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意蕴及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马克思论文,意蕴论文,意义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鸟瞰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源流，会发现它是一条曲折而又闪光的人的自我认识之河。它经历了萌芽、提出、形成和发展诸阶段，与马克思两次世界观的转变即由黑格尔主义向费尔巴哈主义、从费尔巴哈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相伴随，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的人的存在思想。对此，我们有必要作深入的反思，理清其深刻意蕴及其在人的存在研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
“现实的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这里所蕴含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尽管马克思曾对之作过几种规定，但均未能全部涵盖其内容。大致讲来，它意指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意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依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却可以被我们所经验或所体验的、其生活过程可以被我们作精确描述的人。作为单数，它指个人；作为复数，它指“人们”，即群体或人类。因此，现实的人就是可以实证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物，一种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之统一的一个个的“我”或“我们”；就是人本身，不是人之外的什么东西如上帝、理念或自我意识等幻影。在此点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等人没有分歧，分歧只在于马克思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人之为人的更本质的东西，费尔巴哈等人却停止不前了。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曾表达过此思想：“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①
第二，“现实的人”最根本的含义，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正是在此点上，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成了客观现实中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本质反映。因为人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活动，而且是某人区别于他人的最根本的基础，故而它成为人的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统一的本质存在。我们根据人的实践活动的状况就不仅可以弄清其文明程度，亦即与动物的区别的程度，而且可以判断人与人的本质差别、民族与民族的本质差别等等。又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始终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所以，社会关系也成为人的本质存在的重要方面，我们根据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如性质、范围等）也可以了解其文明程度和彼此发展的差别。人的实践活动规定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内涵；人的社会关系则规定了人的存在的形式、外延。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同规定着人之为人、某人之为某人的具体内容。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彻底超出了旧唯物论的人的存在观。
第三，现实的人是一种整体存在。他不仅是自身存在，也是他与外部自然、社会的关系存在，还是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作为自身存在，人也是双重的存在，即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精神存在本质上又是后天的社会文化积淀层，是人身上的社会因素，是人自身存在中更根本的东西。作为关系存在，人一方面存在于他与自然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存在于他与社会的关系中。此关系存在恰恰就是人的现实的感性存在，因为人自身内在本质力量要显现出来，必然表现为此关系存在。作为实践活动存在，人一方面表现为改造自然的主体活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改造社会的主体活动。此种存在恰恰就是人的最本质的感性存在，因为它使主客体联系起来，不仅使人的关系存在成为现实，而且使自身（主体）的存在实现了出来；还使得人自身的本质存在和关系存在得以丰富和发展。
第四，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总有对象，所以，人又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换言之，他的存在又显现在他的对象里。人是整体性存在，是多重主体，故有多重客体（对象）。此多种客体就构成了他的对象世界。此对象世界也是他的存在的现实、确证物。我们根据人们的对象世界就可以判明他们的存在状态，如原始人或现代人；根据某个人的对象世界也就可以判明其存在状态，如工人或农民、诗人或科学家等等。
第五，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人又是历史的存在物，不论其自身的直接存在、还是其关涉着的间接存在都是不断被创生着、丰富着的“赫拉克利特河流”。其间存在着诸种规律，如需要与生产相互作用规律、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矛盾规律、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矛盾规律、生产活动的优化规律、自由时空日益增多的规律、人类从必然王国不断趋向自由王国的规律等等。
第六，现实的人不只是“现有”，也有“应有”，是二者的对立统一体。动物只是“现有”、不知“应有”，人则因其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活动而知“应有”。“现有”的人亦即当下的、现存的人；“应有”的人亦即理想的、合理的人。人的“应有”总是从“现有”推出的，如人类的理想存在从人类独有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中推出，资产阶级的理想存在从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引出；“现有”又总是与“应有”有矛盾的。正是此矛盾推动了人的存在的发展。马克思在研究现实的人时，绝非仅仅研究人的现存状态，而是既研究人的现存状态，又研究其理想状态，并时时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其矛盾运动的。这就使得马克思的人的存在思想决不是所谓“纯粹客观”的对人的现状的描述，而是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相统一的学说。因此它才成了人类解放的伟大指南。
当然，“现实的人”思想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含义，但以上这六点是主要方面，由此可逻辑地推演出其他内容来。这六点也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前四点分别讲人的实体、本质、主体性存在和对象性存在，四者均属人的静态存在问题；第五点讲人的动态存在和发展问题；第六点讲人的存在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见，马克思虽然没有为我们留下完整的人之存在论著作，但其“现实的人”之思想中包含着一种全新的人的存在论体系，挖掘和发挥之恰恰就是我们的任务。
二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的产生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因为它标志着人的存在研究的新转向，即由抽象人性论研究转向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研究，从古典研究转向了现代研究。这便是其深刻的理论意义。
正如生产力的变革根源于生产工具的新变革一样，任何理论的革命也根源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因为方法即工具。马克思人的存在学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往的人学理论之所以困境重重，不能解开人的存在之谜，除了有历史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持着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旧唯物论者虽然在人的问题上坚持自然主义观点，力图从人的客观的自然存在出发理解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现象，但由于不懂人之为人恰恰在于他的社会历史性、他的社会实践性，因而不能辩证地、历史地把握人，没有揭示出人的存在之真谛。唯心论者尽管看到了人的理性和社会文化熏陶有关，看到了它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看到了人的实践在人的存在及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黑格尔），可是由于并不真正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真正知晓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过分夸大了人的理性、自我意识等主观能动作用，因而也没有把握住人的存在的本质及规律。结果，旧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在此都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都企图找到万古不变的人的理想本质和理想状态，并用此来说明人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多把人的理想本质和状态理解为在纯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自然本性和存在方式，后者多理解为人的理性和伦理方式。但他们始终未能找到统一的人的存在，而只是把他们那个时代甚至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理想的人说成了超历史的真正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费尔巴哈的“人本身”不过是“德国人”，洛克的“自然人”不过是“英国人”，十八世纪思想家们所说的鲁宾逊式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实际上只“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②即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独立的个人。这种被时代和阶级偏见以及错误世界观和方法论蒙住了慧眼的思想家们当然在人的真谛问题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陷在那种“虚构”的“抽象”的人性论“迷雾”之中。
