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定量研究的过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量论文,因素论文,过程论文,政治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早在1983年就指出：“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1]受传统观念及社会地位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讲，青年缺少政治话语权，从来都是政治参与弱势的一方。然而青年是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也是自主意识、民主意识最为凸显的群体。近几年网络平台的迅速成熟为青年参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契机，不仅推动青年构成网络参与的技术性群落，也为青年政治参与提供了非制度性的乃至制度性的可能。
如今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人数激增、影响逐渐扩大，在推进国家政治发展上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但同时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出现的“群体化”现象，很容易导致群体本身的狭隘视野与姿态的“无限放大化”，无形中会激化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如何引导青年正确、理性参与，需要我们细致深入地探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背后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证调查，探究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以期更真实地反映我国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更准确地分析当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成因。
一、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及研究总体
我们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青年界定为18—40岁的人群。综合中外学者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王浦劬、吴春洲等人的观点，本研究将网络政治参与界定为，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例如政治网站、电子邮箱、即时通讯工具、博客微博、论坛贴吧等)，获取政治信息，发表网上评论、讨论，表达政治主张和政治意愿，或通过网上选举、网上民意调查等政治行动以期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等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行为，其中政治内涵包括国家主权利益(领土、外交关系等)、执政行为与政府行为(会议、政策、人事调动等)、国际局势与国际关系、民生问题等。依上，我们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方式概括为三个方面：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通过网络采取网上政治行动①。
2.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与假设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的行为产生都会受到意图的影响，因此我们重点研究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意图与其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控制意图的影响因素，达到了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动因的目的。我们选择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研究的基本视角。该理论主要由行为、行为的意图、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5个要素组成。在行为理论视野中，“行为”指个体实际采取的行动；“行为意图”指个体在选择行为时，是否实施这个行为的意愿程度；“态度”即人对采取行动所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②，其测量维度是认知、情感③；“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在决定是否实施特定行为时所感到的社会压力或依从动机④，由于主观规范来自于他人及社会影响，一些学者直接使用主群体与次群体维度测量主观规范⑤，主群体指与个人有直接互动、联系紧密的周围群体，比如父母、亲密朋友等。次群体指更大的群体或组织，个体属于其中一员，例如社会、国家；“行为控制认知”是“个人对自己执行能力的感知”[2].即自己觉得可以控制一个特定的行为，也就是个体感觉到自己具有能力去实施一个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及模型建构：第一，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控制认知三个变量可以有效地解释和预测行为意向的发生；第二，人口、社会特征及社会文化因素是外围因素，通过对信念的影响，间接影响行为意向与行为；第三，理论上可以从概念角度界定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控制认知的不同，但在现实中，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关联系。
本研究采用了计划行为理论中关于行为控制认知的理论，我们选择了部分变量，从群体对青年主观规范的影响来分析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3.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准备
本文设置了三个模型以探索各个层面上青年网络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Logistic回归分析的要求，将因变量化为二分类别变量。
