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一个重大历史特点——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之产物问题的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工人运动论文,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产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命题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及在何种形式上体现了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一个首要前提，是须对“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命题的涵义有一个准确的、一致的界说和理解。所谓“相结合”，特指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阶段，其涵义就是指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把本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提高到自由阶级，把本国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因而，“相结合”的基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地位、历史使命，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自己的斗争，从初期的自发的、分散的、主要是经济的斗争提高到自觉的、联合一致的、主要是政治斗争，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战斗的先锋队和司令部——无产阶级政党。因而，“相结合”是一个由浅到深，由初步到成熟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就其实质，就是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和相应的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转变过程。无产阶级政党则是“两个转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的创造过程与“两个转变”过程，应该是统一的同一个过程。
依此出发，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包含着“质”和“量”的两个层面。诚然，“相结合”是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到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的途径进行的（也即桥梁作用）。但其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实现“两个转变”。前者是反映“相结合”的量的方面，后者才是体现“相结合”的本质的东西。因此，衡量建党前后“相结合”得深入不深入、程度如何，建党的基础是否充实，归根到底要求“相结合”的质，即“两个转变”的实现程度。
在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涵义和基础上，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中西建党的历史过程，的确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二、从中俄两国建党历程的对比中，看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历史特点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过程，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1903年党真正建立（以公认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建立的标志），历时二十年，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基本完成结合过程（任务）→党建立的进程发展的，就其内涵的工人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而言，则经历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自在状态→开始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自为状态（即完成“两个转变”）→党建立这样几个阶段。也就是说，俄国党建立于俄国工人阶级实现了“两个转变”之后，它从比较典型或曰比较完全的意义上体现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原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1918年7月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到1923年2月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结束，历时四年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党成立→基本完成结合的线索进行的，就其内涵的工人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来说，则经历了中国工人阶级处自在状态→开始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自为状态的几个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期，也即“两个转变”的初期。中共成立时，“两个转变”虽已开始，但仍未结束。在中国，“两个转变”的完成，是中共成立以后的事。
为便于说明，我们简要回顾对比一下中俄两党创建的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角度，俄国党的创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83年到1893年，是接受、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派别产生和巩固的阶段。这一阶段，“劳动解放社”在俄国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翻译刊印和散布了大量的马恩著作。在俄国许多城市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虽然，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还是各自独立存在着，还没有实现两者的结合，无产阶级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良的过程中”①，但是，却为下一个阶段的“相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了理论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可见，在俄国党的创建过程中，曾有一个十年之久的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培养马克思主义革命骨干的时期，与中国党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特点。第二阶段，1894年到1898年，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阶段，与此相连，俄国工人阶级开始了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这一转折，是从列宁来到彼得堡，并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的。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迅速突破了原来狭隘的小组范围，转入工人中进行实际的宣传和鼓动，直接组织领导和推动工人阶级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从而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走上了与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正确轨道。1985年夏彼得堡3万纺织工人总罢工（列宁称之为“彼得堡工业战争”）表明，俄国的工人运动已开始了由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由分散斗争到联合斗争的逐步转变，“两个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1898年3月，曾进行了试图把全国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因条件尚未成熟，这一努力没能成功。第三阶级，1898年—1903年，是俄国工人阶级“两个转变”过程的完成阶段，也即党建立阶段。由于“青年派”（经济派）执掌了“解放斗争协会”，经济主义路线影响、支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致使刚刚宣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思想混乱、组织分散，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弥漫全党。党作为一个统一组织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度陷入俄国党创建史上“混乱和动摇的年代”。“相结合”的历程一度受到挫折。经济主义及其派别成了阻挠工人阶级达到自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阻碍。列宁等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00年初，刚从流放地回来的列宁立即着手实施通过创办秘密的政治报来统一全国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设想，即《火星报》计划。计划取得完全的成功。《火星报》向工人灌输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粉碎了经济主义：团结了全国无产阶级的精华，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聚集了各地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力量，成了党的政治中心和组织中心。同时，以1901年二三月间彼得堡等城市的工人作大学生游行示威为标志，俄国的工人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阶段。随后发生的1902年11月的罗斯托卡事件、1903年27个城市的无产阶级举行的全国性五一节游行示威和集会、1903年整个南方工业区20万工人的政治罢工浪潮表明：俄国工人阶级已基本上完成了“两个转变”的过程。据统计，1901年，在全国16人以上参加的罢工中，政治罢工占22.1%，经济罢工占77.9%，到1903年则政治罢工占53.2%，经济罢工占46.8%②。至此，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任务基本完成，建党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于是，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建立。反映在党员成份上，这时已拥有数千名工人党员。无产阶级“两个转变”过程的完成之际，也就是建党之时。俄国党是建立于俄国人工阶级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之后。
