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国论文,金砖论文,竞争力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12月，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共同决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形成了“金砖五国”（BRICS）。2011年4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巴西总统罗塞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祖马出席。这是南非在2010年12月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后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①。据统计，在2000～2008年和2007～2009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30%和45%。进入21世纪后，金砖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施佳烨等，2011）。
随着“金砖五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各国的贸易竞争力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金砖五国”的贸易竞争力强弱如何呢？本文将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中外文献综述
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中外学者对“金砖四国”和“金砖五国”的贸易竞争力进行了研究，研究角度比较多，但一般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金砖四国”整体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如，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 Wilson）等（2003）研究了未来将近50年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货币运动走势、单位资本收入等数据。发现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G6国家总量。到2025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可以达到G6规模的一半以上。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等（2005）认为“金砖四国”经济增长比预测的更快，其超越G6的“梦想”比2003年预测的速度更快。奥尼尔等（2009）预测，到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32年，“金砖四国”经济规模与G7相当。
二是研究中国与其他有关金砖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对比。如宋弘威等（2007）选取贸易量指数、贸易依存度指数、市场规模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四个指标对中国加入WTO前后17年的贸易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了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贸易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孙一诺（2010）计算了中国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三国的竞争互补指数和竞争压力指数，研究发现中国与其他三国的贸易结构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并且中国对其他三国的贸易结构所产生的竞争压力要大于其他三国对中国的竞争压力。吴海民（2011）分析了1999～2005年“金砖四国”的贸易竞争力。研究发现，1999～2005年俄罗斯的贸易竞争力最强，其次是印度，巴西位居第三，中国排在最后。刘岚等（2012）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服务贸易的发展上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服务贸易总额及劳动资本密集型服务出口上中国具有优势；在服务贸易与GDP的占比及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上印度具有优势。
三是研究“金砖四国”或“金砖五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如杨丽琳（2009）对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发现印度在计算机及信息业、通讯业等新兴服务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和俄罗斯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巴西在新兴服务业上更具竞争力。高明洁（2011）通过测算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对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衡量，研究了金砖国家的服务业竞争力。研究发现，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普遍偏低，与其经济总量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常冉（2012）研究发现，中国和俄罗斯的现代服务业部门普遍缺乏竞争力，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服务业部门和行业。印度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计算机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上。巴西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最低，但巴西在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力强于中国和俄罗斯。
四是利用相关竞争指数研究“金砖四国”或“金砖五国”的行业或产业竞争力。如施佳烨等（2011）研究了金砖国家现有的贸易规模，利用贸易增长速度、竞争优势指数等反映五国的对外贸易情况，比较了五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力。研究发现，从对外贸易增速上看俄罗斯、中国、印度比较一致，南非、巴西略有逊色；从竞争优势指数看，五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普遍下降。孔翠（2012）从RCA、TC指数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三个方面对金砖国家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GDP与服务贸易出口、进口之间的变动关系，找到金砖国家服务贸易中的优势行业，并提出了中国差异化发展的对策和提升中国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蔡春林（2012）结合全球经济繁荣指数、创新能力指数，对金砖国家在WEF和IMD的国际竞争力排名进行了分析，得出金砖各国都具有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呼吁各国加以合作，为金砖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袁红娜等（2012）等研究发现“金砖五国”分别在能源、技术、资源、劳动力方面具有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俄罗斯的能源行业、巴西的矿业和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之间，五国完全可以互为补充，提出中国应加快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并从国别、产品、贸易方式等方面进行结构调整。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有研究“金砖四国”整体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的，也有研究中国与其他有关金砖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对比的，也有研究“金砖四国”或“金砖五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还有利用相关竞争指数研究“金砖四国”或“金砖五国”的行业或产业竞争力的，但未见有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从传统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增长、经济人口、财政赤字、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本币汇率分别对各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先从传统经济学视角分析经济增长、经济人口、财政赤字、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本币汇率可能对一国贸易规模的理论影响，继而构建相关计量经济学模型，再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分析“金砖五国”的贸易竞争力。
