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十国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传统礼乐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的发展、文化传统的更新，唐人对礼乐制度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结果之一是：一个基本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的礼乐制度得以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关于这一点，任爽先生在《唐代礼制研究》中已经做了全面的研究[1]。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礼乐制度的演变，只是一个开始。正如本书所论述的那样，传统礼乐制度的演变特别是其政治功能的加强，是在唐宋之际基本完成的。笔者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唐宋之际礼乐制度演变的过程中，五代十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本文试图以分析这一时期南方各邦礼乐制度中的政治因素为基础，讨论礼乐制度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并进一步从政治功能的角度展示礼乐制度在唐宋之际的发展与完善。
一、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
从理论上来说，礼乐制度的每个方面都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最能体现礼乐制度的政治功能的方面首先还是祭天和祭祖。“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2]（卷二九○）因此，历代君主行祭祀天地之礼，目的当然是为了显示其承天启运、进行统治的正统性或者说是合法性。在十国政权里，除闽国之外，其他称帝诸国均有郊祀天地的记载。杨吴顺义元年，徐温力劝当时的吴王杨溥行南郊之礼，有大臣言：“礼乐未备，且唐祀南郊，其费巨万，今未能办。”徐温曰：“安有王者不事天乎？吾闻事天贵诚，多费何为？唐每郊祀，启南门，灌其枢，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3]（卷三）遂以其议祀天于南郊。徐温主张行南郊之礼，并非注重于礼仪之细节，仅就“安有王者不事天”、“事天贵诚”而言，便知此次郊天礼仪未备之实情。杨吴于顺义七年正式称帝，此时以吴王之身份仓促行郊天之礼，足以说明南方政权统治者对此礼的重视以及急于以承天继统身份昭示天下的心理。
初，徐温欲杨氏称帝建统未遂，而以此议继之，实有宣告称帝之意也。既郊天之礼已行，则称帝之举纯属形式。其他诸政权的建立者在这一点上与徐温的想法不谋而合，均以郊天之礼作为建国立朝的必备手续。南唐烈祖于升元三年作南郊斋宫千间，郊以四月上辛；前蜀王建称帝于武成元年，当年正月即南郊祀天，后主王衍继位之际亦有事于南郊；南汉高祖称帝次年行南郊，中宗即位当年祀天，后主称嗣次年祀圜丘，其目的无非都是于纷乱割据之际、众国林立之间，向周边诸国及中原王朝昭示其继天嗣统的合法地位。后蜀后主于广政十年行郊祀之礼，在诸国之中属郊天之礼行之较晚者，然当后周世宗不答其署以“大蜀皇帝”的谢书之时，仍愤愤不平地说：“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邪！”由此可见，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以郊祀天地用天子之礼的办法，实际上还有从心理上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企图。正由于此，即使是名义以奉中原正朔而标榜史籍的吴越钱氏，也有祭天行为。《十国春秋·备考》中言及吴越旧宫考时称：垂拱殿后“为延和殿，有便门通后殿，殿作一殿，随时易名。明堂郊祀曰端成，策士唱名曰集英”[3]。于此可见，吴越时不仅府邸建制比拟宫殿，而且已有明堂祭天之制。
“王者之孝，莫大乎尊祖；有国之仪，必先于崇祀。采质文之损益，正宗庙之祧迁，载在前经，垂为重事。”[2]（卷八七四）郊祀天地，是古代君主对神界统治者的祭祀方式，借此以神化其人间的统治地位；崇享祖宗，是君主对人世祖先的追尊，以证明其在人间的尊贵身份，这二者都是君主申明其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以及合法性的基本手段。十国南方政权建立之初，与郊祀天地、拜祭诸神相配合，诸国又着力于追尊先祖、崇享宗庙。其中尤以南唐和前蜀为最。二者把祖先祭享纳入王朝嗣统的含义中，为后人认识诸政权兴建宗庙的意图产生重要作用。齐国升元三年二月，做了一年多大齐皇帝的徐知诰，复姓李氏，更名为
