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20世纪50年代小说经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世纪论文,经典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典质疑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下统指50年代）的小说创作，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当日被命名为 “经典”的作品的诞生，命名者们为了显示它们的与众不同，往往在“经典”前贯之以“红 色”二字做界定，“红色经典”就成为我们对50年代小说创作的最初记忆。
然而任何一部“经典”的存在，都涵盖着一定的历史范畴，它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接受 历史的质疑与验证。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50年代的小说创作时，会发现当日“经典”的命 名是如此轻率，以至于脱离了“经典”的本真含义，显现出理性缺失的单调苍白。因此，随 着时间的冲洗，它们的经典化色彩也在一步步消褪，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文学史意义的匮乏 。
（一）文化精神的变异
如果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创作体现出的文化精神概括为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的话；那 么这一精神到了50年代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打开这一时期的文学纲要，扑面而来的便是一 股浓烈的政治气息，作家在时代与自身的双重鼓动下毅然投入到政治生活的洪流中，以强大 的政治使命感取代了人道关怀。以这一时期的农村小说创作为例。我们看到相对于“五四” 时期作家对农民屈辱悲哀处境的内在体认与关注，50年代的作家更关注的是农民的政治立场 与觉悟。农民能否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社会斗争的主导力量是作家着力表现的一个主 题 。50年代的代表性作家总是站在政治运动的立场上来观照农民、描写农民、要求农民，这使 得他们笔下的农民或因立场坚定而上升为英雄，或因觉悟低下而沦为蛀虫。在最能代表50年 代经典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原本宏大的历史主题因急于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变得黯 淡，政治视角的切入又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深度，在柳青的笔下，英雄梁生宝的崛起与坏人的 顽固不化是那么的突兀与不可思议，尽管作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但观照角度的单一 与政治化，人为地削减了作品的深度。“五四”时期的作家总是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对 社会历史采取一种冷静审视的批判态度。而50年代作家因为其强烈的政治认同感，逐渐丧失 了理性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均发表于50年代末至 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合作化运动正处于极左路线控制之下，一面是“大跃进”浮夸虚报之 风盛行一时，一面是农业生产的逐年低下，但在这两例作品中，我们却丝毫体会不到作家对 现实困境的忧思与焦虑，相反，作品中尖锐的阶段斗争掩饰着现实的沉重艰涩，湘南的山水 风光冲淡了生存的艰辛困顿，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视而不见，导致了小说话语的严重失真。
“五四”以来的农村小说创作，大都是围绕着对农民落后文化心理的批判主题展开的。而 到了50年代，现代文学的这一批判传统却被狭隘的政治视角所替代，作家关注的是社会变革 与政治活动，人的心理变化被降置到次要地位。在李准的《耕云记》中，女主角肖淑英的成 长 几乎全部来自于外部动力——党委书记的支持，而她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新型农民，在 尖锐的矛盾中总是无法明确自己的追求，更谈不上内心的真实感受，以一种模式化的道路实 现了自我确认与超越的复杂过程。在梁斌的《红旗谱》中，贫农与地主因阶级成分的差异自 然而然走向历史指定给他们的舞台：朱老忠及其后代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杀富济贫”、“消 灭差别”的重任，而一步步实现“英雄化”过程；冯兰池与其子冯贵堂带着“天生注定”的 残酷歹毒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50年代作家对农民文化心理的观照是一种整体意识形态语境 中的浅层观照，盲目乐观的自信心态使他们过高估计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对农民的改造作用， 这使得少数作家对农民落后心理的批判均被淹没在颂歌中，反思与质疑的精神被人为缺失了 。
