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和《新生》周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刊论文,新生论文,杜重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是在30年代前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救亡运动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刊物。
《新生》的诞生很不寻常。它是在邹韬奋主办的风靡一时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由杜重远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和社会关系，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创办的。它看起来是一个新办的刊物，但它的宗旨、风格和主要工作人员，同《生活》周刊没有多大差别。邹韬奋在他的遗著《患难余生记》中，曾满怀感激之情地写道：“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注：邹韬奋：《患难余生记》，《韬奋全集》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833页。）
《新生》的停刊也很不寻常。它是因刊登了艾寒松的《闲话皇帝》，遭到日本侵略者干涉，被国民党当局以“侮辱天皇”、“有碍邦交”的罪名强行查封。杜重远也被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这篇文章准备着重探讨的，不是它的诞生和停刊，而是《新生》周刊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奋斗的；杜重远在刊物上宣传了哪些主张，是针对什么现实问题而发的；他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发展。探讨这些问题，对全面了解《新生》的历史作用和杜重远的思想变化进程，是不可缺少的。
一 《新生》周刊的时代环境
判断一个刊物的历史作用，不能不先考察它所处的时代环境。离开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问题上，以及它的主张对当时社会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新生》创办于1934年2月，停刊于1935年6月。这一年半，正是国内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两次高潮之间的相对消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汹涌奔腾的救亡热潮已渐趋低落，而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救亡热潮尚未到来。
对此，杜重远在《新生》创刊后不久写道：“九一八国难后，曾有一个时期，抗日救国的呼声喊得震天价响。可是不到多时，渐渐地低微下去，低微到听不出声音来。”（注：杜重远：《救国志士在哪里》，《新生》周刊1卷5期。 ）说“低微到听不出声音来”，自然是杜重远的愤激之言，但他痛心地指出那段时间内抗日救国呼声正在“渐渐地低微下去”，确是事实。
当然，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其特定的客观历史环境的。
第一，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活动中，出于他们的需要，这时正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咄咄逼人地连年对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相继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从1931年9月起，在四个多月时间内，相继占领辽宁、 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战争， 中国驻军奋起反抗，到5月5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还公然在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又强占热河省，发动长城战役，迫使国民党华北当局签订《塘沽协定》，使冀东地区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下。但是，到1934年和1935年上半年，情势仿佛有了变化，尽管中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天羽声明”和“藏本事件”，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下来，日本侵略军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暂时撤出，任职两年多、以强硬主战著称的陆相荒木贞夫辞职，东北和关内之间实现通邮和通车，中日两国又互将驻对方的外交使节从原来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其实，日本所以要在此时摆出貌似缓和的姿态，原因并不难理解。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口吞下中国的东北四省，总面积达128.507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东北人民在激烈反抗， 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野心勃勃而国力有限的日本侵略者，包括最蛮横的军部，都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消化他们刚刚到手的果实，巩固他们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以便采取新的步骤扩大对华侵略。