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逼机制”、增长波动和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紧一年，缓两年”已经成为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收缩、扩张波动关系的基本规律了，1988年因高通货紧缩一年，到1991年开始恢复；1993年下半年紧缩，到1996年开始启动，但1997年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并没有启动起来，处于“七上八下”的增长阶段，直到新世纪才回到了9%以上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上。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紧缩，到2008年第三季度又全面的放松了，经济是否能完全启动不确定，但紧缩一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从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看“紧一年”已经是非常有效的，经济随着宏观政策的紧缩立刻下滑，几乎经济体很难承受更长一点的紧缩了。
传统上把紧缩一年后政策必须放松的微观机理称为“倒逼机制”，主要指“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状况同传统计划体制下相比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它们总是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相融合，在货币资金获取上向国有银行不断施加压力，国有银行在存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所谓倾斜政策的大背景下，通常总是要在一定程度对国有企业的借款要求让步。当这种现象普遍化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的基层行施加压力突破了基层银行的信贷配额防线，国有银行的基层行又层层向自己的上级行乃至总行提出扩张要求迫使总行增加额度甚至资金，各国有银行总行最后又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扩张规模。这种起源于国有企业借款要求的自下而上的货币供给扩张过程，就是所谓的“倒逼机制”(Baidu.com)。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银行进行了大量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改革，股份化进展很快，中国微观机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政策紧缩过程似乎依然存在着“一紧就死”，而且也通过与以往不同的机制进行“倒逼”，迫使放松调控。理解微观的新倒逼机制的原理，才能更多地理解经济增长机制、经济政策和增长波动的关系，才能找到较好的政策目标函数，制定好相应的宏观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的转变和增长的平稳。
一、依赖于扩张激励的增长机制
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通过集中资源和扭曲价格等方式补贴工业等现代部门进行发展，这是突破贫困陷阱的重要途径。政府动员资源支持企业，采用扩张性的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是赶超过程中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和企业目标函数的高度一致性，即规模性的快速扩张。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社会福利才能提高，发展确实是硬道理。政府成为了扩张激励的主角，一是长期采用扩张性的激励政策，直到经济过热难以承受时才会进行适当降温，保持高增长速度一直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二是积极动员资源支持现代部门的扩张，政府通过举债等各种方式积极筹集资源支持增长；三是中央、地方和微观企业有着增长目标的一致性原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都进行规模性扩张。扩张激励性政策、环境和制度性设计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赶超性机制，增长依赖于扩张性的激励。新世纪以来，国家重新设定了“又好又快”的新增长目标，但激励性扩张的增长机制依然在锁定着增长的路径，任何紧缩效应都会产生“倒逼机制”，重新逼迫政府继续进行扩张性激励。
长期的扩张性激励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的负债—低成本规模扩张，这里包含了一系列的低成本扩张因素，但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高负债的模式，在资本投入上高负债，在其他要素投入上也是高负债，土地投入不要钱，劳动力只管生活费，未来医疗、养老等没有任何补充，水和空气可以污染，为环境负债，这些负债构成了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基础，但这些特征在突破贫困陷阱过程中可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企业靠政府担保负债建厂发展，乡镇企业亦是如此，而国有企业更是处于高负债，这种高负债直接拖累了四大国有银行，银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剥离坏账，上万亿元剥离的坏账就是当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发展的负债导致的。企业的发展直接需要国家对其资本要素投入方面进行补贴（核销坏账就是一种补贴），而且还需要需求扩张的环境。因此在上个世纪这种负债—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企业对国家紧缩政策很敏感，特别是国有企业，一般都处于高负债，一紧缩货币则企业难以运行。而一般非国有企业也处于规模扩张过程中，高度的竞争和快速的发展导致负债比例高和利润低的特点，需求持续下降也是非常难以适应的。这就是上个世纪所谓“倒逼机制”的特点，即国有企业受不了，通过三角债、拖欠等方式直接传递到国有银行，再传递到中央，紧缩瓦解，新的扩张激励继续。
微观企业的不断发展也需要宏观政策不断激励，宏观政策激励的范围和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上个世纪80年代靠农民的承包制和乡镇企业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内需发展，调整了经济结构，奠定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在宏观上则表现为货币创造的激励上，我国直到1994年银行都是贷差，即银行在没有储蓄条件下进行超额贷款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银行负债而发展起来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的政策并配合以1994年汇率超贬，直接创造了外需，国家主要激励手段放在出口上。1994年人民币贬值激励出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从1994年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税收方面，通过所得税三减两免等措施激励外资的流入，退税激励企业出口等。1997年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货币创造方面1995年结束了贷差，开始进行了金融深化过程，持续保持了高比例，新世纪超过1.6的高比例，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低利率，货币政策和消费信贷政策又成为了启动新世纪城市化大发展的基本条件。
