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终结还是恢复？——评马尔库塞的新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马尔论文,主义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7年，马尔库塞在柏林自由大学作了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这个讲演题目很容易引起世人的误解，似乎马尔库塞要终结乌托邦，即在社会批判理论中放逐乌托邦。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后现代境况就要来临，社会批评家们要将理想、超越、一般性的价值统统边缘化，使批判仅仅变做无历史深度的情感渲泄？答案是否定的。或许是早年受黑格尔影响的历史遗响，马尔库塞在这里所说的“终结”要从辩证否定角度来理解。它是乌托邦谋划的否定之否定。因则是早期乌托邦式解放模式的恢复。
一
我们沿着马尔库塞的思路展开论述。
马尔库塞首先从分析乌托邦概念的历史性内涵入手展开论证。在他看来，传统的乌托邦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初始的含义是指某种“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变革的纲领”。人们之所以把乌托邦等于不能实现的空想，起源于两种识见：一是认为乌托邦的谋划往往与现实存在的种种主客观条件出入甚大，现存的现实条件阻断了乌托邦转化为现实之路；一是乌托邦对社会未来的谋划与真正的自然律有很大的差距，似乎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两种识见有着充分的形而上的真理性，然而却是没有历史眼光的“非历史性”的超验洞见。因为任何一种乌托邦设想作为某种特定的理想社会制度的谋划，总是参照历史对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进行选择的结果。不可能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设置未来社会理想秩序所能参考的历史条件。因此，所谓阻断乌托邦理想转化为现实的现实的主客观不利条件是不存在的。一切不利于乌托邦理想实现的社会阻力都会在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被克服掉，而一切以永恒自然真理面孔出现以证明乌托邦根本上是虚幻的因素也因自己超越历史，而成为“非历史的因素”，被清理出理想设置的范围。因此，传统意义上被断定为“空想”和“不可能”的乌托邦并不存在。一切乌托邦式谋化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合理想象，这种想象是对“现存社会历史状况的否定”，必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中断了在乌托邦问题上常见的失败主义倾向，排除了乌托邦概念的纯粹空想性。于是，传统上断定何为乌托邦的判据就此失效，这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乌托邦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理想。以是观之，马尔库塞自信地宣布：“我相信今天我们确实能够谈及乌托邦的终结了。”（注：H.Marcuse,Five Lectures,Boston:Beacon Press,1970,P63）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乌托邦的终结并不是乌托邦本身的彻底消解，而是要终结乌托邦的一种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理解。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将乌托邦所代表的激进的社会理想和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判定为零，用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来称呼其。一旦像马尔库塞那样，听任历史界限对“非历史因素”的制约，让变化概念介入乌托邦的谋划之中，就会发现，时至今日，一切能被人们想象到的可能都是可能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指认为虚幻的、臆想的。因此，人们约定俗成的乌托邦概念对未来谋化已无效用，旧式的乌托邦概念必须终结。
更有意味的是，旧式乌托邦概念的终结，同时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重新谋化未来理想社会已不再需要黑格尔式的历史意识，新的人类社会环境的可能性与人类面对的历史条件已无什么关系。从历史延续的蛛丝马迹不可能找寻到未来人类社会的存在样式。因此，一切对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设定，其根据不是人们对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之客观规律的把握，而是人们对现实的否定，它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为基础，纯粹是人们想象力的结果。于是，主观的根据代替了客观的分析，人类的想象排斥了历史的真实，解放由一种对外在压迫者的反抗变成了解放者内心追求自由的独语。经此转折，马尔库塞巩固了自己的结论，他语气坚定地宣布：
“新的可能性不再被认为是旧的历史和环境的延续，更不能被认为存在于与旧的历史和环境相一致的同样历史统一体中。 ”（注：H.Marcuse,Five Lectures,Boston:Beacon Press,1970,P62）
终结旧乌托邦概念，对马尔库塞来说，无益敞开了谋化未来社会的无限可能性。因为，乌托邦的终结也意味着传统社会主义概念的终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终结。所以，“乌托邦的终结的概念在今天至少必须讨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定义。”（ 注：H.Marcuse,Five Lectures,Boston:Beacon Press,1970,P62）
二