同时，强占东北的侵略行动，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它被迫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同英美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也存在利益冲突，相互关系需经调整，这也需要时间。至于发动对华全面战争还要进行许多准备，就更不待言了。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写道：“目前日本政策，仍为先以全力经营满洲，盖军事上既相需，外交上亦称便也。”（注：《备战中之日本外交》，《大公报》1934年1月25日。）北平《晨报》也写道， “（日本）军阀亦感觉东北四省既入囊中，华北数省亦受控制，稍敛锋芒，未始非计，故姑且暂退一步，以求避免国际冲突。中国如此局势，不特永无收复失地之力，即未失者亦终当为彼所攫，不过时间问题，何必亟亟。”（注：《日本之反军阀声浪》，《晨报》1934年1月28日。）
在这种背景下，日方特意把“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的调子高唱入云。1934年5月20日，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回国述职的驻华公使有吉明指示：“公使归任后，应解释日方之真意在维持远东之和平，谋中日两国之共存共荣，促华方对此政策有所了解。”（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8册，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3358页。）6月7日，有吉明归任后谒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对他说：“广田表示：今后欲打破中日间难关，应由中日两国互相提携。”（注：砚农：《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11卷23期。）
国民党政府也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散布乐观情绪。是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作《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时说：“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中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之敌人也。”（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8册，3338页。）
中日两国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地发表谈话：“此次双方以最短时间与最简单手续，将彼此所派使节同时升格，使多年悬案得一圆满解决，实堪欣幸。同时以日广田外相之努力及诚意，使中日邦交得一划时期的改善，尤足值吾人之感佩。吾人深信中日邦交之增进，应以互相尊重为原则，而此次使节升格即为互相尊重之最明显表示。嗣后中日两国间之一切问题，均可依据此种精神，以期达到互利目的而解决之。”（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 8 册，3476页。）
这一切使一部分国民产生错觉，以为中日关系已不像九一八事变后几年那样紧张，有可能逐步走向和缓，似乎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这是国内群众性抗日救亡热潮相对显得沉寂的主要原因。
第二，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治，压制抗日救亡的言论和活动。1934年1月19 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电令各地， 禁止149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76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 禁令涉及书店26家、作者28人，作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田汉、茅盾、巴金等。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写道：“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149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 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注：《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4页。）禁止理由是“宣传普罗文艺或挑拨阶级斗争或底毁党国当局”等，甚至包括“含有不正确意识者，颇有宣传反动之嫌疑，在剿匪严重时期内应暂禁发售”的（注：转引自《鲁迅全集》6卷，368页。）。5月25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秘书方治兼任主任委员。6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的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并决定先在上海试行。
