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地缘政治的一面镜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美国论文,一面镜子论文,政治论文,热津斯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丁泉译
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很难加以评论。评论家面对的是涉及当前和未来世界最迫切问题的研究著作，这加大了评论的难度。
布热津斯基的新作（《失控：21世纪前夜的天下动乱》，1993）在论述风格上比他以前的著作差劲得多。但从书中可感到作者忧郁的预感是真诚的。
该书首次对高瞻远瞩地评述当代世界的政治空间作了尝试，而不是集中在细节上；比较概括地描绘了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勾勒了未来的轮廓。
复述这一篇幅如此大的著作的内容是无谓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那怕是扼要地考察一下布热津斯基的“后共产主义地缘政治”的主要公设。作者最初说，他的书“并非预言，而是紧急警告”，当下一页宣布该书分析的三个主要问题时，便充分揭示了它的构思。
(1)极权主义、尤其20世纪共产主义“大破产”的历史意义。
(2)21世纪之际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格局。
(3)今日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过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美国社会本身命运的影响。
当布热津斯基说到极权意识形态——按他的术语是“超级神话”，即能够得到越来越多有教养、有政治动员能力的群众支持的巨大的超常职权的起源时，有许多同意他。对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同文化的日益提高相结合是产生“超级神话”的三个主要前提的论点，未必有谁想提出异议。它们不仅产生了特殊的文化，而且产生了大批集中的、离根离土（广义上）的，并且能够支持许愿“世间一切都好”的任何学说或观点的从事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游离分子。情况恰恰是这样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超级神话”诞生于19世纪欧洲（而不是20世纪俄国！）的工业城市中心。
我们大家——不论俄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应认真思考布热津斯基诚然是预言性的话：“工业革命引起人与自然界主宰生命作斗争的能力的飞跃”，我补充一点：正是工业革命创造了特种心理——不考虑后果的自然界的破坏者的心理，以及今天流行的特种宗教——从今天著名的“新教伦理”中产生的技术和社会进步的神化。是否应思考：这位学者描绘得那么生动的美国社会的许多病症或许正是由此而来。
确实，对作者所认为的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美国的社会和精神衰落的原因作分析，是全书的中心。这一点引起了美国自由派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对作者的激烈反对和严厉批评。
事实上作者对美国极大的精神危机的不无证据的观点，并且以他对“超级神话”破产原因、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的思想缺陷的分析为背景，同美国自由派关于“历史结局”和“西方自由主义最后胜利”的任何话题都是尖锐矛盾的。
任何不是请来（说恭维话）的读者立该会产生一个问题：所谓“全人类价值”（实质上是美国工业文明的价值，而更广义的是盎格鲁萨克逊——按M·马萨尔斯基的术语是“大西洋”——文化的价值）同我们刚刚埋葬的极权的“超级神话”有何不同？它们不是也追求普遍性和总体性，也几乎不容许偏离“常规”，而它们的信徒不是与“普遍平等”和“光辉未来”思想宣传者同样含有敌意的吗？归根到底，这些读者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问题：大吹大擂的“全人类价值”不是我们被长期来共产主义的善恶对立说所削弱的社会可能再次患上的当前的精神病吧？为什么赞美那些使美国陷入全球危机、包括道德危机的价值？
布热津斯基在书中举出了生活中特别尖锐地感觉到这种危机的20个(！)方面。在经济中：巨大的联邦债务，低水平的积累和投资；在社会领域中：社会基础结构的破坏，各种不平等加强；在社会道德方面：犯罪和暴行，吸毒，性解放，精神空虚；最后，在政治领域中：对制度彻底失望。
但看来值得特别指出这一多方面危机的一个侧面，因为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并且是象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治学家——你不会怀疑他同情“赤褐色”——的意见，或许对“全人类价值”拥护者中的我国民主派来说是颇有意思的。
布热津斯基在列举美国的危机现象时，提到了那里产生“可能分离的多种文化”的危险，换句话说，不是依靠由共同语言加强并保证国家统一的历史传统，而是正在产生各个分离的民族团体，而作者认为这是对美国安全和未来安全的严重威胁。原来，美国政治学家、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加紧致力于“输出”普遍价值时，对本国民族一致性消蚀的过程理解得很不正常，认为对美国——一个具有综合文化和民族的国家——来说，民族共同性是生存的保证。自由派对布热津斯基的书愤怒的原因很明显：他说的所有其他美国政治学家刚刚想到，并害怕大声说出这一点。他们认为任何国家地缘政治上的衰落开始于精神衰落。看来怎么也回避不了布热津斯基在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能否有不遵守那种长期保持领袖地位的价值体系的全球势力？”
