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商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下游论文,长江论文,近代论文,中等城市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多“因商而兴”。在近代，口岸城市转口贸易的功能突出，对外贸易依附于上海等大城市。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的演变，或是吸收近代的积极因素，或是转向依附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经营。同时，商人组织也逐渐近代化。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的商业发展轨迹表明：只有建立在自身工业基础上的商业繁荣，才能带来城市稳定、持续的发展；单纯建立在对外贸易基础上，则其发展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
关键词 长江中下游 传统商业 近代商业 中等城市商业
中等城市在近代中国并无法定的概念，各国对中等城市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近代中国的中等城市应该是指有别于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而又较一般县城规模大，城市人口约在10万左右的城市[①]。
长江流域中等城市既同区域经济和大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又是长江流域城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本文以芜湖、宜昌、无锡、南通等城市为重点，对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商业的演变及其规律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因商而兴”的地理、历史条件
马克思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②]。城市与商业是互动的关系，城市是随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出现和扩大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而城市作为商业活动的载体，它的发展又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环境。近代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沿江城市多“因商而兴”，商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也相应成为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形成又离不开优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但是，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理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城市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长江流域中等城市大多位于长江沿岸或其支流沿岸，有便于物资交流、人员往来的水上通道，历史上也多以区域物资集散地著称。这无疑是这些城市在近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还有着各具特点的地理优势。如芜湖古称“吴头楚尾”，位于长江与青弋江的汇合处，襟江带河，距上海250海里，武汉340海里[③]。南通居“江海之交”，位于长江北岸，东北临海，西南辖江，是东海、黄海进入长江的第一个河口港，为江海河水运中转枢纽。无锡“河湖密布”，南滨太湖，北控长江，古运河穿城而过，梁溪河纵贯全境，境内港汊交织，密如蛛网。宜昌素称“川鄂咽喉”，出入四川的各种货物均汇集于此，有“过载码头”之称。沙市则“三省通衢”，处川鄂湘三省交通要冲，北达襄汉，南通湘澧，西连巴蜀，东接皖吴。由此可见，长江中下游中等城市都具有发展经济的地理优势。
城市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固有规律和历史传统。近代中国城市商业大多是在传统商业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而各城市又有自己独特的商业历史传统。
芜湖在元代就已成为“聚舟车之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的繁荣市镇[④]。明代中期以后，商业日趋繁盛，“舟车辐辏，百货兴聚”[⑤]，为安徽粮食、杂货的集散地。芜湖土钢驰名大江南北，有“铁到芜湖便成钢”之说；浆染业更为著名，有“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的佳话[⑥]。芜湖是明清时期安徽著名的手工业、商业城市。
无锡明清时代已有“米码头”、“布码头”之称。无锡之米与苏杭之币、淮阴之粮、淮扬之盐、浮梁之瓷、温州之漆器并称；同时其“布码头”又与汉口船码头、镇江银码头，并称为三大码头。
南通、沙市以产布著称。通州大布行销东北及大江南北，荆庄大布则销往西南各省。“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⑦]；“土布出口为沙市最要之事，……除本省自用外，余俱赴川省，及分赴云贵边疆各处”[⑧]，这些传统商业往往成为近代商业发展的基础。
城市经济的繁荣，离不开经济腹地的支撑，而联系城市与腹地的纽带则是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交通运输的进步，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的落后，就阻碍经济的发展。
近代以前，长江干支流的木船运输业已有了较快的发展，约有70万吨左右的运载能力[⑨]。随着近代长江的对外开放，采用先进的运输工具，更成为扩大流通、开拓市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机器产品的便宜与交通运输的便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⑩]“支那富源”的长江流域，是一个极富诱惑力的市场，外国资本凭籍其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控制了长江的航运权。从1861年到1971年，英、美等国在中国创办的轮船公司主要有24家，其中航行长江航线的就有12家，占了内河与沿海航线的一半[(11)]。