首先是对态度的测量。一是认知，即青年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看法，主要为工具性态度(有价值—没价值，有用—没有用)。问卷中偏重于对政治参与态度的设计有：您是出于提升思想境界选择网络政治参与吗？您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吗？偏重对网络的工具性态度有：您是出于通过网络可以避免现实参与带来的麻烦而选择网络政治参与吗？您认为网络的发展对青年参与政治有什么影响？二是情感，即青年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感受，题目为：您对当前网络政治参与环境满意吗？您认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前景如何？
其次是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一是主群体，即在网络政治参与的主题下，在虚拟网络中有频繁互动的群体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亲密群体，主要反映的是青年的依从动机。(1)网络意见领袖：您对网络意见领袖发表的观点，选项为“很关注”、“比较关注”、“不太关注”、“完全不关注”、“无所谓”；(2)现实生活中的亲密群体：您是由于周围人都在谈论某些政治信息而选择网络政治参与吗？您想获得他人的认可与接纳而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吗？第二是次群体，即社会对青年的压力，题目为：您受到主流言论影响而去选择网络政治参与吗？您在发表某一评论时会有以下哪些顾虑？经过“王帅案”，您还会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吗？
4.抽样方法及方案
本研究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即针对调研对象的某些属性或特征，将总体中的所有个体分成若干类或若干层，然后在各层(类)中抽样，尽可能保证样本中各层(类)所占比例与他们在总体中所占比例一样⑥。我们认为，首先，较为全面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社会属性有：(1)地区。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统计分析时惯用的划分方式，全国东、中、西部省份各抽取2个，抽样共涉及6个省份；再从6个省份中各抽取2—4个市、县，共涉及12—24个市、县；在各市、县内再根据配额分配比例寻找合适的样本。(2)职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CNNIC第30次互联网报告调查中网民的职业分类，本抽样中职业类别定为9项：学生、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其他未就业人员。其次，确定样本总体中每个控制项所占的比重。本次研究选用了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资料。(1)确定控制项——地区的比重。(2)确定控制项——职业的比重。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青年在各个职业领域，分别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在校学生、其他未就业人员的总人数及青年所占的比重。(3)确定样本规模。我们采用配额计算模型及样本容量计算的方式⑦，确定样本容量为3 000，并根据职业与地区作为控制特征进行配额控制。
二、资料的处理及分析：基本情况分析
1.基本情况
用以统计分析的问卷于2013年3月陆续回收，发出问卷802份，回收610份，回收率为76.5%，其中有效回收率为72.3%，从回收的范围上讲，可以认为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EpiData3.1版进行问卷录入，最终导出形成SPSS数据。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此次调查中男女各占50%，女性比男性人数多0.9%。各年龄段，除18—24岁人数较多外，人数分布较为平均。青年的文化程度以本科最多，占总体的36.9%，其余依次为大专及高职、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硕士及以上所占比例最低，仅为3.6%。青年的婚姻状况集中分布于未婚与已婚两个层面上，未婚同居、离异、丧偶等情况较为少见，仅占1%左右。工作单位性质方面，在企业工作的青年所占比例最大，包括国有企业14.4%与私企等占21.1%，其次为学生群体。有近一半的青年经济收入在2 000元以下，其次为2 000—3 999元，占样本容量的33.2%。近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0—2小时的青年人数所占比例最大，占总体的36.5%，其次为上网2—4小时的青年，占总体的31.9%。青年的网龄集中分布于3—9年区间内，占总体的60%左右。
2.青年网上政治参与的状况
数据显示，有75.1%的青年曾经运用论坛及贴吧的方式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是使用率最高的参与途径，占总体的38.2%。QQ、MSN等聊天工具与当下较为流行的微博方式，各占总体的27.0%与19.4%，是较为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途径。博客、政治网站、电子邮箱方式在青年政治参与中较为少见，共占总体的15%左右。(见下表)
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话题上，涉及民生问题的占第一位，是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涉及最多的话题，占到总数的30.2%；其次是涉及国家主权利益的话题，占29%；最低的是政府执政行为，占18.8%。仔细分析，我们发现，民生和国家主权的话题虽然在参与数据上有些差异，但差别并不大，都在30%左右；另两项，政府执政行为和国际局势与前两项有接近十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与青年群体的社会性发展程度有直接的关系，一是作为发展中的社会群体，特别关注自身的发展环境；二是青年群体是社会上最具激情和正义感的人群，涉及国家利益的相关话题极易引起青年的强烈情感。
三、结果与讨论
首先，对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行为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性别，对意见领袖的关注度、对参与前景的看法等，其影响是正向的。
经统计发现，有95.7%的青年发生过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的行为，可以认为，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是青年群体中相对普遍的行为。