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角度，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到五四运动前。《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都有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5月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应该承认，“五四”前这种传播还是极为初步的，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当时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才刚开始接受，本身对它的掌握还是很初步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还没能完全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也无马克思主义小组，它们正在形成之中。第二阶段，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两个转变”。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这种结合和转变的标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组织工作，开始了“相结合”的历程；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大规模政治运动中担当主力，标志着“两个转变”过程的开始。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工人、学生联合集会，第一次隆重纪念国际劳动节，表明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作为初步结合的成果，是1920年夏到1921年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团体正式形成。因而，与俄国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不是出现在第一阶段，不是先有团体，再去进行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工作，而是出现在第二阶段，在实现了初步结合之后，且作为初步结合的成果的出现的。边传播、边结合、边建立小组，三者结合一体，是中国党创建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各地小组的建立，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的新阶段。它们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组织现代工会。在各地小组的努力下，“相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集中表现于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会的产生和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开展，表现于工人群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也表现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使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于是，在国内外其他同志的促使下，1921年7月，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但应该指出，到中共成立时，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还主要是分散的经济斗争，地方性的产业工会还很少，全国性的产业工会还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反映在党员成份上工人党员很少，只有数人。党的一大上北京小组的报告中就指出，“可是，我们主要的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③。陈公博在总结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广州的工人运动时也说，“除一两次罢工单纯含有政治意味之外，无不是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④直到1922年6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仍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如手工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运动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⑤由此可见，中共的成立标志着“相结合”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并没有完结“相结合”的历程，也即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完成“两个转变”。与此相应，党的创建过程也并未完成，党并未最后建成。第三阶段，1921年7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阶级完成“两个转变”阶段，也就是建党的完成阶段。一大后，全党仍把工作重心放在推进工人运动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走向自觉。1921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并在1922年5月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的宣言则号召全国工人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阵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1922年8月，书记部又制定出《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四原则（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参加劳动管理等）和劳动立法大纲19条，实际上使全国“工人阶级有了目前的斗争纲领”。蔡和森指出，这次劳动立法运动，“就是共产党第一次引导工人阶级走向争自由的工作上来”，“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⑥。在这样的形势下，迅速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持续了十三个月，大小罢工100余次，30万余工人参加。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基本上完成了自五四运动开始的“两个转变”过程，这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已成为组织起来的觉悟了的阶级了。
主要表现在，第一，工人罢工从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为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各地罢工多把“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放在首要或主要要求的突出地位。第二，罢工斗争从分散的、单独的斗争迅速向联合团结的斗争，也即“普遍性质的运动”发展，出现了地区和产业的总同盟罢工和全国同情支援。第一次工运高潮起点的香港海员罢工，“不但得到香港和广州全体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经济援助”，而且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工人和“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亦极兴奋”⑦，纷纷起而支援。这表明工人阶级已冲破了行会、帮口的束缚和地域的界限，走向全国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因此，“经过这次罢工，中国工会运动，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新的时期了”⑧。第三，工人的阶级组织也已突破“旧行会和手工艺组合的束缚”，现代工会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也已出现。当时有著名的“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⑨。表明工人的阶级组织程度迅速提高。第四，工人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一个先进工人的群体已经形成。如果说，党成立时仅有工人党员数名，这样的群体还没能出现，那么到这时，它出现了。据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到1923年6月时，“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⑩，占国内党员人数的43.6%，这164人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是二大到三大的一年间发展的(11)。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是在对发展工人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下取得的尚不能反映这一群体实际规模的数字。当时国际无产阶级的评价也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转变。1923年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京汉铁路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中指出，“你们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你们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至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任务），也即建党过程已告完成，党也就建成了。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具有如下几方面显著特点。