国人意图很明显，我们要质问他们，中英联合声明还算不算数，对此一点也软不得。他后来又说，不行的话，另起炉灶。要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包括应变的准备。对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要警惕。
10月20日至23日，彭定康来北京访问时，钱其琛外长向他严正指出，对香港政制进行重大改变是对中英合作的挑战。要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进行认真磋商的轨道上来。为了使公众了解中英关于香港政制改革之争的真相。10月28日，中国公布了中英双方就此问题磋商的7份文件。
1993年1月，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在接受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全面阐述和重申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指出，如果彭定康收回其“政改方案”，中方也会收回“另起炉灶”的准备。关于“另起炉灶”，鲁平说，这个“炉灶”主要是指将来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如果是1997年前后能够衔接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另起炉灶”问题。这个“炉灶”一定要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按照基本法来砌成，1997年后继续可以用。“另起炉灶”无疑是给彭定康下了最后通牒。
在这种情况下，英方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向中方表示谈判的愿望。中方从保证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大局出发，围绕香港1994、1995年的选举安排，于1993年4月至11月与英方进行了17轮会谈。
在会谈中，英方在很多问题上，口头承认，具体否定，不愿回到已达成的协议和规定的立场上来。而且稍有松动，就提出无理要求。比如，他们提出：（1）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以无条件乘坐“直通车”。即一直过渡到1997年后的第一届特区政府和立法会。（2）要求中方承诺2007年实行全面直选。（3）1995年的选举委员会，应该成为今后历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模式。（4）英方要参与1996年成立的特区筹委会。这些要求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完全改变了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因而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
10月初，中方根据港人的建议，向英方提出“先易后难”的解决办法。即先解决1994年区议会的选举方式问题，把较难解决的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式问题分开。但彭定康提出区议会的选举方式同样适用于1995年立法局的选举方式。12月初，彭定康在会谈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将其部分选举方案公诸香港宪报并提交立法局审议。这实际上关上了谈判的大门。中英会谈中断了。
（二）
谈判破裂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挑起的这场政制改革之争？是谁把会谈推入死胡同？答案只有一个：这场政制之争是英方挑起的，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英方。那么，英方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1）企图保护英国自身经济利益，保留其殖民主义影响。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撒切尔夫人并不感到高兴。她在最近发表的回忆录中在谈及中英协议的达成时也不得不承认：“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也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愿妥协和实力上远占优势的对手打交道。”英国过去在香港有着巨额投资，每年拿回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因此，他们不甘心就这么轻易地从这块生金蛋的土地上撤走，使它在香港的利益受损。为保护这一利益，就以“扩大香港民主”为幌子，通过改变选举办法，把代表英国利益的少数激进民主派安插在立法局，使1997年后的香港权力机构仍有英代理人，英国仍可坐在伦敦遥控，继续获得好处，这就是英方挑起的政制之争的最深刻动因。
（2）企图保全面子，从香港“光荣撤退”。英国是一个有200多年殖民史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自觉有失“大英帝国”的面子。为保住面子，有人认为，和和气气地撤退也是撤，吵吵闹闹地撤退也是撤，还不如吵吵闹闹地撤。这样给世人的印象似乎是“大英帝国”仍然是“强大”的。于是他们就精心部署了一套“光荣撤退”的计划。政制改革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
（3）错误地估计中国形势。1989年北京的“六四”政治风波以及随后发生的苏联和东欧事件，使英国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形势。他们认为：一是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一定会陷入四分五裂，将会步苏联的后尘而瓦解。二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离不开香港。英方想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使中国不敢另起炉灶，想把行政权削弱，改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千方百计培养亲英反共分子形成一股力量。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英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决定派彭定康实行其“光荣撤退”的使命。“全部推翻重来”，从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大步倒退。
（4）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呼应，利用香港干扰中国的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势发展越来越好。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中国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深感忧虑，力图扼制中国的发展。因而，英国借助美国及西方反华势力，有恃无恐地挑起争端，妄图通过搞乱香港，干扰中国的发展。
（5）政改是英国老牌殖民主义者的故伎重演。回顾历史，英国从其殖民地撤退之前总是煞有其事的大搞“政制改革”一类活动，安排一段实行自治的过渡时期：民选立法机构，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成立“议会”，产生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同时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到条件成熟时，总督撤走，“还政于民”。通过这些步骤，英国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存在。由此看来，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老牌殖民主义者的故伎重演。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英国才不惜以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挥舞着“人权”和“民主”的大棒，背信弃义地向中方挑战。因此，中英政改之争的实质，不是香港要不要民主以及民主步伐快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英国守不守国际信义的问题，也是主权问题之争。
（三）
为维护联合声明和国家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同英国的背信弃义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英谈判破裂之后，中国政府不再对英方抱有任何幻想，开始由原来与英方合作，以求平稳过渡的构想，转而寻求与港人合作，维护九七平稳过渡的策略。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以我为主，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方针，决定“另起炉灶”，并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1.建立预委会，将主权接管预备工作提前。预委会全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这一机构是在1993年7月2日闭幕的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通过成立的，简称“预委会”。预委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其主要工作任务是为1996年成立的筹委会包括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作好前期准备；为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方方面面实现与基本法的衔接提出意见和建议。
（2）制定“另起炉灶”方案。199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额赞成票，通过了“另起炉灶”议案，即按照英方“三违反”方案产生的香港三级政制架构，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1996年1月成立特区筹委会，筹委会将根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负责筹备特区第一届政府。
（3）聘请港事顾问和区事顾问，为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实现平稳过渡献计献策。为了广泛听取港人建议，新华社香港分社于1992年起先后聘请了许多在香港名界和各地区有代表性的人士，担任港事顾问和区事顾问。他们对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实现平稳过渡，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4）成立筹委会，具体实施香港特区的各项筹备工作。经过预委会紧张的前期准备工作，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正式成立。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在回归祖国的后过渡期已进入关键阶段，在未来的这段日子里，筹备成立香港特区的具体工作，将由筹委会去落实贯彻。江泽民指出，这是实现祖国统一长征路上的第一站。筹委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了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人士。其中150名委员中，香港委员94名，占了63%。这充分表明，港人在筹建香港特区中的作用。随着筹委会的成立，预委会的工作宣告圆满结束。
（5）组建解放军驻港部队。1996年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解放军驻港部队已组建完成。29日，筹委会委员前往深圳参观。随着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7000英军将撤出香港，解放军进驻香港，这是体现主权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过一系列斗争，英方越来越意识到，同中国对抗，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英方一些智囊人物承认：“愈接近九七，英方手上的筹码及王牌，变得越来越少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说：“英国手里已没有什么牌了。”因此，1994年下半年以来，在对华关系上，英国的态度有所转变。对于中英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是表示欢迎的，并希望这一势头继续发展，但也决不存在幻想。正如江泽民所讲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是必须依靠自己，依靠我们强大的、日益兴旺的国家，依靠600万香港同胞。
中英关于香港政制改革问题的争论和斗争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取得外交的胜利，首先必须要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同时，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对西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必须要坚决斗争、敢于斗争。一点也软不得。在这种斗争中，又必须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如此，强大起来的中国人民，就一定能胜利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