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移民论文,历史论文,看四川论文,史和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比较大的四川方言调查研究有两次：一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41年前后的调查研究，形成的专著《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上、下，约1800页）（杨时逢1984）；一是四川三个高校在1956—1960年间联合进行的调查研究①，形成“四川方言音系”（约150页）（1960）。前者更为详尽，后者比较简略。然而，两者都只是方言音系的现状描写，没有对四川方言历史形成的分析。四川大学崔荣昌教授曾关注于此②，曾有多篇文章和专著研究四川方言及其历史形成。他的观点被许多行内外的学者所接受。他认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崔荣昌1985）在他的后期专著《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中说：“我们认为，四川方言，包括四川官话都是外省移民带来的。”（崔荣昌1996）他的看法是：四川的汉语方言在元明清以后被外来移入的方言替代了，四川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被截断了。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四川方言调查得到的资料和四川地区移民史的资料，我们认为四川（以及重庆）地区的方言有多层的历史沉积，特别是仍然成片地保存着元明清大移民以前延续下来的方言。下面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的材料进行讨论。
一 四川、重庆明清时期的移民
历史上的动乱给四川人口和语言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使其脱离常轨、发生重大的改变，宋元以后是重要时期之一。元以后的比较大的外来移民高潮在四川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明初移民和清前期移民。广泛流传于四川民间的“湖广填四川”，宽泛而模糊，不是一个准确的史学概念，容易产生误解，需要釐清。
（一）元末明玉珍的移民（湖广填四川之序曲）
北宋和南宋时期，由于远离战乱，四川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数达到约600万人③。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的战乱，第一次是在（南）宋元时期。在1230年前后，元蒙军队攻入四川，南宋军队坚守境内的城池，双方激战，往往一地多次易手。如“宋元争蜀，资（阳）、内（江）三得三失，残民几尽。”（光绪《内江县志》）又，宋元军在长江上游大战，宋军守泸州神臂城三十四年，军民消耗殆尽。五十年后，元军才完全平定四川。迄至1280年前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四川饱受战火蹂躏，人口损失严重。据统计，元军平定四川后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川民仅十二万户”（《元史·世祖本纪》），按每户5人计算，也才60万人。以至不得不裁撤官府，减少行政区设置。在此后的八十余年中，四川人口的恢复缓慢。又值元末战争损失，“四川的土著就只有30万～40万人了。”（曹树基1997a:152）
宋末元初四川人口90%的损失，为此后的移民填入四川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明玉珍的军事移民是四川明初移民的序曲。明玉珍是元末红巾军将领，元末（1357年）从湖北经三峡统兵入蜀，先后据重庆，泸州，宜宾，后建立大夏朝，统治全蜀及汉中，遵义。1366年明玉珍病卒。1371年朱元璋派汤和率明军征蜀，明玉珍之子明升在重庆出降。明氏在蜀十五年，领有四川而无大战，不苦民，有政声，民心归。明玉珍湖北随州人，其士卒及家属多湖北（西部地区）人，随军入蜀，明玉珍自称“区区二十万人马”（《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合家属计，应不少于40万人，夏亡降明，都留在了四川，以重庆（夏之都城）周围地区为多，其来源多是湖北西北及明玉珍驻扎过的江汉平原地区的人。40万人虽不算多，却是与元末四川土著人口相当的数字。这是湖广移民四川之始，可称作“湖广填四川”之序曲。
（二）明初洪武移民（湖广填四川之主曲）
