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大革命论文,地位论文,时期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3—0054—08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和军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研究不够深入，对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位和结论。史学界传统的观点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工农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留下深刻的教训。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均持这种观点。尽管这个观点是史学界公认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完整和全面。其一，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前提下，始终没有放弃军事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特定阶段和区域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二，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并不能代表全党同志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其三，以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党的各级领导人，对军事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实践中有力地抵制了陈独秀“只作宣传不当军官”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理论、军事人才培养和储备、军事实践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研究的相对滞后，已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许多党史和军史工作者，视这一段历史为“禁区”、“畏途”，不敢大胆介入，提出新观点怕难以发表，难以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因此仅有的研究成果也都是从总结“教训”这个角度阐发。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业绩与成就，众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方面的巨大历史贡献，没有得到承认和广泛的宣传，其历史地位没有得到确认，使党的军事运动史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空白”。加强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确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确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历史地位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把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危害与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方面的工作及成就区分开来。这样，既不会因为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存在，而抹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方面的大量工作及丰功伟绩；也不会因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提高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评价。二是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史实来说话，论从史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本文将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第一，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不仅仅只有“教训”，而是有许多辉煌的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历史经验。第二，从短期讲，党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军事运动的过程中，对军事理论的探索、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对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诸方面的成就，足以证明大革命时期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准备阶段。目前在党史和军史界，只讲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党走上了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阶段，没有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准备阶段”这一提法。人民军队的创立，有没有准备阶段？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准备阶段，党不可能在“七·一五”政变后半个月时间，就发动规模空前的南昌起义，短时期内集中2万军队，4个小时占领江西省会城市南昌，[1]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第三，从长远讲，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运动，不仅对创建人民军队有重要影响，它还对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均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理论、人才、实践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一
大革命时期党对革命军队及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党认识到“人类经济与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2](P37) 每个时代的进步，都离不开战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有资产阶级对封建的战争。“民主的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避免的。”[2](P37)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然在封建式军阀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中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都离不开战争。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加入此种战争”实为必要。
关于战争与和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中国的军阀对内祸国殃民，对外则是辱国丧权。军阀不打倒，战争便无止期。“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能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的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2](P25) 党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战争求和平，和平成；以和平与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不成。认识到在革命年代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
关于革命与武力：革命离不开武力，在大革命时期几乎已成共识，因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普遍拥有强大的武力，“他们有枪炮，有军队，有警察可以指挥，最后一着便是武力解决”。[3](P134—135) 没有革命的武力，革命不会成功。周恩来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的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4] “我们无军队便不能革命”。[5] 这一时期，瞿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问题》，[3] 赵世炎写了《中国革命与武力》，[6] 邓中夏写了《论兵士运动》，恽代英写了《军事运动问题》，蔡和森写了《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武装斗争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革命不仅需要武装，更需要武装的暴动。“暴动，是民众革命的最高技术。无产阶级的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课”。[7] 通过革命的暴动，解除敌人的武装，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是革命的一般规律。
关于政党与军队：周恩来在1925年明确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8](P144) 这种工具是两方面的，压迫阶级拿这个工具来压迫被压迫者；同样被压迫阶级可用这个工具反抗与推翻压迫阶级。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与政党的关系，应该是军人服从政党。军队是政党的军队，反对“以军治党”，主张“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因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9](P304) 这些观点，在以后得到应用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新型人民军队时，就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枪指挥党”。[10](P512) 科学地解决了人民军队与共产党的关系，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对军队的有效领导。