1872年以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轮船航运业逐步兴起。进入20世纪，商办轮船公司获得较大发展。据统计，1901—1913年，规模较大的有15家，其中上海6家，南通、杭州各2家，九江、无锡、沙市、长沙、宜昌各1家[(12)]，长江航运几乎为这些公司全部包揽。另据统计，1921年华资大中型轮船企业106家，共有轮船366艘，总吨位370211吨，其中航行长江的近80艘，总吨位77371吨[(13)]。长江的轮运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等城市的近代航运业又有了新发展。无锡到30年代已有轮运公司19家，形成了与长江水运、铁路、公路运输相连的运输体系，为其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芜湖因航运业的发展，出口大米绝大部分采用水运，年轮运量占年出口量的88%[(14)]。沙市在30年代初，棉花出口几乎全部由轮船运输。
20世纪以后，铁路运输业日益兴起。到40年代，全国已先后兴建沪宁、沪杭、津浦、粤汉等铁路干线26条，总长达24945.52公里[(15)]。这些铁路干线一般都经过长江中下游中等城市，从而使之与大城市更为直接地联系起来。无锡因沪宁铁路于1908年通车，使其与上海的关联更为密切，无锡渐渐成为上海商品的中转城市。它从上海输入商品，又把上海的商品销往周围各县。无锡在30年代有“小上海”之称。
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与发展，使各个城市的空间距离缩小，往来时间减少，运输费用下降，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大大推进了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的发展和演变
长江中下游中等城市商业在近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演变
长江轮运业的发展推动了各城市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在中下游中等城市中，较早开始进出口贸易的是镇江、九江，其后，因《烟台条约》、《马关条约》等的签订，芜湖、宜昌、沙市、苏州、杭州等先后被辟为通商口岸，其贸易量与贸易额也逐步增长。进出口贸易状况一定程度上可表明一个城市商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在整个商业中的地位，这里以芜湖、宜昌两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为例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进口贸易的情况（见表一）。
表一 芜湖、宜昌关历年对外贸易（进口）统计 （单位：海关两）
注：[*]为净进口值，表据《三十四年来中国中部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宜昌对外贸易史料》（二）有关资料编制。
表一说明，芜湖的历年进口值虽有波动，但总的看来呈上升趋势。从1882年到1918年，进口值增长了577%。宜昌则起伏较大，1905年达到顶峰，此后跌落，并一直处于缓慢回复阶段。同时，两地进口商品的结构也不同。芜湖以洋货为主，主要有鸦片、棉纱、洋布、煤油等，其中鸦片居洋货进口值的第一位，约占30%。宜昌开埠之初洋货进口值超过土货，1892年以后，土货超过洋货，前期进口洋货与土货比值为5∶1，后期两者之比为1∶2。
造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是，芜湖是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进入安徽的洋货都必须经芜湖分运全省各地，故能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宜昌则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1891年，重庆开埠后，消费性的洋货可直溯重庆，无须再经宜昌中转，而宜昌本身对洋货的消纳量是有限的，另外“川盐济楚”，致使土货进口大增。
其次，出口贸易的情况（见表二）。
表二 芜湖、宜昌关历年对外贸易（出口）统计（单位：海关两）
注：[*]包括土货复出口，其中①②③不包括洋货复出口，资料来源同表一。
近代长江中下游各中等城市出口值与进口值基本平衡，但芜湖的出口值在1919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复到原来的水平；宜昌的出口值与进口值则基本保持一致，进口值高的年份，也是出口值高的年份。
芜湖出口的商品，1895年前以丝、丝织品、茶叶为大宗；1895年后稻米的出口占第一位，出口值的高低也以稻米的多寡而定。据《安徽近代经济轨迹》统计，1905年芜湖输出稻米844万石，这年芜湖关输出货值也高达2000万两；1907年芜湖输出稻米仅145万石，是年芜湖关输出货值则不到1000万两。20世纪以后，芜湖关出口物品中较大的变化就是铁矿的输出。20年代，芜湖铁矿的输出占直接对外输出的95%以上。
宜昌出口的货物，洋货主要运往四川、云南，土货则运往下游各口岸。据1899年统计，经当地税关输往川、滇的洋货，67%为棉布，25%为棉丝，2%为毛织物，8%为杂货[(16)]。出口的土货主要是川盐、烟叶、牛皮等。
从以上进出口贸易及商品结构的状况，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城市功能的特点，一方面直接进出口的商品很少，大部分由上海等口岸转运，表明这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依附于上海等大城市。另一方面转口贸易的功能突出。宜昌的转运贸易的特点十分显著，其进出口值相差无几，说明进口货物在本地销用的并不多，主要销往外地。至本世纪30年代，转口贸易已成为近代宜昌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
2.传统商业的发展和演变
传统商业，顾名思义，即近代社会以前就存在的商业。其主要特点是商人资本依附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基础，进行交换的两极多是独立的小生产者，而不是为产业资本服务的。传统商业的发展在近代主要表现为数目上的增加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商业在近代不是简单地延续发展，而是逐渐地走向近代化。究其原因：一是传统商业本身吸收了近代的积极因素，调整了内部结构。二是传统商业转向依附于近代城市工业和对外贸易。
芜湖米市与沙市土布业十分发达。两地依靠本地的资源与传统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商业，并成为各自的主导产业。