明代的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又称“湖广布政使司”，简称“湖广”、“湖广行省”或“湖广省”，明朝时期直属中央政府管辖，治所武昌，为明朝15个“承宣布政使司”之一。辖今湖北、湖南全境。
洪武移民的时间，据移民族谱和有关文献记载，从洪武二年（1369年）始，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前后持续了22年。其中又以洪武五年至洪武十四年10年间为最高峰，四川总人口增长155.83%，达到146.45万人口（黄友良1995:75）。来源地，有称楚，秦楚，湖广麻城，黄（州）麻（城），武昌。其中称“麻城孝感乡入川”者尤多。值得注意的是，麻城县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并入了仙居乡而不复存在，故今称其祖籍为“麻城孝感乡者”都应是明洪武时期来四川的移民，而不是清代的移民（黄友良1995:78）。总之，在洪武时期所谓“湖广”移民，主要来源是湖北地区，包括今湖北省西南官话区的大部和一部分江淮官话区（麻城）（周及徐2012b）。
这一时期移民的落籍地，主要是在川东、川中地区。间接的反映在李懋军根据《明一统志》中各县里甲数对四川人口密集区做出的分析，有重庆周围地区，有奉节、南充、三台等地区，以及泸州大部、宜宾东南（曹树基1997a:158）。另外，洪武间升、复的州县也应是移民密集区，洪武十三年升、复、新置的州县有四十个之多。关于洪武大移民的结果，据估计，洪武二十六年，四川人口数的修正值约为160万，加上十卫三所的军人及家属19.5万人，总人口合计约为180万人。洪武年间移民的数量达到80万人，加上明氏移民40万，元末明初四川接受移民高达120万人（曹树基1997a:159）。这是元末四川人口40万人的三倍，考虑到路程就近和投亲靠友等因素，移民分布并不平均，则在局部地区（如重庆和川东、中部地区）构成的移民人口优势，是大大超过原宋元以来的原住居民的。
总之，洪武时期湖北籍的移民，在短时间内大量移居重庆和四川的东中部地区，填补了宋元以后四川人口的空虚。这奠定了以后五百年间四川移民和土著分布的基本格局，可称为“湖广填四川”之主曲。
（三）清前期移民（湖广填四川之重奏）
清代康熙初沿袭明行省，而改十五行省为十八行省。其中，原明代的湖广行省划分为湖北、湖南，遂与今大致相当。故“湖广”之称，实是以明代的行政划分，而不是清代的。
移民的时间。清前期移民指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一百年间的向四川的移民运动。从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至1600年（万历八年），人口按平均增长率0.5%增长，四川人口总数应达到500万人左右。此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顺治三年、四年、五年（1646-1648年）四川大饥荒，人口减少。更严重的是战乱给四川带来的破坏。主要有：张献忠三次入川（1634年、1639年和1644年）的劫掠和屠杀，川东北“摇黄”盗匪的残害（1630-1648年），南明军队在川抗清对当地的危害。其中，尤其以张献忠在成都三年残害最甚，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张献忠屠戮成都平民，以至闾巷空虚，千里无烟。张的“大西军”采粮，至数百里外无所得，粮绝而食人。顺治三年因无粮难支，张献忠焚城而去。清兵入成都，荒芜破败，竟不可居，弃城而还龙安（今平武县）。其后又是平吴三桂反叛之战（1674-1681年）。从崇祯初到康熙二十年，前后约半个世纪，四川饱受战乱蹂躏。清初人口残存约10%，约50万人（曹树基1997b:69）。
从康熙十年（1670年）政府颁布政策鼓励向四川大规模移民起，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政府逐渐限制移民止，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二次向四川移民的高潮，前后长达一百余年。中曾因“三藩之乱”而有七年的中断，因而形成了康熙十年至康熙十三年（1671-1672年）、康熙二十年至乾隆四十年（1681-1775年）前后两个阶段。显然后一段的九十五年是清代四川移民的主要时期。