，改国号为大唐。然追祖溯源，拟定宗谱之时，却遇到了麻烦，《资治通鉴》载：“唐主欲祖吴王恪。或曰，恪诛死，不若祖郑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吴王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至父荣。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历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为世。陛下生于文德，已五十年矣。遂从之。’”[4]于是，终于得以“祖神尧而宗太宗”，以行祭祀。其中之牵强曲折由此可见。其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使南唐政权以大唐继承者的身份出现在众多割据者之中，从而为南唐霸据一方提供了极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即使在后世之人讥讽南唐附会牵强而建唐之宗庙之时，也不得不因其制度之承继、礼乐之兴盛而称其延续唐之文教礼乐，有意或无意地承认其为唐之余绪。由此言之，李追祖溯宗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的。如果再加上李以报养育之恩为名将义祖徐温强纳入李氏宗庙昭穆之中的行为，后人对南唐宗庙祭祀，祖先追崇的政治宗旨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与南唐缘姓追宗相比，前蜀王氏的祖宗正统意识则相对弱了一些，或者说没有姓氏的有利条件，而不得不做得更加勉强。《十国春秋·杜
龟列传》云：“乾德时，后主以高祖受唐恩，乃改唐道袭私第为上清宫，抟王子晋像为远祖于上清祖殿，命龟写唐二十一帝御容于殿堂之四壁。”[3]（注：上清宫中所列唐之诸帝是否二十一位颇有异议。《北梦琐言》逸文卷一：“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容，备法驾谒之。”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亦云：“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5]王衍此举，当时之人大抵以其“拜唐”为论，认为乃灭于后唐的先兆；后世者亦以其崇祀道教乱礼为言，并没有认识到王衍实际上是借崇祀道教之名，欲在道统上承继唐代诸帝，以便为王蜀政权的存在和延续点染出神圣的色彩。及后唐客省使李严来聘，王衍“召严以观之，衍因备法驾行朝谒献享之礼而亦享唐之列圣”[6]，欲使王氏政权道统沿袭的正统性、合法性宣告于中原王朝。但王衍之心境无法昭然于当时及后世，未始不是一个遗憾。
十国时期南方各国在建国之际，多借助了以郊祀天地和崇祀祖先为代表的礼仪手段。虽因诸多原因，其礼乐制度注定不甚完备，甚至与传统礼乐制度有所差异，但是这些努力却是不可忽视的。自三代以来，礼乐制度深入人心，一个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必定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礼乐制度存在，否则无法取得朝廷内外的认同，这正是礼乐制度对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的真正影响所在。
二、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
三代礼制已有天子诸礼与诸侯之礼的区别。其后，随着集权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仪等级演变成君臣之间的礼仪等级。自叔孙通制定朝仪始，君臣礼仪等级中尊君卑臣的蕴义逐步得到实际性的体现。有唐一代正是以礼乐制度中的尊君卑臣为手段使官僚士大夫从心理上接受了君主集权这一政治现实。
十国兴起之际，唐运虽衰，然唐世确立的以尊崇君主为核心、以服从朝廷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尤其是以此种礼乐制度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君臣关系已深入人心。后蜀孟知祥受封蜀王之际，已做九旒冕九章衣，“车服旌旗皆擬王者”[4]（卷二七八），“升玉辂”，“乘步辇”。徐知诰为齐王，亦建天子旌旗。闽景宗虽称藩于晋，然在国中，诸制皆如天子。吴越钱氏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楚马殷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即使是建国之际便被钱镠灭亡的董昌，也“立坛醮上帝”[7]（卷一），又服黼冕、列仪卫行登极之礼。当群雄纷争之际，诸臣僭越，“旌旗衣服，僭擬王者”[3]（卷八），“骑碧煖座，垂鱼纷错”[3]（卷一一五），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即使是民间左道为乱，亦往往蓄“乘舆服器”。于是，当吴越欲离间吴国君臣关系，骄纵徐知询时，亦遗其金玉鞍勒器四皆饰以龙凤。考其根由，无疑是出于对以君主之特定礼仪等级为外在装饰的专制政治的羡慕。
