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咏侠诗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咏侠诗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诗，从分类研究的角度看，学术界对于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等积累丰厚，创获良多，而对唐代任侠风气下出现的咏侠诗潮却无多少关注，甚而混迹于边塞诗中。但就咏侠诗的创变来看，游侠题材汉魏时已进入诗歌领域，然汉代咏侠诗篇什零星，只不过几首歌谣或残句。魏晋六朝时，游侠题材已成为乐府诗的传统主题之一，佳构渐多。此后各代虽不乏篇，然气象不张，难成风候。在唐代，咏侠诗如异军突起，成为全社会普遍高咏的主题，无论内容的开拓，还是艺术的创变均可以傲睨魏晋，气夺明清。因此，对唐人咏侠诗从宏观上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不但能够填补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于研究唐诗风格的形成、文人的时代精神和独特个性以及侠文化在唐代的承传与发展都有重要价值。有望于此，论者主要从《全唐诗》，同时从唐代史料、笔记、传奇小说中搜集整理出近四百多首咏侠诗，并试图以侠文化和历代咏侠诗为参照作一宏观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唐人咏侠诗”这一概念，主要指唐诗中以游侠为表现对象，歌咏或表观其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等内容的作品。这样，唐人咏侠诗不但和边塞诗区分了开来，而且唐诗中一些送人、赠别、咏怀、咏史题材中的诗篇也纳入了它的范畴。
一 唐人咏侠诗创作的社会文化渊源
唐人咏侠，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学、文化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动因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其中既有全社会炽热的任侠风气这一现实土壤，统治者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边塞战事与文人的功业意识等时代需要的驱动，还有自战国秦汉以来侠文化的浸润和魏晋六朝咏侠文学传统的哺育。可以说，唐人咏侠诗是在有价值的文化传统中孕育启发出来而又在时代气氛中开出的花朵。
从现实渊源看，唐代侠风炽盛，成为侠和侠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任侠被视作一种英雄气质，成为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和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同时，它又与文人士大夫宣泄不平之气的心态和建功立业、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洋溢着高昂的时代内容，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审美观念，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力量和丰富生动的题材。
一般说来，唐人任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层中，表现出的精神特质是不同的。初盛唐的任侠风气，表现为把侠的气质精神和形象更有效地与自身的现实生活、人生理想、社会要求相结合，呈现着世俗化、理想化的色彩，任侠精神往往与改造人生社会的目标相一致，或与自身的要求相统一，随着个人阶层、理想的不同具有广泛性和多样化，任侠精神的主流在都市游侠少年的喧嚣和边塞的角鼓中得以发扬光大。
初盛唐是唐人任侠的高昂期，“处于历史又一个繁荣时期的地主阶级，精力充沛，充满自信。它的一部分成员，须要借助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建立功业是一种适宜的方式，任侠也是一种适宜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更容易做到的方式”①。任侠体现着以少年游侠儿的形象和心境作为骨干的“少年游侠精神”，它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是盛唐文化精神的一种表征。一方面，“初盛唐一些权贵子弟与士族中人，往往通过任侠活动，诸如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侠，以博取声名，为进身之阶”②。另一方面，承魏晋六朝遗续，他们也更多地将任侠作为一种时尚的标志和逞强势、竞豪奢、享优闲的理想方式。所谓“斗鸡走马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③；“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④；“东郊斗鸡罢，南陂射雉归”⑤，正说其任侠传统。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党联朋，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人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这些侠少中，最煊赫的是王孙公子。李益《汉宫少年行》对其有淋漓尽致的刻画：“玉阶霜仗拥未合，少年排入铜龙门……才明走马绝驰道，呼鹰挟弹通缭垣……分曹六博图一掷，迎欢先意笑语喧……晚来香街经柳市，行过倡市宿桃根。相逢酒杯一言失，回朱点白闻至尊。金张许史伺颜色，王侯将相莫敢论。”与此同时，与上层豪贵侠少多有朋附的地方豪族少年、闾里恶少，任侠声势也很火爆。《新唐书》卷一九七《薛元赏传》载：“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
肤，夸诡力，剽夺坊里”。《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载：“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时大宁坊力者张千，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义，刺七十一处……”可见，任侠风气在这些侠少中，还不免带有匪盗气。
