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竞争的本质与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现象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4.74；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12—0027—05
高考关系到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前途命运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基础教育的改革，承载着广大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期望，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重任，承载着太多的社会舆论压力。高考因而成为典型的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是中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也是争议最大的教育改革之一。在有关高考的议论中，多数是对高考弊端的指责，如说高考造成了区域教育不公，高考导致了中小学生沉重的学习负担等等。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高考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在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本文仅分析其中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高考竞争日趋激烈、高考科目多与考生负担重、追求高考升学率等四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有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高考造成的，但深入分析下去，便会发现其实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并不在高考，高考只是使一些问题凸显出来而已。
一、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
现象：高考造成倾斜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不公。本质：各省市自治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高校布局不平衡，导致录取比例不平衡。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差异极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会遇到却不易解决的两难问题。
多年来，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以及几个直辖市与一些落后省区高考录取率差距的加大，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向某些省区尤其是京、津、沪等几个主要城市倾斜，由此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议论与关注。特别是2000年2、3月间的《中国青年报》专门设立了“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讨论专栏以后，质疑和辩护的双方，言词都十分激烈。这个每年必须面对一次的老问题，在2004年推广分省命题以后，虽然表面上不如以前那么突出，但实际上依然存在。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都有关于解决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的提案。特别是近两年，与此相关的“高考移民”问题更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些论者认为，倾斜的高考分数线是中国教育“最刺眼的不公”，由此也引发不少人对高考制度的质疑。一谈到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部分人就会举出此问题来反驳，将各省区之间高考分数线的失衡归罪于高考制度。
确实，考场如同赛场。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就好比田径场上的百米赛跑，选手们的起跑线相同，终点却因人设线。其结果可能是跑得快的被淘汰，跑得慢的反而拿奖牌。如此比赛，规则便形同虚设。[1] 难怪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会引发激烈的甚至是十分情绪化的抨击。
但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只是问题的表象，区域不公并不是高考所造成的。没有高考，区域录取不公问题照样存在，而且可能还更严重。从表面上看，因为高考制度，才造成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但实际上是高等学校分布不均、各省区高等教育资源不平衡所致，高考只是将招生考试中的区域公平问题凸显出来罢了。
20世纪20年代，各高校实行单独考试，完全凭考试成绩自行决定录取，而各校在全国各省区的录取标准却是统一的。由于各地区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执行同一个录取标准导致了各省区之间升学率的不平衡，出现一些边疆及文化落后省区绝少考生考上北大、清华的现象。例如，1923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蒙古等多个省份的考生均榜上无名。为了解决边疆省区及落后省区升学机会严重偏低的问题，教育部第十届教育联合会曾提出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招生宜酌定各省区名额建议案，建议学校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各省区初试时布告分别录取。然而由于考试及录取权在高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2] 1938—1940年实行国立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特别是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以后，逐渐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进行各校之间的调配，或实行计划招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状况。
只是近30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拉大，各直辖市、省区之间的重点大学录取率差异明显加大，许多人因此对高考制度大加挞伐。其实，如果没有统一的高考制度，像有些论者所说的实行各校单独招生，区域不公的问题照样存在，而且高校自主权加大，反而可能加大区域录取不平衡，区域不公问题更容易被掩盖起来。
二、高考竞争日趋激烈问题
现象：高考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不少负面影响。本质：就业和社会地位的竞争在考场上体现出来。
近年来高考竞争越来越激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但实际上，学生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在有的方面反而增加了。原来人们以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后，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会有所减轻。然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一些直辖市已接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升学竞争却依然非常激烈。的确，激烈的高考竞争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如中学只抓智育而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文理偏科、近视率攀升、体质下降，影响学生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学校办不出特色等等。许多人因此将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因于高考制度，以为高考制度的存在导致了激烈的升学竞争，部分人甚至认为应该废止高考制度以解决应试的弊端。