新世纪城市化发展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负债水平，地方政府、房地产和家庭增加了负债。银行消费信贷1997年启动成为了城市化启动的根本，资金流程改变加强了资金全面动员能力，居民在消费信贷的激励下负债加入到了城市化的进程中，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2002年地方政府加盟城市化进程，通过土地抵押进行土地开发，地方政府加速其负债，居民、地方政府的加入形成了新的负债—增长道路。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2007年城市化率达到44.94%），中国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市化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依赖扩张政策的微观机制没有变化。从微观看，城市化快速发展需要巨额资本投入才能支撑，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家庭、房地产商和与城市化发展相关的企业都因城市化的发展进行了极大的资金动员和负债。
房地产企业和银行成为了城市化的主要引擎，带动了城市化的大发展，房地产企业为了扩张，大规模举债，负债规模过大已经为世人所共识，而银行也靠着房地产、地方政府和居民的负债调整了其原有的仅给制造业贷款的结构，中长期贷款集中到了城市化中住房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政府土地抵押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贷款项目上。而城市化的扩张景气激励了所有企业的规模扩张。
城市化带动了一轮高速—平稳的景气扩张周期，政府开发土地，房地产商建房，居民购买，这一循环带动了所有产业的发展。政府在这循环中获得了更多的税收，并把它投入到“公共财政”上，让城乡居民享有更好的福利安排。但这一景气周期仍然没有改变扩张性政策下的微观经济增长的机制，依然靠负债和规模扩张发展，因为这一发展路径最为有效，政府、企业都愿意沿着这一增长路径继续下去。
靠着规模扩张和负债的发展机制在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仍有其发展的余地，但其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扩张性的激励是有边界的，政府不断地激励会导致政府综合负债过高，即任何激励都会导致中央政府有相应的负债，如撇坏账就导致政府负担一块金融坏账留下的债务，积极财政导致了国家要发行国债，而长期拖欠的社保、环保等账依然要还，因此扩张激励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政策，但它形成的增长机制却会很长时间才能够转变。
二是不断需要创造的规模性需求也是不可持续的。20世纪80年代靠农民，90年代靠老外，新世纪外需仍是重要的，但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内需。城市化需要不断的资金激励才能保持持续的内需扩张，动员储蓄和负债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过去是企业高负债，现在个人、地方政府都处在高负债状态，其倒逼机制的作用会比过去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来得更强，而不会更弱。
只要经济沿着规模—扩张和负债发展的路径增长下去，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需要扩张性的政策环境和政府继续动员扩张的资源，否则经济微观主体就会因紧缩而迅速衰退，产生出“倒逼机制”，并迫使政府继续其扩张激励。
二、政府目标转变、“福利刚性”和倒逼机制
新世纪后，政府目标也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而转变，微观主体的改革也逐步到位，但依赖扩张性的增长机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其发生作用的机理有了新的变化，它与政府的目标转变和福利刚性构成了新的倒逼机制。
政府目标转变与城市化率是高度相关。如在城市化水平低时，农村是自给自足的，政府从农村征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农村的积累，政府无需返还给农村。而城市化水平高时则完全不同。城市纳税人必须享受到纳税人权利，即政府为城市居民生活进行长期安排，包括养老、就业、子女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住房和环境等。现代政府的大量支出与纳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谓财政的公共支出，这有别于低城市化条件下的政府以动员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公共福利支出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这一公共目标就越强，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7.9%，政府集中所能用的资源用于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64%，2006年城市化比例提高到了44.9%，经济建设支出比重降低到了26.4%，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在2007超过了30%，加上行政管理支出近20%，中国财政支出体系从生产支持转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这一转变过程是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处于低税负担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最高值没有超过13%，平均12.24%，连续5年仅仅只有10%左右，而且那时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40.97%。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低税和国家全力支持企业发展的阶段。企业低赋税，国家支持高，再加上汇率贬值，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空前强大，这一期间也奠定了中国作为国际工厂的地位。
注：“2007/1978支出增长（倍）”是2007年各名义值与1978年的各名义值之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2002年加速城市化以来，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比重上升很快，2003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5年超过名义GDP增长率，2007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32.4%，名义GDP增长17.7%，财政收入增长率超出名义GDP增长率14.6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6%，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点，增长速度非常快。而对经济建设的支出则大幅度下降，形成了新世纪以来的新特征。政府的目标转向公共福利支出，而对企业的支持下降，对企业的税负在增加。当前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计算的宏观税负，中国刚刚达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即使加上社保税也在正常范围。但由于中国有很多政府隐形收费问题，因此微观的痛苦指数显然应该高于宏观的计算。企业将要从低税收和高国家支持的阶段转向高税收和低国家支持的阶段了。
