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进程论文,中中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时代，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是，几乎学术界的许多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也许这个话题确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临近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进程的逼近就更为人们所警觉了。那么全球化究竟会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会模糊中国文化的特征吗？或者说它会导致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终结吗？我想这后者无疑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如威廉·马丁(William J.Martin)所描述的，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电子化的地球村里，在这里，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中介，新的社会文化组织的范式正在出现”（注：参阅威廉·马丁《全球化的信息社会》(The Global lnformationSociety)，汉普郡：阿斯里波·高乌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1-12页。）。信息的无所不及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使得理论的“旅行”成为可能。毫无疑问，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学术沙龙中杜撰、新闻媒体炒作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景致，它已成为一个为所有人部热切关注的客观现实（注：在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方面，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者所倾注的精力不尽相同。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就全球化所及范围而言，香港第一，其次是大陆，再次是台湾；就对全球化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而言，首先是大陆，其次是香港，再次是台湾。这说明，在香港和台湾，本土化的倾向仍有相当的力量，尤其是在台湾，传统文化的根基仍相当深厚。）。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对此，我在近几年内已经在多种场合阐述过我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言（注：参阅拙文《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第15-25页。）。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特征？在一个长期经受封闭之害的中国文论界，如何以积极的对策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以便在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批评家的声音？对此，我将分别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探讨。
全球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探讨
对于全球化这个不可否认的现象，西方各派不同的理论家和学者都争相进行描述，试图找出这一过程的源头以及对这一现象的最早的描述和分析：其中包括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派” (world system anal-ysis)、弗兰克和阿明等人的“依附理论派”(dependency theory)和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派”(Neo-Marxism)等，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对这一现象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或者甚至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富有想象力的预言性和极其精辟的语言描述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直到在世界各处的扩张和殖民过程，并预示着物质生产的全球范围内发展必将导致文化生产的国际化，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0页。）
毫无疑问，“《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世界版图是由许多基本的假想或无可置疑的预设形成的。这些假想或预设同样也出自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所处的文化语境，尽管这种语境不如直接的政治意图、个人的动机或具体的历史参照系那么明显”（注：参见约翰·托斯为他所编注的《共产党宣言》最新英文版撰写的导言，第23页，波士顿和纽约：贝德福德／圣马丁出版公司，1999年版。）。但我们通过仔细阅读这段跳跃式的引文，已经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涉及了我们今天从事全球化研究所必然遇到的四个主要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由西向东、由中心到边缘的旅行过程，它始自15世纪末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展；(2)由资本主义的崛起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资本市场的划分，一个由垄断到自由竞争直到跨国的资本市场已逐步形成，在这场竞争中，跨国资本显然成了胜利者，而各地的民族工业则不可避免地成了这种全球化过程的牺牲品；(3)跨国资本的崛起、资金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形成为资本的全面全球化铺平了道路；(4)由物质生产而带来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出现，文学的封闭性已为开放和交流所替代。可以说，后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
因此根据这一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暂时的结论：全球化是一个开始已久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并非始于当代，它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此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全球化过程的理解不能只将其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必然要反映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和消费方面。对于全球化这一突然呈现在当代社会现实和学术话语中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异常关注的。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指出，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linkages)，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注：参阅詹姆逊为他和三好将夫编的《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题为《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lssue)，杜伦，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根据詹姆逊着眼于历史得出的看法，资本主义显然已进入了“晚期”，因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就到了一个极致，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它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体现在文化生产和文学创作上，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导致全球化时代后现代性症状的不外乎这三种因素：跨国资金的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和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时空观念大大地更新了，真实的时空和虚拟的赛博时空常常融合交织的状态，文化的生产和文学艺术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工业社会的信息生产和大批量的制作业。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居于一种激烈的竞争机制中，并且不得不依循全球化的法则行事，因而在经济领域，原先业已存在的贫富等级状态将进一步向两极分化。