另一方面，国家的空前强盛，也使游侠们试图用一种英雄的行为和豪放无羁的方式将这种气质呈现出来，崇高的责任感和人世的欲望并行不悖，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情趣紧密相联。李白《白马篇》具体地描绘了盛唐游侠这一多质性的一面：
龙马雪花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宜山虎，手接泰山猱。酒后竟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不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诗中游侠少年既放荡嗜酒、斗鸡博猎、任气杀人，然一旦边地有急，却又能杀敌立功，义无反顾。只有盛唐的时代，才能在精神世界中出现这样的少年精神。
唐代文人任侠尚气是前代少见的。邓绎在《藻川堂谭艺·三代篇》中说：“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磊落奇伟，犹有西汉之遗风。而见诸言辞者，有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之属，堪与谊、迁、相如、扬雄等相驰骋以上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①，又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曩昔东游维扬，不愈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白之轻财好施也。”其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可谓文人中最具侠行者。卢藏用《陈子昂别传》说，陈子昂“始以豪家于驰侠使气……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杜甫壮游，其《遣怀》诗有“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的铮铮豪言。韩愈《刘生诗》侠气浩荡，而柳宗元笔下的韦道安，“毙群盗”、“辞师婚”、“顾义引刃”②，更是儒生仗义行侠的典型。就唐代文人心态看，积极从政是他们最迫切的理想，因此，文人任侠，除了向往侠的自由豪迈，更多的是借以扩大知名度，出于仕途的考虑。故其侠行既有贵游侠少那样人生欲望的自由宣泄，又有边塞游侠儿赴边救难的壮烈和功名追求，也不乏民间侠风熏陶下的侠义精神。
唐代士风奢浮以盛唐为最。其文人士子斗鸡走马、狎妓优游与侠少并无二致。《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在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冶其中，时人谓此风流薮泽。”且从其诗中也可看出他们曾有的轻薄侠行。李白《行路难》(之三)：“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黎粟。”孟郊《灞上轻薄行》：“自叹方拙身，忽随轻薄伦。”而李颀《缓歌行》更是肯悔之言：“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屣……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来任侠非。”可见，任侠在中下层文人中还有一个从轻薄狂放转向正义尚勇事功的价值取向，也有一个从盲目仿效到自择力行的过程。而其自身的素质性情和积极进取的时代又使他们将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建功立业的时代潮流融入侠行中，以仗剑远游陶养浩气，进身仕途。或在山东地区受到强悍民风侠情之洗礼，或从军入幕，一游塞垣，直接受到北方少数民族豪侠尚武作风的濡染。于是出塞入幕求取功名便与任侠风尚相为表里，成为文人士子的又一条“终南捷径”。他们在“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的理想中①，毅然“抱剑辞高堂”、“横剑别妻子”②，“剪虏若草收奇勋”③，把侠义精神结合爱国英雄主义理想而发扬光大。这不仅带来了唐人咏侠诗创作的繁荣和高潮，而且也为咏侠诗提供了广阔的视野，灌注了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诗人将附丽于游侠形象的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气质视为热烈追慕的审美象征，将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视作个体人格更为根本、更高层次的需要，形成了以少年游侠为歌咏对象的咏侠诗潮，侠的世界开阔了，精神也提升了。
中晚唐时，政治混乱，藩镇与中央矛盾重重，初盛唐恢宏的任侠气象渐远渐离。在畸形的“养士”风气中，社会上的游侠，或被中央皇室和权贵录用，或被地方藩镇官吏收买、豢养，在消除异己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培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此后这种风气更为盛行。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主张讨伐淮、蔡等地，与方镇李师道、王承宗、吴元济“咎怨颇结”，裴度同遭忌恨，于是李师道等遣刺客杀武元衡于静安里，伤裴度于通化里④。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仇士良遣刺客从郭子仪宅中出围宰相李石，“马逸得还私第”⑤。另外，一些保持原侠节操的侠义之士，其侠行也多奇操异节，特立独行，表现出神秘色彩，剑侠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身份隐晦，杀人啁血，来去无踪，真所谓“去住知何处，空将一剑行”⑥。这时的侠也明显地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诗歌中，对侠的歌咏已变为对剑侠怒平不平的渲染，作者也多与佛道有关，如吕岩、司空图、贾岛等。