依照马尔库塞的观点，新的社会主义首先应剔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生产力崇拜”因素。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延绵至今的发展，向人们陈说了这样一个道理：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并不必然地与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增进同步，相反，物质生产力的进步似乎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巩固与发展。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最终根源不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传统社会主义提供的社会主义合理性的证明实际上已失去历史和现实的有力支持。今天的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放弃生产力因素，从其他方面寻找社会主义合理性的根据。马尔库塞从人的意识和本能结构中探寻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根源，要求回到《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时期马克思所表达的那种社会主义立场，即回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上去，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为追求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彻底消灭人的异化状态。一句话，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存在—异化—消除异化”。
由是观之，可以肯定地说，以消除异化为目标的新社会主义就突破了传统解放理论狭隘的视界。传统的解放理论（在马尔库塞眼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属于传统解放理论）以工业文明为基础，通过最大化生产和最大效率生产，以达成消灭贫困之目的。因而，传统的解放理论不过是要消灭物质匮乏，把人的物质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它本质上并没有摆脱“单纯地扩大满足现有范围内的需要”这样一种传统的工业文明观念，也没有超出工业社会“超级消费”的观念的束缚，不过是企求在技术化、自动化基础上稍加改变地复制消费型工业社会而已。因此，工业社会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都不能真正解放人，人性仍然遭到工业文明的压制，社会控制依然森严。马尔库塞要求一种“质”的改变，他憧憬着一种新型社会秩序。这种新型社会秩序超越工业文明，应是建立在“后工业文明”之上的“自由社会”。
在马尔库塞眼中，这个“后工业时代”的“自由的社会”所具有面貌不能经验地设置，只能先验地推定，即新型社会应该完全不同于已经确立的社会，它是现存社会秩序的先验性否定。人们是通过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拒绝来推定未来社会秩序的，也就是说，未来社会是现存的不完美的社会的完美化，它是针对现存社会的缺陷而设计出来的克服了这些缺陷的社会，它是人们按照人的理想性存在状态进行理想性设计的结果。那么，作为工业社会扬弃物的新型社会秩序到底应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呢？依据PH-A布莱拉尔的分析，马尔库塞所谓新社会主义秩序至少应该是这样的：
“——这种新社会应该是恢复具体性和普遍原则的标志。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的消失导致利润的消失。基本上是人类的各种官能的推动作用意味着科学和技术改变方向。生产应该依靠解放了的本能。从此以后，生产将服从生产者的真正需要。
——苏联的革命已经证明，单纯改组经济是决不可能保证出现一种非压抑性秩序的。同样重要的是要保证‘建立一种新的情感和意识相一致的现实’。就情感和意识而言，新的社会应该促使自发性和（纯粹的）理性取得胜利。
——据马尔库塞说，新的秩序应该使爱神与死神有可能和解，就像俄耳甫斯与那喀索斯和解一样。马尔库塞作为纯粹的假设提出来的这种和解并不是使之理想化，而是开辟解放爱欲的道路。
——从此就具备了性欲化过程与人类存在的所有方面相接近的各种条件。闲暇时间的增加必然有利于建立一种多面教育制度。这种多面教育将保证新型的人在生产创造的过程中可以互相交换职业。对社会活动的控制权将属于直接生产者；这就可以排除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并导致异化的消失。与智力基础相一致的是，劳动本身就会具有游戏的一面——游戏代替辛劳，因此，生产行为变成了‘性欲化的劳动’。马克思把性欲化限制在闲暇——劳动以外——的时间里，而马尔库塞则把性欲化扩大到从生产性行为开始的人生所有领域和所有时间里。”（注：PH-A布莱拉尔：《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11期，第32—33页。）
由此可见，新型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的本能欲望、精神自主力、创造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社会，一个由“爱洛斯（Eros，爱欲）占统治地位的消除了任何压抑的、能满足人的‘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将成为历史陈迹，消灭的不仅是物质匮乏还有精神匮乏，技术控制和奴役别人的人统统遭遇放逐，而异化和压抑则成为只存在于历史辞典中的字眼，幸福生活也不再以环境污染为代价，道德的、美学的需要真正成为人的基本需要。这是一个千年至福的王国，是一个人间天堂。
可是，这样一个近乎绝对完美的新社会主义社会将借助什么样的革命力量来实现呢？
三
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尔库塞不再把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看作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与工业制度一体化，主观上已经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和社会稳定的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发达工业社会以自己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制止住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冲突。无产阶级为物质丰裕的生活所陶醉，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否定力。具体表现为：
第一，生产过程的改善使无产者不再感到自己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同时也使资产者的剥削不再具有残酷、暴虐、弱肉强食等特征。所以，无产阶级在社会职业的冲突中就不再受到革命暴力的激发，像劳动的社会分工中的其它阶层一样，无产阶级正在和技术共同体融合在一起。
