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丹达尔小说心理描写的朴实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朴实论文,达尔论文,风格论文,心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斯丹达尔以创造者的胆识和勇气，突破了古典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的重围，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朴实风格。斯丹达尔小说心理描写朴实风格的主要特点是：面向生活，揭示当代人的激情；写出人物性格的内在关系，表现心理状态的必然性；语言通俗简洁精微。形成斯丹达尔小说心理描写朴实风格的原因，一是明确文学的社会作用，二是深受18世纪启蒙主义者的影响，三是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斯丹达尔；小说；心理描写；朴实风格
作家总是按各自的道德原则、美学思想、艺术情趣来进行创作的。这就使文学领域形成五光十色的景象，风貌格调，多姿多采。有的艳丽，有的朴实；有的沉郁，有的明朗；有的深奥晦涩，有的浅显通俗；有的奔放豪迈，有的婉约典雅；有的纤巧轻飘，有的精细凝重。然而，自古以来，最能广泛深入人心，更能净化人们精神世界的，却是那些真切反映生活、思想深刻、朴实无华的作品。因为，愈真切、深刻、朴实，则愈接近大众，愈能打动人，愈为人所接受，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
19世纪的法国，在文学领域里，人才辈出，作家一批一批地不断涌现。然而，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斯丹达尔则更显示出独特的风貌。他以朝气蓬勃的创造者的胆识和勇气，突破了古典主义、消极浪漫主义的重围，树立了朴实真切的一代新风，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
斯丹达尔是一个见识敏锐而意志坚定的作家。他不仅在政治上敢于抵制封建波旁王朝，在文学上也勇于探索。当时，法国文坛以写情节离奇、富于幻想、语言丽雅的作品为时髦。唯独斯丹达尔不踏先人旧辙，极力提倡朴实的文风，创作反映当代生活、明白清楚的作品。所以，那些名噪文坛的大家，都认为他离经叛道，藐视他，鄙薄他，说他的东西不入格。茹利·让年就说《红与黑》运用的是一种“怪异的形式”，“表现的仅仅是一种为了吓唬别人的粗鲁。”雨果说，他读《红与黑》“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1)他们都把斯丹达尔看作是一个没有才华、没有幻想、没有趣味的舞文弄墨的低能儿和“幻灭大师”。面对这些大人物的冷漠和嘲笑，斯丹达尔挺身自卫，在不同场合一再申明自己的现实主义主张，极力提倡朴实文风，坚定不移地按自己的美学思想和创作道路走下去，认为文学必须“第一真实，第二像在心理那样明白清楚。”而且，要使用“村野市井的朴实语言”，因为，只有那些“不矫揉造作和真实”的作品才“为人悦读”。所以，他厌恶夏多布里昂的绮靡虚伪，曾为作品中的一句话几乎和赞美《阿达拉》的人决斗。他反对雨果的过分修饰与夸张。他抨击维尼作品的荒唐，指责德·李斯撒谎。历史的裁判，始终站在斯丹达尔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夏多布里昂、维尼、德·李斯等人的作品，越来越为人们淡忘了，而被指责为不入格的斯丹达尔的作品，却彪柄千秋，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面向生活，揭示当代人的激情，这是斯丹达尔小说心理描写朴实风格的特点之一。在创作实践中，斯丹达尔总是面向现实，反映当代人的生活。他的作品之所以在后世人的心中引起心驰神往的激动和共鸣，那是因为它们表现了1814-1830年间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因为它们通过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物表明和体现了当代人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对人类命运前途的见解。告诉人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启发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和斗争。读他作品的人，无不自然产生一种亲切感，觉得作者为自己说了话，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读者的这种感受，表明斯丹达尔创作意向的大众化以及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真正理解。然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法国乃至欧洲，却有这么一些作家，不是在模仿、抄袭中讨生活，墨守17世纪的陈规陋习，就是热衷于中世纪题材。认为“中世纪是富于宗教的神秘感、象征感的时代”，“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时代”，说“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描绘，而是对理想真理的探索”。