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与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重要而鲜活的社会文化现象，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使诗人不约而同地从中吸取了诗情，伴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形成诗坛上普遍的咏侠诗潮。诗人们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咏以及对生活中侠义精神的开拓和礼赞，不但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而且也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思想文化渊源看，唐代社会思想活跃，儒、佛、道三教并存，且与侠相融。唐文化也在中外文化交流，南北文化的对立与整合中容纳和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成分，尤其是关陇文化在胡汉杂陈的结构磨合中，多了一份刚健和豪放。唐人与魏晋人一样，反对人生伦理化的违犯本性，而要求那种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这种人生观的特征，也是魏晋人性觉醒的影响和继续。于是侠与儒的结合，促使儒家“济苍生”、“忧社稷”的思想充分展开，而任侠精神也借此获得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忠臣义士的谏诤和功业追求便带有鲜明的任侠色彩。侠与胡文化中尚武思想的合拍，又造就出英雄豪杰的感恩图报、效命疆场，文人士子的冀求知遇、走出章句、效功当世。而与道家自由精神的融汇，又生发出放档不羁、推尊个性、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气质。这一切，引起“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对松弛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①，为唐代咏侠诗的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
诸因素中，“胡风”值得注意。可以说，唐代侠风和咏侠诗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中土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唐人大有胡气”，李唐统治者实际上就是李初古拔的后裔②，“统一中原的时候，胡化色彩也就随之而来”③。同时，唐统治者也多将胡人迁徙内地，或征发其戍边征战。陈鸿在《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可见，唐代因胡汉民族大融合而产生了新的文化传统，使游侠得到了最佳的发展契机，胡人的形象和尚武任侠精神也就成为唐人咏侠诗重要的组成部分。如“绿眼胡鹰踏锦鞲，五花骢马白貂裘”④，“侠客吸龙剑，恶少缦胡衣”等诗句表明⑤，唐代游侠形象胡味十足。而且许多游侠形象本身就是胡人。如“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的游侠少年⑥。它表明，唐人咏侠诗在其创作中吸取了胡文化的营养，异域人物(多胡人)以其异域肤色、形体特征、特异技能、装饰及豪侠无畏的气质引起了诗人的审美观照，为唐人咏侠诗表现侠客形象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使其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另外，唐人咏侠诗也是从文学传统中走出来的。自司马迁传游侠到魏晋六朝咏侠诗勃兴以来，诗人在诗歌中为游侠大唱赞歌已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文学传统，那就是借侠客形象来抒发寒士的人格寄托和生活理想。唐代文人既有乐观向上的豪迈精神，又有冀遇求知、怀才不遇的垒块，因此借侠寄情就成为时代的创作风气。而司马迁《史记》中所表现的游侠精神，六朝文人在咏侠诗中塑造的游侠形象和他们火热的生命追求，就成为唐人咏侠诗的创作源头和精神上可贵的资量。
可见，唐人咏侠诗的产生、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任侠风尚、诗人仗剑远游的生活经历、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心理气质以及思想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融合密切相关。同时，前代诗文中描写的游侠形象和表现出的任侠精神又给唐人以思想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激励和形象塑造上的借鉴，遂使唐人咏侠诗包罗千古，闪耀时代，开启未来。
二 唐人咏侠诗的思想内容
唐人咏侠诗，风华情致俱本六朝，然题材之广泛，思想之深邃，贯注其中的气势都远超前代。据统计，唐人咏侠诗数量是魏晋六朝咏侠诗的近十倍⑦。这些诗主要包括拟古或拟意的古题乐府，如《刘生》、《结客少年场行》等。自旧题衍化出新题乐府，如《壮士吟》、《侠客行》、《(邯郸、长安、渭城)少年行》、《少年行》等。歌咏古代侠义之士的咏史、怀古诗，歌咏侠义精神或自抒襟怀的抒情诗等。依其表现对象，内容包括对古游侠的歌咏、对当代游侠少年的歌咏和对剑侠的歌咏。
唐人咏侠诗中，歌咏古代侠义之士的诗篇较多。尤其是一些战国游侠如荆轲、豫让、专诸、高渐离、侯赢、朱亥及四公子备受推崇。而唐人所咏，特重古游侠身上表现出来的重诺轻生、冀知报恩等任侠精神。在此类诗篇中，诗人往往借古寓今，寄托自己深沉的向往。李白《侠客行》最为生动：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首诗讴歌了战国赵魏游侠群体，集中赞扬了侠客的重诺轻生，突现了侯嬴、朱亥二侠士的千秋侠骨，诗人崇侠轻儒、功成身退的豪情亦在其中。
古游侠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就是寻知己和为知己死，故其人生信条和侠义精神集中表现为“士为知己者死”。因此，唐人咏侠诗便将冀知报恩作为古游侠最厚重的侠意识加以高咏，借以寄托诗人自己的知己渴望。鲍溶《壮士行》云：“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李白《结袜子》歌咏了专诸、高渐离这样“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的侠义之士：
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