回归模型中共引入了7个变量。从回归系数上看，青年对网络政治参与发展前景的认知越好，越倾向于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的行为，对网络政治参与前景有着较高期望的青年产生通过网络接受政治信息的情况是其他青年的1.5倍；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态度较为消极的青年，其发生例如浏览政治网页等行为的比例下降了87%。另外，周围环境的压力并不会直接影响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数据显示，有着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可以避免麻烦态度的青年，使用网络浏览政治信息行为的比例降低了0.2%。同时，青年对网络意见领袖发表观点的关注度越高，越愿意通过网络途径获取政治信息，关注意见领袖发表的观点的青年，使用网络浏览政治信息的行为发生比率上升至其他青年的2.7倍。数据还显示，性别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因素，男青年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行为的比例是女青年的3.6倍。我们还发现，职业也是影响青年是否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的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工作的青年与其他青年相比，发生例如浏览政治网页等行为的比例下降65%。而上网时间的影响因素呈反向结果，近一个月来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在6—8小时的青年，其发生接受网络政治信息行为的比例会下降75%。
研究得知，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层次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与主群体、情感、认知显著相关。主群体影响青年的主观规范感知，对其网络浏览政治信息的行为有直接作用；而关注虚拟网络中高影响力的活跃分子言论的青年同样乐于关注网络上政治类新闻与信息。在态度方面，情感与认知都对此类行为产生影响，突出表现为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较为正面态度的青年更倾向于浏览接收网络政治信息，反之则不易产生此类行为。我们可以认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在浏览政治信息方面，青年基本的状态是正向、积极的。我们还发现，人口及社会特征中，性别对青年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行为影响程度最大，这不仅与青年的生理、心理、社会分工相关，也和文化传统有关。而且并不是青年个体上网时间越长越容易关注网络上政治类新闻与信息，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年网络行为的多样化。企业青年比其他青年群体较少发生此类行为则反映了市场经济环境里，企业中的从业者更关注经济利益的倾向。
其次，在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的行为上，影响最大的是主观规范对青年的规范作用，能够抵抗社会压力的青年，更倾向于做出此类行为。
相比浏览网络政治新闻，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需要更为主动的参与意愿和积极的参与态度。数据显示，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行为的发生率比浏览政治信息的低一些，但仍占总体的75.2%。
在回归模型中共引入了9个变量。从各因素影响因变量的方向上看，在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比非事业单位青年群体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交流政治观点，此类青年发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比例是其他青年的5倍。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可以提高自己思想境界的青年，更愿意通过网络与他人交流政治观点。问卷中涉及对“王帅案”的态度，河南灵宝24岁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家乡政府乱征地的问题，被当地政府不远千里跨省抓捕归案，并以“诽谤”、“败坏政府名声”罪被拘留长达8天，最后因为证据不足释放，此案例经传播对青年网络发表意见的行为造成一定的压力。数据显示，在这种情况下表示依然会通过网络活动揭发问题的青年，是其他青年的2倍。同时，关注网络活跃的意见领袖观点的青年，在网络上发表政治类观点的行为比例提高了61.4%。数据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通过网络平台发表、交流政治观点的比例在降低。而在青年人中，中学生群体、中等收入的青年及网龄在6—9年的青年，比其他青年群体发生此类行为的比例降低了50%左右。
上述数据显示，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与主群体、次群体、认知显著相关。主观规范的规范作用对青年是否发生行为影响最大，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超过50%，能够抵抗社会压力的青年，更倾向于做出此类行为，这说明，严厉处置，特别是不正确的严厉处置并不能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事业单位的青年在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的行为中态度更积极，这应该与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如学历、社会发展、工作稳定性等有关，也可以看出，相比其他行业的青年，事业单位青年群体在社会政治领域可能更积极、更活跃。
最后，在通过网络采取实际政治行动上，工作单位、婚否、网龄等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统计数据表明，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到通过网络采取网上政治行动，青年的参与人数并没有显著变化，仅减少了1%，仍达到74.7%。
由回归系数可知，人口及社会特征中“已婚、未婚”、“对意见领袖的关注度”、“经过王帅案后会揭发问题”与是否有网络实际政治行为呈正相关。“6—9年(含)、0—3年(含)”、年龄、身份与是否有此类行为呈反方向关系。在各类自变量影响的程度上，工作单位性质依然为影响此类行为的最大因素，在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发生此类行为的比例是在非事业单位工作青年的4倍。婚否也是一个很突出的影响因素，已婚青年是未婚青年发生此类行为的1.8倍。社会压力也是影响青年是否发生此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对王帅案表现出的规则持抵制态度的青年，其发生此类行为的概率为其他青年的2.1倍。意见领袖在3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影响都很突出，受到意见领袖影响的青年发生实际网上政治行为的可能是其他青年的1.5倍。有意思的是，网龄对网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呈反向因果关系，网龄在6—9年的青年比其他群体发生此类行为的比例降低40%左右。数据还显示，对身份的顾虑及年龄也会影响行为的发生，但程度不大。