10月3日， 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向上海书业同业公会转发上海市政府《图书须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令》，称：“各地出版图书，仍有未经依法送部审核，径自发行者，殊属有违法令。兹将再行咨请饬所属该管地方出版品发行人，凡未依法呈送本部审核之各种图书，迅即遵照，一律呈送审核，方准发行。”（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上海书店，1995年，436、441、453页。）在强化舆论出版控制的同时， 任意逮捕以至杀害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的事，也在各地不断发生。同情并支持抗日救亡宣传的《申报》总经理、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史量才，竟在这年11月13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在京杭国道上（注：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150页。）
对国民党当局加强政治和文化统治的这种状况，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说道：“政府应该即日禁止公安与司法机关以外的一切机关随意逮捕拘押人员。以我们所见所闻，我们简直数不清中国今日究竟有多少机关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审讯的权力！汪蒋两先生通电发出的前后几天，北平一处就发生了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北京大学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的事，和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在办公室里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并用手铐押送到保定行营的事。这种办法也许可以多捉几个人，可是同时也是努力使政府结怨于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党部。”他又写道：“政府应该明令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今日种种检查审查的制度实在是琐碎而不必要的。至于因为一条两条新闻或一篇两篇社评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执行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则快意矣，于国家人民的福利，于政府的声望，究竟有一丝一毫的裨补吗？”（注：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实施的这种极端高压和封锁政策，是造成这个时期国内群众性抗日热潮一度低沉的助因。它也表明摆在《新生》周刊面前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预示等待着它的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第三，中国共产党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有四年时间处于统治地位，这时正处在异常困难的境地。1933年9月， 国民党政府在《塘沽协定》签订后，集中100 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指导下，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10月被迫长征。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工作一时无法保持联系。 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又接连遭受大的破坏。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国民党破坏， 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和中央文委书记阳翰笙、负责剧联工作的文委成员田汉、社联党团书记杜国庠、社联党团成员许涤新等36人被捕。这也多少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因缺乏有力的领导而一时陷于低沉的状态。
《新生》周刊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沉闷的环境中诞生并坚持奋斗的。
二 杜重远在《新生》中的言论主张
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的动机，在他所写的《发刊词》中满怀悲愤地做过说明：“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我疯狂似地东奔西走，呼号全国，听过许多伟人的激昂演辞，看过无数青年的热烈行动，马将军崛起于塞北，十九路军抗战于江南。抵货啊，捐款啊，请愿啊，总算热闹过一回。但是到了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了，华北协定签字了，抗日救国运动都已偃旗息鼓了。连低微的长期抵抗的呼声也听不见了。伟人名流青年们，都照旧逍遥自在（自然这里面也有少数是例外）。”他鲜明地提出：“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注：杜重远：《发刊词》，《新生》周刊创刊号。）