侠客的这种冀知报恩意识在唐人咏侠诗中异常浓厚，但侠客为“报恩”而行侠也是唐代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心态的一种曲折反映。唐代推行科举制度，知贡举者握有取舍大权，举子们在试前“或明制才，试遣搜扬，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①。而一旦登第，就对知贡举者感恩终生。柳宗元《与顾十郎书》中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故唐人咏侠诗中古游侠行侠多是报知己之恩，即因“感君恩重”而行侠，充满着“长揖蒙重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的赤胆和快意恩仇的渴望②。同时为了强化冀知报恩，诗中频现“四豪”(战国四公子)、剧孟、朱家、郭解等古代豪侠，并将他们作为知己的象征，表现着诗人的积极用世，竭力寻求“明主”赏用的心理和知己不遇的失落、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③“与君同在少年场，知己萧条壮士伤。可惜报恩无处所，却提孤剑过咸阳。”④“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①“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忆平原君。”②这种对古游侠冀知报恩的歌咏，从更深的层次看，隐含了诗人对世事艰难的感慨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反映出诗人共同的时代苦闷，在唐代尤具现实意义。因而，对于出身寒门须凭自身能力去取得功名的诗人来说，“十年磨一剑，霜雪未曾试”的艰辛就包含了种种可以想象的情怀③。
需要指出的是，唐人功业意识浓厚，因而古游侠身死事不成的侠行辄令诗人寄寓深沉的悲慨，发出“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的感叹④，甚而对赞不绝口的大侠荆轲端持轻蔑。汪遵诗云：“匕首空磨事不成……青史徒标烈士名。”⑤李白亦言：“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武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⑥对其名就功不成的情感态度，表现出唐代文人强烈的功名意识和特有的乐观精神。而前人称道的古代侠义之士，唐人也不盲从，如李白《东海有勇妇》：“要离刺庆忌，壮夫素所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可见，唐人对古游侠的歌咏，包含着健全的人格意识和清醒的理性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和诗人的人生理想。另外，游侠、刺客本不相同，故司马迁分别立传。而在唐人笔下，已将刺客的胆识义气和牺牲精神纳入了侠的范畴，遂使重然诺、报恩仇、冀知己在侠客形象中更具光彩照人之处。因此，唐人歌咏的古代侠士，其内涵和外延较《史记》都有扩展。
唐代游侠群体中，游侠少年是核心和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唐人任侠精神的特征就是少年精神。这些游侠少年主要包括贵游侠少、边塞游侠儿和市井恶少。唐人之歌咏，主要是前两者，他们是唐人咏侠诗的主体和最富时代特色的内容。
唐人咏侠诗中，诗人一一坦现这些贵游侠少的任侠行为。有的写他们的斗鸡走马：“花时轻暖酒，春服薄装绵。戏马上林苑，斗鸡寒食天。”⑦有的写他们的优游：“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风光去处满笙歌。”⑧有的写他们的任酒使气：“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⑨有的写他们的博猎宿娼：“青云少年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⑩在贵游侠少中，有一部分就是京都“禁军侠少”，常在京城游侠，唐人咏侠诗中对他们的任侠行为也展露无遗。王维《少年行》四首、李益《汉宫少年行》、张籍《少年行》、李嶷《少年行》三首、鲍溶、孟郊、王建《羽林行》、李廓《长安少年行》等都属此类。
《新唐书·兵志》云：“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禁军的主要任务是宿卫，保卫京城和皇宫安全。从禁军来源看，唐代禁军一般来自“父死子继”的世兵制和府兵制，这一部分多贵族出身①。后来采用募兵制，如“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②，以至禁军中多市井博徒游侠。加上禁军的地位身份，游侠声势很盛。如韦应物天宝中曾以“三卫郎”身份侍玄宗③，他对自己当禁军时的游侠生活描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原。骊山风雪夜，十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玩痴。”④这首诗诗人以自赏的态度，描绘了唐代游侠少年中禁军侠少炽烈无禁的任侠生活，对于我们认识唐代贵游侠少的生活方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他们的纵逸不禁和狂荡，或与恶少相通，因而其杀人越货的行为就与恶少无二：“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直下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名。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⑤”可见，唐人咏侠诗中描写禁军侠少飞扬跋扈、纵逸不禁的任侠行为有不容忽视的认识意义。
在唐人咏侠诗中，诗人历历坦现这些游侠少年射猎游冶、斗鸡走马、任酒使气、赌博宿娼甚至杀人越货的轻薄侠行，主要是看到了表现在他们身上世俗享乐的生活色彩和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看到了一种通脱跳跃的生命存在，不受礼法束缚和伦理规范的风流潇洒的生活方式。
歌咏游侠少年驰骋边塞、赴难建功是唐人咏侠诗的主流，它体现着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和爱国精神，诗中行侠与赴国难、报国恩，侠客与文人紧密结合，展现着极具时代特色的内容。唐人建功立业、荣名不朽的人生理想，使诗人直承魏晋六朝咏侠诗的传统，再造了边塞游侠儿报国立功扬名的楷模。