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前，虽然也有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学习、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阶段，但为时很短（仅半年多），表现不明显，与俄国有一个整整十年的理论准备酝酿阶段相比，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传播深度上，都是很不充分的。如刘少奇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很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2)实际上，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地学习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是开始于第二阶段，是在开始“相结合”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的。在实践中学，在斗争中用，学研究理论与从事工人运动、促使两者结合紧密相联，融合一体。第二，俄国党的正式成立，是在工人阶级经历了1893-1903年“相结合”的历程，基本上完成了“两个转变”之后，党的建立，也即“相结合”过程（任务）的完结，三位一体，在比较典型的意义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之产物的原理。而中共的建立，则是在开始“相结合”不久，也即“两个转变”过程的初期（从1919.5-1921.7两年多一点时间）。因而，中国是先锋党，一年半后，中国工人阶级才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共建立时，“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不够广泛深入的”，“基础是薄弱的”(13)，只是在党建立后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它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式，这是中国党创建过程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与俄国党创建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在比较特殊的意义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是“相结合”之产物的原理。第三，中国党与俄国党不同，它有一个从建立到建成的过程，两者在时间上不是同步的。就“相结合”的涵义来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过程与工人阶级“两个转变”的过程应该是统一的。因而，1921年7月，中共虽然建立，但并未完全建成，只有经过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国工人阶级实现了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后，党才可以说真正建成了，建党的基础才真正完善了。第四，中国工人阶级在开始“两个转变”的初期，就有了自己全国性的政党，然后，正是在本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转变过程，迅速地把中国工人运动推到全国政治斗争高潮的新阶段。因而，与俄国党相比，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变过程（也即“相结合”过程）历时较短，仅从1919年5月到1923年2月不足四年时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没有脱出世界各国共产党创建的一般规律，毫无疑问，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不应否认，中国党的创建过程确与俄国党的创建过程有很大的不同，是从比较特殊的形式上体现了一般规律，走了一条建党的独特道路，代表着建党过程的另一种类型。这就是，中国是建党在先，完成“结合”在后。
三、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历史特点的原因简析
中共创建时期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建党过程的特殊性。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政党的破产，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急需一个新型政党的领导。特别是到了中国革命转折关头的五四运动，正是最需要革命政党指导的时候，“过去指导过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并超过了他的注意力”，因而“迫切要求有一明白历史的发展客观的环境和今后的倾向的党了——即中国共产党。”(14)也正因为中国革命的急需和“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就“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力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15)。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的边接受，边传播、边“结合”、边建党的历史特点，显示出极强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创造精神。
第二，十月革命及其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十月革命向苦斗中的中国人民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选择道路，更是它所代表的新的世界革命洪流和历史发展趋势，“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而认清了世界大势的先进分子就只有不待条件的完全成熟而奋起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领导俄罗斯式的革命，来追赶世界历史新潮流了。可见，中共的诞生，是对十月革命发端的新世界革命洪流的直接回音。李立三早年即指出，“在进到世界革命的时期，世界经济是进到整个的，即使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也可以产生共产党”，“所以，十月革命的确是中国党产生的催生药，他使中国党更快诞生，更快形成。”(16)正象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世界历史大背景所致。
第三，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促进。这就使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列宁的建党学说，直接吸取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从而免去了很多探索，少走了许多弯路。同时，维经斯基和马林对各地小组的建立和党的一大的召开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第四，中国建党过程较少受到错误思潮的干扰。俄国党创建过程历时二十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国内外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派别的严重干扰，先是民粹主义，然后是修正主义，特别是经济主义。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地理位置，没有产生或传播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思潮的深厚土壤和途径，虽也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错误思想的几次斗争，但多是外部的斗争，且很快取胜，因此，中共创建历程基本上是按照上升路线顺利发展的。
正如蔡和森在1927年8月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成立，“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它“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产生的”(17)。也就是说，一方面，毋庸讳言，党成立时其基础是不够充分的，甚至是很“幼稚的”。另一方面，尽管如此，它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表现出较大的特殊性。正如前述，这并没有违背共产党是“相结合”之产物的基本原理，恰恰是这种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党的中国特色。在当时的内外因素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不可以不待条件的完全成熟先建党，然后在党的领导上使它的基础再充实完备起来呢？因此，只要我们弄清了中共创建过程的上述特点，就完全没有必要忌讳而否认中共成立时，“结合不够广泛和深入”，“基础薄弱”的历史事实。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454页。
③④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二册。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76页。
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
⑦张特立《“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二册第464页。
⑧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第一集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59年内部版。
⑨《邓中夏文集》第456页。
⑩《“二大”和“三大”》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二大”和“三大”》第169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王学启、张继昌《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4)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纳）》，《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8-20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1页。
(16)《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6页。
(17)《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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