杜重远提出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他抓住了当时一般民众思想倾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指明了应该从哪里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大多数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中华民族此刻的处境，在认识上还处在比较肤浅的感性阶段，那便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夺取中国大片国土的时候，群众的爱国热情便迅速高涨起来，汇成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潮；而当这种危机表面上有所缓和的时候，抗日救国的热情也会低落下来。《新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也写道：“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国难是指丧失了国土或敌国用武力压迫中国而言。因此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是国难，以前和以后都不算是国难，即使算，也要依照递减律减轻下来。在敌人的枪尖儿没有指到自家的鼻尖上来时，国难有许多人是‘管他娘’的。”（注：童恂斋：《给读者们的第二十三封信》，《新生》周刊1卷42期。 ）这方面的认识要是得不到提高和深化，就不可能使爱国救亡运动持续地坚持下去，更不能为迎接运动的新高涨做好准备。
《新生》周刊正是本着杜重远在《发刊词》中宣布的宗旨，大声呐喊，务求“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并且对“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从而“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是始终贯穿在《新生》周刊全部内容中的一条主线。
杜重远在《新生》上辟了一个“老实话”的专栏，放在每一期刊物的卷首，都由他自己署名来写，作为代表《新生》的主要言论。
他首先明确指出：日本的对华侵略，不能只从一时一事的表现来观察，而要认清“日本侵略中国，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预定的国策。60年来有时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时拿出苦辣的毒药，或柔，或刚，或急，或缓，虽运用方法不同，而节节进攻，时时压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终不变。国人认清这点，对日态度只有两途：一是抛弃一切人格国格，奴颜婢膝，老老实实作一个暴力下的亡国奴；一是扫除所有邪念，锻炼身体，奋发精神，作一名光荣的战士。否则一方眷恋个人自由和安适，苟且偷安，一方诅咒时局，诅咒命运，结果则同归于尽而已。”（注：杜重远：《辟邪说》，《新生》周刊1卷29期。）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日本对华侵略是既定的国策，《新生》特意发表梁纯夫从日本写来的系列通信，包括《大日本帝国与天皇》、《日本军部与满铁》、《由斋藤到冈田》、《再论冈田内阁》、《驻满机关改组的问题》等。梁纯夫指出：了解日本问题，首先要“抓住日本政治的基点”。他在分析日本军部、政党和财阀之间的关系后写道：在日本当局看来，“处现今全世界用关税壁垒拒绝日本商品的局面中，非赖军部的强硬外交，无法打破难关。”“冈田的上台，或许是推动日本的政治，更离开政党政治而造成法西斯内阁的形成的过渡桥梁吧！”（注：梁纯夫：《由斋藤到冈田》，《新生》周刊1卷25期。 ）他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危机总要到来，战争总不可免。”（注：梁纯夫：《驻满机关改组的问题》，《新生》周刊1卷29期。）
怎样看待当时被高唱入云的“中日提携”、“经济合作”呢？
杜重远写了一篇《中日提携中的谣传》，指出讲相互“提携”的前提是先要分清敌友。他嘲笑道：“中、日两国现却正在那里化敌为友了。怎样化法，我们忝为中国的阿斗，虽然还未能十分明白的知道，但从报上透出来的消息，在日本有广田外相的对华外交政策的演说，在中国有汪院长中日外交根本方针的报告，我们也可以晓得一些。而王宠惠的赴日、土肥原的来华，更是中日提携进一步的公开的表现。”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从事实上说，日本现丢开东北的问题不谈，片面的要中日亲善，这亲善是我们全中国的民众都不需要的；从政治上说，日本未能取消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我们无从与之合作；从经济上说，在现状下的经济提携，只有使日货愈加的畅销，中国的工业加速崩溃。我们不管上面的谣传是否事实，我们只要全国民众这样的自己问一下：占据东北已经3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朋友？ 还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与敌人携手吗？”（注：杜重远：《中日提携中的谣传》，《新生》周刊2卷7期。）
在《中日怎样亲善》中，他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所谓‘中日亲善’的呼声，最近是屡次的从日本帝国主义代言人那里喊出来了。‘中日亲善’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断然的说一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希图消灭中国大众抗日的情绪，散发麻醉中国大众的一种烟幕弹。”这就把他们那种论调的实质点得十分明白。杜重远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此种强盗式的‘中日亲善’，就无异于打了人家一拳，踢了人家一脚，甚至占了人家的妻子，夺了人家的财产，但就腼腆然无耻的向那个受着侮辱的人说：我们还是如同兄弟一般亲密的好朋友呀，让我们忘去了以往的一切，仍是‘言归于好’吧！试问：那被打被踢和被丢了妻子与财产的人，假如他是认清楚了谁是友敌的话，他还会甘心情愿地把那个强暴者当作朋友么？”他最后说：“中日要怎样才算是亲善呢？我们可以代表中国的大众对日帝国主义说：第一，请你们立即撤退满洲、热河、华北的日军；第二，自行的宣布取消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重订平等条约。这两件事如做不到，那么，我们可以知道，由日帝国主义者口中所唱出来的‘中日亲善’的调子，是有着怎样可怕的意义了。”（注：杜重远：《中日怎样亲善》，《新生》周刊1卷44期。）