关于建立革命军队与武装工农：1924年，党积极派人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学习，表明党开始重视军队建设并付诸行动。经过五卅运动以及与奉直斗争的实践，党更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在自己工作中的地位。北京特别会议指出：党的军事工作，目前已进到“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应占“重要的地位”，“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11](P33—34) 来加强对党的军事运动的领导。李大钊在1924年送共产党员李运昌上黄埔军校时，明确指出：“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12] 薄一波说：李大钊在大革命时期就产生了“组织共产党军队的思想”，并积极培养军事人才。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发出的《告农民书》中，都强调宣传扩大农民自卫军组织的重要性。彭湃指出：“不建立农民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13] 毛泽东较早认识到武装农民的重要性。他在1926年5月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就向学员指出：搞革命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化和发展了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对大革命后期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发展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武装工人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提上议事日程。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应当“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2](P404) 并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军事委员会，指导武装工农的工作。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探索，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指导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使党在各种复杂的形势下，没有彻底放弃军事工作；二是对党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人民革命战争作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同时，也应指出，大革命时期我党军事理论与实践有所脱节，理论走在实践前面。有些在理论方面已弄清，但实践中没有实施。有些理论付诸了实践，却又以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建设军事力量为主。在党的高级领导人当中，尤其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脱节方面更为严重。这最终导致了大革命时期军事工作方面的一些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二
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军事将领，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军事人才基础。
整个大革命过程中，党的军事工作的中心是“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是“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是积极努力地帮助同盟者和我党认为进步的势力。通过党在军事方面扎实的工作，客观上为党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当时党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中。
黄埔军校是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热诚，帮助黄埔军校的各项工作。派了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聂荣臻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党员到军校担任政治军事工作，为学校输送大批优秀学员。中共中央为此多次发布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认真选拔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学校，“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14] 在第一学期学生中就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这一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1](P103) 周恩来以黄埔军校革命军人为骨干，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刊物“青年军人”。这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对青年军人宣传和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把一大批进步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徐向前元帅回忆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它所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广大青年军人所接受。我们黄埔第一期的许多同学，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员，也是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分不开的。[15] 徐向前本人就是在“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的影响下， 参加了这个联合会。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的军事摇篮，我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在黄埔军校开展卓有成效的各项工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及壮大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在客观上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及两广军界的影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人，为今后党创立人民军队准备了必要的军事人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人员中，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领导干部。如：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林彪、陈赓、周士弟、刘志丹、左权、周逸群、黄公略、段德昌、许继慎、邝继勋、卢德铭、吴光浩、曾中生、陈其涵等。“195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十大元帅中有四位曾是黄埔的教官或学员，十位大将中三位出身黄埔，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的将军中，黄埔的学员更是众多。”[16] 这说明黄埔军校是中共大革命时期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重要基地，符合事实。当年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说：“黄埔是共产党的基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观点。
在国民革命军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党的政治军事人才。在第一次东征时，粤军及军校教导团组成的右路军是东征主力。周恩来负责战时政治宣传工作，并参与东征右路军的领导与指挥工作。共产党员金佛庄、茅廷桢、严风仪、胡公冕、季方等已担任营长或营党代表，两个教导团的连排级干部“差不多一半是共产党员。”[17](P11) 二次东征时，共产党人蒋先云、曹渊、李之龙已参与战斗指挥行列。担任攻打惠州城主攻任务的第2师第4团，9个连长全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在各军、师设立政治部。中共大批优秀分子担任国民革命军各部的政治领导：周恩来曾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路易、包惠僧曾分任第2、第3、第20师的党代表；李富春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和副党代表；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分任第4、第5、第6师代表；朱克靖曾任第3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吴少默曾任第7师政治部主任；罗汉、廖乾吾曾先后担任第4军党代表、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张善铭曾任第4军政治部主任；李笠农、王文明曾任第10 师党代表，第20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曾任第6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陈雁声、李隆建曾分任第17师、第18师的党代表；黄日葵曾任第7军政治部主任。 其他军、师以下的各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里，就有孙炳文、朱代杰、郭冠杰等约“一百名共产党员”在进行工作，[18](P305) 得到军政多方面的锻炼。
