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作为东亚也是亚洲的强国，并曾有过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日本，其政治走向如何，无疑会对东亚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和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状况及原因，从而指出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拒不认罪，对天皇制念念不忘。关于这一点并非是森喜朗的专利，被认为曾在中日建交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田中角荣，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从未承认过日本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再看田中对日本天皇和天皇制的态度：“我虽然被称为庶民政治家，而我本身却十分尊敬皇家贵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排除千难万苦，其根基就包含着统一民族、团结之核心的天皇家族和世袭的天皇制度……二次大战结束后，天皇陛下为安慰和鼓励在战争中受到创伤和疲惫不堪的人，走遍了全国各地”。（注：〔日〕早坂茂三：《田中角荣秘闻》（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165～166页。）其后的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首相，也都有过类似的言论。之所以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是他们虽然在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战前的观点，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却是公开表明“坚持中日友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以后者掩盖了前者的实质；二是他们还没有像森喜朗这样公开地、毫无顾忌地鼓吹天皇论，并在遭到国内外强烈抗议后，仍拒绝收回其错误言论的。可见，日本政治右倾化源远流长，并非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近几年才有的，而是近些年来不断加剧的。
二、视和平宪法为眼中钉，意欲修改之。修宪问题也是“冰封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这一问题最早可以追溯至岸信介内阁时期。1957年岸信介内阁设立“宪法调查会”，试图修改宪法，改宪派活动亦颇为猖獗。只是由于在五五年体制下，日本朝野的反改宪的势力较为强大，在国会中无法超过法定的改宪人数而只好作罢。此后日本国内改宪的主张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到中曾根时代复又抬头，但亦因在野党和护宪势力的反对而未能得逞。90年代以来，日本改宪呼声再度高涨。1997年自民党、自由党联合其它党派成立了“国会议员推进宪法调查同盟”，主张在国会内设立常任委员会研究调查改宪事项。尽管这一主张因民主党、公明党和改革俱乐部等政党内护宪派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这一主张的实质却由小渊内阁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去年7月6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会法改正案》决定在国会内设置“宪法调查会”，设置时间为5年。5年的“宪法调查会”和“常任委员会”其目标与实质是同样的，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的长短区别而已。日本修宪的目的与实质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即无非是要修改早已被日本政府视为阻碍其向外“发展”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当然，为了遮人耳目，在具体修改时肯定会对其它条款作些自欺欺人的改动以为陪衬。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的改宪主张基本代表了改宪派的观点。他说：“日本宪法条文中有许多规定不确切，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九条，第九条的前半段和后半段相互矛盾[中略]。后半段不保持战争力量的规定，不但世界各国绝无仅有，而且也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联合国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消除热点地区的纷争，如果各会员国都不拥有军事力量，维和部队就无法派遣，联合国的使命根本不能完成”。（注：转引自鲁义：《小渊政权与日本政治走势》，载《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4期，第9～10页。）北冈伸一的文章发表在《读卖》杂志1999年第4期上，但早在1994年11月3日《读卖新闻》就发表了《读卖宪法改正试案》，并将现行宪法第九条中的“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改为“永远不承认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和“能够拥有自卫组织”。中国学者王金林先生就此分析说：“‘放弃’和‘不承认’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放弃’意味着不拥有一切武装，不发动一切战争；而‘不承认’则意味着日本国民不承认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同时可以承认拥有‘自卫的’军队、‘自卫的’武器和‘自卫的’战争”。（注：王金林：《日本的“国际国家”战略目标与军事大国趋向》，载《东北亚学刊》2000年第1期，第14页。）
其实，尽管日本修改宪法暂时还没有实现，还没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但90年代以来的通过PKO法案，参与海湾战争，军费的不断增长，制定《周边事态法》等一系列行为早已把和平宪法的精神实质架空、和平灵魂抹杀得荡然无存。而修改宪法则只不过是对这些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追认而已。
三、极力发展军事力量，妄图充当军事大国。日本军事力量的膨胀发展，也是人所共知的。早在80年代日本的军费开支既已打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惯例，而军费开支的增幅在8%以上，年度总额从20945万亿日元增到39189万亿日元。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字，日本的军费开支从1983年起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到了90年代更是有增无减，1996年日本的军费总额高达48454万亿日元。
日本陆上自卫队目前已超过14.5万人，尚有后备兵1.5万人，拥有坦克900多辆，火炮近千门，日本自制的“90式”坦克采用德国授权生产的120毫米滑膛炮，配备有自动弹药装填系统。除对付地面目标以外，还可射击直升机，并配有先进的传感装置，可参照战场上的气压、风向、发射距离等即时数据进行电脑分析与修正，以求首发命中目标。日本的空中力量亦具世界先进水平。据1999年7月10日《朝日新闻》报道，用来代替F-1机型的F-2支援战机，其试验已进入最后阶段，日本防卫厅计划发展130架。该机具有多目标追踪搜索功能的航电装备、先进的线传飞控系统等，作战半径在810公里左右，比美国的F-16更胜一筹。航空自卫队自1982年起就配备了美式F-2预警机，并拥有“爱国者”导弹。该自卫队的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经配备了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目前能与之匹敌的、用于广域防空的地空导弹系统只有俄式SV-300。日本发展海上武装力量更是不遗余力。目前海上自卫队有各型舰艇163艘，约33万吨，另有飞机390架。这些舰艇装备先进，采用了隐形、新材料、电脑、垂直发射等一系列高新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海上自卫队装备了3艘号称“20世纪最高级战舰”的宙斯盾护卫舰，另一艘准备服役，今后还计划建造4艘。宙斯盾系统内的相控阵雷达是由电脑控制的多功能雷达，阵面上排列有类似昆虫复眼的辐射源，具备同时处理一百多个目标的作战能力，配备可装90枚防空、反潜导弹的MK-41垂直发射装置，以每秒钟发射一枚的速度，打击空中和水下目标。海上自卫队还于1994年配备了世界上最高性能的P-3C反潜预警机，现共有104架，仅次于美国的205架。另据韩国《东亚日报》1999年8月5日报道，海上自卫队正在考虑建造两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空母舰。（以上材料均来自《光明日报》2000年2月23日李志伟《膨胀的日本军事力量》一文。）