这种面向古人和虚幻世界的文学环境，真使斯丹达尔喘不过气来，他大声疾呼：文学必须真实地表现当今的时代，应该“为1823年爱好推理、认真严肃、而且有点雄心的青年”而创作②，写“1824的社会”，揭示现代人头脑中那些“完全有根据的不安和我们时代所决定的骚动”。认为小说的每一行文字都应该贯穿着对于现代实际生活的最深刻的理解。为此，他严厉地批评那些脱离时代的不真实的艺术。他说，古罗马人的凯旋门上那些戴盔持盾握剑U的士兵雕像是时代的真实，然而，拥有大炮的路易十四却叫人在凯旋门上塑造与古罗马同样的士兵雕像便是十分可笑了。因为“浮雕上雕刻的却是与那个时代人们看到的毫无相似之处”，毫无感动人的艺术力量。斯丹达尔认为时代发展了，文艺也应随着发展，过去时代的文艺不应该是今人模仿和抄袭的样板，新的时代应该有反映新生活的新文艺。这就是斯丹达尔创作的出发点。纵观斯丹达尔的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和当代生活的缩影，作品的情节完全与时人平常所看到的相似，像生活那样真实自然。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文体“一向努力使它适应大革命的后代，适应寻求思想而不是寻求美丽文字的人，适应那亲身参加莫斯科远征军并目击1814年惊人事件的人们”③。一言以蔽之：面向自己的时代。为了突出作品的时代性，斯丹达尔还给自己的作品加上鲜明的副标题。《阿尔芒斯》是“1827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景”，《红与黑》是“1830年纪事”。他小说的题材，多是来自当代的现实生活，在《红与白》的“序言三”中，斯丹达尔还特地表明，这小说“写的不是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书中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同辈人，我仿佛觉得他们就生活在两三年前似的。”小说《红与黑》的开头，作者还引用了丹东的一句名言：“真实，严酷的真实”，以表明作品的可信程度。广大读者从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中，无不真切地看到了王政复辟时期法国的社会现实，无不具体地看到了一个奋发的平民青年在僧侣、贵族、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统治下的曲折道路及其复杂的心态。于连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知识分子。他生活在历史交替的时期，这就决定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向往过去的时代，但时下的现实却不允许他走拿破仑的道路；另一方面，他憎恨现时的贵族社会，然而，要想摆脱困境，他又不得不暂时投靠僧侣、贵族、大资产阶级这三位一体的统治者。所以，在生活道路上，时而反抗，时而妥协，时而正直，时而虚伪，在他身上鲜明地表现出历史交替期的时代特色。于连这类人物，正如作者说的，“在法国就有20万个”。于连的追求与憧憬，也就是当时法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憧憬，他对僧侣、贵族、大资产阶级既反抗又妥协的心态，也正是当时广大平民青年精神世界的反映。可见，作者在于连身上打下的时代的印记是深刻的，这里，既没有虚伪的谎言，也没有矫揉造作的夸张，一切都是那么朴实自然，就像实际生活的那个样子。所以，广大读者看了《红与黑》后，对于连的面目是熟悉的，对他的心态，感到十分亲切，并同情他的遭遇。事实证明，只有深刻、真切地反映时代的作品，才能在广大读者心中产生激动与共鸣的艺术效果。时代真实、生活真实、艺术真实这三者在《红与黑》中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德国作家亨利希·曼对斯丹达尔的艺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用“朴素的风格”写出“时代小说－－一个时代的纪念品”“是难能可贵”的。④
写出人物性格的内在关系，表现心理状态的必然性，这是斯丹达尔小说心理描写朴实风格的另一特点。斯丹达尔作品内容丰富，人物心理复杂多变，但在作者笔下，这些都表现得那样层次分明，井井有条，顺理成章。严谨而生动自然。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曾中肯地指出了这个特点：“司汤达的心灵本质上是理性的心灵，他的天赋是纯粹哲学观察的天赋，外部事物不能给他强烈的印象，他也没有什么技巧去描绘这些外部事物。他唯一的兴趣是在情绪和理智过程中”⑤。是的，斯丹达尔所描写的一切，都是经过理性梳理过的，而不是凭空杜撰，也不是曲意夸张，即使是人物最隐秘的心理状态，也总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总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遵循心理活动规律，有秩序地清楚明白地展示出来。人们读后，不须经过艰苦的思索，就容易看到人物种种心理产生和发展的因果性，一切都那么朴实自然，合乎情理，可以理解，可以接受。