也就是如同德里克所说的那种情况，“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然而，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但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对全球化的成功的价值之考虑，正如它之于跨国资本那样，对世界主义的自由人士或左派也有着吸引力，它弘扬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但却忽视了继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过去的残存物，而是带有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假想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因为在传播民主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正在局部地被撤消，甚至使全体选民们也爱莫能助”（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在这里，德里克显然强调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它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如此，在刚刚进入经济上腾飞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是明显，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人为地将全球化的范围限于经济领域，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态度。可以说，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一种全球化的语境，这其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现实而存在，并且在影响着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来自西方的强势文化仍试图主宰并重构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辩证地认识到，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丰裕社会，未必能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产品，倒是在那些物质生产相对落后但却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些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兴盛和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中见出成功的范例。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精神。
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研究再探
既然全球化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那么根据这一法则，经济全球化就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经济发达者越发强盛，而原先的经济落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趋同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麦当劳和迪斯尼以异常诱人的魅力占据了人们的消费领域和想象世界，从而把一种无限扩张的美国消费文化发展到全球范围，它模糊了各民族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全球化对我们今后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在我们的时代所出现的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的边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学的人文学科萎缩，科研经费不足，出版事业的萧条，文学系科的学生毕业后改行从事更为实际的工作，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名牌大学在综合排名中明显处于劣势，等等。相对于有着一定读者的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尴尬状态就更是令人哀叹了。它一方面受到文学作品市场萧条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的挑战。如果说这种现象只是出现在西方的发达国家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而言，它又不得不面临着另一种强势话语——西方文论的冲击，以致于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的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我们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失语”的症状。这样的叹息究竟有无道理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应对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基本意义作一辨析。
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确实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而且就欧美两大集团来说，全球化则更是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经济上，美国的货币已连续多年占统治地位，美国经济也一直在主导世界经济的走向。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显然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念为准则的全球化的牺牲品，因而全球化在欧洲国家中受到的批判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欧洲国家试图在欧盟的大旗下，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以一种货币来对抗坚挺的美元，在国际政治论坛上以一种声音来发言，但这一切收效甚微。在文化上，情况则更为复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当今的世界文化正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面对这股潮流，是顺应它还是逆流而上？这在欧洲国家中也有着广泛的争论。由于各欧盟成员国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各国人民仍操持着不同的语言。如果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就等于向美国文化认同，而不用英语，则无法使欧洲文化在全世界产生实际的影响。这一切都引起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虑。欧洲国家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渊源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差异了。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全球化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由全球化现象带来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不确定和认同的多元性促使我们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对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研究上。由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到处落户，致使相当一部分公司的雇员的民族身份变得模糊起来，他们代表公司的利益，既为公司的扩展而工作，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或他们本来的民族同胞，同时也为自己的同胞和民族在国际上的发展争取多一点空间。因此他们的身份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多重性成了全球化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同样，在知识界和文化学术界，知识领域的扩展和理论的旅行也打破了传统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疆界，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学者们的文化身份也因此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这一方面对传统的学科是一个挑战，但另一方面却为跨越学科界限的文化研究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由全球化所导致的移民是造成当今存在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一些有着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西方主流学界的扎根和成名也造成了这些知识精英的有意识“忘却”或“模糊”自己固有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他们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化的背景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唱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而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恰恰又是他们取得创新的资本。由此可见，身份本身又是一种建构，而文化的身份则同时具有认同和建构两方面的性质。在这几年的文化研究中颇为引人瞩目的“身份研究”(id-entity study)就有着鲜明的全球化精神的特征。对此，我想着重落实到对中国文学理论的“非殖民化”问题的探讨上。
中国文论的“非殖民化”？
