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研究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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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起,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逐步缓解。粮食价格也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时期,与国际市场粮价相比,与农民收益增长的要求相比,粮价不宜大起大落。逐步扩大放开粮食市场的地区,条件基本成熟。

一、粮食生产和市场供求

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2000年起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需之间将出现一定缺口,粮食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逐步缓和,库存压力明显缓解。从全球范围考虑我国粮食市场平衡是个现实问题。

(一)我国粮食生产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1978年到2000年,我国累计生产粮食83.32亿吨,年人均粮食产量现为365公斤(最高达到410公斤),比1978年的316.6公斤增长了15.29%,比1949年的208.9公斤增长了74.7%。20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发展,总产量相继登上了3.5亿吨、4亿吨、4.5亿吨、5亿吨四个台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200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46217.5万吨,比1978年的30476.5万吨增长了51.65%,年平均递增1.91%。

二十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快速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四大因素:一是正确的农业政策的激励。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国家多次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价格。二是气候正处于丰水期和暖冬期,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较大的干旱和早霜等灾害程度较轻。三是耕地面积长期稳定在11000万公顷以上。四是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投入品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粮食产量跃上5亿吨台阶后,我国粮食市场进入了阶段性的供大于求时期,粮食库存大幅增加,粮食价格大幅下降,粮农收益相对减少。一段时期以来粮食生产大幅增长的局面面临着调整的客观需要。从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刺激粮食生产大幅增长的有利因素也大都发生变化。首先是受国内供求关系和国际市场的影响,粮价持续低迷,价格对粮食生产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消失。其次是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粮食生产的程度明显加重。再次是粮食播种面积自1999年起开始缩减。1999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940万亩,2000年减少4698万亩,2001年继续减少。与此同时,受种植效益明显降低的影响,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也开始减少。因此,除了科技进步在继续对粮食生产起促进作用外,其他有利因素都在减退。

因此,2000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为46217.5万吨,2001年为45262万吨。预计“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将在4.5亿~5亿吨徘徊。今后,决定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一是粮食种植面积,二是粮食单产。

粮食种植面积取决于我国耕地面积总量的维持,取决于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方向。耕地面积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1984年到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呈减少趋势,由13787万公顷,减少到13004万公顷,下降了5.68%,年平均净减耕地65.25万公顷。在不考虑耕地质量变动的前提下,按最乐观的估计,中国耕地每年维持净减少3万公顷的速度,到2005年耕地面积将减到12977万公顷。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粮食种植面积受到挑战,即便是剔除种植业结构调整影响,今后几年粮食种植面积维持在11000万公顷以上的水平也是相当困难的。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是另一个影响粮食种植面积的重要因素。由于近几年我国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比较严峻,粮食生产比较收益相对下降,在市场竞争下,粮食种植面积会相对减少,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会相对增加。

表1 1978~2000年我国粮食生产统计表

注:增长率以上年为100。

粮食单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和农民投入的增加。科技进步是粮食单产提高的主要因素。1987年以来的十多年,各地以“丰收计划”为龙头,普遍加大了科技推广力度,重点推广了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高产优质小麦以及水稻旱育秧与抛秧、种子包衣、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地膜覆盖、秸秆覆盖和节水灌溉等增产增收技术。1995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以提高种子质量、推广优良品种为目的的“种子工程”。这些科技成果将继续对粮食产量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今后,随着加入WTO,国际间粮食生产合作领域扩大,科学技术共享机会增多,促使粮食单产继续提高的可能增加。但直接提高粮食单产的新科技成果,从开发到推广、到大规模生产还需要一个时期。农民投入是促进粮食单产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几年,粮食生产收益相对下降,农民生产投入热情明显减退。因此,单产短时期(“十五”时期)较大幅度提高的可能不大。

表2 分时期粮食平均增长速度

(二)我国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基本好转。

我国近两年粮食生产产量在结构性调整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连年下降,但粮食消费稳步缓慢增长,粮食供大于求的矛盾逐年缓和。其表现在四个方面:

