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理学论文,四书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6)02—0021—05
和历代的儒学思潮一样，理学也是一种以诠释儒家经典以建构思想体系的学术思潮。只是宋儒在经典的选择、诠释上，表现出与先秦、汉唐诸儒的不同旨趣和特色。随着新儒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四部先秦儒家典籍逐步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最终完成了以《四书》取代《五经》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成为宋以后历代官学的最重要教材和科举取仕的标准答案。随着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地位的提高，《四书》学在传统学术、儒家经学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宋代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二者之间体现出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相互依托关系。研究宋代理学，就不能不研究经学形态的《四书》学；同样，研究宋代《四书》学，也就是在探讨宋代理学的文本依据与学术渊源。本文将宋代理学与《四书》学结合起来研究，并且力图还原这一儒家文明的历史形态，因为理学、《四书》学的成型及其社会化完成，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儒家文明的最终定型。
一 理学建构与《四书》学形成
《四书》学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发生的。西汉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之后，它已经从知识学术领域扩展到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初步建构成一种区别于其它文明的儒家文明体。到了唐宋之际，儒学面临严重的挑战。从儒学的外部来看，佛道两教在学理及个人精神安顿方面有很强的优势，故而在社会中有十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从儒学的内部来看，由于汉唐儒学沉溺章句训诂，学术格局偏狭，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和期待，故而儒学的内在危机终于爆发。但是，儒教文明的中国必然要求儒学能够复兴，从唐中叶到北宋初，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复兴儒学的运动，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韩愈、柳宗元、李翱、胡瑗、孙复、石介等，在批判佛道二教异端邪说的同时，倡导复兴儒家之道，回归千年之前的孔孟之道。
儒学要能够在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宋代复兴，就不是一个回归先秦孔孟传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必须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儒学作出创造性的发展。宋儒是一批极具思想创新的学者群体，宋学也是一种对“性与天道”的形上理论有着精深思考的学术体系，所以，宋代儒学虽是以复兴先秦孔孟儒学为旗帜，其实却是在建构一种新的儒学体系，即在当时或后世所称之的“义理之学”。北宋时期的学术文化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儒家学者，从“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到“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学派团体；从当时居于社会文化统治地位的王安石“荆公新学”，到后来被道学推崇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他们似乎都对“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的义理之学表现出空前的理论兴趣。特别是“北宋五子”的学术思想中，无不包含着对“性与天道”的形上思辨，从而构建了一个含哲学——信仰为一体的理学思想体系。
儒学学术思想从来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托的。汉唐儒学所依托、研习的基本经典是《五经》，两宋儒家学者所关注的是心性义理问题，虽然他们能够通过注释、发挥《五经》来阐发其心性理论问题，但是由于《五经》原典之中存在着心性理论资源稀散与文字艰涩的问题，学者总是面临“《六经》工夫多，得效少”的困境。而相比较而言，《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则心性理论资源丰厚、文字通畅明白，以《四书》为依据完全可以构建起“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因此，宋代儒家学者纷纷重视起《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并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重新诠释，建立起一种不同于汉唐经学的新学术体系。
早在倡导复兴儒学的唐中叶开始，韩愈、李翱等儒家学者就表现出对《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的特别兴趣和重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四部书在儒学复兴、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到了北宋时期，《四书》则在群星灿烂的儒家学者那里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从宋初开始，《论语》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注解《论语》的著作层出不穷。《孟子》一书的地位更是出现了突出的变化，汉唐以来一直作为“子书”的《孟子》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这一尊孟子、研《孟子》的热潮，导致北宋宣和年间《孟子》被刊刻成石经并成为《十三经》之一。而《大学》、《中庸》则被学者们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成为儒家学者们纷纷研读、注解的独立经典。