从政府支出看明显转向了公共福利支出，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名义增长速度非常高，高达45倍，但依然大大低于社会保障（基数低，原有都是单位保障体系）支出的名义增长231倍，新世纪后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的非常快，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3%逐步提高到了新世纪平均10%以上水平，而社会文教的支出速度也高达73倍，比重基本稳定。行政管理费用惊人的高增长，2006年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而且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显著的提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14%，已经提高到了新世纪平均18%的水平，其增长以3倍于财政收入的速度快速攀升，已经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总体上财政支出集中在社会文教、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和国防开支上，公共福利与行政管理的支出比重超过了70%，中国的财政支出已经不是一个建设经济的财政，而是转向了现代的公共服务的财政。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高于地方财政收入，但财政支出方面始终是地方远高于中央，而且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007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支出的比重为23%，低于1995年29%的比重。随着城市化，地方财政的公共支出比重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表2可以看出，只要涉及城市公共福利支出部分都表现在地方财政开支上，城市维护、行政管理、社会文教和行政管理费等方面地方支出占的比重都高达90%以上。城市化发展越迅速，社会福利开支水平增加越快，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比重也逐步加大。地方需要更多的资源进行统筹投入，地方政府从2002年开始了“土地财政”弥补收入来源不足，提高了本地的城市化和福利水平，也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关于土地问题的矛盾。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现有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称性的矛盾会显得更为明显。
中国新世纪以来，政府财政支出向公共福利快速转变，这转变过程中也隐含着“福利刚性”的挑战。所谓“福利刚性”是指公共福利支出水平的不可逆性或向下很难调整，当政府承诺了较大福利开支后，此福利支出是长期有效的，不太可能降低现有的福利标准。因此各国在福利水平和能力上要进行匹配，福利水平直接地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不可能有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快“福利”能力，否则在没有改变原有收入路径条件下，政府过快的福利支出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过快，抑制增长，反过来再制约这种转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这在拉美国家已经体现出来了，被归纳为“民粹主义的宏观范式”。
在一个景气周期里，企业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也随着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和企业的繁荣而快速增加，它有力地支撑了财政的福利支出水平。当这一景气周期调整时，福利支出的水平是不能降低的，是有“刚性”的，但税收和土地收入会因周期调整而降低，地方财政首先会遇到很大的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一挑战很快传递到中央政府。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实现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建立统一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税收收入结构的突出表现是间接税的比重偏大，直接税的比重偏小。2007年税收收入45612.99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8.9%；非税收入5691.0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11.1%。在税收收入中，流转税依然是我国的主体税种，2007年扣除出口退税后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实现的收入占全部税收的40.8%，同时，随着企业经营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得税收入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2007年企业所得税占20%，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为7%。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与企业发展高度相关，2007年与企业直接相关联的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占了71%。当经济增长减速，特别是企业大规模关闭时，国家税收的基础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地方财政中的土地收入也会因房地产发展遇阻而直接从盈利变为负债。2008年7月份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的减速，名义增长16%，8月份更只增了10%，房地产销售和土地拍卖成交也大幅下降，财政的挑战压力加大，直接倒逼着政府必须继续进行政策激励和动员资源刺激经济。
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的税收增长没有使政府的综合负债下降，反而有所提高。依据测算，中国政府综合负债比例从1997年的47%上升到81%，而综合负债内债占GDP的比重从7.32%上升到15.78%，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48%，社会保障金缺口占GDP的比重为16.45%，而相对的外债、金融或有债务都减低了，但整体负债水平已经高于国际认为的60%～70%的安全负债水平线了（孙涛、张晓晶，2007）。中国高综合负债不断提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断以政府信用提供经济增长的额外激励，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国债负债比例提高，地方债务开始出现；二是靠政府信用降低当前的社会福利支出成本，如留有较大的社保基金缺口等，这相当于先借后还。