然而，高考导致竞争激烈只是问题的表象，究其本质，还是社会竞争激烈所造成。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高考竞争加剧，不是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或表现。[3] 特别是近20年来，社会竞争的激烈，大家在各行各业都能感受到。例如，媒体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界、商业界、演艺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学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果整个社会的竞争都日益激烈，独独想让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降下来，是很难做到的。
高考竞争激烈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应认清这种竞争的必然性，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怎样改革高考，高考竞争在今后几年还可能愈演愈烈，比现在更严重。这有点类似于城市的交通问题。目前，许多大中城市出现堵车现象，虽然道路在不断拓宽和增加，但还是赶不上汽车增加的速度。而且，尽管现在道路已很拥挤，但还有许多人准备买汽车。因此，除非大规模发展轨道交通，使公共交通有根本的改观，否则多数城市未来几年中堵车问题还会更突出。特别是在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礼让意识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更是会造成交通拥堵。升学的压力也与此类似，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子女上大学的时代，我们应该认识到升学竞争是必然的，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减轻下来，对此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读书、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我认为，中国人不仅高度重视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过度重视教育，许多家长在督促子女学习方面往往已不切实际。现在中小学生的学习和升学压力不只来自学校，更多地是来自于家长。当初中改为划片就近入学之后，小学师生的课堂教学和学习压力已明显减轻，但许多家长却要求学校对孩子多加管教，或在晚上及休息日另找家教补习。看看我们周围的家长如何牵挂子女的学习成绩，怎么为子女进重点学校而奔走努力，如何放下一切事务到校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如何以比子女更焦虑的心情陪同他们前往高考考场……，便会明白中国人积极向学的传统是多么顽强。即使是移居欧美国家的华人，在鼓励子女学习方面，也明显地比西方人更热切一些。这自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事情超过一定的度，就可能走向反面。不顾子女的实际条件，过高的期待、过严的要求都会给孩子造成过重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
导致未成年的中小学生起早摸黑地苦读的是我们成年人，是大人们喜欢或习惯“走关系”最终逼迫小孩只有通过考试这种公平而刻板的竞争来见分晓。中国的中小学生可能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群之一，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源却在许多家长强烈的望子成龙心态和教育价值观。
三、高考科目与考生负担问题
现象：高考科目多因而考生负担重。本质：竞争性考试中考生力图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所致。
长期以来，在高考改革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高考科目过多导致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因而建议通过减少高考科目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或者说通过设立会考来全面考察学生高中的学习，这样便可在不造成偏科的情况下减少高考科目，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现在有的省份的高考改革初步方案，将考试科目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三门，理由也是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又是有关高考改革的一个认识误区。
其实，高考科目的多少与复习备考的负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根本的关系。一些学生学习性向和爱好偏于文科或理科是客观事实，实行文理大综合的考试科目不仅难以命题，而且会加重学生的负担，尤其是心理负担，因此绝大多数省份经过对比实践，放弃了大综合的考试科目。但分成文理两类考试以后，对多数考生来说，考试科目的增减对学习负担的影响并不很大，因为考一科与五科的竞争程度差不太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发挥到极限，这是高考这类高利害的竞争性考试的必然现象。就像体育竞赛中，专跑万米或百米的运动员，与练七项全能或十项全能的运动员，平时训练的辛苦程度和实际竞赛时的激烈程度基本上没有多少差别，在高度紧张的赛场上，心理压力也没有多大区别。而且，练十项全能的运动员虽然专项不一定很突出，但更为全面，在赛场上的心理压力还可能比单项目的比赛稍小一些。
选拔性考试的一大功能便是要使考试群体的成绩保持一定的区分度，使不同层次的考试成绩使用者可以区别选择。要使层次差别巨大的高校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学生，高考成绩必定要维持相当的区分度，否则大量考生扎堆在同一分数段，许多高校将无从选择学生。当考试科目较多时，较容易保持一定的区分度。
命题是古今各种考试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在高考改革的诸多两难问题中，以重要正大问题来选拔真才与维持试题难度以便区分录取之间始终是一对矛盾。从理论上说，最好是用一些教材中的重点问题或时事中的重要事件来设问，更可以做到学以致用或选拔有用之才。可从命题的实际运作来看，当多年考试之后，考生成绩全面提高，既然要保持考试的难度和区分度，就几乎是必然要出偏题甚至怪题，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猜题押题，也无法拉开距离从众多考生中挑选优秀者。而为了保持区分度和难度，出题者往往不按常规命题以扩大命题的范围，但出偏题怪题势必增加考生的学习负担，使考生穷于应付，并随时迎合新内容和新题型想出新的对策，于是便会出现水涨船高、层层加码的命题趋难现象。这就有如一些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最终增加到危险的程度。