第二，日益扩大的自动化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在社会总体劳动中，非生产性劳动所占的部分的增长远远超过生产性劳动的部分的增长，结果，工人阶级发生明显分化，“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这些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是工业社会发达之后的产物，决不可能充当发达工业社会的否定力量。而他们的出现也使得阶级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阶级对抗随之变得无任何意义。
第三，资产阶级将权柄托付给专家管理这一更有效的合理力量之后，剥削的过程越来越在管理合理性的掩盖下进行，管理的合理性认证了剥削过程在技术上是合理的、有效率的，它成功地开发出工业文明大力夸耀的先进生产力，造就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失去了明确的反抗目标。
第四，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需要和愿望中的同化，生活标准中的同化，闲暇活动中的同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同化，表明了无产者与资产者在利益上趋于一致，由此导致工人阶级丧失了它的阶级意识，不可能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否定力量，工人阶级已成为该社会内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发达工业社会内部批判否定力量的式微，与这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相应于革命潜力的最低阶段。在传统的革命力量从历史的前台悄悄引退之后，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将成为稳定的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力量呢？
马尔库塞断定，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革命力量，只能是那些不受发达工业社会影响的阶层。它们就是第三世界的无产者和消费社会中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
第三世界外在的无产者对于改变资本主义宗主国是个根本性因素。这些革命者遭受着本地统治阶级和外部宗主国的双重压迫，所以他们一身兼任着双重的革命使命：从内部压迫和外部压迫中同时解放出来。而历史的革命性条件又恰恰适逢其会，汇聚在第三世界历史舞台上：无产者的悲惨境地；政治生活毫无自由可言；把宗主国资产者视为仇敌；绝对贫困状态；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他们发动反对资本主义的游击战。这种从发达资本主义外部不断骚扰资本主义世界稳定性的做法就是“外在无产者”的贡献。
至于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边缘的人，他们可以用一个新名词——“新左派”来称呼。“新左派”是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革命新星。“新左派”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不同，它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有一种无畏的怀疑批判精神——它对老左派的各种政党及其理论统统持一种拒斥态度。其次，“新左派”是由一些“不可思议的人物”所组成。新左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两端：一端是那些“不幸者”，另一端是那些“幸运者”。所谓“不幸者”又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受排挤和迫害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他们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正威胁者；另一类是那些好象“没有一点政治气味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流氓无产者等，这些人社会地位低下，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较少，因而也就较少受到这个社会的控制与操纵，对这个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情绪。所谓“幸运者”也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包括技师、工程师、专家、科学家在内的中上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些人被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他们身处特殊地位，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这些人处于核心地位的人能摆脱时常使他们失去革命斗志之因素的干扰，他们就能成为客观的革命力量的核心；另一类人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人“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把“不幸者”和“幸运者”的优秀品质、革命特性集中于一身——他们一方面像中等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那样在现代化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知识，因而“能看破科学技术的面纱”，反抗来自工具理性的异化，批判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像少数民族与嬉皮士那样，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人性的悲惨处境，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因此，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抗就是发达工业社会革命运动中一道最为壮观的风景线。（注：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马尔库塞，对新左派提出了诸多批评，这在《反革命与造反》及《思想家》（麦基编）中都能看到。马尔库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他批评了新左派的反知识主义；其次他指责新左派使用了不切实际的语言，其战略策略也基本上行不通，第三，他指出新左派的战略和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第四，他反对新左派的暴力倾向；第五，他批判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奢谈革命，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马尔库塞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他的“第三条道路”设想的幻灭。）