大家都明白，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可能做到这两件事，所以也决不会有什么“化敌为友”的奇迹出现。杜重远反复强调要分清敌友，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蒋介石在这时发表了一篇《敌乎，友乎》的长篇文章。这是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而用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也清楚这篇文章的来历。文章的结尾写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注：《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8册，3438页。）
杜重远毫不客气，立刻在《新生》上发表一篇同样题为《敌乎？友乎？》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记者以为‘敌乎友乎’是非认清不可的。可惜徐先生做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却仍旧没有认清主题。中山先生遗教主张中日民族携手，记者以为应该是指中日民众携手而言。日本民众——受军阀武力压迫下的日本民众——是中国之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是中国之敌人（而且也是日本民众之敌）。”他辛辣地嘲讽道：“徐先生代日本打算，虽然非常细密周到，但是劝日本帝国主义交还东北，如不是与虎谋皮，至少也是对牛弹琴。反之，要是中国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是下井投石，而是真正为日本民众谋幸福。所以记者以为要谋真正的中日共存共乐，真正的东亚和平，其道在于认清敌与友。质之徐道邻先生又以为如何？”（注：杜重远：《敌乎？友乎？》，《新生》周刊2卷2期。）
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实现真正的东亚和平，在当时来说，出路确实只有一条，就是杜重远指出的“中国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要做到“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主要应该依靠什么力量？
杜重远指出：不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台上的那些“大官”、军阀和“高等华人”身上，而是要依靠台下的民众自己的力量。用他的话来说：“记者以为现在在台上的，虽然很多腐化昏庸，可是在台下的，很有些无名英雄，在那里埋头苦干，中国前途的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注：杜重远：《一个被人目为奇怪的乡学》，《新生》周刊1卷33 期。）
对台上那些“腐化昏庸”、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的人，杜重远十分鄙视。他用犀利的笔，无情地揭露出他们种种令民众寒心的表现：“在南京、北平这些大官，早已不把这些亡省奴放眼中心上了”，“东北一般民众，自九一八事变后，天天希望着政府出兵，收回失地。他们那种恳切的情态，岂止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只听政府一回说‘长期抵抗’，一回又说‘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现在唐次长又说武力外交都不是办法。”（注：杜重远：《“东北人不要忘记是中国人”》，《新生》周刊1卷7期。）他写道：“原来中国虽有200万的陆军， 却只不过是少数私人的鹰犬；只有几个花脸大王要争山夺寨的时候，才把他们的鹰犬放出来，厮杀了一回，火并了一阵，然后各自归寨；等到外敌进来了，他们却都像老鼠见着猫一般，慑声敛迹，连个屁都不敢放。”（注：杜重远：《抗日英雄的末路》，《新生》周刊1卷10期。 ）“还有洋场十里的高等华人们，拍惯了洋大人的马屁，把帝国主义者当作了自己的祖宗，说中国不亡无天理。”（注：杜重远：《要面子不要脸》，《新生》周刊1卷6期。）他尖锐地指出：“老实说一句，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地掩饰，我们这国土，是老早就在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快，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注：杜重远：《零卖与批发》，《新生》周刊1卷17期。）
杜重远把这些归结起来，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到了现在，我年龄大了，历世深了，我才有了觉悟：我再不希望那些坐拥巨资的来救国（有钱而干社会事业，当然是例外），因为他们钱要存在外国银行，预备作海外的寓公。我再不希望那些饭桶官僚们来救国（为民众谋福利的当然不在此例），因为他们的官，是建设在中国的不良政治上，中国的政治一旦改革了，他们的官也就要丢掉了。更不希望那些洋博士买办来救国，因为他们的面包藏在洋大人的口袋里，真要把洋大人打倒了，帝国主义消灭了，他们巴结洋人的一副本领，就无用武之地了。倒是我们这些天天劳力的穷苦小百姓们，却不能不救国，也不得不救国。因为国要真亡了，我们的苦头吃得更多，我们的奴性来得更重。所以我们相信真正救国的志士们，应该是在这些穷苦小百姓中间躲藏着。”（注：杜重远：《救国志士在哪里》，《新生》周刊1卷5期。）