移民来源地。相对洪武移民多集中于今湖北西部一带来说，清代移民的来源地更为广阔，据官方文献记载，除湖广以外，还有广东、江西、福建等省。湖北仍然是四川移民主要来源地，“湖广麻城”仍是主要原籍地，特别是在重庆和川中、东部地区。四川西部地区，如成都及其附近，虽稍少于川东及重庆，但仍是以湖北移民为多，金堂县“楚省籍约占百分之三十七”（据民国《金堂县续志》卷3《户口》），便是一例。除道途近便的湖北外，还有湖南的衡（州）、永（州）、宝（庆）府、零陵（县）等地。“总而言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是一场以湖广移民为主，广东、江西、陕西等省移民为辅的规模浩大的人口迁移。湖广移民沿长江由东向西分布，愈往西、往南、往北，分布愈稀。”（曹树基1997b:91）这是大致正确的。湖广移民往西的分布也并不“稀”，在西部地区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强，在各省籍人数中是最多的。不过，移民史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岷江两岸的不同。“沿长江”更准确地说，是“沿长江及岷江以北、以东的广大地区”，应明确岷江的分界的地位。在岷江以西、以南便不是这样的了。由于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在有关的移民史资料中，湖广（楚）籍移民比例的统计资料不详尽，这是可惜的。根据下面所引的资料可知，这里的湖广籍移民比其他地区更要少得多。
移民的结果和分布。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总人口约1000万。其中的土著人口和移民人口的比例，据估计为移民70%-60%之间，土著在40%-30%之间。又根据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四川移民分省籍户数统计，其中湖广移民占各省籍移民的总数约为60%-70%。再根据清代云阳等五县移民氏族原籍分布统计，迁入的湖广籍氏族约占60%，与前述分省籍户数的抽样统计大致相符。所以湖广移民占移民总数近60%（曹树基1997b:90-101）。这样，湖广移民占当时四川总人口的比例，应在42%-36%之间，即与土著人口数大致相当。然而，四川盆地各地区接受移民的数量不是平均的。下面的统计值得注意：乾隆四十一年四川各区分原籍人口统计表（原书表3-7）和据此做出的清代前期（1776年）四川移民迁入与分布图（原书图3-1）反映，邛州、眉州、雅州府、嘉定府、叙州府、泸州和叙永厅等地的移民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地区，每个州/府在5万户以内（曹树基1997b:102）。这些都是我们所讨论的岷江以西以南的地区。而邻近的成都府则是移民迁入的最密集地区，达到90万户。这虽然只是用1776年的资料作的抽样调查，却能代表清代四川移民的分布特点。这种分布的原因，我们下文会论及。
乾隆四十年以后，四川移民的高潮渐近尾声，四川移民和土著分布的区域和比例也稳定下来，一直发展到现代，1953年四川人口统计为6568.5万人。
总之，在清代前期的约一百年中，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福建的移民，其中以两湖最多，再次陆续移入重庆和四川东中部地区，少量移入四川西南部地区，填补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不足。这可以看作是“湖广填四川”之重奏。
综上所述，“湖广填四川”是一个包括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向四川境内移民运动的总称，有明玉珍移民、洪武移民，清前期移民三个阶段。洪武移民尤其重要，由于其处在宋代以后向四川移民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又是中央政府组织的大规模集中移民，我们认为它奠定了今重庆和四川东、中部地区人口来源和分布的基础，不应把它和清代移民混而同之，忽视它的作用。清代移民则是洪武移民的重复和加强，除了增加了来自湖南的湘方言移民和来自赣粤的客家方言移民成分外，对明代形成的移民成分和移民分布格局，没有重大的改变。
二 近现代四川方言的形成和明清移民的关系
（一）重庆和四川中东部地区方言“湖广话”的形成
1方言历史形成与移民的关系。在移民方言的形成中，中央政府组织的、时间短、来源地集中、在迁入地集中居住的移民，是最能保持其原有方言特征的人群。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定规模的方言社会群体。而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方言社会，尽管规模较小，甚至仅一村半里，但他们的方言会保持下来，世代相传，随子孙的繁衍扩大。我们认为，洪武移民具有这一种特点。明初以后的五十年时间内，中央政府组织湖北江汉平原及相邻地区大规模移民，迅速填补了宋元战乱和萧条在四川留下的巨大的人口空间，在重庆和四川中东部的人口中第一次形成了“湖广话”方言社会，在重庆和四川中东部方言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成为明代成渝片方言的主流。