征募游侠恶少从军边塞，汉代已有先例。唐《历代兵制记》卷六载：“天宝以后，(府兵)稍复变废，应募者皆市井无赖。”这些市井无赖，其实就是“荡子从军事征战”的游侠少年。陆龟蒙《杂讽九首》之二：“岂无恶少年，纵酒游侠窟。募为敢死军，去以袅叛卒”。而诸如“塞下应多侠少年”⑥、“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并州游侠儿”等诗句并不仅仅是诗人的夸张⑦，它也是唐代边塞时事的写照。而游侠和从军相结合，在当时也是一条功业出路。唐人对边塞游侠儿的歌咏，其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原居边地的少年游侠，多胡儿。如高适《营州歌》、李白《行行且游猎篇》中描写的游侠少年。他们未必有军籍，但“猛气英风振沙碛”。崔颢《游侠篇》最具代表性：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诗中这位边塞少年，富有勇气和智慧，出门解围，行猎归家，轻松自如中透露出边地游侠儿本身的武毅和豪迈。
二是通过募兵招来戍边的市井游侠。如前引陆角蒙《杂讽九首》之二。王维《燕支行》详细刻画了这些游侠少年的英雄形象：
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幡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踏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案共饮月支头。
此诗集中描写了边塞游侠儿的凌云胆气、英雄本色和侠者风采。在诗中，诗人将游侠酬主的临危授命与酬君报国的壮烈憧憬高度地统一了起来，而且在建功立业的自信中洋溢着乐观与豪迈。
出入塞幕的文人士子和禁军侠少中的一部分，也是唐代边塞游侠儿的组成部分和唐人咏侠诗歌咏的内容。唐代文人多侠气或任侠者，他们的功业意识在边塞游侠儿的英雄形象和生命情调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在“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①，“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的感叹中从军入塞②，求取功名。这也使他们很容易看重朝廷的嘉惠而放弃轻薄侠行，乐意效命边地。“平生怀伏剑，慷慨既投笔”③，“讵驰游侠窟，非结少年场。一旦承嘉惠，轻命重恩光”④，把侠义精神结合爱国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发扬光大。
另外，禁军侠少也有远赴边关的。《通鉴》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吐蕃寇安戍城及维州”时，朝廷发关中
骑往救之。《新唐书·兵志》云：“德宗即位……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唐人咏侠诗中，诗人热情讴歌了禁军侠少在边塞的英雄行为。如王维《少年行》：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三)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四)
诗人以辽阔的边地和重敌为背景，突出了这位禁军侠少的英勇豪迈和侠节。“纵死犹闻侠骨香”足以代表唐代咏侠诗的时代强音。
如果说唐人咏侠诗中对贵游侠少的歌咏表现着诗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对世俗礼法的叛逆，那么在对边塞游侠儿的歌咏中就无不勃发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功业意识，表现着自己有救世之才、济世之用的抱负和不甘寂寞、渴求实践、走出章句的愿望，形成了唐人咏侠诗一个较为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当然，也不乏借侠“豪气一洗儒生酸”。
剑侠是唐代游侠中一个特殊的流品，文献中多称“剑客”。如《通鉴》卷二五四：“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有时又称侠刺、刺客。《上清传》云：“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又《唐语林》云：“天宝以来，多刺客报恩。”侠而以剑领衔，自不同于游侠之重于“游”。剑侠也不像游侠少年那样成为群体，声势热烈，其活动似不与其他游侠相涉，且受佛教、道教影响较深，多奇操异能怪术，尤其剑术出神入化，令人深不可测①，行迹隐秘，独来独往。这表明侠已开始进入文人的幻设创造中，唐传奇中对剑侠的描写十分精彩。但唐人咏侠诗中，他们也是被歌咏的对象。如吕岩《剑客》、《七言》、《绝句》，贾岛《剑客》，慕幽《剑客》，李中《剑客》等。
唐人咏侠诗中对剑侠奇操异术的歌咏实难俱道一一，但其歌咏的主旨却在仗义行侠和怒平不平两个方面。如吕岩《七言》之四十九：“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钟满劝抚焦桐。诗吟席上未移刻，剑舞筵前疾似风。何事行杯当午夜，忽然怒目便腾空。不知谁是亏忠孝，携个人头人坐中。”以神秘超绝之剑术，自掌人间正义。而“杀人虽取次，为事爱公平”②，“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③，“粗眉草竖语如雷，闻说不平便放杯。仗剑当空千里去，一更别我二更回”等更以夺人气势④，描绘了剑侠怒平不平的侠形义胆。