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20世纪曾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显然是就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纷呈、理论驳杂而言的。但是在这一片“众声喧哗”之中，中国理论家的声音确实有一度十分微弱，以致于有人哀叹中国的文学批评患了“失语症”。在这些人看来，“黑人可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建自己的理论话语，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具有极为深厚理论根底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不能够重新建立自己的当代理论话语吗”（注：参阅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第218页。）？当然，持这一看法者的初衷是出于对中国文论在国际论坛上实际上发出的微弱声音而感到不平，试图提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但是他们所举的黑人之例却是不恰当的，因为黑人的非殖民化策略的实现恰恰是通过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语言来表述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混杂”(hybridization)策略实际上消解了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话语霸权，使得曾经一统天下的标准英语(English)被消解为有着不同发音和语法规则的Englishes或者甚至english。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殖民主义的话语把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模糊了，而恰恰是他们的那种带有消解性和混杂性的批评话语以及“英语”影响了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
我认为把曾有过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失语”状态夸大为“失语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术语、甚至话题都是西方人用过的，例如全球化这个话题就来自西方的语境。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调整和完善早已被“中国化”了，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一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进行了对话，另一方面又对别国人民从事新的实践有着指导意义。至于全球化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起来，这一点倒是事实，但即使如此，也正如美国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正确指出的，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一种逐步消解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of the Van-ishing Present)，康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占据中心话语权的最成功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之一，斯皮瓦克本人的知识生涯就可以说是一个由东方（印度）向西方（美国）运动的“全球化”的范例。在这样的由东向西的运动中，她并没有丧失她固有的印度文化身份，而且只是在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曾受惠于她的宗师德里达和德曼，一旦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她就开始影响一大批西方学者了。这样，她既在“中心”发挥影响，同时又对“边缘”的学术话语产生影响。这一个案足以引起我们中国学者的重视。
有鉴于此，对于全球化这一来自西方的现象，我们也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此十分重视，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其消极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全球化反其意而用之：全球化曾在历史上有过两个传播出发点，其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无疑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起到了先行的作用，这是从西方的中心向边缘的扩展；另一个则是更早一些的始自华夏大地的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它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路径形成了逆向相反的方向，这便是从东方的中心向西域的扩展。如果前者是资本全球化的开始，后者则是文化全球化的另一起点，只不过后一种由东向西的全球化过程一度被中断了，但中断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在今天的全球化大语境下对之进行恢复和重构，使之为中国文化的西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看来，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并不可怕，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共处和对话的新局面（注：最近在台北举行的一次关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不少发言者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台湾电影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向西方“全球化”的一个具体成功的例子。）。而且，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总是受到各民族－国家自身的地方文化的抵制，因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时而全球化占上风，时而本土化占主导地位，世界各民族文化永远不会形成一种统一的模式。
显然，中国文化和文论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有可能不得不失去一些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甚至为了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向世人介绍，我们不得不用包括西方话语在内的最流行的西方语言来表述，但是这种必要的失却只能换来更多的得到。在这方面，斯皮瓦克说得好，“在帝国主义框定的范围内，从高级民族文化向混合着新独立民族的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民族身份’探求或降低层次时，常常会在风格上有所失却”（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一种逐步消解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Toward a Historyof the Vanishing Present)，康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为了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文化渗透，西方文化有时也不惜失去一些东西，我们又有何担忧呢？实际上，熟悉斯皮瓦克的学术道路的学者不难发现，这位当年的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阐释者和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主义和女权主义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前辈大师的跟踪和模仿，她所致力于实现的不仅是“从边缘到中心”，而且更是基于对中心的消解来重构新的中心并影响中心。今天的斯皮瓦克研究者再也不会简单地把她看作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阐释者了，而会把她公认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和理论话语和声音的“后殖民批评家”和“后殖民知识分子”（注：对斯皮瓦克的赞誉性评介可见于《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封底的文字和有关报刊上发表的评介文章。）。我想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从另一位非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巴赫金的“被发现”和在西方语境下的重新阐释之成功范例中见出。早在80年代初，随着巴赫金的主要著作英译本的问世，巴赫金本人也被认为是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大师，因为他的理论涉及多种领域，“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以及关于人的哲学”（注：参阅克拉克和霍魁斯特《米哈依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康桥，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导论”第7页。）。