“我们相信真正救国的志士们，应该是在这些穷苦小百姓中间躲藏着”，也就是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来救国，这是杜重远从长期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因此，《新生》周刊便把它的读者对象放在比较贫苦的中下层民众、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青年上。在《新生》周刊上特地辟了一个“职业生活”的专栏，发表这些读者的来稿，介绍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痛苦。来稿者包括机械工人、纺织工人、帽厂工人、印刷所补习生、人力车夫、店员、学徒、船员、士兵、警士、护士、女招待等各劳动阶层的人。杜重远对他们抱着殷切的期望，在《勖青年》一文中他写道：“现在是所谓：外有强邻，内有国贼，我们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不是写几篇文章，丢几个炸弹，就可了事的；必须有大多数觉悟的青年，不辞艰苦，不畏强横，在一种整个民族彻底解放意义之下，深入社会，痛下工夫，得到民众的信仰，抓住环境的重心，向前干去，然后才有改革社会的力量，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理想。”（注：杜重远：《勖青年》，《新生》周刊1卷38期。）
在《新生》周刊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言论。在“新生之友”这个专栏中，一封读者来信写道：“我们这些一息尚存着的东北学生们，不要再向政台上的领袖们、好战的军阀们请愿了，也不要再向那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呼救了，他们有钱花，有洋房住，有汽车坐，有我们梦想不到的尊荣和富贵，中国都亡了，他们可以跑到外国做寓公，中国不是他们的中国，亡不亡和他们是不相干的，我们只有唤起民众，叫他们知道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是中国的‘宝库’‘桃源’，我们联合起来，自己去干，穷干！苦干！不死不止的干！用我们自己的手夺回我们自己的东北，这才是东北的新生！”（注：卢振中：《东北的新生》，《新生》周刊1卷5期。）一篇《亡国影片观演记》是以这样的话结束的：“中国的前途暂时还十二分黑暗，要救中国，只有靠下层民众自身的努力！”（注：顾学范：《亡国影片观演记》，《新生》周刊 1卷42期。）童恂斋在《给读者们的第十封信》中谈到大家都在忧郁苦闷中，但是，他认为“苦闷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全体的。只有全体合力，可能解决时代的一切苦闷。凡是想单独解决个人苦闷的人，虽然不一定完全失败，但正如那孤身在沙漠中独行一般，前途是十分危险的。反之，苦闷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各人不是孤独的，前面有人走着，后面也有人走着，各人勇敢地向共同的目的地迈进，那时苦闷就几乎不成其为苦闷了。”（注：童恂斋：《给读者们的第十封信》，《新生》周刊1卷 11期。）他这里说的“苦闷”指什么，“共同的目的地”又是指什么，都没有具体的说明，但读者并不难理解它的含义。
教育者往往也是受教育者。在《新生》创刊后，可以明显地看到，杜重远自己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潮流而不断进步。
杜重远曾经谈到自己在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入关的情况：“记者自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回到关内，直到现在，无时不在做着抗日的工作。最初是到各省向全国的民众宣传抗日；其次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以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最近则更创办《新生》周刊，做文字上的宣传。”（注：杜重远：《为丢炸弹与跪哭团答读者》，《新生》周刊1卷42期。）
《新生》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大大超出杜重远原来所预期的。他这样写道：“本刊出版以来，还不到两个月，销数增加之速，却远在记者最初意料之外。记者每天接得远近读者的来信，对于本刊，奖掖鼓励，无所不至。这是记者百无聊赖中惟一感到快慰的。”（注：杜重远：《答爱护本刊的友人们》，《新生》周刊1卷9期。）读者的强烈反响，使杜重远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民意所在，使他十分振奋。许多来自中下层社会的爱国读者在来信和来稿中的呼声，使他不断受到新的启示。《新生》周围团结着一大批进步作者。共产党人胡愈之等在思想上给他以帮助。邹韬奋曾说：“杜先生的性格是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他对于朋友们的意见，最能虚心倾听，一觉到你们所说的是合于真理，他就慨然赞同，毫无成见。”（注：邹韬奋：《“狱中杂感”序》，《韬奋全集》6卷，725页。）杜重远自己在每期《新生》卷首的“老实话”栏中都要写一篇专论，这更促使他对面前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中有着明显的变化。