日本在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还设立机构对军事情报和实战问题进行研究。1995年8月30日日本防卫厅即宣布“希望明年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以设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购买战斗机和进行反弹道导弹的研究”。今年3月中旬日本防卫厅设立了以防卫厅长官为会长，由该厅次官、防卫局长和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幕僚组成的研究会，以便为应付“周边事态”等而出动自卫队做准备。研究会还假设日本有事、周边有事、对付游击队攻击日本国内设施等各种情况，研究制定详细规定。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虽然极其复杂，但究其要者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战后日本缺少一个对侵略战争进行认真反省、对战争责任进行真正清算的历史过程。本来日本战败后，有不少日本人对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是有犯罪感和内疚感的，但由于美国出于一己之私的占领政策，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对战争犯罪进行彻底地追究，致使很多与侵略战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甚至是战争罪犯又重新跻身于统治阶层。从人的角度来讲，战后很多的日本政治家甚至首相，都曾参与过指导战争的活动，他们的政治理念、战争观和意识形态与战前并无二致，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原有的战争犯罪感和内疚感、责任感自然日益淡薄，从而对否定侵略战争、美化天皇制的言行渐渐失去了抵制和批判的能力。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大国的日本，意欲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作为”。战后日本利用了美国扶植及其它一切可能利用的有利条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很快便实现了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至60年代末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居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二位。197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44.5%，（注：吴楠等著：《战后日本政治》，航空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1985年起它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960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3.7%，居世界第二位。1991年日本对外纯资产达5136亿美元，已居世界第一位，“从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注：李树藩等主编：《最新各国概况》（修订本），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不甘心在政治和军事上默默无闻。近年来日本一直在不懈努力，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并欲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早在1988年日本交纳联合国的会费即占总额的10.84%，成为会员国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会费大户，1992年提高到12.45%，1998年为17.98%，2000年将达到20%（注：转引自鲁义：《小渊政权与日本政治走势》，载《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4期，第9～10页。）。凭日本的经济实力和积极的外交努力，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名符其实的政治大国并非是遥远的事。
三、保守势力的增长与牵制政府的力量减退。战后日本自“五五年体制”确立以来，便是保守的自民党执掌政权，一直到1993年8月，社会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当选众议院议长，接着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七党一派联合内阁成立，使得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第一次失去政权。但很快自民党便加入联合政权之中，并从1996年以来自民党总裁再次登上首相之位。目前在自公联合政权中仍是最有实力的政党。然而，日本的政治是很特别的，自民党一党执政时政治右倾化并没有像联合政权以来这样明显和严重，因为那时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首的革新势力对自民党的政治右倾行为一直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论在国会内还是在国会外都有力牵制了自民党的右倾主张。笔者对日本政党问题缺乏研究，不知是否因为在野党为了加入政权和加入政权之后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但除日本共产党而外日本在野党全面倾向政治保守化却是近年来的事实。不仅如此，从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和关于石原、修宪的舆论调查来看，日本国民也已出现“总体保守化”倾向。正是由于日本保守势力的增长造成牵制政府的力量减退，才使得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
四、日本国内对政治右倾化批评的狭隘性。早在1995年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即指出：“虽然日本传媒，特别是报界，一向号称开明，但对桥本祭拜靖国神社一事，除了指出这一行为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就是强调这会引起亚洲国家的强烈反映，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没有好处”（注：转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8月15日。）。包括其它日本国内对政治右倾化的批评，大都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考虑，而非出于道义上、公理上的本质批评。对今年森喜朗关于“神之国”言论的舆论批评更是如此：无论是《朝日新闻》还是《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批评文章，都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怀疑他是否具备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负责人的素质”上，而不是批评森喜朗所鼓吹的“神之国”天皇制正是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这一本质问题。至于内阁内部人的“考虑到对外影响，作为一国首相的讲话应该仔细推敲”，“必须慎之又慎，以免发表引起人们误解的讲话”，甚至连批评的意味也没有。由于日本国内对政治右倾化批评的狭隘性和非本质性，使得政治右倾化的推进无所顾及而大行其道。
