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语言表达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工作论文,语言表达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谈话和说理是一种口头语言表达形式。我们只有注意语言表达艺术，才能使话谈得好，理说得明，才能使教育双方的思想沟通，达到共识。
关键词：谈话 说理 语言表达
语言是思想的表现形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作为口头语言表达的说理、谈话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艺术，奥妙无穷。它涉及到教育者在工作中一方面要表达什么、怎样用语言去表达，即如何“达意”；另一方面，又要使受教育者不曲解自己的思想，并能够接受。说到底，谈话、说理就是要通过巧妙的语言表达来沟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的思想。当前正值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需提高技巧，掌握策略，注重科学性。
一、确定主题，言随旨遣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是传递信息的代码。我们运用语言来进行谈话、说理，便是一个“编码”（教育者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与“解码”（受教育者将语言形式还原为思想内容并逐步接受）的过程。“编码”与“解码”出了差错，教育过程就会中断，因此谈话或说理必须用确切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如“语言不能适应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需要时，就得对不能达意的语言形式重新进行选择和组织，以排除干扰，保证信息传递的畅通。”[1]也就是说，“编码”要能达意，“解码”要想不曲解原意，就得使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相统一，服从表达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谈话或说理时必须首先确定主题，言随旨遣，否则便是无的放矢，甚至适得其反。因为谈话或说理的主题确定的准确与否。是关系到能不能达到表达目的重要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其表面现象易于观察了解，但产生问题的原因却不容易找准，往往同一种表现，不同学生其思想根源却不同。比如，同是情绪低落，学习消积，有的学生可能是因学习基础差而背上了思想包袱，有的则可能是因家庭、身体或不能正确对待进步、荣誉、恋爱等问题所致。因此我们要解决思想问题必须首先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确定出谈话、说理的主题，并围绕主题言随旨遣，用恰当的语言形式去表达，这样就会“有的放矢”，达到谈话、说理的目的。不难设想，如果连谈话、说理的主题都不知道，就无法组织谈话、说理的内容，更谈不上什么让被教育者达到受教育的目的了。
谈话、说理的主题一旦确定，就必须紧紧围绕主题来表达，不能偏离中心。如果我们离题千里地高谈阔论，往往会使被教育者不知所云。因此，我们在作学生思想工作时，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弄清其发生、发展过程，找出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在谈话或说理时，必须根据话语信息的输出和反馈来控制好自己的语言表达，一旦发现偏离主题，就得加以调节，不可因为谈话顺利或兴之所致就忘乎所以，信口开河，说走了题，偏离了原定的目的。总之，我们必须处理好谈话或说理时出现的各种情况，自觉地控制和调节言语行为，围绕主题，言随意遣，使被教育者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我们的思想信息，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
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有对象的，交际效果如何，“不仅要看表达者运用语言所组成的形式能否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尤其要看对方能否准确理解，乐于接受，因此，无论口语或书面表达，都必须明确交际对象，适应对方接受的可能性，否则便是无的放矢，达不到预期的交际效果。”[2]思想教育中的谈话和说理作为一种口头言语交际形式，教育的对象是不同的受教育者，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不分别加以研究，教育就很难奏效。毛泽东同志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只有针对不同情况，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技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谈话和说理教育才会有成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由于各人的经历和文化教养不同，对谈话或说理的语言形式的识别能力，话语意义的理解水平也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教育者的语言表达必须适度。如刚进校的大学生，思想单纯，他们对大学生活有一种好奇和新鲜感，具有强烈的上进心，我们的教育宜多采取正面宣传和引导的方式，以朴素，通俗的语言来阐明道理，言简意赅，以理释事，鼓励他们追求进步。而面临毕业的学生经历了四年大学生活，较之于前者，思想更趋成熟，知识更为广博，对于他们，我们需要以亲切和蔼的态度，平易近人的语言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征博引，以有力的事例，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以事悟理，使他们心服口服。
我们在进行谈话或说理时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受教育者，语言表达也应有所不同，或文雅，或平俗。而且，由于人们喜欢根据自己的经历或职业特点来理解话语的意义，我们还应注意多使用受教育者习惯使用的语言，不然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影响教育效果。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心情、处境常常会影响到他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如心胸狭窄的学生经不起疾风暴雨的冲击，同他们谈话使用的语言要象春风化雨那样点滴入土；直爽开朗的学生，不喜欢转弯抹角的话，要善于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此外，如果受教育者的心情不佳时，对其进行谈话或说理教育是很难听进去的，因为心情是一种微弱、持久，影响人的整个精神面貌的情绪状态，具有弥散性。当他处于某种心情时会以同样的情绪状态对待一切事情，这时，他对教育者话语的理解趋于低值。再有，一个人的心情还常常因处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同一语言形式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进行谈话或说理时，需要细心体察，选择受教育者乐于接受的语言形式，增强教育效果。
总之，我们的教育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根据受教育者自身不同的情况有的放矢，采取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对“症”下“药”，而不能一厢情愿，只图说个痛快，置对方理解话语的能力于不顾，这样的谈话只能是空谈，对受教育者来说没有丝毫帮助和教益。
三、心相照，言相通
语言这一交际工具，当用来交流思想感情时，要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获得理想的表达效果，不仅要选择好语言形式，更要把握住受教育者的心理因素。做到情感移入，即了解受教育者的情感，然后进行心理置换——假如你是受教育者，你希望教育者怎样，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语言形式，架起一座沟通双方思想感情的桥梁，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