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简单化倾向也很突出。自上而下的政治视角与高度 自觉的政治追求，使作家与农民二者之间的位置发生了转移。这一时期的作家背离了“五四 ”时期作家作为农民的“代言人”身份的归属，而是力图超越农民层面以一种社会学家的姿 态来审视农民，因此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自然而然地被划归到不同族群里。其大体呈现出三 种姿态：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反动人物。三者因其地位差异，呈现出强烈的性格反差，一 般来说，英雄人物大都高大勇猛、爱憎分明，这一类人物有《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铁木前传》中的“傅老刚”等 。而中间人物则以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创业史》中的“梁 三”老汉为代表，他们身上既有着农民求富求新的梦想，也有着小私有者自私狭隘的人格缺 陷 ，但其先天的阶级立场最终促使他们发生改变，加入到先进人物的行列里来。至于“反动人 物”的代表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都是以反面人物为衬托的，英雄人 物有多高大，反面人物就有多卑小；有多少个英雄诞生，就有多少个坏人出现；一方面是极 尽炫耀的美，另一方面则是无法言说的丑，人与人之间就这样被带上性格的面具而分属于不 同的阵营。
50年代作家从单纯的政治视角入手，以简单的阶级划分取消人物个性，以强烈的政治认同 代替人文关怀，用自己的作品充当政策的图解工具，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广 度、深度，造成了文学创作的萎缩与停滞。
（二）审美意识的迷失
5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以批判与关怀为基础的文化精神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异，这使得大部分 作家的创作在审美追求上也产生了相应的迷失，具体来看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艺术才情的 抑制，二是艺术风格的雷同，三是喜剧精神的强化。
50年代小说创作奉行的是“政治第一”的一元价值观，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迫使作家不断调 整自身状态，以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与文化领域运动不绝，大多数作家 都不得不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自觉追随着运动锋芒，结果便导致了主体人格的失落和艺 术个性的消亡。在5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有许多作品因为体现了作家的独立见解而遭到批判 与封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春之歌》修改事件”。
1958年杨沫根据自身经历创作出了一部自传体小说《青春之歌》，小说以“九·一八”和 “ 一二·九”学生运动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觉醒到成长的转变过程。由于“这是当 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的小说” （注：张钟，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45.），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 极大的轰动，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译介到国外。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塑造了一 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林道静。林道静是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热情向上的青年学生，在她身 上既有着花季少女的忧郁感伤，也不乏知识分子的狂热与激情，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寻求个 性解放，她选择了各种途径以寻求自由，但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最终在地下党员卢嘉川的 引导下，投身于进步事业，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按道理这个主题的作品是不应有什么问题的，但正是在“林道静”这一人物塑造上出现了 争议与分歧。1959年，郭开在《中国青年报》第2期发表了《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 一文，率先发难，紧接着成欣、张虹、张钟、茅盾、何其芳也加入到论争中，郭开指出：“ 林道静是作者塑造出的一个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意识与情调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对她的描 写“是对党员形象的严重歪曲”（注：郭开.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N].中国青年报，1959（2).），并例举了一些依据。由于《青春之歌》的创作带有作家 自 传性质的影子，因此批判的锋芒也随论争深入而转移到杨沫身上。尽管以茅盾、何其芳为代 表的大多数作家对作品采取了肯定态度，但杨沫仍受到当时批判气氛的影响，立即着手修改 事宜。改版后的《青春之歌》新增加了十章内容。其中有七章着力描写林道静去地主家做家 庭教师，并由此结识了几个长工，以弥补原作没有体现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缺陷。最后三 章又补充了林道静去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等事件，以体现她共产党员的水准。对作者的改动， 评论界最终以无异议的方式确定了下来。