当他流亡入关的初期“到各省向全国的民众宣传抗日”时，最使他苦恼的是民众的反响似乎颇为寂寥。他曾痛心地给邹韬奋写信说：“今岁水灾之后，沿江两岸，颓坍不堪，岸上居民蓬首垢面，伏处穴中，这些同胞们的生活问题尚待解决，所谓东北问题，在他们看来，不算是最切要的吧！”“因又联想到那些住在重要商埠的资产阶级的同胞们，舞场拼命去跳，麻雀尽力去打，鸦片大口去吃，又谁肯耐心忍性来讨论讨论这个东北问题呢？所谓一致对外这句话，不知应向哪一班人去讲？”（注：杜重远：《别后》（上），《生活》周刊7卷3期。）随着对现实观察和思考的深入，他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看到了希望。在《新生》上发表的《怎能走进一条生路》中，杜重远写道：“中国惟一的生路，就在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记者是始终乐观的。记者相信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绝对在中国。理由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口超过日本九倍。俗语说：‘好虎不敌群狼’，何况我们都有做虎的资格呢！时常听见有人说，中国人是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是贪生怕死的，中国人是不能团结的。好像天下的坏事，都集在中国人头上。其实这都是中国暂时的病态，制度的影响，社会的恶习，并不是人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帝国主义者故意污蔑中国民族。无耻的高等华人们，也失掉自信，随声附和着。我们打开历史看看，先圣先哲有多少捐躯报国可歌可泣的壮举？有多少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规范。就在目前说，前仆后继的义军，轰轰烈烈的沪战，也大足以惊破敌人的胆魄。所足忧者，只是政府无坚定的方针，社会无健全的组织罢了。”（注：杜重远：《怎能走进一条生路》，《新生》周刊1卷23期。）
最初，杜重远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呼吁抗日救亡上。这时，他注意到，在呼吁的同时还必须改造社会，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愤激地说：“我们目前这个万恶的社会，正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造。”（注：杜重远：《悼阮玲玉》，《新生》周刊2卷8期。）怎样改造这个社会呢？他认为病根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他写道：“贫穷、愚昧、昏乱、衰弱，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病象，而不是真实的病根。真实的病根是什么？真实的病根，就是现在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和环境：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政治势力好像翻山倒海的压迫进来，一方面封建残余势力还没有肃清，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和环境之下，中国人的贫穷、愚昧、昏乱、衰弱，乃是当然的结果。”“难道我们中国人永远愿意这样做下去吗？难道永远愿意在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势力铁蹄之下过着一种可怜的奴隶生活么？我想不，决不！我们中国人虽然还有一大部分在那里糊里糊涂过一种痛苦的日子，但是已经有一小部分已经认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是我们惟一的敌人！”（注：杜重远：《时代与环境》，《新生》周刊1卷24期。）这种认识，在以前他还不曾具有，而这时已是相当深刻了。
杜重远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人，有时甚至有一点天真。随着认识的深化，他逐渐变得更冷静，看得也更远。他向青年们进言：“要知道中国国难的原因，在政治方面由于封建残余的存在，在经济方面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因此我们这个国难远在千百年来的顽固积习，近在几十年来，外受帝国主义的摧残压迫，内遭军阀官僚的横征暴敛，以有今日这一天。问题这样的复杂，局势又这样的严重，难道单凭一二人的感情用事，悬梁跳海，就能解除国难吗？”（注：杜重远：《为消极悲观的青年们进一言》，《新生》周刊1卷18期。 ）他鼓励青年们说：“在目前这一团黑漆的世界中，我们要苦干，要前进，我们只有走弯曲的路线，不能走那条直线。现社会是矛盾的，你能抓住这矛盾的弱点，你就有路走；你就不会消极悲观了。”“我们是不是单凭一时感情，就能找到前进的道路，愿青年诸君深思一下。”（注：杜重远：《为消极悲观的青年们再进一言》，《新生》周刊1卷19期。）
随着《新生》周刊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杜重远的思想越来越前进，他和刊物受到的恐吓和威胁也越来越多。杜重远在《答爱护本刊的友人们》一文中写道：“记者便时常听到各种无稽的谣言，有的说本刊是赤色的刊物，有的说记者是共党或反动分子。许多爱护本刊的读者以及记者的知友，听了这些谣言，都替本刊和记者捏一把汗，便纷纷向记者下忠告。他们说：‘《老实话》不要说得太老实罢！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要不然，刊物要遭当局扣禁查封，还不打紧，连记者自身，都被目为反动分子，那可不是好玩的。’对爱护本刊的朋友们这番好意，自是十分感谢的。不过他们的忠告，记者却苦于无法领受，而且也不愿领受。因为办刊物而遭祸惹非，在现在的时候，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者却毫不畏惧。记者是东北难民，已有了亡国破家的经验的，还怕什么？”（注：杜重远：《答爱护本刊的友人们》，《新生》周刊1卷9期。）
“查封”的命运终于落到《新生》周刊的头上。这同当时客观局势的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