新型革命亦将开辟一条新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革命，也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新的革命既不奉行资本主义社会内流行的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也不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是走第三条道路，即非暴力的文化革命。他激烈地抨击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及倡导走议会道路的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他认为，目前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管理只是技术理性统治下的意识形态装置，不但不能利用，而且还应向其主动挑战，以暴露其法西斯主义真面目。他主张完全排斥议会斗争，进行“议会外”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决不运用暴力。因为暴力活动，“给人民带来的损失远比给统治阶级带来的大”。（注：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2、92、123页。）因此， 他更多地主张进行非暴力的反抗，实行“大拒绝”；拒绝充当帮凶，拒绝服从暴君式的统治者，拒绝工具理性的极权主义新法西斯统治。这种“大拒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体革命”，即通过意识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及人的本能结构革命等全面革新资本主义现行体制。
然而，社会批判理论并没有能力完成这种“总体革命”，提出这一革命目标多半是一种理论上游戏的需要。社会批判理论是对现存制度提出全面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属性内在地要求一种追求全面、彻底的形而上构造。因此，批判的矛头指向哪里，革命就应发生在哪里。而理论上形塑一种革命似乎与现实上完成一种革命并无二致。这种陶醉于理论形而上学构造的“虚拟现实性”之中的倾向对一种理论来说，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常常使理论自身陷于解释乏力的困境之中，除了“宏伟的叙述”——而这种“宏伟的叙述”又往往言之无物，不过是玩弄大字眼而已——之外，就是各种无意义的断定或者结论。马尔库塞所设计的“总体革命”就因自身的空泛而陷自身于一种尴尬之中。首先，“总体革命”是一次全面的社会革命，由谁来完成这一革命（谁有资格承担这个职责）就是至关重要的。可是，马尔库塞在这个问题上却犹豫不决，思想甚至前后矛盾。这实际上反映出他对自己设想的革命并无信心。其次，“总体革命”的战略是“主动挑衅”（所谓“主动挑衅”就是通过议会外斗争积极地向资产阶级政权发动攻击，迫使其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从而破坏其自由民主的法规体系，暴露其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以此唤起民众的反抗意识。）和“大拒绝”（所谓“大拒绝”就是把一切造反者联合起来与发达工业社会作对，与一切现存的东西实行完全、彻底、绝对的决裂。只要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这种战略作为一种反抗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但作为反抗的实际行动手段，它的实施方式和作用限度是模糊不清的，且具有明显的游戏性质；第三，马尔库塞不可能在拒绝社会运动的力量与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之间建立必要的联合，他的这方面的说明丝毫没有消除这种模糊感；他因为没有能力识别各种革命的道路，所以看来只好指责某种一般原则——即制度。这种尴尬，这种无奈，迫使马尔库塞不再笼统地谈论“总体革命”，取而代之去谈论一种追求人性解放的艺术革命。并将其看作为他所谓“总体革命”的开路先锋。他的“总体革命”最终就落脚在这种文化革命上。也就是说，只有解放的美学能够给予人们批判的思维，以及超越现状的希望；只有艺术的革命才能够恢复人固有的感觉形式和本能追求；只有审美向度的革命，才能造就一个与现有社会具有质的差别的非压抑的社会，因为，艺术作为充满各种想象力和可能性的“幻想”的世界，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的崭新层面，它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深厚的人性基础。艺术革命的完成将使世界的秩序变成“美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审美功能将成为支配整个类生存的原则，人都将“按照美的规律生存”。这样，马尔库塞就遁入纯粹美学，幻想一种浪漫的解放。结果，革命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它宛如一只断了线的气球，高入云端，五彩斑斓，辉煌耀眼，但永远落不到实处。无可奈何，马尔库塞只好到乌托邦中寻找庇护。
总结以上论述，结论是：马尔库塞的“乌托邦终结论”真正要终结的并不是乌托邦本身，而是要终结将乌托邦发展为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尔库塞赋予乌托邦以一种新的含义，从而将终结乌托邦的科学社会主义变为“乌托邦”，而将已经为科学社会主义证明为空想的乌托邦变为“现实的未来谋划”。这种谋划并无新意，不过是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批判、伦理地构划未来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等存在主义化、弗洛伊德化。以是观之，马尔库塞所谓“从科学转向乌托邦”的理论进路就是一条退路，它实质上不是要终结乌托邦，而是要恢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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