语言的表达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感情制约，只有情深才能意切，出言才能为人所喜。过去说“有理走遍天下”，但是说理教育仅仅有理，未必能“走遍天下”，有时需要先通情，然后才能达理，先入情然后才能入理，要用一分教育之水加上九分情感之蜜，酿成谈话或说理艺术的甘露，这样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双方都处于一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对语言的表达与理解具有心理上的定向反射和期待作用”[3]，谈话或说理是建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沟通思想、相互关心和共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的。而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时又常常受到当时所处心理状态的支配，所以我们在谈话或说理时要始终注意受教育者的心理反应和感情体验，了解他们对语言的接受能力和精神准备程度，以便在信息发送和反馈的过程中随时选择和调整语言形式，把情感融汇在具体的言语之中，使受教育者透过语言体验到真挚的感情，在思想上引起共鸣。教育家吴玉章说：“教人毕竟和炼钢不同，人固然也要千锤百炼，但钢是死的，人是活的，做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压二堵，根本的问题在于耐心教育。”“亲其师”自然“信其道”，我们只要关心、爱护、尊重和理解受教育者，具有耐心，热心和诚心，就能心心相应，句句相通。
四、注意场合，抓住时机
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进行的，交际双方对言语形式的采用和理解，都要受到这些客观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谈话和说理也不例外，必须注意场合，选择时机。
我们在进行谈话或说理时，“语言形式的采用，不管其结构的繁简，语气的缓急，语意的曲直，都得根据一定场合的表达需要来决定取舍”[4]，若不顾场合去谈话或说理，即使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没有矛盾，也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我们不分场合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就大加训斥，该生难忘的可能是耻辱，而不一定是教育内容，但用含蓄的、间接的语言，旁敲侧击，对其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都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思想感情的表达必须与一定的场合相适应：室内座谈，可以增加谈话的严肃性，增加受教育者对谈话内容的重视，便于我们直接掌握对方的心理变化，但运用得不好可能使其拘谨；室外交谈，这种聊天似的谈心可以使教育双方随意轻松，增进感情，使受教育者无拘无束，自然地谈论问题，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把握不好就会缺乏严肃性。那么，在第一种场合下，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就需要严肃、庄重，把思想内容表达得清楚明白：而在第二种场合下，我们的语言则要显得亲切、自然、随便，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常言道：“打铁看火候”，我们谈话和说理还需要“火候”，选择最佳时机。因为谈早了条件不成熟，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谈晚了就会事过境迁，失去谈话的意义。时机的把握首先在于正确分析和判断当时是否具备了谈话或说理的条件。如果谈话或说理的对象情绪比较稳定，听得进意见，并可能付诸行动时，可立即与之交谈，使教育双方的思想认识达到一致。反之当谈话或说理对象的情绪处于激动状态时，往往失去理智的思考和言行的控制能力，常常对教育者的意图抱着怀疑和反感态度，这时对其进行谈话或说理不仅听不进去，甚至容易发生争执，出现尴尬场面。这就需要经过一段引导消除感情对立后再谈。其次，要把解决的思想问题分成紧迫和缓解两种：紧迫的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就要出问题；缓解的又可分为可以等待和必须等待两种，前者今天谈行，明天说也行。后者则必须等待，现在谈就不行，否则将功亏一篑。再次，要正确实施被动选择和主动选择。被动选择就是被人找上门来或为问题所迫不得不谈；主动选择则是我们主动找对方谈。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常会遇到，比如学生突然找来提出一些问题或反映一些情况，希望我们回答或解决，我们因情况不明或不便回答时，除必须马上要交谈的问题外，都应暂时回避，等把情况调查了解清楚后再去做工作，这样就能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解决问题。而对学生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就不能坐视其发展，应有针对性地主动选择和创造时机把工作做在事前，将那些有害的思想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和抑制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从而掌握主动权，增强工作实效。
五、什么时代说什么话
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不仅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语言形式的采用也要同社会环境相适应。因为“言语交际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本身就是社会交际的产物。任何一个社会的人群，在运用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时，都不能不顾及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5]“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6]使语言“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7]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民族共同语，由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那么我们在谈话和说理教育中对语言形式的采用，就不能脱离时代。如果我们现在仍然采取过去“左”的那一套，把思想问题视为政治问题，用空洞枯燥的口号去说教，动辄、“阶级斗争”、“灵魂革命”，结果只能贻人笑料，于事无补。当前，我国正值改革开放，人们对以往政治教育的态度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一听就信”，“一信就做”，而是“听而后思”，“思而后做”。因此我们的工作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谈话、说理采用的语言形式必须与时代相适应相符合，体现出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发展合拍而进的鲜明时代特征。
谈话、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要方法，它是通过讲解、报告、谈心等口头语言表达形式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话谈得好、理说得明，能解开人的思想疙瘩，给人深刻的教育启发；反之，则可能让人背上思想包袱，起不到任何帮助和教育的作用。这其中主要是个语言表达问题。所以我们只有讲究谈话和说理的艺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适宜的技巧，才能使受教育者听进去，思明白，做得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
注释：
[1][2][3][4][5]刘焕辉《言语交际学》P33,P145,P91,P165,P209。
[6]陈原《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载《中国语文》1982年5期）。
[7]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