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仅极大地影响着本国国内的政治走向，而且也加深了东亚主要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感。
一、就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而言，其貌似矛盾、实则拒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表现极大地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和猖獗程度。近年来日本国内关于“反对自虐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书籍大量出版，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右翼团体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的照常举行，中国电影《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放映遭到骚扰，油画《南京大屠杀》在远隔日本万里以外的荷兰展出竟受到日驻荷兰使馆的阻挠，凡此种种，无一不同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问题紧密相连。从石原当选一事可知，在日本国民中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取舍和评价，政治是否右倾、政治品格的优劣已经完全不是标准了。更为可怕的是，目前在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国民的大多数已经容忍政府和右翼的行为了。甚至当我们反驳、批判日本政府和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时，日本国民反而认为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历史辫子”、“打历史牌”。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青年人，更觉得历史问题与他们无干，所以对中国总提历史问题产生反感。殊不知，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那样：“中日关系上的历史纠纷，坦率地讲，中国没有责任”，“这些纠纷没有一个是由中国引起的。”尽管如此，但由于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行为已经给中日两国人民在情感上人为地设置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并且这条鸿沟目前尚有日益加深的趋势。这极大地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情感交流，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由于日本不仅与中国有历史认识上的差距，同韩国、朝鲜在历史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其原因如果抛开日本尚未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而论，也是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所致。所以，这必然也会给朝日、韩日之间国民感情的交流带来巨大障碍，从而对东亚地区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不利的，也不利于日本同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使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再就修改宪法而论，虽然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修改自己的宪法，而修宪本身纯属内政问题，任何他国都无权干涉，但是修改宪法的目的和影响却不能不引起邻国和他国的关注。不惟修改宪法，即使是修改其它法律也无不有目的和影响问题。例如，前西德政府曾于1964年、1969年两次修改刑法，延长杀人罪的时效，1980年第三次修改，取消杀人罪的时效。其目的就是为了永远追究纳粹犯罪，其影响就是随着逃亡国外、甚至隐姓埋名多年的纳粹分子的不断伏法，德国在历史问题上得到邻国的理解和赞赏，德国和邻国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而日本修改宪法的目的已如前述，就是要排除现行宪法对其重新武装、出兵海外、甚至发动战争的束缚。日本修改宪法会更加助长国内右翼势力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蔓延，从而恶化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可以预见，修改后的日本宪法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措辞，都会在“自卫”的幌子下，使其重新武装、出兵海外、干涉他国、甚至发动战争合法化。尤其在以《周边事态法》为核心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的依据下，日本可以借口“周边有事”以美国同盟军的身份打遍东亚乃至亚洲。
如果说日本修改宪法是对东亚地区的间接威胁的话，那么，日本军事力量的膨胀发展则是对东亚地区的直接威胁。从上述所引的材料看，日本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卫的范围。尽管目前日本还没拥有自制的导弹与核武器，但以日本的科学技术、军备能力和经济实力，一旦需要随时都可以制造出来。日本发射卫星的Ⅱ-2、M-5和N型运载火箭，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远程导弹。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曾经坦言“日本有能力拥有核武器”，去年10月19日日本防务厅政务次官西村真悟竟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的欲望得以实施，日本完全可以在一年内造出核武器来。
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不仅直接威胁着东亚地区的和平，给东亚各国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且由于历史上东亚各国曾受过日本的侵略之苦，这就使得东亚各国面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压力，必须考虑防止日本的再次侵略问题，由此不得不加强和发展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这对东亚地区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经济大国而不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军事大国都一定对邻国和地区和平构成威胁。我们说日本对东亚地区构成威胁，也不是说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本身，而是说曾有过对这个地区进行侵略历史而至今却拒不承认侵略罪行并不断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思想远未肃清、企图重当亚洲霸主、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的这样一个日本才会对东亚地区构成威胁。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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