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阶段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1)06-0005-05
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掘新的动力源泉，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在这个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社会建设战略思想的提出
“社会建设”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建设”曾经是一个热门话题。老一辈社会学家曾经对“社会建设”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许多社会理论家和活动家也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不过，当时所探讨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指社会事业的建设，尤其是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建设，因为当时的社会学家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穷，而贫穷的主要根源是民众智愚体弱。但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建设”，并不是过去的话语延续，而是从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应该说，社会建设概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概念，经济建设工作本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同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也越来越突出。对此，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就已经有所认识，一是强调改善人民生活，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二是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三是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显然，这些关于发展的主要战略任务的认识并非“经济建设”概念所能完全概括的。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把实施了5个五年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在对经济建设做出部署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做出了相应部署。此后，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容逐步充实，人口、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卫生健康、科技教育、生态环境、民主法治、社会管理、精神文明，都成了相对于“经济建设”的社会发展内容，并由此引申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还针对一些重大社会发展难题，制定了各种专项的战略计划，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西部大开发战略、城乡一体化战略、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等等，逐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思想认识。当然，对于调整社会结构、推动其现代转型从而使其与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还没有被明确地认识到，尽管涉及社会发展的这些重要内容客观上也会起到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出要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社会领域的目标就是“社会更加和谐”。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正式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思想，这个决定有两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一是从执政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二是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了“社会建设”这个极为重要的新概念，用以概括调整社会结构、发展社会事业、保障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建设工作。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来源、现实针对性、基本要求和战略部署，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变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新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题，为“社会建设”单辟一节进行系统论述，“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可以说，“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建设体系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二、加强社会建设是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
“社会建设”重大战略的提出，并非只是为了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这样一些重大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强社会建设，是适应这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一)经济体制变革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最基础的是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变动。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二是经济所有制成分的多样化，这两个特征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关于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的水平，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低的估计是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50%—60%，高的估计认为已经达到70%—80%。无论怎样估计总体的市场化程度，目前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程度估计超过80%应当是符合实际的。在经济所有制构成变化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33.4%，集体资本占3.0%，法人资本占25.5%，个人资本占22.9%，港澳台资本占6.1%，外商资本占9.1%。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制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含个体经济)所占比重也已经超过60%。这些变化从根本上瓦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单位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市场化时代的“社会人”，粗略估计目前大约有7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在“单位制”组织之外就业，这就意味着，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通过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现在必须由国家与社会共同承担。
(二)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对社会体制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城乡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2亿多世世代代的农民离开了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人，农业劳动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0年的38%左右，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在社会体制上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
二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腐败问题成为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发挥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采取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我国人口的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型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人口净增长量的大规模减少，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加速了老龄化过程，一些大城市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20%。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的家庭结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已经开始转变为4—2—1的倒金字塔结构，长期以来传统的代际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迅速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成为当务之急。
(三)经济增长支持因素的变化迫使我国转变发展方式
一是改革动力发生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是进一步深化以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些触动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方面，较难形成建立在普惠原则上的改革共识。所以，改革的深化，要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延伸，要通过共享发展成果和提供新的发展机会的社会改革进一步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二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所谓“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人口条件。据测算，过去三十多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7%左右。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逐步减低，预计在2015-2020年期间将会转变为负增长。中国未来可能会在失业率仍然较高的情况下，更加频繁地出现“民工荒”。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产业大军的主体，农民工对工资水平和劳动权益保护的要求和预期会快速提升，如何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消化增加的劳动成本，如何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三是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因素的变化。在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不断增强，而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却在不断降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危机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强化，非常明确地表明，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扩大国内消费，使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