(1)口粮消费小幅增长。影响口粮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的增长,我国城乡人均口粮消费呈小幅度稳步下降的趋势。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为84.91公斤,农村居民为247.45公斤,分别比1995年减少12.5%和4.4%。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为82.3公斤,农村居民为249.5公斤,分别比上年减少3.06%和增长0.81%。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大陆人口为12.5亿,每年人口的增加量也接近1000万人,由于人口增长率大于人均口粮下降率,因此,口粮消费仍然呈小幅度增长趋势。(2)饲料粮消费稳步增加。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畜产品消费、水产品消费仍然处于稳定增长时期,拉动饲料粮的消费稳步增长。(3)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用粮消费明显增加。(4)工业等用粮消费突出增长。由于粮食价格的低廉,酿酒、医药和工业酒精行业将增加粮食的消费量,此外,随着科技进步和加工技术的发展,其他相关行业也会增加对原料用粮的消费。

近几年我国粮食食用消费占粮食总消费量的50%左右,饲料粮消费占粮食总消费量的30%左右,工业消费占10%左右,种子消费占3%左右,出口和其他约占7%左右。

“十五”时期,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粮食消费年均增长1.2%左右(大于人口的增长),到2005年,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53000万吨,粮食生产能力能够达到50000万吨(积极估计),缺口在3000万吨左右。目前,我国粮食库存总量在26000万吨左右,其中商品周转粮库存18600万吨左右。按照以上预计,假定“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年平均2500万吨,每年净进口1000万吨,消耗库存1500万吨。到2005年,我国商品周转粮食总库存将减到12000万吨(不考虑库存粮质量引起的数量下降)。因此,未来我国的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逐步缓解,库存压力会逐渐消除。从全球范围考虑我国粮食市场的供求平衡,是个现实问题(不完全是出于对加入WTO的承诺)。

但是,即便是3000万吨缺口粮食全部从国外进口,我国粮食市场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也不到6%,不会影响到我国粮食安全。粮食产量在4.5亿~5亿吨之间的波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从人均占有粮食来看,从供需平衡来看,这种粮食生产形势,能够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对促进我国粮食市场的良性循环,保证粮农的利益比较有利。

二、政府定价和市场价格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价格政策对提高我国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作用显著。1978~2000年,我国粮食收购价格年平均递增7.71%。社会主义市场粮食价格机制的形成经历了艰难的反复过程,与国际市场粮价相比,我国粮食价格还不具有竞争力。

(一)政府粮食价格改革历程的回顾。

1978年以前,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价格长期不动,粮价偏低、比价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1978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将国家管理的小麦、稻谷等6种粮食的统购价平均提高20.86%,每50公斤由10.64元提高到12.86元,并将超购加价的幅度由30%扩大到50%。

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价,实行合同定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合同定购中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即在统购价基础上加价50%)计价,合同定购价的总水平比原统购价提高35%。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农民自主支配,价格随行就市,但当市价低于原统购价格时,国家按原统购价格敞开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

1987年、1988年继续提高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粮食定购价格,并实行粮食合同定购“三挂钩”政策。1987年北方玉米定购价格每50公斤提高1元,提高7%左右;南方籼稻定购价格每50公斤提高2元,粳稻定购价格每50公斤提高2.25元,均提高9%左右。1988年全国小麦定购价格每50公斤提高2元,北方粳稻定购价格和南方玉米定购价格均每50公斤提高2元。

1989年再次全面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提价幅度为16%。小麦每50公斤提高1.5元,籼稻、粳稻分别每50公斤提高5元和6元,玉米每50公斤提高1元。

1988年、1989年开始压缩平价粮销售范围。1991年,国务院决定自5月1日起提高城镇居民的粮油统销价格,面粉、大米、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公斤提高0.2元,提幅68%。其中面粉每公斤提高0.2元,粳米每公斤提高0.32元,籼米每公斤提高0.228元,玉米每公斤提高0.16元。

1992年,国务院决定从4月1日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统销价格,实行购销价格联动。小麦、稻谷、玉米三种粮食的定购价格每50公斤提高4元,提价17.5%。其中小麦每50公斤提高6元,上调23.6%;粳稻每50公斤提高5元,上调17.6%;籼稻每50公斤提高3元、上调11%;玉米每50公斤提高3元,上调18.4%。同时上调销价,面粉、大米、玉米三种粮食的统销价格,全国平均每50公斤提高11元,上调44.7%。其中标准粉每50公斤提高12元,上调43.9%;标二粳米每50公斤提高16元,上调52.4%;标二籼米每50公斤提高11元,上调45.3%;玉米每50公斤提高5.8元,上调39.3%。销价提高幅度大大高于购价,取消粮食购销价格倒挂。