这一点，在被称为理学家的学者群体那里，就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四书》学的体系就愈加完备。在理学思想体系的初创者周敦颐、张载那里，还表现出将《五经》中《周易》与《四书》结合起来的特点。理学开山周敦颐的代表著作《太极图说》、《通书》，虽然均是《易》学著作，但是他大量引用、汲收《中庸》、《孟子》以及《论语》中的思想与范畴，《四书》中的“诚”、“中和”、“养心”以及“孔颜乐处”等，成为周敦颐理学思想的核心。张载之学亦是如此，《宋史》称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从而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的思想范畴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他的理学体系大量汲收《四书》的思想与范畴，使得他对《四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作了特别高的评价，并首次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而论，表现出对《四书》的特别关注和重视。而到了理学奠基人程朱理学代表人物二程那里，《四书》的重视程度则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二程不仅自觉地、全面地构筑以《四书》为主要依托的理学思想体系，通过解释、发挥《四书》的思想与范畴以建立天理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涵养论的理学体系，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明确将《四书》列之于《五经》之上，认为只要研治好《四书》，《五经》则可“不治而明”。二程的理学体系及《四书》学的思想深刻地影响其后学，二程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不仅继承了二程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继承了二程通过诠释《四书》以建构思想体系的学术取向。
宋代儒家学者不仅普遍地表现出对《四书》的学术关注，并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角度阐发《四书》大义。尤值得深思的是，宋代不同的儒学学派以及理学内部的不同学派，其学术思想体系、学术观点的差异性，又往往体现在他们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典籍的不同理解、不同汲收等方面。譬如，北宋有理学派、荆公新学、三苏蜀学几个不同的重要学派。理学派总是将《四书》看成是一个内在学术精神一致的整体，而荆公新学、三苏蜀学则仅对《论语》、《孟子》等典籍感兴趣，而对理学派十分重视的《大学》、《中庸》关注不多，故而他们的学术体系中缺乏《大学》中从内圣修身到外王经世的为学规模和程序。另外他们的学术思想差异也与他们对《四书》的不同诠释有关。理学派将《四书》统一起来，故而在人性论上坚持《孟子》的性善论，并将《孟子》与《论语》中的人性学说统合起来。而荆公新学、三苏蜀学则是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去诘难、否定孟子的性善论，最终得出“性不可以善恶言”的结论。
宋代儒学存在理学派、非理学派的差别，另外理学内部也分为不同学派，而且，理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也与他们对《四书》的不同理解、不同汲收相关。尽管理学派将《四书》看作是内在学术精神一致的整体，但是由于《四书》中各书又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倾向、学术特色，理学派内部的各个不同的理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独特的学术旨趣、思想方法去选择、解读经典，并且往往是由某一、两部经典为主去解读、会通其它经书，从而产生了旨趣各异的学术特色、思想风格。周敦颐、张载就很重视《中庸》，他们均是以《中庸》中的“诚”为核心建构“性与天道”的宇宙论思想体系。他们以“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的宇宙论、境界论、工夫论去统合《论语》、《孟子》、《大学》的思想观念。而程颐却非常重视《大学》一书，当代学者均指出程颐之学是以《大学》为主去融会其它诸经，以建立自己天理论、格物致知论的理学思想体系。《大学》中“格物致知”的修身工夫论在程颐理学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物物有理”、“人人有理”的天理论构架，其实正是格物致知论的本体论预设，故而程颐其实是以《大学》为核心为解读、诠释其它诸经的。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是理学中的重要学派，他们建构起“性为大本”的性本论理学体系，其经典依据就是《中庸》、《孟子》，故而他的关注点是《中庸》及《孟子》的天命之性观。至于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一派，其学术的关注点及经典依据就是《孟子》一书。他自称其学为“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他的理学体系中“本心”、“心即理”的本体学说及“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论均是对《孟子》诠释、汲收的结果。他还以《孟子》一书为学术思想的基点去解读、发挥《论语》、《大学》，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作出与程颐、朱熹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发挥。
纵观朱熹以前的宋代学术思想界，那正是一个《四书》学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在宋代《四书》学形成过程中，宋代义理之学的学术思潮亦处在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尤其是重视“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正在不断地建设与完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宋代《四书》学的形成与当时的以义理解经的时代思潮、理学体系的建构有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它们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相关互动性。
二 理学定型与《四书》学体系完成