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巴赫金研究曾一度是一门“显学”，而巴赫金的学说也同时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当作自己的重要资源，而对巴赫金的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最近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一事实实在是值得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深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示着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因此我们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首先应当具备一种国际的视野和包容的胸襟，敢于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同时也敢于将自己的文化和学术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文化理论争鸣中，以便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理论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对话。文化全球化并非像经济全球化那样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同一性，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平等地位，通过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理论对话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的理论同时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实践中得到发展，它并不是西方话语中的专利，而只是西方学者最先采用的一个术语。
国际文论界的中国声音和策略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仍在加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重组不可能不对文化和文学生产发生相应的影响，因而包括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在内的各种民族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生产和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波及，对文学理论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者实际上在西方学界更占多数：当年以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介绍而著称的乔纳森·卡勒早在80年代就主张用“文本理论”(textual theory)或者干脆“理论”(theory)来取代传统的文学理论；而美国解构批评最重要的代表希利斯·米勒则主张用范围更广泛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来取代或包容行将衰落的文学理论；近几年来逐步脱离精英文化的哈罗德·布鲁姆则更为激进地宣称，理论已经死亡，文学仍有人欣赏。他自己近几年来就一直在走通俗的道路，不断地以自己的“文学－理论”畅销书而赢得巨额利润（注：这可以从布鲁姆的最近一本书《如何阅读与为何阅读？》(How to Read and Why)（纽约：西蒙和苏斯特公司，2000年版）的巨大的商业成功中见出端倪。）。这一切均使得原先对文学理论寄予厚望的人们感到心寒：难道文学理论果真就将被淹没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吗？
同样，中国的文化学术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挑战，但相比较而言，文学理论仍有着相当宽广的发展空间，这可以从近几年来在国内举行的文学理论方面的国际研讨会和几套颇有影响的文学理论丛书的出版见出征兆。但是面对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国内的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已开始对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感到无所适从，或者悲观地认为文学理论必将消亡，或者从另一个极端来抗拒文化研究的冲击。但这两方面的努力效果都甚微。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蜂拥进入中国，致使有着自己独立人文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以直觉印象为出发点的感悟式批评依然在很大的读者范围内受到欢迎，批评的指向或者是作者或者是文本本身，批评实际上仍未摆脱作品评点或价值判断的层次，因而与当代文学创作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一批有着较好理论素质并受过高等院校的学院式理论训练的批评家则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批评理论意识，他们的最终目的既在于借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旨在批评实践中对本土固有的或从西方挪用来的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复兴，使得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单方面的由西向东的“理论的旅行”（赛义德语）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论的双向旅行和交流，需要的是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世界。这方面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就是在广阔的中西比较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文学的文化批评，这种以理论阐释为特色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和文化阐释。它并不回避对文学现象的价值判断，因为被批评家选定为批评阐释对象的作品（文本）及其生产者本身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批评价值和研究价值，但这种价值并非一定要体现在批评家的褒贬之词中，而更应该体现在这些文本内在的阐释深度和广度。伟大的作品或重要的文化现象必定蕴含着多重阐释代码，因而永远不会失去其批评的价值。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时期，我们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化批评者都感到一种压力和挑战，尽管这一时期的无序状态曾一度使我们感到困惑。但目前，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中国文化已开始日益受到国际文化学术界的重视，这完全可以从国际学者踊跃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这一事实中见出证据。正如荷兰学者佛克马所客观地指出的，长期以来，欧洲的文学学者与美国文学学者由于门户之见，很少交流，甚至彼此文人相轻，而北京的国际会议则使他们有机会走到了一起，共同探讨文学理论的未来，共同组织自己的学会，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中介作用（注：参阅拙文《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与此同时，我们的理论家却又领略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严酷的市场经济法则的“威慑”。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似乎无法正视这样一种两难：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我认为，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包括批评话语和操作的语言）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我们的文学翻译工作者长期以来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有助于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但这并不能代替后者的真正走向世界。等待国外的汉学家来“发现”优秀的中国文学实在是可悲的。文学创作固然如此，更不用说文学理论批评了。如果我们不以积极的姿态去跻身于国际理论批评之林，恐怕连等待汉学家的发现都不可能实现。当然这种主动地接近世界所付出的暂时的“失语”之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失语”并不意味着“失声”，而是一种通向更深层次理解和对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注：在这方面，我国人文科学的评估标准尚未达到国际的标准。实际上，在自然科学界，人们以习惯于以国际公认的SCI（科学论文索引）和EI（工程论文索引）来作为具有国际学术价值的论文的评估标准。在社会科学界（尤其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界），也已经有人开始注意用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作为评估标准了，而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国（大陆）至今尚无一所高校或科研单位自觉地用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作为评估标准。我认为这也是造成我国的人文科学评估缺乏科学性和国际性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香港和台湾的高校，这种评估系统已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了。）。如果我们借用“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就不可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理论家的越来越强劲的声音。
标签：全球化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巴赫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