但以文学创作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改版后的《青春之 歌》，可以肯定地说，杨沫的改动从整体效果上讲是不成功的，他所增加的章节完全游离于 主题之外，其主导思想的空泛与阐发意识的强烈都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而被带入公式化轨道 ，原作所表现出的一些新探索皆淹没于理念束缚中，整部作品失去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青春之歌》的“修改事件”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事实：即50年代文学创作的政治标准极大 限制了作家艺术才情的发挥，任何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一旦突破政治理念的束缚，必 然招致规范的责难与非议，而大多数冲突的解决，是以作家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净化为结局的 ，艺术个性消亡在价值皈依中。
政治意识对创作主体提出种种要求，使文学创作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艺术探索的路 被堵死之后，作家只能在有限的题材范围内选择落脚点。而当时能够提供给作家的题材，大 都 离不开“战争”、“建设”、“斗争”之类的范畴。
我们看到在50年代小说格局中，那些被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大都具有某些相似性。像 柳青《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选择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为视点，吴强的《红日 》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均以人民解放战争的局部战役为线索。这种对同一题材的偏爱， 一方面是基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性共鸣”，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的艺术指导思想造成 的。新中国的成立，规定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文艺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文学服务于 工 农兵群众成为当时的艺术指导思想。在此形势下，作家自觉地迎合着时代要求，往往从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题材入手，力图反映“如火如荼的农民斗争，你死我活的 战争场面，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注：岳凯华，黄立平.模式化艺术规范的形式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制约[J].中国文学，1999（3
).）由于这些事件自身与时代提出的政治要求紧密粘合在
一起，作家往往侧重于作品的政治意义而忽略了艺术审美，造成了小说创作的模式化现象。
以工业题材小说为例，这一时期由于创作主体缺乏深厚的生活积累与独到的艺术发现而导 致了作品的模式化与平庸化。草明的《乘风破浪》与艾芜的《百炼成钢》是这一时期涌现出 的两部代表作。前者反映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钢铁战线的生活，后者则表现了钢铁基地的劳 动竞赛。但纵观这两部作品，无论是情节安排还是主题开掘上都惊人的相似。从艺术风格来 讲，这两部作品大都采取热情讴歌的形式来歌颂劳动，歌颂创造，塑造出一批大公无私、勇 于牺牲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营造了一个热情与激情交相混杂的“颂歌”氛围。从人物塑 造来看，大都从“农民工作”的角度描写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在他们身上既有农民阶 级的质朴勤劳，也有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从创作模式来讲，这两部作品都呈现出“车间文 学”的特有风貌来：“事件描写紧紧围绕生产过程本身，情节设置离不开公与私的对立冲突 ，政治挂帅与技术治厂的矛盾斗争，有高度觉悟的老工人和未曾经历旧社会苦难的青年工人 之间的人生差异，先进工人与保守势力的生产较量。书记正确，厂长错误，工人先进，技术 员保守，或通过劳动竞赛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或通过生产事故表现模范人物的英雄行 为。”（注：樊洛平.十七年工业文学形态论[J].中州学刊，1999（3).）这种取材、视角、主题、内涵的惊人相似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创作缺憾与疏漏的“协
调一致”：作家生活经验的欠缺不足，题材的急促困窘，生活故事的平淡无味，人物形象的
单薄僵硬，艺术描写的沉闷粗略，创作模式的重复雷同，正是这种种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工业小说创作的疲软无力。