也正由于此，尽管十国之际干戈不断，政权更迭，君主的特权地位以及日益突出的尊崇君主的意识仍然得到充分的体现。前蜀司徒毛文锡嫁女，宴亲族于枢密院，用乐而不先表闻。高祖王建闻乐而怪之，佞臣唐文扆从旁谮诬，遂贬毛氏父子兄弟，籍没其家。虽然唐文扆的谮言是王建贬斥毛文锡的直接原因，但毛文锡用乐不先表闻的僭越行为才是王建恼怒的真正根源。后蜀孟昶年少嗣位，“而将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宽厚，多优纵之，及其事昶，益骄蹇，多逾法度”[5]（卷六四），李仁罕、张业尤甚。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入朝，竟以足疾扶杖而不拜。几日后，后主杀李仁罕并族其家。是日，李肇释杖而拜。由此可见，作为君主集权体制的基础之一的礼乐制度，时刻得到君主本身的大力维护。闽景宗嫁女，取班簿阅视之，朝士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以御史中丞刘赞不举劾，亦将杖之，谏议大夫郑元弼切谏，乃释之。三代，刑不上大夫。闽主以肉刑施于朝堂，无疑是对这一古体礼乐制度的彻底否定。礼乐制度等级规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正是士大夫阶层在君主专制政权中的实际地位进一步降低的重要表现，专制君主的权威由此得以进一步彰显。
尊君卑臣的礼仪制度在施行的过程中，亦得到士大夫阶层的遵循。当然，十国时期，政权更迭，君臣关系松动的例子屡屡有见，尤其是一些宾主礼仪用于本国大臣，值得我们注意。南汉高祖欲称帝，惮其臣僚王定保不从，先遣出使荆南，俟其出境乃举即位礼。及定保还，又虑其非己，乃使工部侍郎倪曙迎劳之，且告以建国事。吴越唐成及始为苏州刺史，乾宁中为杨行密所执，归淮南将以为行军司马，辞曰：“及以百口讬钱塘，姑苏城陷，不能引决，以至于此，岂可以本道符节易富贵于邻境，愿以此身赎百口之命。”[8]（卷十一）乃引佩刀自刺，杨行密遽起持之，厚为礼而归之。钱镠迎劳郊外。南唐亦有宾礼用于大臣的例子。升元初，赵王李德诚自洪州入朝，烈祖李扆“命官人逆劳于途，百官班谒于都门。入对日，朝堂设次以待之。”[9]（卷九）
然而，从史籍中我们发现的更多的事例却是在割据混乱造成君臣关系松动的同时，士大夫阶层无时不在遵循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度。赵匡凝败归杨行密，及杨行密卒，对其子杨渥稍不礼之。杨渥方宴，食青梅，赵匡凝顾曰：“勿多食，发小儿热。”诸将以为倨慢，贬之于海陵。乾贞元年，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弹之，柴再用不服。侍中徐知诰佯于便殿误通起居，退而自劾，固请夺一月俸，由是柴再用知错，中外肃然。吴越武肃王薨，文穆王已承制统军府事，仍与兄弟同幄行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业，将吏旦暮趋谒，当与诸公子异处。”乃命更设一幄，扶文穆王居之，并告将吏曰：“自今惟谒令公，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3]（卷八六）其后，忠献王欲诛程昭悦，令水丘昭券夜率甲士千人围其第，水丘昭券曰：“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忠献王以为知大体。南唐后主婚礼，知制诰潘佑与中书舍人徐铉多有驳议，其中一则便是后与帝拜与答拜之争。据北齐礼，“后先拜后起，帝后拜先起”之文[10]（卷九），徐铉认为：夫妇，人伦之本，所以承祖宗、主祭祀，请行答奇拜；潘佑则以王者婚礼不与庶人同，请不答拜。其后以潘佑之议行之，则王者婚礼不与庶人同的思想观点得到了认同。后拜而帝不答，既承认王者不同于庶人之礼，也实现了帝后尊卑的限定，尊君的实际效用由此可见。杨吴政权后期，徐温统摄朝政，自金陵入觐，以兵仗从之，徐知诰授意吴王命其悉去兵仗，徐温亦从命而行。仅仅是表面上的“尊君卑臣”的关系，也如此注重，说明等级规定在士大夫中间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礼乐制度不仅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定，更意味着通过遵行这些礼仪形式和规定，深化意识深处对现存的君主统治和既定的尊卑秩序的认可。于是，南唐李建勋认为元宗即位初“不名大臣”之举未为妥当，言称：“主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11]（卷四）李建勋的忧虑，或者是对朝廷内部君主之侧多非正人的烦恼，但其最主要的还是对元宗“性习未定”的担心。究其本质，乃元宗不能在即位之初立刻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从而为臣子越礼行事提供了条件。又南唐韩熙载才华横溢，能尽忠直言，但后主李煜屡欲相之，终不能成行，地域党派之争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韩熙载任情弃礼，妓妾纵恣，使后主有“吾亦无知之何矣”之叹，也是韩熙载未能入相的原因之一[12]（卷六）。进一步说，礼乐制度所规定的严格的君尊臣卑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格的君臣行为准则才是造成这种遗憾的真正根源。君主因政治需要而修订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尤其是由它而产生的礼乐等级关系一旦发挥作用及影响，又会迅速反作用于政治，成为维持及衡量君臣关系的标准，形成一种君主亦无法改变的政治约束力。这恐怕是制礼作乐的君主们自己所始料不及的。但是，恰恰是这一点，才是礼乐制度能够始终发挥政治功能的根本原因。