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揭示环境对人物心理的制约性，表现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斯丹达尔深受爱尔维修的人和环境关系理论的影响，对“人的观念是环境的产物”这道理坚信不移，心领神会，并在创作实践中具体地贯彻了这个理论。他笔下人物的心态总是与特定的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物的行为动机始终受到环境的制约。这里所说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表现这种环境中的心理，则更能揭示人物性格的社会性。例如，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于连，当他得知自己将去贵族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可能被当作奴仆看待，这就大大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内心深处便涌起“我宁可死掉”也不愿与奴仆同桌吃饭的反抗情绪。然而，那进取心和摆脱困境的强烈愿望，又促使他屈身就任。只寥寥数语，就把王政复辟时期面对贵族阶级势力的平民青年那自尊自傲又不安于现状的复杂心理深刻明白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在《巴马修道院》中，当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知道侄儿法布利斯被捕后，激起了满腔的恼怒和愤懑。作者用了8页的篇幅，写了这妇人一段又一段的内心独白。这些独白抒发了她对暴君艾尔耐斯特四世的憎恨的感情，同时也表示了她对残暴的专制统治的挑战。她的这些心理活动，完全是环境所使然，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矫饰。斯丹达尔用来打动读者心灵的，正是这确切的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真实自然的感情。
2.以理制情，显示心理活动的条理性、逻辑性。斯丹达尔心理描写的哲学基础是“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性主义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斯丹达尔在创作时，就是用理性的眼光去对待现实生活的，在经过观察、分析、研究之后，再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真实地再现生活，表现人物的“心理激荡”。尽管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复杂多变，但都是在一定的目的下经过选择和安排的，都经过作者的理性思考，所以，显示出分明的层次和顺理的逻辑，十分真实自然。例如，于连收到玛特儿的求爱信后，作者深入、具体地揭示了于连的心理变化。他先是兴奋自豪，“欢乐已经满佈在他的两腮的上面，使他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并大声叫喊：“我呀，一个贫穷的乡下人，我居然得到一个贵妇人的爱情的告白。”这里显示出他那受压迫阶级的胜利的喜悦。接着，他心里打了个疙瘩，脑子闪过一种道德观念，觉得这样去诱惑恩人的女儿，扪心有愧。但是，经过对比，觉得侯爵那么富有，而自己却“没有面包”，于是把怜惜之情甩在脑后，自傲起来，认为有了这封信，“便是与侯爵平等了”。然而，他又从答尔丢夫被女人毁掉的教训中，想到玛特儿的求爱信可能是一种骗局，是贵族给他设下的圈套，并预想到种种可怕的后果。于是由谨慎而激起满腔的愤怒。终于，他采取恰当的对策，身带武器，叫人把那信抄了下来，然后把玛特儿的原件夹在《圣经》里邮寄给要好朋友福格，这才轻松愉快地回寝室里去。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平民青年对贵族妇女求爱时的心路历程，既自豪又恐惧，既欢乐又忧虑。对这种瞬息变幻的心态，作者紧紧地从阶级关系上去把握，写出了憎恨等级制度的平民阶级青年人的内心活动，并似乎作了影视上慢镜头处理，使人们随着情节的发展，层次分明地看到了主人公内心的迂迴动荡，觉得真切感人。
3.人物心理描写体现了某些心理学的法则。斯丹达尔与当时众多作家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全神贯注于人的心理现象。“他是第一批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心理学的现代思想家之一”⑥。法国著名理论家泰纳就说过：斯丹达尔是这个时代和任何时代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这殊荣斯丹达尔是受之无愧的。在他的作品中，在他揭示人物心理的过程中，不少体现了心理学的法则，显示心理描写的准确性、普遍性。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当他（她）爱上一个人后，则连带与那个人有关的人和物也都觉得非常可爱，这就是所谓“爱屋及乌”。