书中触及的最后一个并且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是地缘政治。我认为布热津斯基在这里丧失了现实主义感——这几章是站在美国万能的立场上写的，是从时常重复的下列迷信出发写的：美国始终是能够施加其所有四种形式（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最后是政治）影响的唯一国家。
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些地缘政治理论同上述的论点相矛盾，即使布热津斯基本人也承认，“美国的全球势力根本不等于美国的全球威信”。
但恰恰在此书“地缘政治”各章中，布热津斯基的危言耸听的本质变得一目了然了：他希望美国保持自己在21世纪的领袖地位。
还在两年前，美国人对此不会怀疑，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随着苏联解体，文明的大多数问题，至少在军事-政治领域内，将得到解决。好象他们在长时间内庆祝自己在冷战中的胜利时丧失了现实感。然而，即使在当时就已提出了一个问题：事情并未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水的一圈一圈的波纹”走得比苏联的外围远得多。在已经出现的地缘政治新形势下，经历着内部危机的美国可能不仅对危及自身安全、而且危及全球安全的威胁根本丧失作出合适反应的能力。
归根到底，如果不是整个世界、那至少是欧洲的形势在50年冷战的曲折之后正在恢复常规。另一回事是，在美国，人们显然忘记了什么是“常规”，而这种“常规”却以欧亚大陆外围、从而欧洲本身出现暴力的周期性爆发为前提，因为那里由斯大林极权主义强加的领土划分显然不是最后的。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位美国政治学家从最近的未来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政治趋势。首先，他认为欧洲和日本今天已不能有效地抵抗美国的政治压力，特别是因为没有把经济可能性变成政治势力的能力。这一结论可能仅仅意味着一点——布热津斯基对此保持沉默：在当代世界，拥有有效的军事力量并在对国家安全有危险的地区施加它的影响，是国家的全球经济威力变成政治势力的基本条件。
在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敌友”，并指出日本企图同美国保持距离的同时，布热津斯基还是得出结论说，从长远的前景来看，欧洲将成为美国争夺全球势力的越来越危险的敌手，尽管他也作出保留说，“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将真正变成这种敌手”。
布热津斯基对于同中国这一新的全球力量可能的未来有关的问题没有多加展开。他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不可能长期孤立，民主改革的浪潮也将席卷她。然而，尽管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布热津斯基的诊断不尽人意——一切取决于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更替怎样进行，这一过程是否会引起长期的危险的不稳定。这些怀疑很有根据。
最后是俄国。这位美国主要的政治学家能够不加注意吗？在这里他实在是毫不留情的。俄国在他看来是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他指出了未来俄国两种可能的前景——后帝国或新帝国。率直地说：我们觉得，关于俄国及其行为方式的思想是不怎么好的政论，而最令人不快的是简单化。嗯，事实上比什么都简单——或者俄国跟着西方（读作跟着美国）走，并成为冷战中“战胜者”联盟的小伙伴，或她企图提出自己的、可能和美国的利益不同的目标，并成为新帝国的、按作者解释是法西斯的俄国，因此应当赶紧联合起来反对她。我们已厌倦于我国政治学中的标签，互相指责为法西斯主义或亲美主义，对事件的几乎口号式的解说已如此令我们讨厌。这对以深刻解说世界现象的作者来说，缺乏客观性只能令人遗憾。
但消极的结果同样是结果，因为它为思想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养料。J·凯南写过在我看来是出色的著作《苏联行为的起源》，它奠定了“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基础。我想，是我们认真思考后苏联时期的美国行为及其全球主义理论的起源问题，以及美国今天有哪些现实可能性使其同盟者“就范”和她在这方面能够使用哪些合理的方法问题的时候了。
了解布热津斯基的著作有意无意地引起一种想法：今天的美国极端需要使她能够防止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力量变成对美国政治独立的手段。结论很简单：需要能够迫使“伙伴-对手”忘掉分歧、联合起来并继续给美国的全球政策拨款的敌人。并非秘密，这种全球政策很大程度上早已靠欧洲和日本的“自愿-强制”补贴来推行。
40年代末，以斯大林的俄国为代表的敌人使美国能够结成西欧列强松散的同盟，把直到1949年还在世界的关键地区同她不妥协地争夺势力范围（有时使用军事手段）的英国压在身下。不能排斥重新开始玩旧方案。
布热津斯基描绘了建立从边境的、但已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延伸到日本的新的、已经是后共产主义的“遏制圈”方案。这是一个反对“世界大家庭”主要敌人的“遏制圈”。布热津斯基认为，新帝国的俄国、各方面独特的伊朗以“红色”中国为首的市场经济的“浪子”的联盟，将是这种敌人。这个“圈”能够凭自身把日本（对她来说中国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威胁，而将来则是经济威胁）、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特别是1979-1982年已经经受过伊朗攻击力量考验的波斯湾产油国联合起来。而由各种来源供养的美国则将处于这一金字塔的上面，因为她、也只有她拥有作出全球实力反应的军事能力。
