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映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中，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深刻揭示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内容、实质、途径和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因为它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发展观、方法论、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等方面，取得了中华民族的形式，为我们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容。
（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以下引《毛泽东选集》只注卷数和页码）
这里讲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真理性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二是认识过程中的两次能动的飞跃以及认识和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三是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三个基本观点，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持，又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贡献，在于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认识论中国化了。这表现在：一方面，他所讲的“三个循环往复”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中心点是论证如何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地历史的统一”（第1卷，第296页）即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附标题，并把“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称之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说明他已经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认识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中的知行观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讲的认识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中国化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了。
（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站在辩证发展观的高度，对作为客观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发挥，其主要之点是：内因和外因的互相联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相联结；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互相联结；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矛盾转化表现为新陈代谢的过程；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关系；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等等。这些基本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经提出了的，但是，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对这些基本点作了重要的发展。为更加全面深刻地考察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毛泽东是运用辩证逻辑方法于中国革命及其战争的第一人。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证实了这种运用的正确性。《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所阐明的客观辩证法和认识论。成功地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也就意味着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因为这种中国化了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深深地扎根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而且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在一起。用“相反相成”一语来说明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的关系，用一切事物由于其内部矛盾而引起的必然的自己运动的思想，来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体用不二”、“道在器中”的观点，说明它从形式到内容已经中国化了。
（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学说的中国化。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理想和现实关系的正确解决上。理想要以现实发规律提供的可能性为依据，只有这样的理想，才能成为人们变革现实的动力。毛泽东由此出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讨论了社会理想问题，为中国革命勾画出理想的前景，提出了到达大同之路；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第4卷，第147页）
这里说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即无产阶级专政。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来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和政党自然地归于消亡，使人类进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的理论，毛泽东根据这种理论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显然是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学说的坚持。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又具有中国的特点。人民民主专政是专政与民主的结合，它对少数反动派施行专政，对广大人民则是保护他们、用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的工具。这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来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贡献。特别是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提醒，对经过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更是一个重大的补充。因为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是极难克服的，经过人民民主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容易受到小农眼界的歪曲，只有不断地教育农民，才能排除这方面的障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而且使这一学说取得了中国民族的形式。“世界的大同”，是中国历代哲人一直追求的美好社会，毛泽东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其进行科学的总结，使之由空想变为科学，这就在内容上把共产主义理想学说中国化了。
（四）毛泽东还讨论了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方面。毛泽东认为，党的三大作风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根本特征。所以，他主张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人，首先应当是贯彻理论与实践统一、理想与现实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第2卷，第522页）。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应把握“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他还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第3卷，第1096页）并强调共产党人要和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生根、开花。这是党的三大作风的前两条，是对中国近代哲学中的“义利”之辨和“群己”之辨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解决“义利”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革命的功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第3卷，第864-865页）。这里包含有一种价值观，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根据是效果还是动机的问题。毛泽东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彻于价值领域，一方面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发现了错误，就应决心改正，只有在这种力求动机与效果统一的“严肃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第3卷，第874页）即无产阶级的立场，才真正具有了共产主义者的品德。关于“群己”关系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如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群众出于自觉和自愿，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领导者去包办代替；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领导群众不失时机地前进。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贯彻。中国儒家的正统派都讲仁智统一，都重视道德行为上的理性自觉。毛泽东发扬了这一传统，在自己的德性理论中，强调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把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的有效方法。他用孟子“心之官则思”的话，来说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对于增强自觉性的重要性。他密切地结合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化为党的三大作风，并以党的三大作风来论述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这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批判继承历史遗产。这是关系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含义的重要问题。
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百余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众多的革命家、思想家研究哲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唯一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毛泽东。因为他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科学地总结了集中反映时代中心问题的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心物”之辨，找到了解决时代的中心问题的钥匙。他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道路和前途，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原理的正确性，也说明了这个原理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仅体现了中国近代的时代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这主要表现在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解释上。“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术语，毛泽东对它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第3卷，第801页）这样的解释，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因为它主张：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一方面要从中国的社会情况出发，把握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另一方面要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引出规律性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来指导革命实践。经过这样的解释，“实事求是”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路线、新的认识路线和新的学风，使传统的思想变成了革命的哲学。还要看到，这样讲“实事求是”，已不是在术语上，而是在内容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
三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才能实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值得认真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任何哲学的地方，就在于它把“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提到了首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它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又决定了它的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很重视后一点，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毛泽东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念中，用“革命”二字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特征，其目的就在于强调为实践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是要接受、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要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国情；三是要寻找中介环节或结合点把前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要做好这三点，就必须竖起革命批判的旗帜，对各种非科学的思潮和错误的倾向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
从接受、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五四”时期的论战中显示出其真理性，从而赢得了众多先进者的拥护。当时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流派有三个，即“玄学”派的唯意志论、“科学”派的实证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就人生观的问题展开了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正确地阐明了社会历史中的因果律和自由意志的关系，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显示了唯物史观较之其他哲学学派的优越性，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选择和接受。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得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感到恐惧，于是他们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猖狂进攻，挑起了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这场论战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通过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谬论的批判，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进了一步。1937年毛泽东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矛盾论》，可以说是这场论战的总结，而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也吸取了这场论战在哲学上的成就。这说明坚持、运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也是离不开论战和批判的。