二、贸易规模影响因素理论分析②
影响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因素是比较多的，这些因素既包括经济增长因素也包括物价水平和汇率等其他因素。对于这些，一般都具有前人的理论研究基础作支撑。
（一）经济人口对贸易规模的理论影响
从理论上讲，一国经济人口对该国贸易规模具有影响。西方经济学假设个人和企业都是理性的，即所谓的理性人假设。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会追求各自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必然会在年轻时多工作、多劳动，以使劳动所得在满足自己一定量消费后还有部分剩余，从而保证自己年老后的必要消费③。因此，青年人必然会努力工作以创造财富，但同时也可能会消耗进口商品，尤其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体中，这就必然会促进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企业，无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出口企业，其对利润最大化追求的“永动机”（Perpetual Machine）必然持续的迫使其雇佣有劳动能力的青年人从事生产或贸易活动，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一国增大对进口材料的需求并增加对出口商品的供给，对外贸易规模自然会扩大。
（二）汇率对贸易规模的理论影响
从理论上讲，一国汇率水平对该国贸易规模具有影响。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这就是汇率。汇率变动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进出口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调低汇率，即低估本币，将刺激出口，抑制进口。这就是说，一国货币的对外贬值有利于该国增加出口，抑制进口。调高汇率，即高估本币，将刺激进口，抑制出口。反过来，汇率变动对非贸易收支的影响如同其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这就是说，如果一国货币对外升值，即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因此，一国汇率的变化将带来贸易规模的联动效应。
（三）可支配收入对贸易规模的理论影响
从理论上讲，一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对该国贸易规模具有影响。对于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来说，其必然要对各种商品进行适当的消费安排，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此时，其预算线的位置决定了其可能达到的效用水平，由于无差异曲线有无数条，消费者只要在既定的预算线上找到一条与其相切的无差异曲线就行，而切点就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因此，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其就越可能找到一条更高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实践来看，消费品多样化是消费者效用得以提高的一个基础，而这多样化的商品中，在开放经济中，进口商品必不可少④。这样的结果无疑会扩大一国对外贸易规模，而现实当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
（四）财政赤字对贸易规模的理论影响
从理论上讲，一国财政支出对该国贸易规模具有影响。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学派经济政策核心观点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主张国家干预的核心是扩大政府职能，即扩大政府调节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职能。通过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凯恩斯认为，若仅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主要应依靠财政政策⑤。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更有效的原因是两种政策的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的差异性。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比较长，但外在时滞非常短，可以直接刺激消费和投资，而货币政策内在时滞短，但外在时滞比较长，使其对消费和投资的刺激并不明显，往往需要经过利率下调后才能对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因此，赤字财政政策将通过对消费的拉动和投资的推动带来贸易规模的变化。
（五）经济增长对贸易规模的理论影响
从理论上讲，一国经济增长对该国贸易规模具有影响。G.M.格罗斯曼和E.海尔普曼（G.M.Grossman & E.Helpman，2003）认为，小国在贸易条件下的产品价格低于其在自给自足条件下该产品的价格，通过贸易可以促进小国经济的增长。同样，小国经济增长也可促进贸易的扩张，提升本国贸易竞争力。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同“经济增长将促进对贸易规模的扩大”的观点⑥。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规模增加”、“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产出率的不断提高”。与外生增长理论类似，经济增长与贸易规模扩大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如内生增长理论就认为，“内生技术进步乃经济持续增长之决定因素”。
三、“金砖五国”贸易竞争力对比实证分析⑦
下面，依据本文第二部分对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分析不同因素对“金砖五国”贸易竞争力的定量影响。数据选取2001～2012年期间“金砖五国”相关数据。“金砖五国”进出口贸易、经济人口等各年详细数据见下页表1。
面板数据良好的性质使其在计量经济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与时间序列数据不同，面板数据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表述多个个体在不同时刻的变化情况。从横截面看，面板数据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个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面板数据是由若干时刻对某一个体的剖面观测值。在计量经济学中，面板数据的一般表述形式如下：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多元回归模型形式，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
上式中，“Trade”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增长率；“growth”表示各国经济总量年增长率；“population”表示各国经济人口比重；“deficit表示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income”表示各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exchange”表示各国本国货币兑换美元汇率年变化率；“
”表示随机扰动项。
依据所构建的模型，利用表1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发现常数项不显著，去掉常数项后，采用混合估计模型进行回归，将回归结果代入公式（1）。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经济增长”对贸易竞争力的增加影响非常明显，带来贸易规模的相应增加。经济每增长1%，将带来对外贸易增长2.66%。（2）“经济人口”对贸易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不能排除系数为零的可能性。（3）“财政赤字”比较明显的会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经济每增长1%，将带来对外贸易增长1.28%。（4）“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对外贸易几乎不产生影响，不能排除系数为零的可能性。（5）“汇率”升值将不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张。汇率每升值1%，将带来对外贸易减少0.1%。