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调整遇到的新“倒逼机制”可能已经从传统的企业—银行的倒逼机制直接转向到政府的税收—“福利行政支出刚性”的倒逼机制上了。我国当前的福利和行政管理支出水平提高的很快，但仍属起步阶段，仍有很多调整的余地，现有的情形已经令人担忧。
“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多数不顾自己收入和财富能力的制约，过早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行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结果导致财政赤字、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停滞”（樊纲、张晓晶，2008）。简言之，政府过快追求福利目标导致企业无法消化“福利”带来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很容易陷入停滞。
中国的经济增长机制仍然高度依赖政府的动员和主导，在政府目标转向福利支出的同时，仍靠“额外”的规模支出和补贴来维持原有的增长机制推动规模化的发展，如能源价格补贴、积极保留赤字财政政策、不断进行货币创造，然而这种靠原有的增长机制进行发展的宏观界限已经比较清晰地出现了约束信号，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过度扭曲积累的宏观风险易遭到外部的冲击。
三、路径锁定和经济增长情景
倒逼机制实质上就是在不断锁定着增长路径的方向，即增长必须靠扩张激励才能实现，衰退后需更大扩张才能推动起陷入衰退的增长，依赖于扩张的增长路径就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30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受到国内农业发展衰退引起了两年的调整，而后的积极开放和扩大投资（包括第一次房地产泡沫）需求导致了经济的复兴，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遇到了外需有所下降的调整，经济增长放缓的时间较长，但由于国家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激励，以及人民币超贬和贸易政策激励的强大比较优势，经济增长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是一枝独秀，投资加外需成为了“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这一更大的经济扩张打下了基础。城市化的巨大需求激励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长周期的景气。但2008年的中国经济开始放缓性调整，未来需要更大的扩张才能重新启动，其难度也在加大。当前外部需求受到国际上的约束，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导致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更不容乐观。而投资启动必须靠新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拉动，这一拉动的动力仍在城市化上，这次需要一个调整期，缓两年是一个必然。
2007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2461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中等区间。这一区间中国经济有着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普遍进入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区域，但而后却出现了长期停滞，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四小龙超越了这一阶段，但都是小的区域和国家，大国能否超越仍是一个谜。
从国际经验看，“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则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一国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世界银行，2006）。中国高度依赖扩张激励来进行发展的模式，并不断通过“倒逼机制”来逼迫政府再次通过大规模动员和激励政策刺激经济体，尽管短期内政府仍有继续激励经济扩张能力，但就会失去转变增长机制的时机，尽管仍会有一个发展，但很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长期增长停滞。人均GDP3000～5000美元这一区间是发展和转型的关键。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的国际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马岩，2008）：(1)技术创新要取代规模扩张，投资的带动作用要下降；(2)人力资本的改善，通过人力资本完成创新活动；(3)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和优化的作用，减低政府干预经济带来的扭曲来更多地优化资源配置；(4)保持国际竞争力，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5)保持宏观稳定等。但这些转变的激励机制在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政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赶超依赖于政府资源的集中和配置，高速增长又靠政府的扩张激励，因此转变的激励机制靠政府的行为、体制和政策转变，才能推动完成可持续增长机制的建立。
一国在现代赶超过程中，通过要素积累、投入和进行国际交换，完成“隐蔽资产”的定价、交换和财富的积累过程，完成经济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资源从“剩余劳动力”只有消耗的无用资源状态下被动员用于生产和国际交换，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获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造就了中国的工业化的财富的基础。而新世纪的城市化将无价土地要素重新定价，开始了中国迈向以城市化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这一发展进程仍在继续，它决定中国仍有发展的空间。但如果仅仅靠政府干预动员资源来不断刺激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这一锁定的增长路径就会过大地消耗掉中国已经积累的财富，让中国经济增长过早的进入到停滞阶段，牺牲了中国长期的持续增长。