反之，自发的、时间上先后不一、来源地分散、在迁入地与当地人杂居的移民，由于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定规模的方言社会，只能与讲当地话的人群交流，会很快融入移居地的方言社会。其原有方言往往在第二代即为移居地的方言所同化，不能保持。我们认为，清代前期移民具有这一种特点。其一，移民持续时间长。清初以后顺治至乾隆前期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来自鄂、湘、赣、闽、粤等南方五省的移民相继来四川。迁入时间绵延长达一个世纪，像一次缓慢持久的输血过程，留下了迁入地土著方言消化外来方言的时间。其二，来源地分布广阔。以不同地区分别而论。来自赣、闽、粤的客家方言，由于与北方方言的差别很大，与移入地原有的方言不能交流，隔阂的压力使之保持内部的紧密联系，形成方言社会。至今四川中东部在“湖广话”的汪洋包围之中，还顽强地保存着许多客家方言岛。来自湖南的湘方言与之相似，但由于与湘方言与北方方言的交流度更大，许多移民后裔的湘方言今已经模糊难辨，甚至同化于当地方言“湖广话”。（杨荣华2005，饶冬梅2006）其三，来自湖北的移民仍然是清代四川移民的主要来源，“湖广麻城”仍然是这时期移民常见的原籍。湖北地区移民在洪武移民的基础上的第二次填充，使得四川湖广移民成分得到补充。在有些地方则是重新填补，例如在明末遭受人口重创的成都府地区。清初湖北移民与洪武时期相距三百五十多年，来源于同一地区的方言又一次加强了“湖广话”。
总之，洪武入川的湖广（北）移民，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在川东中部地区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方言基础。清前期移民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这一时期移民的时间长、来源地分散，形成方言能力相对弱；客家和湘方言等南方方言则由于方言差别太大，只在本方言群体内部交流中使用，不能影响当地原有方言；移民主力仍是湖北移民。由于这三个特点，形成了四川东中部明代以来、四川西部清代以来，以“湖广话”为主要方言的分布特点④。
2“湖广人”和“湖广话”。“湖广人”和“湖广话”是四川（和重庆）人中普遍概念。“湖广人”在四川话中指明清时期从湖北、湖南迁来的移民的后代，现在遍布于重庆和四川中、东、西部地区，在问及祖先原籍时，绝大多数都会说“湖广麻城人”或“湖广人”。而“湖广话”一般指以成都重庆两地的方言为代表的通行于成渝地区的方言，具有西南官话的共同特征，例如古入声字归阳平；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不分鼻边音声母、调值相似等等⑤。由于两地方言之间差别很小，所以“湖广话”覆盖了东起万州市西到成都岷江以东的地区。⑥从地理上说，整个四川盆地，除去岷江西南以及沱江西南的部分，都是湖广话地区。从当地人的意识上说，通常说的四川话就是成渝两地话为代表的湖广话。从历史上看，重庆在湖广话的中心，成都则处在湖广话与川西南方言（南路话）的结合部。在东部的重庆及周围地区，早就是湖广话的一统天下。而在成都附近地区，近年来才由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湖广话作为地域通用方言，正在同化周围的其他方言，拥有越来越大的使用范围。
（二）四川西南地区方言“南路话”的形成
以上的讨论，是除开岷江以西和以南，以及四川境内的长江以南的L形地区，即我们所说的四川西南地区的。这一地区，其人口来源和方言的形成，与成渝地区有不同的历史。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了。
1四川西南地区方言的分布特点。我们先作一个假设，如果岷江西南地区的方言和岷江东北（成渝地区）的方言都是同一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带来的，其结果应是同一性质的方言在岷江两岸的广泛分布。或者，因移民来源地不同，不同特征的方言在岷江两岸交错分布。而今天的四川方言分布却很齐整，大致形成以岷江和沱江为界，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块地区，其方言有各自明显的特征。仅从调类特征上说，北边的成渝地区是入声归阳平；中间沱江和岷江之间是入声归去声⑦；岷江西南地区是入声独立。很显然，这种截然分立、界线明确的格局，提示岷江两岸的方言的来源不同。不同来源的方言的发展，形成了如今成片的整齐的方言地理分布⑧。四川中、东部及西部的一块，即成渝地区方言，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前文已论证。我们把岷江与沱江之间的中间的一块（自贡仁寿等地区）留作以后讨论，现在只讨论岷江以南和以西的情况。
在过去的四川方言研究中，没有注意到南路话在四川方言中的重要地位。崔荣昌在四川方言的划分中，四川话即湖广话，把大片的属于南路话的方言点归于“湖广话”之下，忽略了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如《四川境内的湘方言》（1996）“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四川的官话——湖广话”小节下，四川（和重庆）的160个市县219个点，除湘方言、客方言和北方河南话的三个点外，都是四川官话（即湖广话），没有南路话的地位。这导致在四川方言形成研究上的偏差。
