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史学跨学科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滨逊论文,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 （2000）04—0125—06
引子
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具体言之，就是史学研究者有意识地跨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特定领域，引进和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加以深入的探讨（注：参见拙文：《当代史学与跨学科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上述当代史学的发展特征，反映在研究实践中，不仅表现为研究方式的变革，也体现于史学观念的更新。换言之，当代史学在推展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中，既不断变革传统的研究方式，同时又逐步更新固有的史学观念，亦即发生于当代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涵括研究方式变革与史学观念更新二方面的内容。不仅如此，如果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分析，那么可以这样说，史学观念更新之于研究方式变革，往往具有先导的意义。因此，述及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的状况，毫无疑问二者不可偏废。而若论更新固有的史学观念、从而影响着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的进程，最值得提及的无疑当推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及其代表作《新史学》。勿庸讳言，作为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并没有提出过“关于历史理论的体系”（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184—185页。）；至于他的《新史学》，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今天看来也不可避免存在着幼稚、片面甚至错误之处。尽管如此，诚如他的学生巴恩斯对自己的老师所作的评说：鲁滨逊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同时也是“新史学派的宣言”的《新史学》，“最具创造性和最革新的一段，是‘历史的同盟者’那一章”（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 年译本，第182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滨逊的观念创新仅局限于“历史的同盟者”这一章，言下之意是说他一反固有的史学观念，阐明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由此点明了鲁滨逊的学术功绩所在。此外，无论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还是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在述及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状况时，都给予鲁滨逊以一定的地位，评价他“即使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还处于极盛的时期，……始终在向社会科学寻找新的认识能力”（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第73页。）。由此可见，探索当代史学跨学科研究的推演进程，鲁滨逊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
最集中反映鲁滨逊史学观念的，是他的代表作《新史学》。虽然在鲁滨逊生活的年代里，“跨学科”一词尚未普及，他还未能借助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但是，如果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重新审读他的《新史学》，那么，就不难发现，20世纪初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相关主张中，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跨学科思想。
一
在鲁滨逊所提出的一系列史学主张中，最具有创新性、同时也最直接表达了跨学科思想的，应该说是他的学科观念。
众所周知，人类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结构特点。古代，科学未经分化，一切科学知识均蕴涵在哲学以至神学之中，表现为一种混沌的整体。从15世纪起，随着人类要求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认识形式也逐步发生变化，转而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科学由此进入分化发展的阶段。于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相继从哲学或神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为一门门独立的学科。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则是相继诞生的各门学科“独立”观念的生成，从而在不同学科之间立起一道道森严的壁垒。
毫无疑问，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研究也是随着科学进入分化发展阶段，而逐渐从哲学以至神学中分化出来，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由于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没有也不可能立起森严的壁垒（注：参见拙文：《当代史学与跨学科研究》，《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尽管如此， 伴随着历史知识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专业化，不可避免会相应形成以历史学自我为中心的学科观念。而在分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发展阶段，这种观念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以致演变为阻隔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往来交融的学科壁垒。更有甚者，随着其它各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转而需要对其所研究对象作历时态的溯远源性研究，于是这些学科的学者纷纷把触角伸进历史研究领域。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历史学家想竭力保护历史的领域，深怕为其它学科所侵占”（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1页。）。而抵御其它学科“侵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捍卫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增强了历史学科的“独立”观念，强化了固有的学科壁垒。
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是，鲁滨逊对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了合符逻辑的阐释。他很明确地指出：“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这也就是说，虽然不同学科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往往互相交叉，研究范围也不断在变化。不同学科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应该说这是鲁滨逊学科观念的基础。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进而认定：“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它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既然不同学科互相依赖、相互促进，那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不应该人为地立起所谓森严的壁垒。鲁滨逊由此告诫说，“科学工作者是不能要求独占一个即使是很小的科学范围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亦即不能作茧自缚，把研究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自我封闭的领域内。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违背科学的逻辑，同时也阻碍科学的发展。
当然，鲁滨逊论述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互相交叉、互相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目的是在于说明历史学科也决不例外。他说：“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都取决于历史是否能够克制它自己，不要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准确地理解这一段话的含义，则是说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不可能超脱于众学科之外。基于此，鲁滨逊又进一步指出：“假使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既然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那它作为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也是与其它学科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对此鲁滨逊作了十分明确的表述：“历史这门学问必须要承认：它同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其他科学一样，它的发展是以其他兄弟科学作根据的，它只有同它们一起取得发展后，它才能反过来在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过去做出一点贡献。”（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4页。）科学是共同发展的。历史学只有摆脱固有的“独立”成见，与其它学科互相交叉、相互渗透，才能促进自身的进步，进而发挥作用。如此阐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显然是透彻的。