未来的增长情景如不过早地陷入到停滞中，而按一般的经济增长发展规律，仍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按照诺瑟姆(Ray M.Northam)的城市发展S曲线，30%～70%是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阶段，中国经历了第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从30%到50%，中国城市人口1996年达到30.48%，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1997年在住房消费信贷的推动下城市化率，每年平均增长1.3个百分点，大大快于1978年到1995年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以现有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准备进入下一个上升阶段，即50%～70%。第一个阶段的特点被概述为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阶段，农村居民以本地城市化为基础，各个城市的房价是普涨。而第二个阶段则是以中心大城市化为主的城市集约化发展过程，资源向中心城市及周边带动的经济圈集中，产生集聚和资源使用的规模效应，相应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也向中心城市及经济圈规模化集中，而不是分散化，城市化造就的规模收益递增和资源集约效率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特征，也是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动力源泉（谢文慧、邓卫，1996；周牧之，2004）。按照现有的中国人均资源水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后期发展必须要走向一个集约化的道路，而不是一个遍地开花的粗放式的空间和产业发展布局。
城市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需要资源的相对集约，这将带动大城市及所在经济圈的发展，也将带动产业的集中和走技术创新发展的路。规模化导致的服务业、工业推动了就业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政府需要适应城市化发展而进行相应体制安排激励来实现这一转变。当前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间，储蓄和就业的动力强劲，政府动员资源能力强，下一阶段的扩张空间仍然很广阔，但经济增长的情景却可能完全不同。
一种增长的情景是经济增长路径被原有的粗放式增长路径锁定，政府继续过度动员和消耗资源激励粗放式的发展，但由于“福利行政支出刚性”等新制约，加之现有经济规模大，刺激力度不足，经济增长陷于激励不动的情景，经济调整周期过长，较早地进入中长期的衰退，而且这一增长模式易受外部冲击，使经济停滞的风险很高。另一种增长的情景就是，通过两年的调整，国家进行有导向性的政策和体制安排进行激励，推动自身的改革和路径转换，充分利用中国的现有资源能力走一个集约发展的可持续增长道路。
四、经济增长路径转变到集约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政府支出目标的转变，政府福利和行政支出的刚性决定着政府现在已经难以完全靠自身的动员资源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激励了。但倒逼机制又逼迫政府进行必须不断增加负债来激励经济扩张，这一条道路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国家综合负债风险会直接影响到币值的稳定和资金流动方向，易导致外部冲击。这就必须选择新的政策激励，并借此机会打破“倒逼机制”的锁定，走一条集约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新的政策激励的核心是对可集约化发展的增长进行选择性激励，同时要靠降低政府的福利行政支出，让其有弹性，关键在行政管理费的压缩上。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资源有效的激励，同时减低倒逼机制的压力。决不能再依靠政府不断增加负债来启动经济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激励启动经济。
(1)政府通过自我行政性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将行政支出降低，调整“刚性”束缚。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砸三铁”就是一种调整福利和行政刚性的方式。但城市化发展后，社会福利支出不可能一砸了之，而且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还要增加支出，有很大弹性余地的就是行政管理费。当前行政管理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接近20%，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占用更是比较大，落后地区这一比重更高。政府过多占用社会资源，并将自己的利益“刚性化”必然会导致社会税负负担过重，资源分配被扭曲，有效性降低，行政资源占用过多，解决其“利益刚性”成为了当前调整经济体制和政策的重要选择。
(2)中央应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全国统一平台的法规、标准和规则。将社保、医疗、教育和文化等福利体系建立在全国性的统一平台上，让人和企业能自由的流动，而不受区划资源中社会福利差异的羁绊。鉴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的标准、法规、运行规则各自为政，分割严重而且非常不公平，中央政府应该集中在社会保障立法、标准、运行规则（如转移支付准则）等下大力气，增加社会保障等福利资源的平等和效率性使用。社会福利体系过多地被属地分割，福利支出安排是属地化管理的，人们只能继续出外工作、回家养老看病模式，城市化的空间布局会被区划资源分割，导致集中的城市化失败。因此加快中央建立较为统一的社会福利平台的立法、标准和规则，才能奠定城市化集约发展的基础。
(3)税收上有减有增，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逐步降低政府综合负债。中国近年来持续的减税是激励发展的重要手段，应继续加快推进增值税的改革，通过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来激励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但减税的同时也要新开征诸如燃油税等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的税种，逼迫企业转型，同时稳定财政收入，逐步降低政府的综合负债比例，降低国家风险，抵抗外部冲击。
(4)在货币政策上要继续以保持正利率为货币政策目标，让资金的价格信号发挥作用，对保持汇率的稳定也有积极作用。而相应地在货币数量控制上可以放松管制的力度，让商业银行发挥其中介作用，给经济以适当的激励。
(5)放松管制，积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府放松管制，金融、能源、电信和传媒等大量现代服务业处于明显的政府支持的管制和垄断中，大量垄断行业外围辅助性的中小企业基本处于在这些大型寡头企业的垄断和盘剥下生存，而这些大型垄断企业技术进步缓慢，更不会为社会就业提供任何机会。通过放松管制，包括准入标准和让市场定价等方式刺激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
(6)发展资本市场，加大股票市场的多层次建设和金融创新，积极发展债券市场，让资本市场真正发挥出经济资源的配置功能。只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才能通过资本市场激励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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