在斯丹达尔的小说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当德·瑞那夫人对于连萌发爱情后，她竟敢于走进自由党人开设的书店去，为她的孩子选购价值十个金路易的书，她的这个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不如说是为了于连，因为她所选购的书，“全是于连所渴望阅读的书。”后来，随着情意的加深，她惊奇地发现，她更宝贝她的孩子了。因为这些孩子都很爱于连。这不是作者故弄玄虚，矫揉造作之笔，而是生活真实的提炼，是心理学法则的一种具体生动的注释。人们读到了这些地方，自然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无比亲切。在爱情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逆反心理现象：恋爱双方起初彼此冷漠，甚至傲眼相对，以挖苦讽刺对方为后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若即若离的磨炼，便由相斥导致相吸，最后终成眷属，结合在一起。斯丹达尔也洞察到并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奇特的心理状态。木尔侯爵小姐玛特儿与于连的爱情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相斥相吸的心理法则。玛特儿是豪门贵族的女儿，漂亮而富有，在她的裙边经常簇拥着一批追求者。然而这些公子哥儿们没有一个令她倾心，恰恰相反，他们的爱慕助长了她的傲气。但那个出身低微的英俊的少年于连，却对她不屑一顾，抱着“一种尊敬并混合着骄傲和不满意的态度，远远地离开她”，想着自己的“责任”，维护自己那不可侵犯的平民阶级自尊心。这反而引起了玛特儿极大的注意，不禁产生奇异的探求欲，认为于连“这个人不和别人完全一样”，这人“不是生来下跪的”。于是决心向于连进攻，要把于连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但这两个人秉性高傲，彼此都企图征服对方，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次反复或明暗的爱与恨、排斥与吸引的冲突，最终结合在一起。这里，斯丹达尔把人物精神生活的情节同现实生活的情节紧密地联系起来，深入具体地揭示了人物的阶级心理特点，表现了爱情心理的亲合与排斥的辩证关系，生动地证实了相斥引起相吸的心理规律。不言而喻，这些描写，为研究心理“反向效应”提供了形象具体的材料。斯丹达尔描写这种体现某种规律和法则的人物心理，最朴实，最具普遍性，因而最容易为人所理解。
语言通俗简洁精微，是斯丹达尔心理描写朴实风格又一特点。斯丹达尔从他创作一开始，就反对空洞的铺陈，主张朴实简洁的叙述，反对玄虚浮夸，主张确切明晰，反对生词僻典，主张通俗口语化，他的《巴马修道院》就是通过口授写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作品更真实更自然，更为人所悦读。为使自己的语言朴实准确，他还以法国《民法》为楷模，每天早晨读上三五页。他的语言风格，不仅与17世纪那装腔作势，扭怩作态、无病呻吟的古典主义派头不同，就是与同代作家夏多布里昂、乔治·桑、雨果等那夸张华丽典雅的笔调也不同。期丹达尔创作时，有个明确的积极的群众观点，那就是通过朴实自然的语言，让他所宣传的民主思想直接地迅速地深入到读者的心坎里去，激起人们的感奋。所以，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明白清楚”，从不愿用那些夸饰、晦涩的文字去“捋搓读者的灵魂”。正如法国批评家维克多·德李托说的，斯丹达尔“善于在他的小说及其他作品中消除文学语言和口语的差别”即“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他的思想和感情”⑦，所以，只要识字，有点文化，无论老幼，都能读他的作品，不用经过十分艰难的思考和联想，都能从那浅显朴实的文字里，感受到小说中描写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斯丹达尔运用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叙述、独白、书信、对话、写景等等，但格调都十分朴素。例如《红与黑》第九章关于肖像问题的描写，就十分突出。当听到德·瑞那夫人说市长先生将要更换全屋床铺的草褥时，于连胆战心惊。小说这样写：
于连的面孔，改变了颜色。他很惊奇地注视德·瑞那夫人……
“救救我的命吧，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拯救我。……我向你坦白，夫人，我有一张肖像，我把它藏在我床上的草褥里面”……
听见这话，这次轮着德·瑞那夫人的面色苍白了。
“夫人，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个时间里，能够走进我的卧室里去。在靠近窗子那一头，床上草褥的一个角落里，你将找着一个小纸盒子，是黑而光滑的。你仔细搜寻吧，不要叫人看见你。”
“这匣子里藏着一张肖像吗？”德·瑞那夫人说。这时候她只有勉强支持着身子的力量。
于连看出了她颓丧的神气，马上利用她这一点。
“夫人，我还向你乞讨第二个恩惠，我求你不要看这个肖像，这是我的秘密。”
“这是一个秘密！”德·瑞那夫背诵他的话道。她的声音微弱得很。