芜湖在清代前中期已是安徽稻米集散中心，但未形成规模。1877年，李鸿章上书将镇江七浩口的米市移到芜湖，1882年芜湖米市正式开张。从此芜湖稻米出口迅速增长，并于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时人描写道，“堆则如山，出则如江。”米市集散范围由原来的安徽一省扩大到川、湘、鄂、赣等省；销售范围由江浙一带扩大到广州、汕头、宁波、烟台等主要城市，位于四大米市之首。米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带来了百业兴旺。20世纪初，芜湖围绕米粮贸易和加工发展了82个行业，5400多家商店[(17)]。1932年，芜湖商业营业额达9146万元，米业一项即为5282万元，约占55%[(18)]。米业成为芜湖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依托。20年代以后，芜米输出额渐减，米市逐渐衰落，城市经济也趋于萧条，“各业随之逊色”，“街面上店铺十有九家在闹穷。”[(19)]
沙市在开埠前土布业非常发达，“乡农隙以织为生者十居八九”，“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20)]。1895年沙市开埠后，传统土布业受到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的冲击，同时由于沿海城市中外资纱厂的不断发展，中外客商纷纷来沙市采购棉花，沙市棉花贸易迅速发展。1904年，沙市输出皮棉仅10642担，1928年则达70.4万担，相当于开埠前常年输出量的15倍，占全国各口岸输出棉花总量的18.3%[(21)]。在整个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1925年达84%，棉花取代土布成为沙市大宗出口商品。20年代末，沙市已成为国内仅次于汉口、天津、济南的第四大棉花输出市场。30年代后期，长江航运受阻，沙市棉花市场，乃至整个商业一落千丈。
芜湖、沙市的情况表明，对外贸易的消长，是其商业荣枯依归。这说明在近代沿江中等口岸城市，单纯依赖对外贸易，而自身经济力量虚弱，其商业发展势必缺乏稳定性，所带来的繁荣也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
3.近代新式商业的兴起
所谓新式商业是与前资本主义商业相对而言，其资本是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的一部分，从属于并服务于产业资本，参与产业资本的利润分配，也就是说新式商业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我国近代商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洋货经营；二是为民族工业服务的商业。在开埠之初，洋货经营占主导地位，如洋布业、五金业、西药业等，一般由店主通过买办等向国外厂家购进机制品，并以城市消费者为主要销售对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一些商业部门的经营方式没有改变，但其经营的已不完全是外国厂家的产品，很多的是民族工业产品，性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交换两极已不是原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是产业资本与城乡消费者。
我国最早的新式商业出现在开埠较早的上海等大城市。随着外国廉价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各中小城市也都出现了专门销售洋货的商店。如芜湖，有推销洋烟、洋油、洋火、洋皂、洋烛的“五洋业”商铺200多家[(22)]。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棉织物、煤油、肥皂等物品的销售随处可见。这些物品除了由洋布、五金的商行专门销售外，还由京广杂货业以及个别城市的百货业承担。据统计，芜湖30年代的京广杂货业有店铺25家，货源多数来自上海、南京、广州等处，“货类共有三千余种”，最畅销者为“中日火柴、纸烟，英美煤油，德美日玻璃，中美英洋烛，日本洋伞”等[(23)]。1932年无锡已有百货业91家，新开设的电料店19家；镇江也有京广杂货业46家[(24)]。
南通、无锡的近代商业，则是在传统商业基础上，吸收近代因素，服务于近代民族工业的典型。
南通土产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25)]，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通州大布驰名大江南北，商业也以布、纱为大宗。“纱市关系于布。布销畅则纱销旺，反是则否”[(26)]。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开车，织户使用机纱，土布产量迅速增加，大大加快了商品化的过程，机纱市场因而日益扩大。据统计，1904—1921年南通运销东北的土布数次突破10万件大关[(27)]。在机纱使用以后，南通土布业继续发展，至30年代，即使经济不景气，南通仍有布庄68家[(28)]。南通土布业由于采用了“土洋结合”的方式，即手工织布与机器纺纱相结合，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促进了机纺业发展，使之获得较高利润。大生一厂，1899—1921年，利润共为11619155两；1907—1921年，二厂利润达5016714两[(29)]。从而带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据1932年统计，南通四区的商店数达13000户，年交易额达1850万元[(30)]。其中花、纱、布的交易额最大，而棉布一项交易额就达118万元[(31)]。
明清时代，无锡就以“米码头”、“布码头”著称。近代以来，土布业随着近代纺织业的发展，经营的品种和销售的范围都有扩大。无锡布厂生产的线呢、绒布等花色布，溯江而上，有着很大的销售区域[(32)]。蚕丝业的兴起，是无锡近代商业发展又一重要领域。无锡的茧丝贸易自19世纪60年代起步，很快“甲于东南”，闻名全国，1929年，无锡生丝产值达3733万元，占全国产值量的16.23%[(33)]。此外，20世纪20—30年代，无锡棉纺织业、缫丝业和面粉加工工业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锡的商业达到全盛时期，成为当时江苏省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区。
南通、无锡皆为非条约开放口岸城市，其商业的发展既有传统商业的基础，更重要的还有近代工业的支撑。这是两城市商业发展的共同特点。
4.商人组织的增加