变量对整体的影响结果无法告知各变量对“金砖五国”的贸易竞争力的差异化影响。为了分析这一问题，需要采用平衡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1）在“金砖五国”中，“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规模促进作用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印度，对巴西和南非的影响比较接近。原因可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规模的增加，尤其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不仅仍然保持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位而且对欧盟、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出口额不断增加。虽然俄罗斯产业结构不均衡，对能源和高能耗工业依赖度高，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发展投入不足，发展缓慢。但是，2000年普京执政后，俄经济快速回升，连续8年保持增长（年均增长约6.7%），外贸出口大幅增长。（2）在“金砖五国”中，“经济人口”对对外贸易规模促进作用最大的国家是中国，而对印度和南非则会产生负面影响。“经济人口”对巴西和俄罗斯几乎不产生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为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增加带来的正向效应。印度和南非的“经济人口”会阻碍其贸易规模的增加。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开放步伐远远落后与中国⑧对于印度，虽然印度从1981年开始启动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印两国再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领先。中国经济增长和优惠的外资吸引政策带来的“洼地效应”较大程度影响了印度的对外贸易规模。而且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再加上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得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人口”对其贸易规模几乎不产生影响。（3）在“金砖五国”中，“财政赤字”对对外贸易规模产生正向作用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印度，对南非的影响为负面，对巴西几乎无影响。这说明中国10多年里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拉动了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增加。俄罗斯和印度的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有限，可能是由于其将较多的财政支出用于非贸易领域造成的。巴西的经济总规模比较小，经济比较落后，财政赤字主要是用于政府的消费开支，因此并未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4）在“金砖五国”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对外贸易规模产生正向作用最大的国家是南非，其次是巴西和俄罗斯，对印度的影响不是很显著，对中国几乎无影响。原因可能是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人们的收入增加可能主要用于储蓄，以备自己养老、子女教育和房屋购买等方面的需要，中国的高储蓄率为此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释⑨。俄罗斯的社会福利制度较健全，尤其是其社会保障制度也非常完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就可能购买较大量、较昂贵的进口奢侈品。而巴西和南非的经济起步较晚，贸易的发展会促进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会带来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大。（5）在“金砖五国”中，“汇率升值”对对外贸易规模产生负向作用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巴西，对俄罗斯几乎不产生影响。但是，“汇率升值”反而会促进南非对外贸易的增加，其对南非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似乎与教科书上的理论不太相符，原因可能是与南非政府所采取的对外贸易措施有关。虽然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但不能简单的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因为，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国内产品出口但却利于对国外产品的进口。由于中国是贸易顺差国，汇率升值不利于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升值对进口商品的促进效应被出口的负效应所抵消。因此，人民币升值的综合效应还是阻碍了中国贸易规模的增加的。印度和巴西汇率升值都会阻碍其各自的贸易发展。对于印度，2012年以来印度GDP增长大幅下滑，国内通胀严重，同时面临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的困扰。事实上，印度被部分比较悲观的经济学家看作“新兴经济体中第一个会崩溃的国家”。而对于巴西，虽然巴西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⑩，但毕竟汇率升值会阻碍其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为了分析经济增长、经济人口、财政赤字、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本币汇率各变量对五国贸易规模的综合效应。把表2中的回归结果进行简单的算数加总。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经济人口、财政赤字、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本币汇率五个变量各正向变化1%时，将引起中国将近20.0%的正向变化，将引起俄罗斯11.04%的正向变化，将引起印度、巴西和南非5.62%、5.17%和4.78%的变化。因此，从整体上看，在“金砖五国”中，贸易竞争力最强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以后分别是印度、巴西和南非。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金砖五国”贸易竞争力比较结论
从前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金砖五国”中，各经济变量对各国的影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在“金砖五国”中，贸易竞争力最强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以后分别是印度、巴西和南非。虽然从结果看，中国的竞争力整体上比较强，但是也不容盲目乐观。在各经济变量中，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规模促进作用最大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印度，对巴西和南非的影响比较接近。经济人口对对外贸易规模促进作用最大的也是中国，而对印度和南非则会产生负面影响。财政赤字对对外贸易规模产生正向作用最大的仍然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印度，对南非的影响为负面，对巴西几乎无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对外贸易规模产生正向作用最大的国家是南非，其次是巴西和俄罗斯，对印度的影响不是很显著，对中国几乎无影响。汇率升值对对外贸易规模产生负向作用最大的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巴西，对俄罗斯几乎不产生影响。但是，汇率升值反而会促进南非对外贸易的增加，其对南非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提升中国贸易竞争力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提高贸易竞争力，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贸易健康发展。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经济增长将有益于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增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保证中国贸易竞争力优势的必然需要。但是，不能盲目地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还要注意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而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通过多种措施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中国对外贸易才能健康的发展。