“南路话”与成都周围的“湖广话”有一个很明显的地域分界。如果我们从东面的万州经重庆向成都，在长江和岷江以北的地区，作一次横越四川盆地的旅行，并且不断地与沿途的当地人交谈，会发现直至成都以前沿途上千里，方言只有渐变，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从成都继续向西，出成都市区约十公里，特别是越过岷江后，口音大变，当地人讲的是南路话，说快了（实际上是正常语速）听不懂。灌县（今都江堰市）地跨岷江东西，以岷江（外江，自然河道）为界，有两种不同的方言，当地人称“河东话”和“河西话”，前者近于湖广话，后者是典型的南路话（12）。需要指出的是，在岷江中下游以及相延的长江中游地区，这种分界在沿江地区有跨越，南路话扩大分布到了岷江东岸和长江北岸，如在成都、乐山、宜宾和泸州，这现象对解释方言分布格局很有意义（见后文）。从整体来看，四川话中入声独立的南路话以岷江为界是明显的。在上世纪50年代，岷江以东、成都以西10公里左右（温江）便进入了南路话区域，现在成都话的区域扩展了，这条湖广话和南路话的交界线向西退后了，郫县、温江、双流等县区讲成都话的人越来越多，几乎退到以岷江为界了。
3“南路话”与移民的关系。根据前文引移民史资料的统计，四川岷江以西以南地区（下游是长江以南）在清代时期的移民数量的抽样调查（1776年）中，明显地少于其他地区（见前文“一（三）”节后四段）。我们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地区在整个明清时期的移民都相对地少，南路话几乎不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南路话保存的主要原因有：
（1）从事农业的土著人口相对集中。岷江中游地区，自战国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农业的发达很早。后经千年的发展，至宋末，已成为农业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大，上世纪60年代，川西平原人均占地不到一亩。这里的人民世世务农，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讲当地话，行本乡俗。除去少数经商之人外出到过其他地方，绝大多数人附着故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一生也没到过今天看来近在咫尺的“成都省”（13）。这种情况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保持着。近乎封闭的环境很平静，既少有外来方言的扰动，也没有学习外来方言的需要，原有方言得到保持和传承。在岷江中下游地区，如乐山、宜宾和泸州地区，也都在岷江沿岸，有平旷的冲积平原，灌溉充足，农业条件良好。虽经宋元战争，由于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和农业条件没有破坏，恢复相对要快，外逃回归的土著人多，剩余耕地少。没有川东中部那样广阔的空间，移民若来到这些地方时，只能插占土地，难以成批成聚。
（2）天然的地理阻隔。岷江以西地区距离湖北江汉平原，比起重庆和川东地区，要远约300公里～500公里，在靠徒步迁移的岁月里，这是一个不短的距离。已经数千里跋涉到达四川东部的移民，到达四川西部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时间和路资。又有长江和岷江的阻隔，需要有渡口和渡船。笔者的记忆中，童年时（1958年～1965年）从成都到崇庆（今崇州市）老家去，从成都西去十余公里过岷江渡口，叫“三渡水”，因水域宽阔河道纵横，人和车要摆渡三次才能通过。五十公里的路程，公交班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早上出发，常常傍晚时分才磨蹭到县城。夏天洪水季节，岷江水量陡增，渡口时有船倾人亡的事故。因不能行船而交通阻绝，有时竟月。这还是在岷江中游，时间还是在现代（14）。若是在中下游，岷江收纳众水，江面宽阔，古代移民远道而来，要越过滔滔江水，更非易事。
（3）战争的破坏程度小。无论是在宋元战争还是在明末战乱中，岷江西南岸地区受到的破坏都比岷江以东和以北地区遭受的破坏要小，这是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又有岷江的天然阻隔，在岷江与金沙江在宜宾汇流后，则是长江的阻隔，保护了这些地区。虽不能完全免于兵燹，却大大地减少了破坏。