而俄国怎么样呢？布热津斯基认为，她最有利的发展方案，是建立由中欧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而在东方还有日本建立的“防疫线”包围起来的“冻胶状”的俄国——软弱的、因国内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分离主义而分裂的、形式上统一、但经济上依赖西方的俄国。他认为，俄国内部解体的潜力是巨大的、毁灭性的。而且，按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俄国将是“在口头上是挑衅性的”，即周期性地提出“向南方的最后一跃 ”、“莫斯科统一了罗斯、罗斯将统一斯拉夫各民族”、“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火速恢复苏联”一类的口号，而物质上、军事上则根本没有能力予以实现。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观察中有一些简直令人奇怪的东西。例如，他实际上回避了1991-1993年期间已经显示出来的伊斯兰主义者同时在好几个国家中明显活跃起来。举出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叙利亚、最后甚至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群众运动就足够了。这样忽视阿拉伯东方和巴基斯坦尤其令人难堪，因为“挑衅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近五年来好象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不定形的伊斯兰新月”一般说来隐藏着对美国的重大危险。
《失控：21世纪前夜的天下动乱》一书决不是不偏不倚的，布热津斯基本人已争到了仇俄分子的声誉，地缘政治上的仇俄分子。对他来说，俄国在更大程度上正在变成令人难堪、令人讨厌的地缘政治现实。但此书恰恰因这一点而引人入胜，因为它是由一位不怕说不信任我国的人撰写的，而诚实的敌人的意见比伪善的朋友的过分赞扬更重要。
不能强迫任何人爱俄国——但我们至少有理由希望对俄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之类十分敏感的问题提出见解的人理解。而布热津斯基理解一些事物，他理解：俄国面临着抉择——成为一个“大国”、一个自给自足的强国，或者什么也不是。可惜布热津斯基仅仅按冷战范畴来思考，只是按政治尺度、更准确点是按同日里诺夫斯基令人可疑地相似的军事-政治尺度来看“伟大”。
总之，这一著作无意之中暴露了美国外交政策、而且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主要心理问题的本质：这就是“近距离偏差”，那时你周围的一切好象是永恒不变的，而过去的事件、甚至不久以前的事件被认为是意义不大的，有时根本没有发生过。想来美国今天的昌盛和万能是永恒的，而且往往被宣布为“历史的结局”。在这里，一些恼人的细节干脆从视野中消失。
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北方和南方诸州间的内战、1929-1933年的“大萧条”、风潮激荡的60年代和表面安定的美国积累起相当大爆炸潜力的1992年洛杉矶大屠杀都被遗忘。
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败也从布热津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例如，40年代末美国取得了参与中国事务的可悲经验，当时华盛顿资助和支持的“文明”领袖蒋介石被下山的“不文明的”毛主席除去。这同拒绝胡志明所伸出的友好之手的美国所犯的置美国及其东南亚盟国于危机状态的战略失误一起，间接导致了朝鲜战争。我们也记得伊朗国王的例子，在那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其上层人物已彻底西化。当时看来，伊朗已永远进入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文化轨道。已经查明，美国的金钱被白白浪费了。
美国“近距离偏差”的又一个特点——分析家和战略家的目标是短期的前景，不善于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表现在这种遗忘过去的错误上。
不久以前可以痛斥作者，就此了事。但难题就在这里：不仅书中直接阐述的、而且言外体会到的布热津斯基的结论是很有教益、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俄国用不着强求华盛顿请自己当盟国。在美国，人们想同俄国有正常的平等的关系——谢谢，不想，——那就由他们去。总之，看来俄美关系中，特别是如果从俄国的利益的立场出发来看，可以有比冷战或永远友好多得多的选择。
想必这听来令人奇怪，但如果考察一下今天俄国外交政策的本质，那就不难发现，改变的仅仅是同一种苏联外交政策的向量，本质却依然如故。换句话说，苏联时期以“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为目标，而早些时候支持“世界革命”变成了支持“加强世界大家庭”。而国家现实的地区政治和经济利益却是不明确的。
但显然应当学会的主要东西是：地缘政治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真实的，而且往往在关于“全人类价值”、“历史结局”或“世界大家庭的利益”的议论背后，恰恰隐藏着一二百年前使列强的“大游戏”机开动起来的地缘政治利益。游戏已经开始，但是人们暂时还不愿请我们去参加。
（摘自俄国《美国》杂志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