在国民军中党又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重要军事人才。冯玉祥是一位爱国将军。邓小平指出：冯玉祥“一生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19](P3) 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 是大革命期间我党军事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民军政治工作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李大钊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肖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魏野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贾从周、李世乐、卢绍亭、曹力分任国民军第3、第4、第5路军及刘郁芬、韩复榘、方振武、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国民联军卫队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中山军校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唐彭任主任教官，许权中任总队长；葛霁云任国民第2军第7师师长邓宝珊的秘书；王若飞、刘天章任北方联合军校负责人；徐向前、程子华、阎揆要、南汉宸、李豫九、蒋听松分别在国民军中任中下级军官。这一时期党派往国民军及新发展的党员近千人。这一批我党重要的军事干部，以国民军为阵地，得到了军政两方面的锻炼，从而为我党以后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因此，李大钊及北方党在国民军中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以后正式创建人民军队储备了大量军事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党选拔和输送党团员赴苏联学习政治与军事，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军政干部。二十年代， 共产国际和苏联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注意对中国革命干部的培养。1921年4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和专门培养东方各国共产党员的学校，曾特设一个中国班。[20](P331) 当时共产党选送的党员、团员干部刘少奇、任弼时、张太雷、陈延年、萧劲光等人就在此学习。国共合作建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需要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军事家和具有组织、宣传能力的社会活动家”，[21](P32) 为此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底，国共双方挑选310名学生准备送往中山大学， 第一批学生118名先抵莫斯科，“其中共产党和共青团员至少有103名，超过87％”。[22](P146) 其中就有王明、俞秀松、沈泽民、张秋琴、李培之等。[23](P146) 以后，从德国、法国等地转到苏联的邓小平、傅钟、徐冰等人也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左权、叶剑英、夏曦、何叔衡、江浩、方维夏都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在中山大学课程中，“军事学是中山大学最有特色的课程之一”。[24](P76) “中山大学在实施军事科目时一丝不苟”，当时有个教官曾说“你们所受的军事训练堪与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受过的训练相媲美”。[24](P77) 中山大学的军事教育很成功，许多中山大学的学生以后成为著名的军事将领。除了这两所学校外，苏联其他的军事院校如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军事学院、基辅炮兵学院等，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过军事人才。苏联各院校为中国培养的军政人才，能文能武，成为红军初创时期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山大学就读过的盛岳指出：在苏联各军事院校学习过的中国人，在红军及中国共产党内占有重要地位。
党在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基层的军事人才。在各种形式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了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农运干部。农民运动是大革命时期我党工作的重点之一。我党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开办各种形式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农讲所主要是培养农运干部的，但由于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不能截然分开，农讲所课程中，就比较重视军事教育。因此，也培养出了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干部。如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规定：“军事训练十周。”[25](P302) 1927年3月，由毛泽东负责的武昌中央农讲所就更注意军事训练，在《规定》中清楚地写着：“为将来发展武装起见，所以要严格的军事训练。”[26](P115—116) 每个学员都发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军事训练2至4个小时。“这一期有许多学员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27](P128) 如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中任职， 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在各地农民协会建立的农民自卫武装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骨干，“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从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看，都是与武装斗争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28](P7) 事实上各地农民协会不但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民武装，有些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农军教练所，提高军事技能，培养有胆识的军事骨干，成为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1925年海丰县成立农民自卫军总队，以李劳工为总队长，林更生为党代表。在中共海陆丰特支的领导下，成立了“农军教练所”。周恩来指派吴振民、卢德铭、刘楚杰、曾绍文、陈烈、曹旭、潘超如、周朝候、高伟、詹庚陶、陈一史、于昆、陈如愚、刘立道等黄埔学员来担任农军教练所教官和农军总队、中队领导人。[28](P144) 由于有正规的军事教育，教练所为海陆丰农军培养了许多骨干，有些人后来成了优秀的指挥员。如彭湃、黄强、林君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分别担任了红军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等职。[28](P145) 在湖北，1927年4月，正式建立农民自卫军的县达30余个。省党部开办“自卫军干部养成所”，省农协开办了“农民武装训练班，”培养农民武装的军事骨干。当时全国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成立的农民自卫军及由此而培养和锻炼出的我党军事人才不在少数，他们成为红军初创时期基层指战员的重要来源。
在从事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我党的军事骨干。工人武装有两种：一种是各地工会组织成立的工人纠察队；另一种是各地工人在罢工和起义过程成立的武装。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人举行政治大罢工， 随后“广州工人又乘胜组织了工团军”。[1](P104) 1925年6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组成了2000 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上海工人为了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上海区委派罗亦农、赵世炎秘密开办“武装工作人员训练班”，训练武装骨干，组成2000余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2月工人纠察队发展到5000人，1500支枪。 武汉工人纠察队规模最大，它有2个总队，6个分队，约5000人，3000支枪。这些工人武装的发展，虽然在大革命后期，受到以陈独秀为首党中央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遇到许多挫折，但毕竟受到一些锻炼。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工人武装加入武装起义行列，成为红军指战员的一个重要来源。事实上，红军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与发展的地方，都是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地方。
大革命时期，党以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等作为培养锻炼军事人才的重要阵地，又通过其他各种有效的途径培训军事政治骨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党培养和储备了数以千计的各级军事人才。这些军事人才是党大革命失败后创建人民军队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他们每个人都像星星之火，将要扎根农村，建立根据地，扩大人民的武装，最后成星火燎原之势。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大革命时期党的大量军事工作和军事人才的储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创建、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会受到影响，革命的历程会更长更艰巨。
三