二是适时调整人口政策，获取人口红利。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是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措施到位、执行得力，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但是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⑩。随着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因此，中国应适时调整人口政策，提升年轻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
三是采取适度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财政赤字虽然可以较大程度的促进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增加，但是财政赤字规模不宜无限制的持续膨胀。财政赤字规模的持续膨胀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可能导致政府债务负担的不断加重，进而形成主权债务风险，影响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12）。主权信用评级的不断下滑必然会影响到一国的宏观经济体的健康，相应地，该国的贸易竞争力必然会被削弱。因此，中国应采取适度的赤字财政政策，既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又不至于使财政赤字规模失控，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的丧失。
四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降低居民储蓄率。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会给人们提供一个对未来的较好的预期，并相应降低人们的储蓄率，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人们消费的增加也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又会促进贸易的发展。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时，中国应该重点完善养老保险、就业保险、医疗保险、残疾抚恤金等制度。虽然中国近几年社会福利制度一直在逐渐完善，但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五是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但从长期来看，利大于弊。因此，中国政府和央行要权衡利弊，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必须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重点要放在以下三个方面（13）：一是渐变性。人民币汇率变动要注重小幅升值，弹性浮动，不可大起大落，以免引发经济上的波动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内生性。要调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加快人民币“两率”（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三是可控性。对人民币汇率，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汇率变动充分控制在经济运行可适应的框架内。
注释：
①在此之前，金砖四国共举行过两次会晤。2009年6月16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这次会晤正式启动了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就“金砖四国”下一步合作和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其中特别提出要深化经济合作。2010年4月15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重要讲话。
②宏观经济学中，物价水平也是反映其是否稳定的一个指标。但由于人们可以比较轻易地剔除物价水平对某一变量的影响，并且汇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变相的解释了两国不同物价水平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因此，为了使研究更具可信性，本文的分析将不分析物价水平对贸易规模的影响。
③在分析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时，西方经济学通常假定在社会上只有老年人和青年人。青年人劳动所得足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将对剩余部分进行储蓄，用于自己年老无法工作时的消费需要。而老年人的消费源于自己曾经年轻时的储蓄。
④西方经济学在描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往往假定消费者只够买两种商品，如“衣物”和“食物”。这种假定非常简化，目的是为了简化问题，即便“衣物”和“食物”并未说是进口品还是内产，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依然为本观点提供了不错的注脚。
⑤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
⑥熊彼特理论模型是外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与外生增长理论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分三个类别：一是以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二是以巴罗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为代表。三是以雷贝洛模型和琼斯一真野模型为代表。
⑦本文假定，若一国贸易规模越大则该国的贸易竞争力也就越强。虽然贸易规模与贸易竞争力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笔者认为若一国的贸易规模（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非常小，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该国的贸易竞争力强。
⑧早在1978年中国就实行了改革开放，而南非是曼德拉于1990年成为南非第一任总统后才实行改革开放的。
⑨2010年11月17日，尼尔森公司发布的“中国高储蓄率成因剖析”报告称，节俭文化并非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中国居民在各个生活阶段花费的高成本、预防性储蓄动机等对高储蓄率影响更大，中国储蓄达到GDP的50%左右。（资料来源：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603519.html）。
⑩巴西工业和贸易部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巴西实现外贸顺差297亿美元，其中115亿美元来自对华贸易，占到总数的38%。相比2010年，巴西对华贸易顺差增加了125%。（资料来源：北京日报，2012年1月7日。）
（1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警惕未富先老”，（英大网：http://www.indaa.com.cn/p12011/zxpl/201203/t20120319_956874.html）。
（12）虽然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规模和债务依存度都未超过国际警戒线，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却比较大。如，2010年3月，财政部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超6万亿元，地方债务余额超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6%，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是80%，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174%。社科院预测，到2012年12月，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6%，到2014年才可能回落到20%。
（13）“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与走势预测”，（资料来源：http://www.howbuy.com/news/745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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