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50年代小说创作的喜剧精神问题。所谓喜剧精神是指这一时期小说 创作在审美情感上所流露出的以“颂歌”为主体的欢乐气氛，这种气氛与当时客观创作环境 的狭隘封闭相比较，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反差，即作品的喜剧情怀掩盖了作家的悲剧性命运。 5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题材决定论”，严重影响着作家在文学领域里的审美创造。外部环境 的挤压干扰与内在世界的自觉皈依使作家不得不退出个性化的天地而加入集体的共鸣，但这 种集体话语的产生却无疑成为文学的最大悲剧，因为作家独立的审美创造被带上功利的枷锁 ，文学迷失在政治理念的海洋中。然而当我们漫步于这一时期由“经典”与“样本”构筑的 文学创作之林时，却看不到文学对自身悲剧地位的认同与体察，由“五四”新文学发轫的忧 患意识与悲凉情调，在50年代被置换为现实颂歌与欢乐精神。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20世纪50年代一样爆发出如此强烈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近百年的内忧外患在共和国诞生的号角声中烟消云散，饱受凌辱的中国人民成为国家与时代 的主人。面对这一历史性转变，生性敏感的作家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他们 与普通民众一起感受着独立自主的幸福快乐，颂歌成为他们这一时期不约而同的艺术选择。 我们看到，不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岩》、《红旗谱》，还是革命战争题材的《红日》、 《保卫延安》，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前赴后继，英勇斗争，推翻三座 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光辉业绩” （注：鲁原，刘敏言.中国当代文学史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160.221.）。作者谱写了一曲曲胜利与自信交织在一起的豪迈乐章， 中国当代作家及文学是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与快乐进入到我们的文化视野的。
20世纪50年代小说创作的喜剧精神还体现在英雄人物的层出不穷上。“在鲜明的政治立场 统摄下，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要镜子式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革命倾向的社会和人生，而且 要表现出一种对革命理想积极追求的昂扬向上的情绪”（注：岳凯华，黄立平.模式化艺术规范的形式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制约[J].中国文学，1999（3
).）。急进的文艺政策没有给作家更多
的时间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仓促上阵的作家不约而同以“英雄”作为自己应和时代的最佳选择。在《红岩》和《红日》中作家刻画了两组不同的英雄形象：《红日》中的英雄排山倒海、所向无敌；《红岩》中的英雄慷慨悲壮、浩气长存，他们性格各异但却相互映衬，从而构成了一组文学史上气势恢宏的英雄方阵。以英雄抒写时代命题，借英雄抒发个体情怀，5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在自觉与被动的双重作用下完成了欢乐与崇高的变奏。“但对一个时代而
言，以崇高一统天下，毕竟过于单调了，一味拔高与称颂，必然使歌者嗓音嘶哑，乃至于走
调变味，崇高发展到极端便必然走向它的反面——空洞，虚假” （注：周艳芳.崇高的颂歌[J].唐都学刊，1996（3).），于是文学的整体失落
便成为必然。
二、意义填补
20世纪50年代小说创作是以一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心态进入文学史的视野的。作品与政治之间的胶着状态，使它在文学与政治学两大范畴内纠缠不清，政治的过多干预与作家向政治理念的主动靠拢，一步步消磨着文学的审美属性，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整体下滑的态势。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有少数异己存在，以一种边缘化的创作完成着对主流文学的怀疑与修正。50年代小说创作在整体共鸣的囿限内，也存在少量个体的声音，尽管这
些声音在历史的合唱中显得如此微弱单薄，但正因为有了它们，才使得沉闷僵滞的文坛显现出一丝活力来，出现了一些局部的向文学本体的回归。
（一）风格坚守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大都以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为题材，力图表现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与 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在整体风貌上形成了悲壮、雄浑、凝重、艰涩的格调，又加之对作品 政治意蕴的刻意追求，使得多数作品都强调一种“史诗”效果而忽略了艺境营造。正是在这 种文学背景下，孙犁与茹志鹃的出现就具有了一种别样的意义。二者对美的刻意表现与诗化 意境的执着追求，使他们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较，更具有一种艺术家的个性与气质，其创作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50年代艺术风格单一的不足。
与茹志鹃相比，孙犁作为主流作家的地位确立更早，也更被大家所认同。他作品中所表现 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入世情怀被评论家视为“正统”文学的典型而屡屡出现于教科书 和文学史上，这一切都为孙犁的创作打上了“官方烙印”，但也造成了对他再认识与评价的 阻碍与隔膜。孙犁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这点他自己从不否认，“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 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个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 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注：鲁原，刘敏言.中国当代文学史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160.221.）但对现实主义的忠实坚守并没有妨碍他艺术个性 的发挥，“诗一样的调子和美的追求”成为他毕生的艺术理想。孙犁的作品弥漫着一股浓郁 的