从具体认识中国的国情来说，批判和论战显得格外重要。认识中国的国情，就是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科学地、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问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和中国共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中心。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曾就中国社会性质的革命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托洛茨基等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对外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反对资产阶级。斯大林等对这种荒谬的观点和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接受了斯大林多数派的观点，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陈独秀等持反对态度。他们赞同托洛茨基少数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已经结束，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积蓄力量等到将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再进行革命。这种意见分歧，不久就从内部争论转变为公开的理论界的论战，这就是30年代初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经过论战，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受到了清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对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党内同时出现了“左”倾教条主义，并三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特别是王明等人搬弄马列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严重脱离中国的国情，主观主义地指导中国革命，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持久、深入地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明确指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主要障碍。从认识论上说，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第1卷，第295页）。要通过认识中国国情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从哲学上批判它们的错误。在斗争中，毛泽东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道路和前途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键，是要找到沟通二者的中介环节或结合点。因为哲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不能跳跃式地直接运用于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往往要通过各种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中介，为自己开辟通往现实的道路。在这方面，毛泽东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我们开拓了一条重要途径，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化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方法，如调查研究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等，然后运用这些方法作为中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第3卷，第789页）调查研究是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的方法。这一方法的特点在于实践性，它不是纯哲学、纯理论的认识方式，而是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一种把握客观世界的方式，因而它能够成为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实际具体情况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同上，第900页）这个方法用公式来表示就是：“群众——领导——群众”。毛泽东在分析中，抓住群众是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相一致这个环节，把它同“实践——认识——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融为一体。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化、现实化和形象化，因而也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特点的认识方式。只有这样的认识方式，才能起到中介的作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毛泽东还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作为领导的基本方法。他指出：“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而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上）这一领导方法，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个别指导——一般号召——个别指导”。很显然，这种领导方法已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广大干部、群众可以摸得着，用得上的锐利武器，是介于哲学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环节。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关键也在于找到使二者结合起来的中介环节或结合点。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侯外庐，杜国庠等，曾为发掘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作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先秦和明清之际这两个时期的哲学上，认为“认识和继承这两个时代惊心动魄的文化遗产”（侯外庐：《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目库》，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1页），就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具体的结合点。中国古代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近代哲学的进化论、以及历史观的发展观和认识论的知行关系的争论，等等，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沟通之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正是批判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正是对这两个问题争论作的科学的总结，把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阶段。这表明，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不仅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沟通，而且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补充和发展，并取得鲜明的中国特色。
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中介环节或结合点，同样充满着批判和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态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第2卷，第207页）。艾思奇驳斥了叶青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谬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它和表现出中国特殊性的传统哲学有着统一性，因而寻找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是可能的。正是通过上述的批判和斗争，才逐步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结合点，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全面的中国化。
四
站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程及其规律性。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看，它的中国化过程，表现出由整体到部分再由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规律。众所周知，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是集中在唯物史观上面，而对唯物辩证法则缺乏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只是到了192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由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对此有过回顾，他说：“中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发生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对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论和德波林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界清算运动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转引自《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当时开展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论战的评论，是唯物辩证法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对这次论战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热点，如认识和实践、内因或外因、运动和静止、量变和质变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回答，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但是，用哲学的概念把它概括起来，是由《新民主主义论》完成的。必须强调，《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只是唯物史观的概念，也不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更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概念，而是集中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概念，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部分到整体发展的相对完成。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逻辑看，它表现为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通过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这样一些互相联系的环节达到的。1927年以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掌握不够全面和革命具体经验的缺乏，“结合”只能是个模糊的整体概念，即感性具体。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逐步提高。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动本本主义》和1937年写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与途径，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重要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了由感性的具体到科学的抽象阶段。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新民主主义论》对它作了总结，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达到了由科学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阶段。这是通过对“左”右倾的批判实现的。在中国，右倾的思想往往表现为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讲矛盾调和而忽视斗争，强调客观条件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而“左”倾的思想往往表现为独断论，只讲斗争而忽视统一，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条件。所以，克服这种右的和“左”的倾向，实际上也就是对感性和理性、相对和绝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等等环节，经过批判的总结而达到全面的把握。
再次，从哲学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看，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阶级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哲学革命又转过来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的规律，也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它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向自由解放的道路。正是这一“中西古今”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首先在中国得到传播和运用，并进而形成了把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为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这是同哲学要回答“中西古今”之争、“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密切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其实质也是“中西古今”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在这种斗争中逐步实现的。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发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艾思奇提出了“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任务；延安哲学界掀起了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热潮，《新民主主义论》概括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念，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这些积极成果的取得，与反对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有联系，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分不开，更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围剿”密切相关。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短短的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政治、军事上的伟大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空前胜利。它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哲学革命又转过来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的论断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而相对地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圈圈（螺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结束，而是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继续着、发展着。如何继续发展？站着什么方向、按照什么原则发展？这仍要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解释。
附记：
本文是在冯契教授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启发下写成的，并采用了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特在此说明，以志谢忱。
（1995年2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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