四是资源、能源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高消耗，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土地、矿产、能源和水等资源的快速开发利用，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使今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日益巨大的约束，并且还引发和累积起种种社会矛盾——近两年不断爆发的与土地和环境问题相关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严峻的警示。国际社会对碳排放量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以及我国越来越紧张的资源紧缺局面(如水资源)都逼迫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开辟新的发展前景。
(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从2008年下半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时已三年多了，根据经济复苏、就业恢复、消费增长、物价基本稳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中国已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进入“新成长阶段”。“新成长阶段”最突出的含义是，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将更加依赖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和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
在现阶段，全面推进社会改革，全面开展社会建设，释放深层次的社会力量，是充分利用新成长阶段提供的机遇，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创造和培育新的动力源泉的必由之路。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民福利的共同增长和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这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有自觉的社会行动来推动，并减少自发过程难以避免的负面社会后果。这种自觉的社会行动，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建设。
三、当前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同时又有其独特的运行体制和机制。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好这几个层面的社会建设内涵，是有效开展社会建设的基本前提。社会建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任务也有所不同，当前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本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领域是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住房。劳动就业问题包括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劳动力再就业、劳动力素质提升、就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等问题。解决好劳动就业问题，既体现着公民劳动就业权利的实现，也是国民经济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社会建设角度看，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应当是劳动就业相关政策的焦点。收入分配问题的焦点是不平等程度过大，其经济社会后果是，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从而制约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解决好收入不平等过大的问题，不仅仅有助于推动人民福利共同增长，还有助于培育和提升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从种类上看已经相对齐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以及逐步建构相对统一的保障体系。住房问题从表面来看，是房价过高导致需要购房者买不起，国家政策则经常在控制房价与发展房地产这两端之间摇摆；实质问题则是缺少对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房产供给的合理规划和管理，因此房产政策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此为突破口，促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二)一般性社会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建设的质量保障
所谓一般性社会事业，主要包括教育、科技、卫生和文化事业。在现代社会，这些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根基性事业。在不同社会事业领域，社会建设的模式应当有所不同。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需要更多地重视公平。科技和文化事业大体可以分为基础部门与应用部门，基础部门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应用部门则可以更多地通过市场开发来发展。
(三)社会安全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环境条件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中国现阶段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一个方面对社会风险起着加剧的作用。当前，在生产安全、生活安全和环境安全领域，问题多发，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相应的社会风险日益累积。在这些问题背后，既有相关制度安排缺失和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也渗透着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混乱。由于这些安全问题频发，加上社会不平等、腐败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治安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报复性案件呈现增长趋势，不仅恶化社会治安形势，而且对民众的社会心态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社会安全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应当指出，社会建设的成功推进，并不是单方面取决于社会建设自身，还需要经济建设的基础、政治建设的保证和文化建设的支撑。
四、社会建设的社会政策体系
政府的社会宏观调控和社会建设工作主要是通过社会政策来体现的。应当说，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从近中期社会建设要求来说，中国的社会建设在逐步构建相关立法体系、制度框架的同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和完善相关政策，并且通过这些方面的政策实践，为社会立法体系和制度框架的建构和完善提供经验和方向。
一是人口政策。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采取优惠奖励扶助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就业和劳动关系政策。坚持扩大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统筹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服务职能，健全就业和劳动力培训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大学生就业等工作。在劳动关系方面，建立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调劳动关系的机制，完善劳动争议纠纷的法律法规和调解仲裁办法，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劳资两利、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团结。
三是收入分配政策。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要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要创新和制定社会力量参与收入分配调节的政策，包括有力地支撑工作条件、劳动报酬以及相关社会保险进行集体协商的政策，平衡劳动与资本的力量，解决初次分配过于不平等的问题。
四是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使这一体系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完善优扶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重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重视保护残疾人权益，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在这里，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要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整合，逐步解决目前广泛存在的同一种社会保障对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不平等)制度规定的问题。
五是城乡管理政策。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户籍、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领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逐步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体制性障碍，在教育、医疗等社会发展领域加大对农村的倾斜，完善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搞好城乡规划，完善低租金住房和廉租房政策。
六是科技和教育政策。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方针，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把能源、资源、环境、农业、信息等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开发放在优先位置，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进科学普及。在教育领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度重视教育体制中的机会公平，建设学习型社会。
七是公共安全政策。建立包括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防灾减灾等在内的公共安全体系，坚持依法治国，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积极推进公共安全建设的公民参与，保障人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八是环境保护政策。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控制不合理开发的环境政策，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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