1994年6月10日,国务院继续提高粮食定购价格,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四种粮食定购价格,每50公斤提高到52元。定购价格调高以后,为了控制销售价格上涨过多,保护消费者利益,国家加强了对粮食销售价格特别是对城镇居民口粮销售价格的管理。

为了缩小市场销售价格和国家收购价格的差距,1996年又一次大幅度全面提高粮食购销价格。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四种粮食的定购价格,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在1995年加权平均定购价格(不含价外补贴)的基础上,每50公斤提高15元,并以此为基准价,在上浮不超过10%的范围内确定。根据各地安排结果统计,四种粮食加权平均,每50公斤收购价格由51元提高到72元,提价幅度41.2%。粮食定购价格提高以后,为了不产生新的购销价格倒挂,决定相应适当提高粮食销售价格。

1997年开始,粮食价格出现滑坡,虽然国家定购价格强调稳定,但粮食综合收购价格指数仍下降9.2%。1998年,国务院大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省级政府对粮食生产、流通全面负责的体制。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粮食管理走上了法制轨道。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较大幅度地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1998年小麦全国主产区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平均实际收购价格(简单算术平均)每50公斤约65元,比1997年全国平均收购价格下降约9.4%;稻谷约63.3元,比1997年下降约11.84%;1998年粮食收购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下降3.3%。

1999年小麦全国主产区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平均实际收购价格(简单算术平均)每50公斤约63.77元,比1998年又下降约1.91%;稻谷约60.25元,比1998年又下降约4.82%;1999年粮食收购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下降12.9%。

2000年小麦全国主产区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平均实际收购价格(简单算术平均)每50公斤约57元,比1999年又下降约10.6%;稻谷约52元,比1999年又下降约13.1%;2000年粮食收购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下降9.8%。

以1978年为基期,2000年粮食综合收购价格指数为512.5%,1978~2000年粮食收购价格年均递增7.71%(1978~1996年年均递增11.83%)。统计模型分析,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增减的相关度达到0.915%,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度达到0.9268%。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价格政策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作用是显著的,对增加农民收入贡献是明显的。但是也不能否认,粮食价格政策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个别年份由于提价力度太大、时机不当,对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也带来了一定的负作用。

(二)粮食市场价格经历了漫长的反复过程。

在政府大规模提高粮食购销价格的同时,粮食市场遵照其自身的规律,开始了其价格大幅反复的过程。1995年10月份开始,以大米和玉米价格下降为标志,我国市场粮价开始了持续大幅度的下降过程。2000年起,受粮食减产的影响,各粮食品种价格开始回稳,但是粮食价格总水平仍然大幅度低于1995年的水平。按批发市场年度平均价格计算分析,2001年平均价格与1995年相比,粮食批发市场价格(大米、小麦和玉米价格的平均数)累计仍然下降36.5%,其中大米约下降40.5%、小麦下降36.76%、玉米下降近30%。此外,同期大豆价格下降17.58%。

2001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总水平基本结束多年的下降趋势,止跌回稳,这主要得益于我国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行,也是粮食市场客观规律长期作用的结果。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8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及6个配套文件,部署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国有粮食企业要按顺价销售粮食,政府对粮食价格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储备粮吞吐等经济手段进行。同时,国务院还相继发布实施了《粮食收购条例》和《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加强粮食市场收购管理,维护粮食市场竞争秩序,粮食市场经营行为更加法制化,规范化。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无疑向市场、向农民发出了政府重视粮食、稳定粮价的强烈意向,对规范、完善粮食市场行为,尤其是稳定粮食价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3 1978~1999年小麦、稻谷、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指数表