从宋初儒家士大夫批判佛道、复兴儒学开始，《四书》学与理学就处在不断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到了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宋代的《四书》学与理学终于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四书》学的经学形态定型与理学学术体系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宋代《四书》学的定型与理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均是与一个思想文化的巨人——朱熹联系在一起的。
朱熹是宋代学术史、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四书》学体系的确立者、完成者。在朱熹同时代及其以前的宋代儒家学者中，虽然也十分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并且通过注解、发挥《四书》而建立了以《四书》的思想、观点、命题、范畴为基础的学术体系，但是，只有到了朱熹这里，《四书》才成为能够与《五经》并立，并且地位已高于《五经》之上的经学体系，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作为新经学体系——《四书》学的定型者。首先，朱熹完成了《四书》学的体系化。其他宋代学者的《四书》学训释均是单独的、分散的，只有朱熹将此四部典籍结集一体为《四书》，而集中加以注释、阐发，完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论著。朱熹还努力从道统授受、思想内容、进学顺序、工夫次第等方面阐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证明《四书》是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学术体系，从而建立起了宏大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其次，朱熹实现了《四书》学的综合化与集大成。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不仅在宋代有诸多学者的训释，而汉唐时期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有义理之学的阐释，也有训诂之学的注解，朱熹以其广阔的胸襟与精深的思想从事《四书》学研究，多方面多层次地汲收了历朝学者的学术成果，使得他的《四书》研究不仅是宋代、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四书》学的集大成著作。其三，朱熹也实现了《四书》学的经典化。朱熹同时代及以前的宋代学者已经越来越重视、推崇《四书》，但是只有朱熹才以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一生功力去研治《四书》，终身不断地思考、完善《四书》学的精义，他不仅用比治其它诸经更大的精力去研治《四书》，并且反复将《四书》与《五经》作比较，强调《四书》的优先性、重要性，从而使《四书》的经典地位完全确立并高于《五经》。尤其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传世后，更是成为宋以后的儒家经典体系中的核心经典。
朱熹同时也是宋代思想史上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自“宋初三先生”倡导复兴儒学、致力于新儒学学术思想建构以来，理学思潮已经成为宋代最有思想创新和发展潜力的学术思潮，不仅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理学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理学学派。但是，在群星灿烂的宋代理学家与理学学派之中，只有朱熹才实现了理学集大成，朱熹所建构的理学思想完成了“致广大、尽精微”理学体系的建构。尽管以后有许多理学家对这一思想体系做了一些修补工作，但再没有出现一个在学术思想的“广大”、“精微”方面与之并列或抗衡的理学体系了。朱熹所以能完成理学集大成工作，不仅在于他能够与同时代诸多著名理学家如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作非常广泛的思想交流与学术论辨，而且他能够突破门户之见，从以前的各位理学大师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自以为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故而在他那庞大理学思想体系中，可以看到周敦颐、张载、邰雍、程颢、程颐及其二程的多传弟子们许多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观念及思想方法。通过向同代及前代学者综合学习，更通过自己的广泛学术思考与深入思想探索，朱熹终于建立起一个十分庞大而精深的理学体系。其中既有通过理气、道器、太极阴阳及“理一分殊”的广大思考而建立的天理论，又有包括“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及心性情等精微辨析而构造的心性论，还有包括格物致知、穷理居敬、操存持养、致知力行等修身方法的工夫论。朱熹对理学体系中的一个个范畴、命题、观念均有体系化的深入思考。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和完成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更是将《四书》学的确立与理学体系的完成统一起来，即建立了一个以理学为思想内涵的《四书》学经学形态，或者说建立了一个以《四书》学为学术形态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并影响以后中国七八百年之久的新儒学思想文化体系，也完全是由朱熹完成的。这样，朱熹所构建起来并兼收儒、佛、道以及诸子学、汉学、玄学等诸种思想文化为一体的理学思想体系，就能够依托在儒家经典的《四书》学体系之中；而那个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并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遗留给后学的四部经典中，又能够开拓出合乎时代需要、并能够与佛道宗教抗衡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合思想——学术为一体的新儒学形态就具有了思想史、学术史的双重意义和地位，它既是能够影响近世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文化体系，又是一个在中国学术史独树一帜的经学学术形态。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朱熹所建立起来的合《四书》学与理学为一体的不仅是一种思想学术形态，在世界范围来看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即所谓儒家的中国文明或东亚文明形态。