近代以前，各中等城市都有自己传统的商人行会组织，如地缘性的会馆、业缘性的公所等。芜湖有数百年历史的京都会馆，建于康熙年间的徽州会馆，创建于明朝的山东会馆，以及各个时期创设的广东、浙江等会馆，还有杂业、米业、钱业、布业公所等各种手工业行会[(34)]。这些行会组织在封建经济中具有排除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至本世纪初，由于工厂、商店等大量涌现，商人组织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同业公会以及为“聚商情、原商力、开商智”的商会这种近代商人团体[(35)]。商会的成立，是各地商人地位提高、力量壮大和近代意识增强的一个新标志，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开启了中国商会组织的先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清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自上而上的推行，各地纷纷组织商会。1912年，全国已设商会794个，会员总数196636人[(36)]。到1930年10月，全国已没有商会2246个[(37)]。同业公会由公所、会馆制度演变而来，但比旧式行会组织前进了一大步。其组织范围已突破了旧式行会的同业、同乡、同区域的狭小圈子，民主制度也较行会完善一些，由限制型转变为引导型。其性质也与商会相似。但就组织而言，同业公会构成校为单一，范围较小，与商会不同。商会一般由当地的各业行会和同业行会及新式企业代表组成，基本上包括了当地的同业公会。1930年，全国有同业公会4185个，会员152260人[(38)]。
20世纪初，在全国商业组织发展过程中，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等城市的商会组织的发展是比较快的（见表三）。
表三 芜湖等城市商会成立情况表（1912年）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
商会的成立是各地商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21年芜湖市政筹备处统计，芜湖已有30个公会加入商会，819户，会员达19377人[(39)]。几乎所有的商业、手工业都加入了商会，工人加入了工会。同业公会也有所发展。芜湖至1919年已成立了工会总会、米业公所等8个同业公会[(40)]。沙市也成立了瓦工、织工、织绢工、水龙等10个同业公会[(41)]。这些都说明各地近代商业都获得较大发展。
三、结论
根据以上探讨，我们不难发现，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在交通运输业发展、对外贸易扩大的基础上，城市商业有了迅速发展。它的发展很有特点，一是继承传统商业，并有所发展；二是发展近代口岸城市的转口贸易功能；三是建立新式商业组织和发展新式商业。
近代城市商业的发展还表明，由于城市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经济腹地以及城市特性的差别，城市商业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部分条约开放口岸城市因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兴盛，但不够稳定，如芜湖、宜昌、沙市等；一部分非条约开放口岸城市则因近代工业的兴起，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颇具发展的后劲，如无锡、南通等。这种情况说明，近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如果单纯依靠对外贸易，不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其商业繁荣就缺乏稳定性。芜湖米市20年代以后的疲软，沙市棉花贸易30年代后期的衰落，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在近代商业的发展中，传统因素往往具有很大的作用。芜湖传统的米市和无锡米、布、丝“三码头”的形成与发展便具有代表性。因而，近代商业的兴衰，是与其工业基础和传统因素密切相关的，这对我们今天商业的发展不也很有参考价值吗！
注释：
①近代城市人口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过程，在起始阶段往往人口较少，这里选取的是中间数字。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371、494页。
③铁道部经济丛书《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地理篇》，1932年。
④《安徽通志·舆地志》，道光十年。
⑤ (23) (34) (40)鲍实《芜湖县志》卷31、31、19、31，民国八年。
⑥ ⑧ (32)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页，第二册第240页，第四册第496页。
⑦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97页。
⑨ (13)樊继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11) (15)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39—241、第178—180页。
(12)吴砂明、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00、674页。
(14)吴正《皖中稻米产销之调查》，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7页。
(16)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宜昌对外贸易史资料》（二），第770页。
(17)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18)《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1933年，第25页。
(19)《芜湖米业近况》，《国际贸易导报》8卷4期，第251页。
(20)光绪《续江陵县志》卷22。
(21)徐凯希《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22)王寿才主编《芜湖商业志》（一），第116页。
(24) (28) (30) (31)《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商埠及都会》，1932年，第27，21，52，52页。
(25)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实业录》，中华书局1931年版。
(26)《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27) (29)《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130、133页。
(33)高景岳 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35)《东方杂志》第1年第2期。
(36)《第一回中国年鉴·商会与公司》，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37) (38)《中国商业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627页。
(39)《安徽建设》第3卷第2期，第27页。
(41)《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