家园气息，这使他的作品在反映时代主题之外，更具有一种温馨的生活情调，在《嘱咐》中美满的家居生活与残酷的战争背景形成巨大的反差，但作家并没有沿用老套以战争场面的 血腥描写来批判战争的罪恶，恰恰相反，作品极力渲染家园生活的淳美动人，通过对美好事 物的讴歌来达到对丑恶的鞭挞与斥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水生”为什么能安心离开亲人 抗战八年，他的精神力量并不是来自先天的阶级属性，而是来源于维护家园的本能反应和早 日返回家园的迫切心情。在《山地笔记》中，那个大山深处贫苦无助的普通农家，成为“我 ”心目中最温暖动人的回忆，为了捍卫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的安宁，“我”甘愿奉献自 己的 生命。孙犁对农民的描写不仅仅是从其阶级立场和斗争意识出发，更多的是从自然的生存状 态下观照农民。与其他作家笔下英武威猛，进步革命的农民形象相比，他笔下的农民大都呈 现出山野精神熏陶下的自然风貌：淳朴善良，吃苦耐劳，具有博大的胸怀和顽强的生命力。 对“女性形象”的偏爱，更体现着作家本人的审美理想。孙犁塑捏的女性大都呈现出“天真 纯洁”、“活泼浪漫”、“温和贤淑”的性格特征来，她们“体现了孙犁最核心的期待 ：都有一股热肠，懂得主动地体贴人，关心人。”（注：张景超.再释孙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她们所焕发出的女性魅力完全来自作者
充满爱心与诗意的抒写，明显带有“诗、骚”以来的文人文学香草美人的审美情致。
孙犁独特的审美气质和固守的艺术个性使他在主流文学中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具有某 种边缘性：“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
就好一点。”（注：孙犁.秀露集·文学和生活的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26.）
但也正是这种不甚彻底的政治听命与服从，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具有了某种
可贵的意义，以自身的创作弥补了当时艺术风格僵滞划一的缺憾，在政治高压的环境里坚持
着纯美风格的探索，用自己的作品丰富了50年代文学的构成。
与孙犁的这种艺术风格相呼应的是茹志鹃，不同于孙犁风格形成有较长的准备期，茹志鹃 几乎是一开始就走向时代精神的侧面，进行着个人风格的探索。从1950年到1958年的近十年 时间里，茹志鹃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纵观这些作品无论从取材视角还是到主题阐发上都 表 现出与孙犁极为相似的艺术品性来。茹志鹃的创作大都取材于普通生活，通过侧面切入的方 法完成着对生活内涵的发掘。在她的笔下往往看不到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开阔宏伟的生活 场面，而只触及到日常生活、家属同事之间平淡交往所引起的细微的情感波澜。她善于从人 物内心世界入手，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起伏，运用细节描写来展现人性人情的自然面目，突 破了将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以凸现其性格的传统模式，使她相异于同时代作家那种艰 涩凝重的格调，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清新俊逸”的风格，而将她这一风格推向极致的则 是小说《百合花》的发表。《百合花》写于1958年春，正是“反右”斗争高潮化的时候，社 会气氛的极度紧张与小说的清新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家以近乎圣洁的感情表现出战争 中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与至真至善的人情美。小说精心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淳朴憨厚 ，一个腼腆羞涩，但在生命相遇的一刹那间，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 和淡淡的感伤。
茹志鹃对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及对生活的侧面性反映，使她在20世纪50年代呈现出一种异 类的姿态，并招致了许多议论与评说，但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评论家都对她的个人风格持肯 定态度，认为她的创作对作家如何从现有规范中寻找个人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启示与建议：《 百合花》的成功说明了文学创作不仅需要悲壮宏伟的史诗作品，也需要优美清新的抒情作品 ，歌颂英雄人物的伟大同样也不应排斥对普通人物心灵的关注，作家的艺术风格应由作家个 人来选择，只有尊重作家的艺术选择，才能维系创作的独立与自由。
（二）禁区突围