（4）移民时间相对较晚。由于道路遥远和地理阻隔，经三峡地区和四川北部通道入川的外省移民，在早期多会选择比较近便的重庆地区和川东中部地区，待这些地方移入渐满后，才会选择更远的地区。这就为本地土著人口的恢复和发展留下了时间。而一旦土著人口恢复到一定的数量，就会形成讲本地方言的强势方言社会。以后迁入的移民如果不是成批的并且集中居住，就很难在后代中保持住自己的方言了。而晚期移民要形成“从同一移出地成批移来”和“在同一移入地集中居住”这两个条件，几乎不可能。
（5）方言孤岛现象。在成渝片方言湖广话的海洋中，散布着一些南路话方言，形成孤立的方言岛，如四川中部的射洪、盐亭、西充。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中国方言地图集》（1986）标为成渝片方言区的地区，一些地方至今还保持着入声调独立等与南路话相似的特点，如成都东北的新都、广汉（吴红英2010）和双流等地。这些分布在湖广话区域中的异质方言岛，应该是明清移民的潮流没有完全覆盖的当地方言的存留。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过于偏重明清移民对于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忽视岷江西南地区方言（南路话）与成渝地区方言（湖广话）的差别，也忽视了岷江两岸不同的方言分布格局，把岷江左右的全部四川方言，都视为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的结果。这就错过了进一步揭示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的关键线索。根据移民史和现代四川方言分布特点以及语音特点，我们提出：四川盆地岷江以西以南地区、以及与其相延续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有独立入声调类的方言（即“南路话”），应是更早的宋元时期古代四川方言的遗留。岷江以东以北四川中东部地区，以成都、重庆话为代表的成渝片方言（即“湖广话”），才是明清“湖广填四川”的结果（15）。现代四川方言的形成，有两种情况：即明清以后外来方言在四川中东部地区直接填入和明以前当地方言在四川西南部地区存留。这是官话方言在四川和重庆地区两大不同的历史分支。
上述关于四川方言形成的结论，不仅是根据移民历史和四川地区的方言地理分布，更主要的是在调查了这些地区的方言后，分析比较得出的（周及徐2012a）。四川西南地区方言音系和语音特征、语音字表等详细的语音资料，是归纳得出上述观点的重要的语言学基础。这些材料见笔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四川西南地区方言调查研究》。
①指当时的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和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
②此文写成后，惊闻崔荣昌教授于2011年1月6日去世。谨对这位受尊敬的前辈学者深表哀悼。
③以下所引资料，来自于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六卷。
④四川东中部指现重庆直辖市和四川东部地区，四川西部指成都周围岷江以东地区。
⑤四川方言的语音及各片之间的区别详细的特点，另文讨论。
⑥约相当于《中国方言地图集》（1987）中的“西南官话成渝片”。
⑦即《中国方言地图集》（1987）中的“西南官话灌赤片”中的“仁富小片”。
⑧如果是原来的同一种方言的渐变分化形成数种方言，其音系差别必能由语音的历史演变来解释，而成渝片方言和川西南地区方言之间不具有先后分化形成差别的音系特点，问题讨论见周及徐《四川西南地区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⑨“南路话”的语音特征见周及徐（2012a）。
⑩约相当于《中国方言地图集》（1987）中的“西南官话灌赤片”中的“岷江小片”，但不包括西昌地区。
（11）笔者的母亲（1927-）是成都人讲“湖广话”，父亲（1923-）是崇庆（今崇州市）籍的南路人，早年来成都后乡音不改，一生操“南路话”。笔者生长于成都，讲湖广话。由于童年在崇庆县老家生活多年，也能讲南路话。
（12）按：都江堰河东话经笔者调查，是“南路话”和“湖广话”的混合型方言。
（13）川西农村人对成都市的旧称。
（14）直到“文革”中1970年前后，才在岷江上建起了从成都西去崇庆、邛崃的第一座公路桥“岷江大桥”，此桥三十多年后于2008年坍塌江中，成为颇有意义的历史遗迹。
（15）关于四川西南地区方言语音特点的论述，见另文。在岷江北岸和沱江之间的地区，形成自贡仁寿荣县等地的“仁富片”方言有不同于前述两种方言的特征，另有来源。四川安宁河流域西昌等地的汉语方言，也不同于前述两种方言，另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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