这里，主要是对话，间有作者的叙述。这些语言，不是什么奇妙花腔，没有含糊不清、云山雾沼的夸张，完全通俗朴素，就像我们日常说话一样，充满活力，闪濯着自然的光彩。而且，很有个性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这两个人，一个如惊弓之鸟，生怕肖像被人发现了，那名誉、美好的理想、幸福的前途，甚至宝贵的生命将毁于一旦。另一个不明真相，怀疑那肖像就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因而陷于失恋的痛苦之中，好像走向死亡似的。他们那动荡的心理，完全在光明透亮的真话实话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这表现了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洞察、描绘的确切无华，十分出色。“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它们之令人倾倒，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⑧小说中的独白、书信，是人物自由倾吐内心秘密的直接方式，尽管是深藏的意识，但作者写来并不神秘、隐晦、虚谎，而是浅白着实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语言，就像人物心灵的窗口，从这朴实的窗口，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室内的奥秘，看到人物那颤抖动荡的内心世界。在借景表情中，斯丹达尔的用语，不仅通俗，而且十分简洁。他的小说借墨如金，不像巴尔扎克和左拉那样翔实铺陈，不像夏多布里昂那样虚华，不像雨果那样夸张，而是力求浅白精炼，确切得体，以突出人物性格为宜。例如，于连决定要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的那天晚上，小说这样写：“今宵没有星光月亮，将是最黝黑的一夜，开空中笼罩着大块大块的黑云，随着十分闷热的风飘荡不定，好像要预示暴风雨将要降临”。本来，这时，小说男女主人公住在乡下一座类似巴黎王宫华美的花园里。面对这少见的胜景，如果是巴尔扎克，将细致入微地写上五六页，如果是夏多布里昂，将写成一个虚无缥渺的仙境。然而斯丹达尔却只写了这朴实的寥寥数语，就造成一种氛围，一种情调，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于连当时要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履行一种“责任”前的动荡心情。那黑夜、闷热的风、飘荡不定的乌云，正是于连当时心态的具体外化，真可谓“情因景见”，“景中带情”，“情景交融”。一个平民青年冒险要握住贵妇人的手，产生这紧张不安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以上的事实表明，在19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学领域里，斯丹达尔的艺术是独特的，他小说心理描写的朴实风格是鲜明突出的，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主义的光辉榜样。
期丹达尔朴实风格的形成，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明确文学的社会作用。期丹达尔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政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这时期，法国社会充满着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斯丹达尔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强烈攻击和鞭挞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无情揭露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哲学上，他是唯物主义者，极力反对宗教，反对玄学，反对神秘主义，主张面向人间世俗生活。在拿破仑覆灭后，他并不像同代的一些作家那样，向封建波旁王朝屈服，荀且偷生，也不像小业主那样钻营谋利，而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挥笔泼墨的文艺阵地，继续战斗。他一开始就明确文艺不是作家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孤室，而是教育人净化人思想的阵地。他渴望通过创作，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哲学观点在生动具体的字里行间，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为千千万万大众所理解、接爱，从而激发人们起来反对丑恶的现实。为达此目的，在创作中，他主要着眼于人们熟悉的当代现实生活内容，运用通俗朴实的语言，直率真诚地和读者谈话，在亲切平易中交流思想。二、深受18世纪启蒙主义者的影响。斯丹达尔小时候，他的外祖父就引导他阅读启蒙主义者的作品。他是18世纪启蒙主义者的忠实信徒。