在中晚唐，尤其晚唐咏侠诗中，对剑侠的歌咏与唐人的侠义观念和社会变化有关。从社会现实看，中唐以后，君臣伦理秩序渐闰。同时，安史之乱以来，社会上畸形的养士之风使游侠成为被豢养的刺客，是非不问，正义不行。因而李德裕等人以儒家思想重新规范侠义精神，将游侠导向儒家思想认可的范畴中，而最终归于“义”途。李德裕《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所谓不知义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为贯高危汉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为梁王杀爰盎者是也。此乃盗贼耳，焉得谓之侠哉!唯鉏麑不贼赵孟，承基不忍志宁，斯为真侠矣。淮南王惮汲黯，以其守节死义，所以易公孙宏如发蒙耳。黯实气义之兼者，士之任气而不知义者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由是而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不足观矣。⑤”李德裕以传统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观念，标举“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谓义气相兼为真侠。此论一出，代表整个侠义观念中义侠的崭露头角，侠的范围缩小了，定义明确化了。而唐人咏侠诗中对剑侠的歌咏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和伦理道德之需要。它说明中国侠的侠义观念从先秦的“士为知己者死”到中晚唐“义气相兼”观念的确立，侠亦由“轻死重气”迈向“轻死重义”的人格规范，侠文化也在不断地与正统社会上流文化的对立整合中回归主流文化圈中。
三 唐人咏侠诗的艺术审美理想
唐人对任侠精神的讴歌，从内容到规模都远胜魏晋六朝，是咏侠诗发展阶段上的一座高峰。唐人以开放包融的文化品质，完成了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这不但表现在唐人以时代精神重新观照游侠，重塑侠义精神，使咏侠诗包含了丰厚的现实内容，而且在艺术上高度成熟。主要体现为艺术审美理想的人格美、艺术境界的雄壮美以及“弹剑作歌，以泄心事”的抒情色彩。
就艺术审美理想而言，唐人咏侠诗非常注重人格美的艺术创造，并将它作为表现游侠精神特质的焦点。在侠的世界里喷涌而出的生命情调中融入自我侠风激荡下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向往，在诗人、侠客的艺术整合中，创造了富有时代感、人格美的艺术境界。
在诗人看来，侠是一种别具气质精神的人格模式，其重诺轻生、仗义行侠是一种崇高悲壮的高大人格写照，而“千场纵搏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的豪爽快意和“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的绝对自由便是一种豪宕俊爽的人格体现①。甚至游侠少年那种游冶搏猎、斗鸡宿娼等脱略小节的行为，也是一种坦荡自然的人性伸张和浪漫精神的表现。如歌咏边塞游侠儿和贵游侠少的诗篇，诗人在表现这两种不同的侠者风采和人格精神时，或将其置于边塞时事的浪尖上，或融入市井的喧嚣中，然后通过侠义英雄行为或豪荡烜赫的游侠声势的渲染，着力体现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或一种人生情趣的追求，既崇高悲壮，又豪宕俊爽。这种经过诗人艺术“过滤”的纯美人生意识，确实是唐人咏侠诗艺术的灵魂。
为了表现这种人格美，诗人采取了三种艺术手法。一是突现。即注重侠之气质精神的人格美的集中实现。诗人直抒胸臆，感情率真，语言表达的明快使人有不暇思索脱口而出的感觉，侠者形象的直接性和鲜明性如排闼而来的青山。这种“不隔”正是唐人咏侠诗的一个基本特点：“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黄金买性命，白刃酬一言”、“气高轻赴难，谁顾燕然铭”……侠的高大人格剪影突兀嶙峋，气宇轩昂，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二是渲染。即诗人从面的角度，铺张、烘托、延伸点的人格美突现所产生的强烈美感，从外貌、服饰、武器、乘骑、言行等方面进行富有个性的描绘，使侠不仅有“唐之气”，亦具“唐之象”。唐人咏侠诗中这样的铺排渲染几乎篇篇触及，举不能胜。如李白《结客少年场行》：“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而对剑侠的描写更显气势：“发头滴血眼如环，吐气云生怒世间”②；“头角苍浪声似钟，貌如冰雪骨如松”③；“眉因拍剑留星电，衣为眼云惹碧风”④。三是对比。即儒侠对比，以儒生的卑弱无用比衬侠者高大有为的人格魅力，这是唐人咏侠诗的一个基调。一方面这是唐代儒学脱离实际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侠者人格精神与泛儒文化精神在唐代对立而表现出“功名只向马上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使唐人咏侠诗在高扬侠的同时，无不将儒生作为对立面：“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⑤；“儒生不及游侠儿，白首下帷复何益”①；“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这种对比，不但从一个侧面更加鲜明地展示了侠者的人格美和价值观，而且促成了诗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形成了唐人咏侠诗独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和浪漫气息，使咏侠诗在粗犷雄强之外，平添几分风雅蕴藉之美，洋溢着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强音和催人奋进的人格力量。
在艺术境界的创造上，唐代诗人以广阔的审美视野，在咏侠诗中创造了雄浑壮美的艺术境界，成为“盛唐气象”美学规范的艺术表征之一。
唐代任侠尚气之诗人自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逸的思想，最注意宇宙间的雄浑壮美。从意象运用的角度看，唐人咏侠诗善用雄奇壮阔的意象构织宏大壮美的诗境，如在自然物象中，常用泰山、五岳、辽水、边关等。就生活场景而言，主要是大漠边塞、荒原郊野和胡姬酒肆等场景的设置。
大漠边塞这一雄阔的场景，主要表现在初盛唐歌咏游侠救边赴难的诗篇中。游侠们“雪中凌天山，冰上度交河”②、“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③、“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诗人将其生活场景设置在大漠边塞，既是实写，也是出于审美的需要。游侠于大漠边塞中纵横驰骋，方能一展侠风雄气。同时咏侠诗中借奇伟宏大的场景，使诗人的满腔热情和壮丽的山川熔铸成雄风鼓荡的刚健诗章，而其艺术上的戛戛独造，就是他们这种雄奇的审美情趣与大漠边塞撞击发出的绚丽火花。在这样的咏侠诗中，游侠与自然、困难的搏击脉动着强大的生命激流，显示着强大的人格力量。如李白《幽州胡马客歌》：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笑拂两支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