本研究严格按照人口分类进行抽样调查，可以准确地说明，青年群体网络政治参与已经遍布青年各个次群体，成为青年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行为。分析数据，我们发现，主观规范对青年是否有此类行为影响很大。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变迁，特别是公众参与意识的增长和参与环境的宽松，意见领袖不仅涉及社会的多个领域，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其中虚拟社区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相对较为隐蔽，但其作用不可小觑，特别是对于青年群体的影响，在上述3个参与层面上都有较高的数据支持。包括职业在内的社会身份的差异是影响青年是否发生此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本研究的重大发现之一。同时，数据显示，在涉及网上政治行动时，婚否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多的社会元素去认识青年的网络行为。
四、研究结论
1.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正面态度居多，而且越是具有正面态度的青年越倾向于此行为
我们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研究视角，严格依据其两个理论要素去研究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因素。在3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青年对主观规范的感受、主群体规范，即与青年有直接互动、联系紧密的群体规范，如意见领袖等，起到的影响最大，其作为主要因素影响各个层次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且与参与行为成正方向关系；而对次群体的规范，例如社会、国家等的规范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较深层次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包括认知与情感两个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分析显示，青年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正面态度居多，而且越是具有正面态度的青年越倾向于网络政治参与。在以往的研究里，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或者持负面判断，或者对于正面的结论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持。本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2.工作单位性质是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最显著因素
严格按照人口地区比例和职业分布比例抽样，不仅确保了研究的科学严谨，也促成了本研究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问题上的新发现。我们的研究发现，工作单位性质是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最显著因素。在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层面，企业中的青年比其他青年群体的参与比例明显较低，而在通过网络平台交流政治观点、采取网上政治行动方面，在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的比例是其他青年的4—5倍。这表明，包括职业在内的社会身份的差异是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给我们很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信息，同时也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教育和辅导的层次性和针对性提出了挑战。
3.在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上，性别和婚姻状况是重要因素
本研究清晰界定人口及社会特征的选项，从青年的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来确定测量维度，更准确地寻找青年特质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乐于参与网络政治。传统思维里，我们会觉得越年龄小，越有参与的冲动，但本研究显示，已婚青年参与网络政治的行为是未婚青年的1.8倍。这提示我们，对于涉及社会发展更深层次的网络政治而言，稳定的生活状态、相对成熟的社会心态，都是促使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天上网时间与网龄长短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呈反向因果关系。上网时间长和网龄长的青年参与网络政治行为的比例反而降低，这说明，政治参与是青年网络行为的一个较高层次，面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需要更为科学的研究，也需要开展更高水平的工作与辅导。
注释：
①参见杨孝芝：《中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
②参见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
③参见Ragheb M.G.， Beard J.G.:"Measuring Leisure Attitude",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82,(14)。
④参见余莉：《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综述》，载《科教文汇》2008年第5期。
⑤参见Schiffman L.G.， Kanuk L.L.：Consumer Behavior,New Jersey：Pearson Higher Isia Education,2000.p.46。
⑥参见严辰松：《定量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⑦参见杜子芳：《应用统计学系列教材抽样技术及其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