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当时都是相当革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都是反封建进步思想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他们作品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哲理性和战斗性。他们作品的形式，都是极其通俗、简练、朴实、明晰的。勒萨日在小说《吉尔·布拉斯》中，就批评了那些夸张、牵强附会、虚伪不切实际的宫廷艺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札记》语言浅近，富有生活情感；伏尔泰曾说过，“法国人是喜爱朴素真挚的，但这不是低级的，也不是粗鲁的”⑨，认为要读者去读那些言之无物的东西是残酷的。他的《老实人》就写得十分简洁明快；狄德罗则声称“质朴是美的主要品质之一”，并不倦地向法国人高呼“要真实；要自然”。他的《拉摩的侄儿》是对话体，完全口语化。启蒙主义者们的这些美学思想和创作成果，都给斯丹达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忆录中，他就表明，卢梭《新爱洛绮丝》使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诚实的人”。他接受了伏尔泰的信念：“深信事实的颠朴不破的力量，深信经验这个认识现实的来源之无可置辩的确切性”，从而使他“摆脱了为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虚假的装腔作势”⑩。三、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斯丹达尔像前辈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一样，也提倡“镜子”说，认为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在《红与黑》中，他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小说好像一面镜子，摆在大路上。有时它照出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泥沼。而怀着这面镜子在行囊里的人，有时却被你们加以不道德的罪名！当他的镜子照见污泥的时候，你又会骂这面镜子。我们不如去责备这泥泞的大路，或者去责备检查这条路的人，为什么让水滞留下来形成了泥潭？”在他看来，文学如实地反映蓝天和泥沼是天公地道的，文学就是要直率地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与其掩饰它们，不如把它们端出来，亮在大众的面前，由大众去鉴别评判和褒贬，这才是有益的。另外，与众不同的地方，斯丹达尔还特别强调，文学应当表演出“人类心灵所有种种激情的纯真而光彩的形象”，像莎士比亚那样，细致地描绘“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使文学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这些理论，就是斯丹达尔创作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些理论，决定了斯丹达尔作品朴实风格的基调，赋予了斯丹达尔作品以青春的生命力。如今，一些当时风靡文坛的作品，已渐渐销声匿迹，成为陈列的古物，正如别林斯基说的，镂饰雕琢的作品，“只能迷人于一时，它越是起初成功，以后越会成为嘲笑和蔑视的对象。”(11)而斯丹达尔的作品，却由于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朴实的风格而流传全世界。阅读他作品的，已不是“少数幸福者”，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在英、美、法、德等国，甚至出现阵阵的“斯丹达尔热”。历史向来告诉人们“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本文于1994年1月10日收到
注释：
① 爱伦堡：《司汤达的教训》，见《译文》1958年第7期第134页。
②③ 斯丹达尔：《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54页。
④ 亨利希·曼：《司汤达》见《文艺理论译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辑第223页。
⑤⑥ 勃兰兑斯：《十九纪纪文学主潮（五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250页。
⑦ 维克多·德李托：《司汤达》，《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⑧ 高尔基：《文学书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9-60页。
⑨⑩ 转引阿尔泰莫诺夫：《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史》（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295、338页。
(11) 《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