将“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的胡马客置于大漠边塞，其“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就格外崇高悲壮，气象苍莽。因此，大漠、边塞、风霜这些物象在唐人咏侠诗，尤其是歌咏边塞游侠儿的诗篇中反复出现，虽是一种活动的背景，但由于诗人匠心独运，往往构成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
荒原郊野、胡姬酒肆为侠义之士和贵游侠少经常性的活动场所。相对而言，侠义之士多于荒原郊野行侠。壮士“徐行出烧地，连吼入黄峁”④；儒侠韦道安，追盗“寒涧阴”，“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⑤；剑侠们则“笑指不平千万万，骑龙抚剑九重关”⑥。诗人这种场景设置，不但显示出侠者的正义高勇，又平添几分粗野和特异。贵游侠少们常于荒原郊野搏猎，但其主要的活动场所在胡姬酒肆(市井)。如李白《少年行》(其二)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唐代都城坊曲街市，多胡人行商，因此，胡姬酒肆这一生活场景不但从整体上突出了侠少的豪荡狂放、不假雕饰、率性而为的快乐人生，而且使诗篇富于浪漫色彩和异域风情。
大漠边塞、荒原郊野、胡姬酒肆三者在不同层面上表现了不同的游侠形象和侠义精神，有时三者相互交汇，集于一篇，并共同构建一个颇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境界。如张籍《少年行》：
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独对辇前射双虎，君王手赐黄金珰。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遥闻虏到平陵下，不待诏书行上马。斩得名王献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不为六郡良家子，百战始取边城功。
此篇歌咏游侠，从场景设置看，诗人先以游侠曾有的侠气侠行作铺垫、张本，然后一下由市井、娼楼跳跃到荒原边塞。禁中的威武、市井的豪荡、边塞的慷慨、立功的荣耀在时空转移中一一折射在游侠少年身上。时空跨度大，诗境为之开，有一股总揽天地的纵横之气，与魏晋六朝咏侠诗相较，显得格外雄浑壮阔，气象巍峨。
借侠(或剑)贯输豪情、自伤身世是咏侠诗的一个传统。作为侠文学抒情阶段上的高标，唐人咏侠诗对任侠精神的歌咏是热烈而纯情的，寄托着诗人自信、自强、自尊的时代文化心理和深沉的现实身世之感。因而就抒情言，唐人咏侠诗中，侠(或剑)在诗人笔下虚实相生，不断对象化和象征化，或表现为一种人物，或为一种形象，或为一种精神，诗人借此俯仰古今，直抒胸臆，使咏侠诗在高旷雄豪之外，包含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如歌咏边塞游侠儿的诗篇，诗人极力突现其死难、报国、立功的悲壮和崇高，寄寓强烈的功名追求：“倚是并州儿”，“百战争王公”①；“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②”这种强烈的功业情怀又使诗人对侠士立功不受赏感慨万分：“杀身为君君不闻”、“落日裴回肠先断”③。而此等情感也就同他们的怀才不遇互为表里。因此，侠的赴难立功受赏就真实地表现着诗人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其冀知报恩又无疑是诗人在寻求一个赏用自己的“明主”。当然，一些咏侠诗篇也借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抒发着诗人淡泊功名的思想。如李白《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鲁仲连“好持高节”，义不帝秦，为赵解围，“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④。李白引为同调，也就是以鲁仲连功成不受赏，淡泊功名富贵的侠节表现自我的胸襟。但同时也含借以浇胸中垒块的目的，明其报国的壮心、经邦济世的才能和失意的幽愤。这是唐人咏侠诗在热烈的激动中包孕着的深沉底蕴。另一方面，诗人也借游侠抒发自己对理想和自由精神的向往。在咏侠诗中，任酒使气、杀人搏猎等非同凡响的行为与气概都被当作高尚行为、光荣标志、时髦生活方式而受到诗人普遍的崇尚。如歌咏贵游侠少纵情不禁的行为和浓烈奢浮的任侠活动，诗人一方面铺张渲染这些侠少烜赫的声势、豪华的场面和优游纵逸行为，另一方面又以无比的企慕，情不自禁地张扬表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坦荡无禁的生命存在和自由精神，折射着推尊个性、张扬自我的时代风采。
另外，唐人咏侠诗中，一些诗篇还往往与咏物、怀古、记游、送别相结合，借景抒情，发出物在人非而英雄浩气长存的感叹。如李白《经下邳桥怀张子房》：“于房虎未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无地皆震动。”胡曾《豫让桥》：“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壮士心。”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可见，唐人咏侠诗以侠为抒情对象，或象征依托，侠的外衣中包裹着一个诗人自我，弥漫着浓郁的抒情色彩，文人、侠客和谐地统一于咏侠诗中，意激于内而气奋于外，表现出一种“余味曲包”的蕴藉美。
从艺术形式看，唐人咏侠诗表现出以乐府歌行为主，同时兼有律绝，古风等多样化的艺术特点。
唐人咏侠诗继承了魏晋以来歌咏游侠的文学传统，广泛采用乐府歌行，且有创新。如《乐府诗集》中，专门歌咏游侠的乐府诗题有“结客少年场行”和“游侠篇”等，都属杂曲歌辞。唐人不但使用旧题，而且衍生出许多变体，如“少年行”、“少年子”、“少年乐”以及“渭城少年行”、“邯郸少年行”等。同时将“结客少年场行”和“游侠篇”中轻生重义、慷慨立功和重交轻身、借躯报仇的内容融合了起来，拓宽了这一旧题的艺术表现容量①。而“游侠篇”这一原本表现贵族子弟鲜衣怒马，轻狂放荡游侠生活的形式，在唐人笔下与其变体“侠客行”、“壮士行”、“壮士吟”一起成了歌咏侠义之士豪放刚烈的雄壮诗篇。更重要的是，唐人不再拘泥于对侠的现实描写，而是把对侠的歌咏衍变为一种侠义气质的追求，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一种理想人格的崇拜。