三、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
礼乐制度对政治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它限定了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更在于它以尊君为基础规定了官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规定的实现是以君主专制特权为背景，以尊崇君主、服从朝廷为基础，官吏在遵循这种尊卑关系的同时亦是对君主尊崇地位的认同，反过来说，违背这种关系，则会遭到来自君主的强力打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君主专制的巨大影响随着礼乐制度造成的等级划分的实现而日益深入官僚集团的意识之中。
“礼莫大于分。”十国虽属乱世，然各国君主莫不极力维护官僚之间的等级差别，以“越分逾礼”为过。南唐烈祖受禅，张宣为左街使，恃功骄暴，侍御史张延翰廷劾之，一时强豪屏迹。前蜀王宗裕总成都内外诸军事，其导从不避成都尹崔隐，隐惩其仆。王宗裕大怒，人白高祖，高祖曰：“京尹五大长长，汝有识之士也，不能教戒参从，反令我责大尹耶！”[13]（卷六）前蜀太师、晋国公、武信军节度使王宗佶恃权骄奢，唐道袭本以舞童见幸，宗佶尤易之，后为枢密使，犹呼其名道袭，高祖闻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枢密使，是将反也。”[5]（卷六三）官僚之间的礼仪等级与对君主的尊崇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事实由此一目了然。
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威力感召下，各级官吏才能自觉地遵守并维护这种内部等级规定。后周世宗亲攻淮南，执南唐宰相孙晟诣寿春，欲招谕守将刘仁赡，刘仁赡见孙晟至，“戎服拜于城上”[4]（卷二九三）。戎服拜见，乃边帅见宰相之礼，虽战乱之时，其等级礼仪不废，于此可见一斑。荆南文献王立，常羡湖湘马氏豪靡，谓僚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其臣孙光宪曰：“天子诸侯，礼有等级。彼乳臭子，徒骄侈僭汰，取快一时，危亡无日，又足慕乎！”文献王忽悟，曰：“公言是也。”为悔谢者久之[3]（卷一○二）。孙光宪之言，真实地反映了十国时期以尊君为核心的等级规定在官僚集团思想意识中留下的深刻痕迹：等级规定，顺者兴，僭者亡。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尊卑之秩，朝廷有仪。”[2]（卷八七三）官僚集团内部的尊卑等级是以尊君卑臣为前提条件的，其等级规定的依据不仅在于官吏品级的高低，更在于官吏实权的大小，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在这种前提下，官吏对这种等级规定遵循的程度便表明其对君主专制权威的服从程度，从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历代王朝执行监督职能的御史有半数专注于官吏朝参觐见时的仪表服饰以及官吏日常生活中的车马仪仗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十国时期南方诸政权纷立之际出现的“撰述朝觐、会同、祭祀、宴飨礼仪”，“遂正朝廷纪纲”的事例，以及不时奏改朝日排班，以求“尊卑有序，礼度无差”的奏章也就更加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了。《九国志》载：十国时期，庐陵人彭玕欲拒湖南，先遣人致书马殷，以窥其虚实，其人归语曰“马公龙髯凤眸，大人之表；共将吏辑睦，少长有礼，未可图也。”[13]马殷之不可图，除其有“大人”仪表外，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将吏辑睦，少长有礼”，显示了一个政权以礼乐制度为核心形成的巨大凝聚力，而这也正是礼乐制度赋予中国古代官僚集团的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定位。官吏严格遵循既定的尊卑等级规定，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正因如此，十国时期在君主专制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官僚集团内部严格的尊卑等级规定不可避免地对诸国的制度建立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南方诸政权草定礼乐之时，因缺乏专业人士的参与，引经据典，多所存疑，以孰为是，往往裁定于持议者在官僚集团中的地位。