表4 1978~1999年小麦、稻谷、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指数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2.农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变长期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做法。逐步突破农村经济就是农业,农业就是种植业,种植业就是粮食的单一结构。尤其是近两年,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00年,种植业中,粮食作物面积下降到69.4%,2001年粮食种植面积继续减少。长期坚持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近两年粮食种植业结构性调整,对减缓粮食供求矛盾,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从价值规律来看,粮食价格回升,有它内在的必然性。(1)生产成本是刚性的。由于近几年粮食供应相对过剩的矛盾比较突出,致使粮价逐步下跌,为适应供求形势变化,促进总量平衡,政府不断调整收购保护价水平。1998年下调6%,1999年下调12.7%,2000年下调0.7%,粮食价格减税纯收益只有4元,东北玉米只有3.8元,早籼稻只有1.1元。这表明种植粮食的收益率在不断下降,个别主产区种粮实际上已经处于保本或亏损的状态。(2)农产品比价的推动。2000年,世界纺织品产销形势好转,油价居高不下,以棉花为原料的工业消费大幅增加。受此影响国内棉花、蚕茧等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粮食相对价格明显下降。因此成本的刚性作用,比价关系的推动都从价值规律本身的角度显示出粮食价格下降的空间几乎没有了。

4.近两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减产,加快了粮食价格走向稳定的步伐。2000年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种植业结构性调整力度较大,粮食产量减少9%,2001年又继续减产2.1%。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缓和了我国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加快了我国粮食市场价格止跌回稳的步伐。

(三)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比较,我国粮食价格不具有竞争优势。

表5 1995~2001年我国粮食批发市场价格统计表元/吨,%

注:(1)粮食价格为大米、小麦和玉米价格的平均数。

(2)表中增长率为与上年相比。

以2001年批发市场平均价格为例,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玉米和大豆的价格差距很大,从品质价格来看,小麦价格的差距也很大。过去,国内大米价格有一定的优势,但2001年以来,这种价格优势在逐渐消除。在国内粮食市场逐渐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前提下,同等品质,粮食价格是竞争的关键。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比较,我国粮食价格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

经过二十多年的价格改革,尤其是1998年以来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国粮食市场基本形成了市场价格为主导,收购价格实行适当保护的价格体制。市场机制在粮食市场价格形成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市场价格体制和机制基本形成。过去依靠政府提价保护粮食生产的做法今后不宜再提倡了,政府对农民生产粮食的补贴正面临着巨大变革。

表6 2001年主要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比较元/吨

注:白小麦国际价为美国海湾地区11月份软白冬麦交货价。大米国际价为泰国曼谷11月份离岸价。玉米国际价为美国海湾地区11月份黄玉米交货价。大豆国际价为美国海湾地区11月份交货价。价差为国内价减国际价。

三、生产收益和成本税费

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年均递增8.93%,税费有加快增长的趋势,在价格不能过多提高的前提下,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在降税、减负方面下功夫。

(一)粮食生产成本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粮食收益的增长。

1978年,我国粮食生产,每50公斤的含税生产成本为11.14元,2000年为42.7元,23年间年均递增6.30%。1978年,每50公斤粮食出售价格为11.28元,2000年为50.94元,23年间年均递增7.09%。1979年,每50公斤粮食减税纯收益为2.72元,2000年为8.32元,22年间年均递增5.21%。粮食生产成本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生产粮食收益的增长幅度。

(二)近两年粮食生产收益明显偏低。

根据粮食产量台阶,把1978~2000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减税纯收益分为四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我国粮食生产产量在4.5亿吨左右波动的稳定时期,粮食平均纯收益每50公斤17.77元。2000~2001年的粮食产量与这一时期基本接近,但2000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平均纯收益每50公斤仅为8.32元,二者差距很大。由此我们可以推断,1999年后,我国粮食生产的平均纯收益是偏低的。粮食生产收益下降,严重影响到农民种植粮食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发展,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高。

表7 1978~2000年主要粮食成本收益比较元/50公斤

(三)税费在成本中所占比重有扩大趋势。

进一步分析一下含税成本,可以看出,近几年税费在成本中所占比重、税费的增长速度都有加快的趋势。1998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的税费占到整个成本的10%,是1984~1997年平均所占比重的2倍。从199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税费的增长速度在两位数以上,1994~1998年粮食生产税费平均增长速度为38.99%。特别是1998年,在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税费却大幅上涨,当年生产成本下降18.92%,税费却上涨89.43%。