和魏晋六朝咏侠诗不同的是，唐人咏侠诗不但把源于乐府的咏侠诗推向高潮，而且创作队伍壮大，诗体也不再限于乐府范围，律诗、绝句、古风等艺术形式也占有相当的篇幅。如叙游侠仗义行侠之事，除乐府歌行外，多用律诗或古风，歌咏剑侠绝大多数为五七言绝句。以律诗、绝句表现游侠，艺术容量大而含蓄，声律谐婉优美，铿锵有力，富于浪漫气息，脱尽了六朝咏侠诗形式单一、诗句拗口和篇幅句式不齐的艺术缺陷，且其表现出的气象与概括力，都足以反映出高度的艺术成就，同时也表明它们只能属于唐代。
当然，唐人咏侠诗，一些诗篇良莠并存，珠砾杂见，词盛气直，游侠行为不免有些重复单调。但就总体而言，则内容丰富，气象恢宏，富含时代精神，闪耀着理想光芒，艺术形式多彩纷呈。唐人以高昂的激情，在咏侠诗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承前启后的艺术丰碑。
①②罗宗强《李杜略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③秦韬玉《贵公子行》，《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六七○，页7662。
④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全唐诗》卷二四，页322。
⑤李白《少年子》，《全唐诗》卷二四，页323。
①李白《与韩荆州书》，见《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页1240。
②见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134。
①②李白《送张秀才从军》，《全唐诗》卷一七六，页1799。
③李白《送族弟绾从军安西》，《全唐诗》卷一七六，页1799。
④见《旧唐书·李正己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见《新唐书·李石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⑥慕幽《剑客》，《全唐诗》卷八五○，页9624。
①陈伯海《唐代社会的思想潮流与诗歌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页259。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③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④薛逢《侠少年》，《全唐诗》卷五四八，页6334。
⑤虞世南《从军行》之二，《全唐诗》卷一九，页226。
⑥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全唐诗》卷二四，页322。
⑦笔者依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统计，汉代咏侠诗(主要是残篇、歌谣)共10首，魏晋六朝咏侠诗共57首。
①薛登《论选举疏》，《全唐文》卷二八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2851。
②李白《走笔赠独孤驸马》，见《全唐诗》卷一六八，页1739。
③李贺《雁门太守行》，《全唐诗》卷二○，页244。
④雍陶《送客二首》之一，《全唐诗》卷五一八，页5928。
①李贺《浩歌》，《全唐诗》卷三九○，页4399。
②高适《邯郸少年行》，《全唐诗》卷二四，页329。
③贾岛《剑客》，《全唐诗》卷五七一，页6618。
④元稹《侠客行》，《全唐诗》卷二五，页333。
⑤汪遵《易水》，《全唐诗》卷六○二，页6957。
⑥⑨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⑦王贞白《少年行》，《全唐诗》卷二四，页324。
⑧李白《少年行》其三，《全唐诗》卷二四，页323页。
⑩李白《少年子》。
①按《新唐书·百官志》南衙十六宿卫的府兵有内外府之分。内府皆势宦子弟。其中规定二品、三品子可补亲卫，二品官曾孙，三品官孙，四品官子可补勋卫及东宫亲卫。三卫为势宦子孙以“门资”进身的阶梯。
②《唐会要·京城诸军》，中华书局1955年版，页1294。
③④《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66-167。
⑤王建《羽林行》，《全唐诗》卷二四，页317。
⑥高适《送浑将军出塞》，《全唐诗》卷二一三，页2219。
⑦戎昱《出军》，《全唐诗》卷二七○，页3022。
①孟浩然《送告八从军》，《全唐诗》卷一六○，页1640。
②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页2293。
③刘希夷《从军行》，《全唐诗》卷八二，页880。
④李益《从军有苦乐行》，《全唐诗》卷二八二，页3202。
①龚鹏程《大侠》中将剑侠的本领分为飞天夜叉术、幻术、神行术、用药术、断人首级、剑术六个方面。见《大侠》，台湾锦冠出版社1987年版，页140-157。
②慕幽《剑客》，《全唐诗》卷八五○，页9624。
③④吕岩《绝句》，《全唐诗》卷八五八，页9694、9697。
⑤《全唐文》卷七○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3224。
①高适《邯郸少年行》，《全唐诗》卷二四，页329；张华《博陵王宫侠曲》其一，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9页。
②吕岩《七言》之四八，《全唐诗》卷八五七，页9689。
③④吕岩《七言》之五九，《全唐诗》卷八五七，页9690。
⑤杨炯《从军行》，《全唐诗》卷五○，页611。
①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全唐诗》卷二四，页333。
②陶翰《燕歌行》，《全唐诗》卷一四六，页1473。
③王涯《陇上行》，《全唐诗》卷三四六，页3875。
④刘禹锡《壮士行》，《全唐诗》卷二五，页334。
⑤柳宗元《韦道安》，《全唐诗》卷三五二，页3945。
⑥吕岩《七言》之四六，《全唐诗》卷八五七，页9689。
①刘济《出塞曲》，《全唐诗》卷一八，页187。
②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之一，《全唐诗》卷一七六，页1798。
③王宏《从军行》，《全唐诗》卷三八，页495。
④《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459、2465。
①见《乐府解题》中“结客少年场行”和“游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