读50年代的小说作品会发现人物形象总是以一种面具化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一是英雄 人物、正面人物或先进分子；另一面则站立着反动人物、中间人物或不觉悟的人，他们的性 格属性、个性特征好像是与生俱来、先天注定的，整个世界就是由革命阵营与反动堡垒两大 板块构成。但也正是在这种泾渭分明的人物阵营里，有几部比较特别的作品，体现着作家对 现实生活的热情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伸向人物灵魂 的深处，在对人性内容的多样性探索中，他们弥合了“五四”以来久已断裂的“人学”传统 ，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文学格局中，散发出人道关怀的缕缕温情来。
《洼地上的战役》是“七月派”作家路翎的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它描写了抗美援朝战场 上，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情故事。作者从人道主义角度观照战争，表现 了战争与个人命运相互关联的重大主题，并因此为僵化的文学观念所不容，招致了种种批判 与责难：“这种爱是松懈战斗意志，妨碍战争的”（注：魏巍.纪律——阶级思想的试金石[J].解放军文艺，1995（3).）。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我们会发
现《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浸透了作家深层审美情感的优秀作品。它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不仅体现在爱情故事本身，更在于故事中人物在接触过程中升腾起的美好情感以及爱情在战争屠刀下惨遭摧毁的悲剧。正是在这悲剧性的揭示中作家将反战情绪上升到对美好人性摧残的历史高度，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同时，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审美倾向与主体意识，它所高扬的人道关爱与和平呼唤突破了以往小说的主题禁区，并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先锋地位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第一次将“工农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家庭中存在着志趣、爱好 、性格等诸多差异的现实矛盾暴露了出来，提出了干部进城以后如何适应形势变化，认识城 市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作家的选材立意都是严肃认真的，决不存在“是为了投合小资产 阶级小市民的趣味”（注：贾霁.关于影片《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问题[J].文艺报，1951（4).）
的问题，但正是由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与认识，突破了人 物形象的单一化、模式化，暴露出了工农干部的自身弱点，使他在政治觉悟高度敏感的批评 家眼里，成为一个只看到阴暗面而看不见光明的肆意歪曲工农形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并被最终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与《我们夫妇之间》暴露现实矛盾不同的是宗璞的《红豆》。这篇小说从爱情角度表现出 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作者通过大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 悲剧，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心，表现出了爱情在社会变迁中的无奈与转移。而作品的 独特之处还在于，它通过对知识分子感情经历的细腻描写，在“政治化语境”中表现了一种 知
识分子的叙事视角：即爱的超阶级的生成与超阶级的爱的消亡的真实存在与矛盾斗争，从这一角度讲，宗璞笔下的“红豆”成为人类爱情永不可言说的物化象征，“江玫”心中那“剪 不断，理还乱”的缕缕情丝也正是无数爱情追忆下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红豆》主要反映了爱情与阶级性的矛盾冲突，《在悬崖上》则无疑体现了婚姻道 德观念的变化与探索。作品主要讲述了一个已婚技术员的婚外恋情，在20世纪50年代，这还
是文学创作中第一次涉及到“第三者”话题，因此有关它的争议与批评也就格外多，主要集中
在第三者“加利亚”这一人物的塑造上，她所体现出的新的爱情道德观成为批评家论争的焦点。婚姻内部的情感与道德界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对它做一个明确的界定与判断，因此对《在悬崖上》所涉及的道德指我们无法妄下断言，但
作家对婚姻与爱情的深刻体察却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主人公婚姻以外的爱情体验与“加利亚”独特的爱情观都是不为社会伦理所认可的，但任何一种道德律令都无法压制它的存在， 因此与其说作家反映的是一种“低级庸俗”的婚姻道德观，倒不如说是展示了人性在欲望与 情感体验支配下的选择过程，在这里道德指认淹没在情感波涛里，尽管这一情感是如此的脆 弱和不堪一击，但它却是人在理智退位时的真实表现，因此《在悬崖上》与其说突破了题材 禁区倒不如说拓宽了人性表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我们看到个体的人是如何在欲望与道德 之间徘徊挣扎，寻求自我的。
20世纪50年代小说创作中这类有关人性题材的作品数量是十分少的，因而无法从总量上与政策指导下的主流文学相抗衡，但他们在作品中共同表现出的对人的尊重与关爱使其突破了“政治文学”的主题樊篱而走向“人学”的天地，尽管这些作品以今天的批评眼光来看，仍显粗糙简单，但它们传达的人道立场与人性关怀却弥补了整个时代的创作缺憾，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文学的失落。