党参加了大革命时期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积累了丰富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实际经验，为此后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和指挥人民革命战争，在军事实践方面打下了基础。
在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高级领导人，有力地抵制了当时中央在武装斗争方面的错误，积极地投身到大革命时期各种军事斗争中，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经验。
初步建立党的军事工作领导机构。1925年9月，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问题，提出要“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2](P404) 并且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军事委员会。[1](P139) 军事委员会曾下设：海军委员会，负责策动驻沪海军投向革命；杭州军事委员会，负责策动北伐军东路军尽快进攻上海；上海特别区军事委员会（1927年2月23日至4月27日），主要是加强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进行直接领导。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当时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大革命时期，虽没有起到全面指导我党军事工作和创建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重任。但机构的健全，特别是当时的军委成员周恩来、颜昌颐、聂荣臻的热诚工作，使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不断发展，最后成为创立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机构。
军队中实施党代表制的经验。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实行党代表制。“鉴于苏俄革命之成功，实赖于采取党代表制之红军，特于教导团成立之始，委派各级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一切法令法规，必须由党代表副署生效。中共是大革命时期在军队中实施党代表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有力实施者。中共党员大量地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前已述及）。如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所辖9个团中，其中6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担任。通过党代表工作，使广大官兵认识到“革命军应是革命党的工具”。在实践中，更进一步认清了党与军队的关系，并把这一重要经验充分切实地运用到以后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一切工作中，并加发扬光大。使“党指挥枪”的原则深入广大官兵的人心，因此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相反，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却抛弃了这一重要原则，视军队为私有，造成派系林立，指挥不灵，最终导致失败。
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以周恩来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积极地开拓性地开展军队的政治工作。孙中山虽已认识到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军队之能不能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装之精良不精良”，[29] 但孙中山和国民党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实际上，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主要靠共产党人的努力而开展起来，并一直由共产党人实际主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如工作形式多样化，建立随军宣传队，召开军民大会；宣传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工作任务因地制宜，有瓦解敌军、组织民众等；工作作风以身作则等。通过政治工作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懂得“军士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共产党人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拓荒者。这一时期党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所积累的经验是宝贵的。毛泽东后来曾给予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这种经验对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作用：“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10](P351)
初步创立军队和建立工农武装的经验。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冬在中央及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东肇庆组建起来的。这是一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1](P103) 全团“有80名共产党员”，[18]( P389) “半数以上的军官是共产党员”。[30](P120) 独立团团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各营、连、队都设有党小组，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叶挺独立团成为北伐中的劲旅。党初次获得了组建及领导人民武装的经验，这对以后创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除此以外，党还直接参与组建和领导了其他各类武装力量。党在这一时期重视工农运动，也提出了“武装平民”，建立工农革命武装问题。1924年沙面罢工胜利后，党利用扣留商团枪械的一部分，建立了广州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1925年在省港罢工的基础上，建立了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彭湃领导的东江地区农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湖南农民建立起拥有10万之众的梭镖队。在北方党的领导组织下，陕西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心，有农民协会会员50多万，武装的农民近10万人。由于当时党内外诸种原因，党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没有进一步发展和坚持下去，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当时的革命战争，而且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得到锻炼。大革命失败后，党认真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运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造成的广泛坚实的群众武装基础，很快走上创建人民军队、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道路。
四
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第一，党掌握了部分军队的领导权，这些部队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党进行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的基干力量。朱德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31](P1) 这就清楚说明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与党创建人民军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大革命时期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在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共产党人掌握的部队有：叶挺任师长的第24师、周士第任团长的第27团、卢德铭任团长的武汉政府警卫团、蒋先云任团长的第77团、朱德任团长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叶剑英任团长的第4军教导团。 这些部队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成为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和基础。
在国民军序列里，经过长期努力，许多共产党人担任重要军事领导职务：史可轩任国民联军卫队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中山军校校长，许权中先后任国民军团长、旅长、代理师长，张兆丰任国民军第5军第3师师长，石谦任国民军旅长。徐向前、程子华、阎揆要、南汉宸、李豫九、蒋听松等分任国民军连长、营长、团长等各级军事指挥员。这些部队在以后的渭华起义、清涧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邓小平曾回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这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22](P157) “陕北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就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32](P147) 共产党人在国民军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军运工作，为以后陕北红军的创立和党中央陕甘宁革命根据的建立与巩固创造了一定条件，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韦拔群是广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本人曾是广州农讲所学员。在广西右江地区，“韦拔群不但建立农民协会，而且还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2](P208) 毛泽东指出：“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到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33](P144)