表8 1984~2000年粮食生产成本与税金比率元/50公斤

粮食生产收益偏低,是当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一靠提高粮食价格,二靠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在粮食价格提高空间几乎没有的情况下,只能在粮食生产成本上想办法。投入性生产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近期降低的可能性不大。

“十五”时期,应将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减轻粮食生产的税费负担,作为保证粮食生产收益、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粮食收益明显偏低的情况,强制农民只能生产粮食,并且要求农民上交一定的“定购”粮食,不符合市场竞争的法则。让农民根据市场情况,自主选择生产什么,是最终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四、三个结论

1.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耕地资源、单产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十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将在45000~50000万吨之间波动。稳定的粮食生产,对改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土地资源,保养我国耕地质量,十分有利。同时,稳定的粮食生产,对深化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保持我国市场粮价平稳的趋势,优化我国农业结构、种植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也至关重要。

我国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逐步缓和。从国际市场净进口粮食,调剂品种余缺和市场平衡,必不可少,但不会影响我国粮食的安全状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们从全球角度考虑我国粮食市场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带来机遇和挑战。融入国际粮食大市场后,我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小规模、自主经营模式,面对全球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粮食市场,不利位势,显而易见。要把握好粮食生产比较稳定的有利时机,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粮食生产率水平,使粮食生产逐步走上现代化、产业化、信息化轨道。

2.我国粮食市场价格进入了一个平稳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基本建立。目前的粮食市场价格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比较适合我国当前粮食生产、供需的市场氛围。稳定的粮食价格,对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比较有利,对我国粮食参与国际竞争以及制定入世后的粮食应对政策比较有利。如果不出现大的特殊情况,“十五”时期,我国粮食市场价格保持以平稳为主,小幅波动为好。要逐步考虑建立灵活的与国际市场适度接轨和合理保护的粮食价格运行机制。

与国际市场粮价比较,我国粮食价格不具有竞争位势;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粮食生产不具有收益比较优势。粮食市场价格陷入两难,一方面,粮食市场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另一方面,与“八五”、“九五”时期比较,粮食市场价格明显下降,种粮收益偏低,粮农收益相对减少。价格再高,有可能引起国外粮食的规模进入,进而影响到国内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安全;价格再低,种粮没有收益,也会最终影响到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安全。

在新的形势下,粮食宏观调控工作关系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长,责任重大,难度也加大。既不能让粮食价格涨得过高,又不能坐视其下滑过多;既要保证粮食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又要保护农民的种粮利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依靠市场规律等间接手段来调控粮食市场是今后的必然选择。近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只能主要依靠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税费负担。

3.适当扩大放开粮食市场地区范围的条件基本成熟。在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供需、市场价格都比较平和的情况下,扩大放开粮食市场的地区范围,适得其时。尤其是1998年以来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市场体制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市场机制在粮食生产和市场行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看一看我国粮食生产产量由不足—供求基本平衡—供大于求—供求基本平衡,粮食价格由严重偏低—调整结构趋向合理—政府定价严重超过市场价—市场价格水平基本平稳合理这样的过程,可以得出结论,政府行为对粮食市场资源的计划安排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对粮食市场资源的竞争配置。市场机制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导地位,既是改革的目标,又是改革的结果;而且从近几年粮食生产和价格的变动来看,市场配置的效果是健康的、有序的,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是相符的。

目前,广大农民市场经验日益增加,市场信息传播开始深入农村,农民生产粮食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依靠经验。农民收入开始多元化、市场化,粮食生产不再是农民收入的惟一或者主要来源。适应市场竞争形势、生产结构灵活调整的农业生产机制逐步确立。粮食法规建设不断完善,流通领域的秩序得到合理规范;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经过近几年改革,自身效益水平大大提高,在市场流通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加强。主产区、主销区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粮食批发市场,并逐渐成为粮食流通的主要场所。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储备体制基本建立。去年放开东部地区主销区粮食市场后,运行良好。西部等粮食产量不大的省份,结合生态工程,发展绿色农业,完全可以放开粮食市场。中部粮食主产区,条件具备的地区,也可以考虑逐步试点放开中心城市的粮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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