如果考试科目较少，为了拉开考试成绩距离，只好不按常规命题。而不按常规命题虽然大大增加了命题的范围，扩充了题量，对防止考生猜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偏题怪题层出不穷，使考生穷于应付，增加了考生的学习负担。这并非命题教师有意为难考生，与学生为敌，而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逼使命题者走到这一地步。这就有如科举时代八股文的命题走势，八股文命题和作文逐渐从明白正大走向险僻偏难，也体现了选拔性考试的内在演变趋势。《四书》、《五经》本是题量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随便摘出其中的一段、一节、一句都可以作题目，评判的标准是“清真雅正”。在明中叶以前，用正经明白的题目就可以不重复且保持区分度，士子作文也“纯正典雅”。但发展到后来，要避免雷同重复，考生作文力图出奇制胜，以博得主司的青睐，文风走向奇僻。考官命题也只好在不脱离教材的范围内不断花样翻新，因此那些偏难险怪之八股文题是在数百年的命题过程中自然演变出来的。正如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所奏《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虽猛烈抨击八股文的弊病，但也还说其“立法之始，意美法良”，只是“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隐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4] 只是《四书》、《五经》作为教材是几百年一贯制，命题范围不能越出，天长日久就逼着考官钻牛角尖，最终走到求才的反面上去了。
因此，考生负担重并非由于高考科目多。在竞争性考试中，多数考生会将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发挥到极致，考一科如此，考五科亦然。仅靠减少几个考试科目，不太可能减轻学生负担，反而有可能导致学生更加偏科。
四、追求高考升学率问题
现象：中学极力追求高考升学率。本质：家长和社会的期望所导致。
表面看片面追求升学率或应试教育的许多问题，如轻视德育、体育等现象是高考带来的，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现象很多的根源是重视教育和学习、信奉读书至上的社会传统文化造成的，根源在许多家长强烈的望子成龙心态和教育价值观。中国家长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学习，如钢琴考级，虽然高考不考，但仍有很多人去参加。高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民族文化与心理的优点和不足。如果中国人过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不改变，升学竞争激烈程度就不可能降低，即使是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华民族望子成龙的民族文化心理延续了几千年，要人们实事求是地降低对子女的期望值，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这种情况的改变，有待于我们的民族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文化心理的进一步成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面对公众和家长的强大压力，对应试和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不能仅靠管、卡、压，而要在疏导方面下工夫。因为围堵并不能解决问题，课堂上不加班加点，家长就让子女去补习学校上课，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便是这样。较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将学生和家长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高考制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是传统与现实作用的结果。高考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社会现实，而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文化土壤。为了解决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顺利推行素质教育，多年来许多论者主张将高考与高中脱钩，即高三毕业生不在自己的高中报考，而到户口所在地报考，把学生的报考程序全部放到居委会或者派出所。他们认为这样做能使升学率的统计与学校脱钩，各中学不再统计多少个学生考上“一本”高校，多少个学生考上“二本”高校，无法进行升学率的排名，对素质教育的实施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改为社会报考解决不了问题，报名社会化对中学追求升学率只是试图用纸去包火而已。试想，即使是改为社会化报考，哪有一个中学对自己的毕业生考上重点大学会不知情的？哪有一个中学对自己的毕业生考上北大、清华或其他重点大学会无法进行统计的？退一步说，假如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或考上了重点大学，连自己的老师和班主任都不告知一声，那么这个学生就连基本的感恩都不懂，这样的教育未免也太失败了。现在的研究生报考就是社会化的，并不分散在各个大学，但没有哪个大学班级的主管不知道全班考上研究生的大体人数的。所以说，要想通过高考改为社会化报名来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连扬汤止沸都谈不上。
中学追求高考升学率是一个必然现象，既然向高校输送优秀的人才是高中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追求也就天经地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最拿手的就是对学生集中进行灌、练、训、测，大运动量地使用题海战术，非常功利而片面地应试。如何改变或减轻这种片面应试的状况，靠增加高考录取率并不可行。前些年许多人提出的“提高录取率可以解决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问题”等说法的不准确性，随着许多省区高考录取率的迅速提高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关键还是要在考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真正使试题以考测能力为重，使死记硬背的训练不大起作用，使注重全面发展和灵活思考的学生较可能获得高分，这样才能减少片面应试的有效性。
高考是一个典型的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从表象上看，高考不过是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考试，但高考又不仅仅是教育考试，它同时还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除了具有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以考促学等教育功能之外，高考也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社会功能。社会给高考加载了太多的重负。只要存在社会差别，就存在竞争，竞争乃无法消灭的客观存在。只是在高考制度下，将考生将来的社会地位和前途命运的竞争集中体现到考场上来罢了。将众多的社会矛盾集于一身，难免会有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文化传统、人事制度、教育与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5]
总之，从高考竞争中一系列本质与现象的差异，可以看出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没有高考，这些矛盾和问题多数还照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透过现象看本质，高考制度虽有不少局限，也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它能公正客观地选拔人才，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收稿日期：2006—11—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01JAZD88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