第二，大革命时期党广泛的军事教育活动，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极为厚实的群众基础。周恩来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时指出：我党在“与国民党联合以后，在军队中和民众武装中，都开始了工作”。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是党的军事运动的重点，而其影响又远远的超出这个范围，由华南、西北而辐射全国。党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党在国民军中创办的北方联合军校，“军校学员曾达2400名”，[32](P144) 影响遍及西北。在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掀起全国革命高潮后，党曾提出“武装平民”的口号。在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过程中，党十分注意建立和指导工人武装，使之成为工人运动顺利发展的有力保障。在农民运动中，毛泽东、李大钊、彭湃和韦拔群等人较早就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并付诸于实践。毛泽东对农会最为原始的武装——梭镖都十分看重，称之为“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奇的武装力量”。[10](P29) 要求湖南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75县2000余万农民之中。李大钊在北伐后期明确提出武装农民的任务，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论文，要求北方党注意对红枪会的教育与改造，使之成为“堂堂正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34](P117) 在李大钊和北方党的努力下，1926年，晋、冀、鲁、察、热五省农会会员2万人，河南有27万。陕西农民协会遍及60余县，会员达50多万，武装农民达10万之众，陕西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心，其规模与声势仅次于湖南、广东。
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各个领域、各个途径的军事活动影响遍及全国，受教育的工农何止千万，广大的工农或亲身受到教育，或是耳染目睹受到熏陶，开始接受党所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在党最困难的时期，广大工农毅然参加红军，成为党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取之不尽的源泉，为党的革命事业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周恩来指出：“青年军人运动，除广东外，陕西、湖南、湖北都曾有过”。“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在南昌暴动我们不能干的。”事实上，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斗争，就是在工农运动和工农武装发展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开展起来，并渐成燎原之势的。
第三，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运动，对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讲：“第一次大革命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军事运动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获得丰收。诸如：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第26路军宁都暴动，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郝光、谷雄一领导的高桂滋部兵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互不侵犯反蒋抗日密约签订；原杨虎城部孔从洲第38军起义与西北民主联军建立；高树勋邯郸起义；吴化文济南起义；胡景铎榆林起义；“佩剑将军”何基丰、张克侠贾汪起义；曾泽生率60军辽沈前线起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投诚；廖运周淮海前线起义；傅作义北平起义；陈明仁长沙通电起义。原国民军序列和国民革命军序列的不少部队先后举行起义，加入人民军队阵营。大量的建制完备、武器精良、齐装满员的正规部队先后起义，对壮大我军各个时期的武装力量，坚持革命战争，加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新中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而这些巨大成果的取得，是与党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军事运动，广泛进行军事教育，多方接触和培养爱国军人，扩大党在军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五
影响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评价的有两个问题。
一方面要正确区分与处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与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所取得成就之间的关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军事运动上一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采取“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的方针。具体表现为：对同盟者的拥戴政策、对右翼军人的羁縻政策、对民众武装军事职能的自我制约政策、民众武装运动的和平发展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成效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本文中所述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各项成就，恰恰是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党处在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中央在某一阶段某一问题上犯错误在所难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甚至“抹杀”这一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所做出的历史功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既要公开承认陈独秀和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更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在这样困难和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上所取得的成就。其巨大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历史地位，必须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突破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要正确理解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中存在的主观为同盟者与客观为共产党的特点。这一个特点是确立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历史地位的难点。“主观为同盟者”，这与大革命时期党确立的“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样的军事方针是相统一的，又和我党一贯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风格相一致。共产党为国民革命的前途，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大局，颁布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号召广大党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2](P183) 由于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工作，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这也进一步说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利益，顾全大局、大公无私、正大光明的高尚品格。“客观为共产党”，即党通过参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军事运动，培养锻炼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军队后备力量在党的周围，学习和掌握了一系列创建人民军队和管理指挥人民军队的重要实践经验，这为党今后创立人民军队从理论、人才、实践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动机效果的差异，成了我们评判这一段历史的严重障碍。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5](P149—150) 不论当时党的动机如何，只要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客观上为我党今后创建人民军队、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就应当承认其功绩，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决不能因动机与效果的不统一，而对这一段重要历史评价有所降低，或搁置起来。
收稿日期：200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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