而作为上述观念的延伸，鲁滨逊还清楚地看到史学专业化所带来的弊端。不可否认，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系列特点，由此要求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但是，如果过于强调这一点，那就不可避免导致自我封闭性，人为地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立起学科壁垒，阻隔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融，从而造成目光短浅的弊端。鲁滨逊从他的学科观念出发，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近代历史学者往往向专业发展的趋向，他们希望专长某个领域。其实，这种现象往往会阻碍他们去真正了解他们认为似乎是最了解的东西。”（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7页。）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学家之能够慢慢地摆脱古代谬误的见解，大部分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全面影响，取决于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37页。）。也就是说，历史学是在吸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断进步的。反之，只能造成历史研究的肤浅以致停滞不前。如果细阅《新史学》一书，那就不难发现，鲁滨逊就此所作的论述并非凭空而发，而是基于他对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因此颇具说服力。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鲁滨逊能够在本世纪初提出不同于传统的学科观念，显然是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科学从15世纪起经过几百年的分化发展后，至19世纪末开始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整体化的阶段。与科学的分化发展不同的是，科学的整体化表现为各独立学科一改昔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况，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不断打破伴随分化所形成的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则是对学科“独立”观念的否定。另一方面，科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分化独立以及充分发展，至本世纪初已经足以为历史学提供相应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新学科的生成创造了条件。正如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一文中所说：“关于历史学者必须具有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论点，则是到了最近才流行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近时才到达这样的境界：它们的题材的可靠性，足以为历史见解和历史分析提供稳妥的基础。”（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务馆1989年译本，第181页。）作为历史学家，鲁滨逊不仅敏锐地感悟到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适时更新学科观念，而且坚信：“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历史学不可避免被卷入科学革命的潮流（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20页。）。正因为如此，他所提出的学科观念充满着现代科学精神。
二
如果说鲁滨逊所提出的学科观念最直接表达了跨学科思想的话，那么，他以此为基础对传统史学弊端的批判，则是在探讨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中将这一思想具体加以发挥。
不可否认，从现代史学的演变过程来看，鲁滨逊并非批判传统史学的第一人。尽管如此，由于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他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却有着独到之处，那就是力陈传统史学主要弊端的同时，指出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才促使历史学不断地进步，因而，引进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突破传统史学的有效手段。
（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历史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的主要弊端之一是研究领域狭窄。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对传统史学的这一弊端提出严厉批评，指斥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研究、以及“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狭窄的弊端，鲁滨逊在《新史学》的开篇就明确表明自己的看法：“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1989年译本，第3页。）。也就是说，历史学不能局限于研究政治史等极少数领域，它是一门涉及内容极为广泛的学科，应该扩大兴趣，将研究推展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而更为重要的是，鲁滨逊不仅对历史研究范围作了有别于传统史学的规定，同时他还从历史学的发展进步中看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是促使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重要因素：
其一，大大延展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跨度。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偏差，那就是将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冠以“史前”而排除在“历史”之外，从而大大缩短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跨度。事实上，将距今仅几千年的“最古人类文明的较为发达而进步阶段的遗迹”，假设为“是人类第一次所达到的一个文化阶段，这种想法是十分无理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2页。）。换言之，“‘历史’和‘史前’的区分，实在是一种武断的区分”（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60页。）。所谓“史前”，应该包括在“历史”之内：“我们对于史前时代的确知道得很少，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发现”（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2页。）。这样，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跨度则远不止几千年。因而，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必须大大往前推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一“最大的发现”，则是得益于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假使他们无视史前考古学的成果，那么，他们就有沿袭自古相传的谬误说法的危险”（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62页。）。需要附带指出的是，鲁滨逊关于史前考古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和渗透，大大延展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跨度的论述，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狭窄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史料观的变革。他说：“历史这样东西，就其全面的意义说来，应该包括所有我们知道的关于人类过去一切事情，不管我们所运用原始材料是怎样性质”；“现在我们把那些许多不见于书本或碑文记载的材料认为是史料”（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60页。）。即用于研究历史的不再局限于文献史料，尤其官方的档案，还扩展到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史料。从这个角度来说，鲁滨逊所提出的史学观念，又多了一层学术意义。
其二，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传统史学除了偏重研究历史上人们的政治活动外，对其它领域的活动并不重视。鲁滨逊对此十分不满：“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中的琐碎事实”（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 9页。）。他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 3页。）。既然如此，任何领域的活动都值得也有必要加以研究。当然，史学领域并非始终保持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内容单调化的状况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善。“从十八世纪以来，在史学方面，人们在文学的、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神学的兴趣之外，又有一些新的兴趣在不断发展。这些新的兴趣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影响，它使历史研究的精神和目的引起了根本变化，并使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31页。）。从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分化形成、研究不断深入的时期，而恰在此一阶段历史研究内容由单调化趋于多样化，这决非偶然，毫无疑问是其它学科影响、渗透的结果。鲁滨逊认为，诸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人类的心理活动等等新的研究园地的开辟，即是典型的例子。