《十国春秋》载：南唐议定郊祀，大司徒宋齐丘请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礼部员外郎常梦锡驳曰：“按礼，天子郊以冬至，不卜日；鲁侯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时。”[3]宋齐丘固争，终用其议。又后主婚礼，徐铉与潘佑参定婚礼仪，二人就婚礼用乐及帝后拜见之礼发生争执，议久不决。后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评其异同。《续唐书》曰：“时佑方宠用，游希旨奏佑为是。遂施用之。”在治礼作乐者多无素业的情况下，宋齐丘和潘佑的见解并不比他人更为高明，但均因其权高位重而听用之。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到。仅检南方诸国重要的礼仪创制者的传记，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集团内部的尊卑等级规定在诸国制礼作乐过程中的重大影响便不言自喻。杨吴建国，严可求草具礼仪，其人“少通敏，有心计”，为徐温幕僚；前蜀王建即皇帝位，韦庄进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凡开国制度号令、礼乐刑政皆由庄所定；文穆王即吴越国王位，皮光业拜为丞相，凡“教令仪注”多所草拟、考定；南汉杨洞潜，“幼好经史，开爽有政略”，高祖建国，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位极人臣，国业初创，诸多简陋，因陈吉凶礼法，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一依唐制，百度粗有条理；南唐高越精词赋，烈祖爱其文章，时齐国立制，祷祠燕饯之文，多其所撰；南唐制度草创，江文蔚，撰述朝觐、会同、祭祀、宴飨礼仪上之，遂正朝廷纪纲。上述几人，均为本国君主宠重之臣，除江文蔚一人外，各人具体的礼仪修养均不见于史册传记。由不善礼乐之士拟定礼乐制度，使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礼乐制度的制定除了受到文化、地域、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更受到了主观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是由于权臣主持制定礼乐，不仅充分体现了礼乐制度所规定的官僚集团内部的尊卑等级，而且使这种等级规定在礼乐制度中得到了更有力的维护，君主专制以及君主专制下的官僚等级对礼乐制度的影响正是来自于这里。进一步说，由唐代开始的礼乐制度的日趋凸显的政治功能也正是由此而得以持续发挥。
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发展一直是以中原地区为其中心进行的，礼乐制度的建立和施行也相应地根植于北方传统的社会基础之上。自唐世以前，乃至整个唐世，南方社会礼乐不兴已属事实。然十国之南方诸国的建立，完全打破了这种局面。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对峙局面的存在，为中国南方社会形成自己的礼乐意识、建立自己的礼乐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并对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代乱世、干戈相寻，典籍难以保存。南方诸国祚兴割据，于仓促之际根本无法追根溯源，建立一套完备的礼乐体系。既简便而又实用的办法便是以唐世礼乐制度为蓝本，照搬模仿。正因如此，两蜀因唐之故族大量寄居，“礼而用之”，则礼乐建制俨然；吴与南唐于五代之初大力吸收北方人士，更有盛唐遗风不坠、治世礼乐不衰的景象；即使是偏据一隅的闽与南汉，亦因唐世贬迁之宦族后世的存在得以开国建制。
不论是利用北方知礼之士主持制礼，还是以南方士大夫通于礼乐者草建礼乐，甚至仅以曾于唐世为官稍识礼乐仪式者参与其中，南方各地确实在短短几十年间，制定并推行了礼乐制度。虽然这种礼乐制度由于乍然出现于江南，而且在原样照搬或牵强附会的过程中因缺乏大批熟习礼乐、精于典籍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参与，既无法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诸制健全，也无法在具体问题上做到细致入微。但是，恰因如此，才使南方地区建立具有自己的特点的礼乐体系成为可能，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南方政权建立的礼乐体系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南方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的同时，十国时期南方礼乐意识的形成和礼乐体系的兴起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礼乐传统的中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