到1935年夏季，日本帝国主义者自认为在东北已经站住脚跟，便撕下了前一阶段“中日提携”的假面具，采取扩大对华侵略的新步骤。这年5月29日， 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面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口两名亲日的报社社长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和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河北遵化境内这两件事，蛮横要求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锷，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禁止国内“排日”活动等，否则将出以“断然处置”。何应钦秉承国民党当局意旨，做出书面承诺，并一一付诸实行。6 月10日，国民政府发出命令：“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著。”“凡我国民对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注：《读十日国府命令》，《大公报》1935年6月11日。）
华北风云骤变，局势险恶。6月22日， 杜重远在《新生》发表《非仅河北问题》一文，大声疾呼地问道：“国人们暨当局诸公难道还不明白吗？日本帝国主义所要者是我们中国全国的领土，河北事件不过是东北事件的又进一步耳。我们难道还不该觉悟吗？苟且偷安，试问中国尚有多少土地？”他列举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人对日本侵略者存在的种种幻想后指出：“然而日人偏不让我们幻想下去，已一步逼紧一步了。而我们除了幻想外，就难道没有出路了么？有的，抗日反帝是我们中国惟一的出路！”“‘绵羊偷活百年，不如猛狮生存一日’！我们还愿意做绵羊吗？我们还认为这仅是河北问题吗？”（注：杜重远：《非仅河北问题》，《新生》周刊2卷22期。）
日本侵略者早已不能容忍《新生》的继续存在了，他们终于找到了借口。5月4日，《新生》发表艾寒松（易水）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里面讲到：“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注：易水：《闲话皇帝》，《新生》周刊2卷15期。）上海的日文报纸便在头条位置登载消息， 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一群日本浪人在日本侨民聚居区举行游行示威。6月7日，日本驻沪领事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禁止侮辱满洲国”；“处理《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对日方的无理要求全部允诺，《新生》被迫停刊（注：《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479、480页。）。
杜重远在6月30日写了《告别读者诸君》一文， 沉痛地说：“本刊诞生至今，不过一年有半，在这一年半的期间，中国民族的生命在风雨飘摇中。记者编行本刊，不知经过了多少折磨，受到了多少鸟气。但我们总是立定脚步，咬紧牙关，忍耐着，希望着，希望这一线不灭的微光，长此支持下去；领导着有觉悟的青年们，奋发猛醒，共同前进。不料光天化日之下，来了一个霹雳，竟将我们这一线的微光都被遮断了。”“本刊为反帝而创刊，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这牺牲是光荣的，我们所乐意的。”“中国的民众，已经跨入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民族抗日战争。坐着空谈，是不能而且也不许的。”（注：《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8年，233页。）
7月间，国民党当局将杜重远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立即执行，不许上诉。开庭那天，杜重远强烈责问：“爱国何罪？”“中国法律何在？”庭外群众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新生事件”很快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三 结语
历史通常是波浪起伏地前进的，它常从一个高潮经历暂时的低落或缓进的阶段，再发展到新的高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当群众性爱国救亡运动处于万众瞩目的高潮时期，站在运动前列、指明前进方向、推动运动更加迅猛而健康地发展的人，无疑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民族英雄。他们的业绩也易为人们所熟知。与之相比，当运动处在低潮时，也有一些人，他们能够顽强地坚守阵地，继续积聚力量，消除群众中存在的种种迷惘和疑惑，随时准备迎接新的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可是，他们并不像运动高潮时期的民族英雄那样容易引人注目。
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处于暂时低潮的艰难时刻。他敢于冲破黑暗环境，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无畏地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本质，号召广大民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奋起抗日救亡。这种在一段时间内近似“空谷足音”的呼声，无疑格外可贵。《新生》周刊销数最多时达到十多万份，团结了人数众多的爱国读者，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在客观上为迎接新的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能够最终取得胜利，不仅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由于有许多党外的志士仁人共同奋斗，杜重远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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