研究领域狭窄是传统史学的主要弊端，自然也就成为史家批判的重点。鲁滨逊提出，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和渗透，促使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鲁滨逊的这一看法对新史学派成员颇具影响力，以致他的学生巴恩斯才进一步阐发说：“新史学之范围，行将扩大，自必逐渐转入协作形式”（注：班兹（即巴恩斯）：《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译本，第14页。）。而这些观点即使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也仍然不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历史研究日益深化。
传统史学的另一弊端是偏重叙述而疏于分析。尊重事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因而，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廓清基本史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重视历史事实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像传统史学一样，将历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层面，“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13页。），缺少分析，那就势必缺乏深度。从19世纪末起，不断有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这一弊端表示不满，严词批评。鲁滨逊即是其中的一人。
尽管鲁滨逊在《新史学》中没有对传统史学偏重叙述的弊端进行专题批判，但其观点是明确而客观的。他说：19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不辞辛劳地去找出历史的事实的真相。关于这一点，他们总算是科学的，虽然他们的目的还主要是文学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很显然，在他看来，重视史实并不为过，就此而言传统史学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过，鲁滨逊反复强调，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因而他不无尖刻地指出，简单地把历史研究看作“过去事实的记载”，无非“可以满足一般没有思想的人”（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对历史研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不仅要记述历史事实，还要对它的因果关系作出分析、解释。这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二个不同层次：“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的所以然，则是另外一件事”（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而恰恰是在此方面，传统史学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亦即把记述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目的，却“不想去判断历史事实的所以然”（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一言以蔽之，就是偏重叙述而疏于分析。这正是传统史学偏重叙述之所以是一弊端的症结所在。
当然，鲁滨逊能够提出历史研究不仅要记述历史事实，还必须分析、解释，是与他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地分门别类的总和”（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9页。），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就纵向联系来说，“一切的人类制度，一切的公认的思想，一切的重要的发明， 都是长期发展的总和”（注：鲁滨逊：《新史学》， 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7页。）；“一切事物都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6页。）。这就意味着研究历史必须追本溯源，否则，一味采用“所谓历史片段的叙述方法”，只能“徒劳无功地去描写事实，而不知道事实的‘所以然’”（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6页。）。因而，鲁滨逊极力强调史学研究者必须具有“历史眼光”，甚至提出“历史性历史”这样的概念。另一方面，就横向联系来说，“没有什么人类利益是孤立于无数与之同时共存的利益以及一定的环境之外”（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7页。），这就要求研究历史必须去揭示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正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所以“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0页。）。也就是不仅要记述历史事实，还必须对所记述史实的因果关系作出分析、解释。
而更为重要的是，鲁滨逊认为，正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史学研究者才不断摆脱传统成见，对历史作出分析，以致重新加以研究，促使历史研究日益深化。他说：“现在有系统地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已经成功地解释许多事物”（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0页。）。这些学科的“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出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许多陈腐观点”（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70页。）。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已经使历史学家惯用的许多名词的意义全部改变了”，并“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9页。）。除了理论阐述之外，鲁滨逊还以一些具体学科为例，说明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对于分析、解释历史的意义。如经济学家所开辟的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所几乎完全忽略那些持久性的、但并不显明的因素，特别强调其重要性。这样人类生活中那些平常的和普通因素所具有的重要兴趣和重要性，就逐渐清楚了”（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38页。）。这不仅仅是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作出深入的分析、解释。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对分析、解释历史的重要意义，鲁滨逊的学生巴恩斯则有一段更为直截了当的论述：“历史现象要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必须通过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它们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200页。）。这一论述显然是对鲁滨逊上述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总之，鲁滨逊认为，正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历史研究日益深化。因此，他总结说：“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70页。）。由此可见，鲁滨逊是把引进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看作为突破传统史学的有效手段。
结语
20世纪初，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地表达出一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跨学科思想：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必须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会不断进步；也唯其如此，才能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上述鲁滨逊的史学跨学科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历史学必须走跨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从当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正如鲁滨逊在20世纪初所要求和断言的，是沿着这一发展道路不断向前推进。既然如此，在这世纪之初重新系统地解读鲁滨逊在20世纪初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对于揭示当代史学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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