所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儒家文明体的发展进程来考察《四书》学与理学重大历史的意义。中国古典的儒家文明有一个逐步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儒家文明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及其代表这一礼乐文化的儒家典籍——《六经》，作为一种儒家文明之文明体的成型是在西汉，但这种文明体真正完成则是在两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与《四书》学的思想文化就是它完成的标志。从古代历史到当代社会，儒学往往又被称之为“儒教”，其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有着超越一般知识体系的意义，它是一种全方位的文明体，即包括了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学校教育、学术知识、风俗习惯等等。事实上，宋代的理学及其《四书》学就与儒家文明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
与世界上其它文明体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比较而言，儒家文明一产生后就有人文化、世俗化、理性化等特征，代表儒家文明成熟起来的两宋时期，更是使得这种人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的文明特征已经体系化为一种精深的理论，一种安身立命的信仰，一种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方式。宋初儒家学者胡瑗所倡导的儒学是包括“体”、“用”、“文”三者在内，此三者的统一正是由于“儒学”不同于一般的学派或知识传统，而完全是一种儒教文明体。所以，在朱熹的《四书》学与理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仅仅将眼光停留在它表明的学术形态中，即一种偏重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形态，一种由抽象范畴构建起来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看到这是在重建一种人文信仰，倡导一种注重日用实践的工夫，以及与这种人文信仰、日用实践息息相关的新儒学的思想学术体系。这才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四书》学与理学的思想精义与历史价值所在。
三 理学、《四书》学的社会化与儒家文明
朱熹所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已成为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完成形态。但是，这并不等于一种儒教文明体的最终建立完成。因此，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四书》学与理学，还有一个通过文化传播走向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过程，有一个学术思想如何实现社会化的问题。
我们知道，儒教文明初步建构首先是从礼乐制度文明开始的，西周时代先建构了十分完善的礼乐制度，然后才产生以礼乐制度为依据的思想文化与文献典籍。而宋代儒家学者所发展完成的儒家文明则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历史进程。两宋时期，首先是一批在学术领域具有思想敏锐性与文化使命感的儒家士大夫积极从事思想的开拓与学术的创新，从而创立了比汉唐的思想学术更具人文性的价值信仰、更显理性化的哲学思辨、更体现实践性的日用工夫的新儒学形态，也就是一种以《四书》学为经典依托的理学形态。但似乎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倡导新儒学的士大夫所急于要做的，就是要设法使新建立起来的《四书》学与理学尽快在社会各个层面传播，完成《四书》学与理学的社会化。这就需要使其转化为朝廷的治国方略与社会制度，转变成一种学术正统的官学，发展成为一种主宰人们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只有达到这个社会化的程度，才可以说这种新的儒家文明完全完成和定型。
所以，还在《四书》学与理学的建构过程中，那些站在理学学术前沿的儒家士大夫们就通过经筵讲学、奏札封事、逞进著述等方式向朝廷宣传、传播理学及《四书》学，想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实现理学思想的社会化。在《四书》学完全成型与理学集大成完成之后，程朱理学家的后学们更是加大了对历代朝廷宣传理学、传播《四书》学的力度，理学及其《四书》学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同与尊崇。从南宋后期开始，理学家们纷纷获得尊谥并供祀文庙，朱熹的《四书》学著作被列为官学的制定教材，以程朱为儒家正统的理学还成为科举取仕的标准答案。至此，程朱理学及其《四书》学终于成为得到历史朝廷认可的国家官方哲学与统治全国的社会意识形态。
除了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之外，宋代理学及其《四书》学也通过民间传播、宣传的下层路线。在民间社会传播理学及其《四书》学，首先就是要影响、争夺在民间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士人阶层，所以，大力创办非官学的书院，大量刊刻发行理学及其《四书》学著作，也成为历代理学家们十分热心的文化教育事业。宋元明清时期书院教育大兴，理学家们的著作大量流行，就是源于历代理学家们希望通过民间社会传播理学的强烈愿望。尤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推崇理学的儒家士大夫们，不仅关注士人阶层，还十分关注民间的儿童教育与乡村的社会教育，他们亲自编写以理学及其《四书》学为主导思想观念的蒙学读物和普及教材，并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山区乡村从事“化民成俗”的理学思想传播。
正是由于宋代理学及其《四书》学的从上层到下层的全面传播和普及，使得这一原本主要是活跃于思想学术群体的学术能够扩展到政治制度、治国方略、社会风俗、学校教育以及个人信仰、人格成长的社会生活中去。这时，由宋代儒家学者所建构起来的理学及其《四书》学，就由一种新的学术形态、知识体系而转化为一种新的儒家文明，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之久，并影响、传播到整个东亚的各个国家与地区，构成了到今天仍保留下来的东亚儒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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