（三）干预生活
1956年的中国文坛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双百方针的确立、执行，带来了知识分子的“早 春天气”，久历文艺争持与政治运动的作家们在较长时间的沉默后又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 正是在这一时期较为开放的创作氛围中，一个由青年作家组成的以“干预现实”为目标的创 作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这些作家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揭露和批 判了生活中的阴暗面，尖锐触及到颂歌表象下的生活真实，提出了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因为 它与长期以来的“歌颂光明”的既定文学规范背道而驰，大胆闯入暴露现实阴暗面的禁区， 因此在当时的文学创作流中，呈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先锋姿态来。
在这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批判精神的作品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成为最具影 响力的作品。王蒙在这个短篇里，用清新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青 年，来到中共北京某区委工作的情形。“这是一个有关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 国的‘疏离者’命运的故事”（注：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10.）。主人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结果却发现他不被接纳，他 先前所抱有的真诚理想和神圣希望都在现实的灰暗中受到质疑与冲击，困惑与不解由此产生 。但作者并没有让作品停留在感伤与徘徊的气氛中，而是通过人物塑造的方式传达出社会批 判的意蕴来。作品塑造了两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刘世吾”与“林震”，前者身居官位却因 功 成名就而油滑慵懒，苟且偷安，成为新生力量的压制者；后者少不经事，充满革命青年的热 情与理想，这二者在一起，势必要引发出种种矛盾与冲突，作者正是通过精心的艺术构思， 揭示出了潜伏在和谐安定生活表象下的不安因素，发出了现实批判的呼声，因此在文本中林 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恰恰体现出一种理想的永恒魅力与青春激情的芬芳，使作品上升 到相当的现实高度上来。
《在桥梁工地上》是“干预生活”潮中涌现出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在该作中，作者以记者 访问为线索，揭示出工人队伍内部的排挤斗争及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等重大问 题，指出了这种恶习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种种危害及克服这些歪风劣习的艰巨性。同样的 题材与视角又出现在《本报内部消息》中，作者刘宾雁以更为尖锐显豁的形式暴露了官僚主 义与教条主义在人民生活内部的危害表现，反映了国家政府职能在少数落后分子手中变成了 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从知识分子视角揭示出社会生活内部复杂多样的现实真相来。
1957年出现的这批“干预生活”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说承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 的批判精神和作家的启蒙意识，体现出文艺工作者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在创 作本质上它仍是政治激情烛照下的产物，仍寄托着作家对政治生活的极大热情与关注。作家 对现实的批判并不是出自对政治路线及政策的理性质疑，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机器的 有效运转，因此他们的“批判暴露”与其说是理性精神的复归，倒不如说是政治道德的自我 完善。由此意义上讲，“干预生活”流的作品其存在价值只限于文学规范内部的争执而远未 达到萧也牧、路翎对整个文化规范的质疑与反驳的高度。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忽视它作为 一次具有冲击力的文学潮流的存在价值：它对现实生活矛盾和冲突的暴露，打破了社会主义 文学以歌颂为主的题材禁区，发挥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冲击了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 和“肯定现实主义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化教条的创作模式，完成了文学内容的多种 探索与尝试，充实了文学格局的构成。
正是在这种正反并列的创作格局中，我们完成了对20世纪50年代“经典”小说文本的分析与
整理。一方面是大多数作品的政治异化，另一方面是少量作品的个性坚守，它们都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完成了对历史现状的认知与理解，在同一文学背景下传达出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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