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之所以能够冲破以往抽象人性论的思想框架，根本之点在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伟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它作为观察和研究人的存在的伟大工具。具体说来，马克思主要为人的存在研究提出了如下几点方法：第一，实证科学的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经验观察”和“现实描述”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以往人的学说即“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③的理论，都是“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④建立起来的，因此都是以幻想、虚构、教条、想象，一句话，以观念为基础、以思辨为方法的，因此不能摆脱抽象的人性论的枷锁。要想“理解真正的人”，使人的理论成为科学，就必须采取“经验观察”和“现实描述”的实证科学方法。所谓“经验观察”方法就是要“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人看作是“处在一定条件下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⑤所谓“现实描述”方法就是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⑥作真实的描绘的方法。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人的发展历史中抽象出科学的原理来，使人学成为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⑦当然，马克思的“实施”方法既不同于当时的经验论方法也不同于后来的实证主义方法。经验论者与实证论者的实证方法从本质上讲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他们眼中人的活动就只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⑧马克思的“实证”方法则是以自己全新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方法。第二，实践考察方法。马克思既不像唯心论者那样，只从人的理性方面来理解人，也不同于旧唯物论者，把人仅仅理解为客观的被动的孤立的物，而是把人理解为一种能动的实践主体，理解为他的实践活动，理解为自己的实践产品和对象世界或实践范围。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人，就不只是“人自身”，而成了一种活的人的存在画卷。第三，社会考察方法，即把人理解为社会的存在物，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第四，整体考察方法，即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种总体性存在。作为主体，人是由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作为活动，人是一种存在序列和总体结构；作为结果，他既物化自身于多种客体中，又使多种客体变为主体自身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世界，是多重的结构世界；作为社会成员和关系，也具有多重性。因此，在这里，人的存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关系”。⑨第五，历史考察方法，即把人的存在总体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的统一到发达的分化、由片面的发展到全面的发展、由狭隘性存在到世界性存在、由必然王国的人向自由王国的人逼近的永恒不息的运动。第六，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相统一的方法，即不仅考察人的存在的客观状态，而且始终以人类发展的理想为终极目标。在此，理想与现实不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人类理想由人的存在的发展规律所决定，人的存在又不安于现状，听任天命，而要使自在存在变为自为存在，能动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第七，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即从研究人的一般存在到具体存在、从无差别的存在到有差别的存在的方法，这同时也就是把人的认识论与人的本体论、人的逻辑学三者统一起来的方法，因为“这些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的规定；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⑩
由于发现了以上新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就能够把人当作一种特殊的存在物来研究，不仅研究人“是什么”，也研究其“怎么样”和“应怎样”，还研究其“如何是”即如何实现“应是”等问题，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研究，即从抽象人性论研究到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研究的转向，从古典人学向现代人学的转变。
正是依据新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才提出了一系列人的存在学说的新范畴，如“现实的人”，人的“本体论”，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实物存在”、“实践存在”、“对象性存在”，人的“主体性”、“客体性”、“人的世界”、人的“狭隘性”，与“世界性”、“个性”与“社会性”、“片面存在”与“全面存在”、“人的规律”、“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等等。正如列宁所说，范畴是人们认识世界之网的网上纽结，关于人的存在的这些新范畴当然也是认识人的存在这个复杂网络的网上纽结。有了它们，再根据正确的逻辑规则和实践经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辩证分析，马克思就得出了上述许多新原理、新结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现代精神的全新的人的存在学说。
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研究的这一系列新方法、新观点，还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应占有适当地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思想发掘、研究较少，以致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即以为马克思似乎很少重视研究人的存在问题，至多只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终生所孜孜以求的就是人的解放问题，因此人的理论问题始终是他考虑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人的问题是其整个学说的终级价值取向问题。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学家和人道主义战士。与以往人学家和人道主义者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有着自己的科学的唯物史观、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因此是价值取向与科学基础之统一的学说。当然，马克思的人的存在论也确有其不足之处，第一，它没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其观点和方法是附属在其他学说之上的。第二，它较多地研究的是人类、阶级等群体的人，对个体的人研究较少。但这种缺陷主要是由客观历史原因所致的，即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个人存在的发展还没有提到人类实践的日程之上。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观上对个人存在不重视，不论在《共产党宣言》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人类解放的目标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使个人能自由地全面地发展。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人的学说切中了时代的脉膊，回答了当时大多数人即广大劳动群众所普遍关心的人的命运问题，它才成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指南，显示了伟大的实践意义，改变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试问：在人类历史上有何种关于人的理论具有过如此伟大的力量呢？从来没有过。
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现实的人”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观点和方法仍是我们正确考察历史上人的存在思想的一盏明灯，仍是我们研究人的存在问题的理论基础，其伟大的实践精神也启发我们：应当站在我们时代的时空座标上来回答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应在抽象理论的王国中徘徊。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
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15、30、30-31、30-3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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