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体合理性、本质取向与制度建构_学科建设论文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体合理性、本质取向与制度建构_学科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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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4)10-0101-005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30年来形成了以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目标、内容、方法、过程等为主要内容的概念体系,以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基本框架的理论体系及教材体系,建立了多层次、大类别、广视角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依托的支撑平台。展望未来,学科建设任重道远,肩负着促进学科体系创新发展,推动研究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使命。促进学科创新发展的生长点是什么?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以成为破解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从“三重结构”到“四维驱动”: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基础的理性选择

      基础研究是学科创新发展之本,也是我们走向世界之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基础研究建设上投入力度较大、成果较多、发展速度较快,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四个主干学科,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前提和学理支撑。但在发展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问题,即原理、历史、方法研究积累较好,而比较研究相对薄弱。从成果来看,比较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占同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总量的比例较低。截至2008年我国出版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著仅占同期思想政治教育专著的1%,[1]从1994年至2004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比较研究成果也仅占1.85%。[2]从研究深度来看,原理、历史、方法等研究已进入理论体系反思、重构和再发展的新阶段,然而比较研究却尚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在概念使用、研究对象、问题合理性、思维方法、价值理念等基础性、前提性问题上,也没有完全达成学科共识。

      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一方面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特殊情况造成的。学科设立刚30年,建设任务繁重,不能搞“一刀切”、“平均使力”,只能有所侧重,用局部突破带动整体发展。况且,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一个新生学科来说,原理基础、历史溯源、方法体系尤为重要,这些方面建设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学科科学化和学术合理性,也会使比较研究因为缺乏明确的学科理论指导和方法规范,而滑入其他学科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比较研究历来是所有学科建设中争议较多、难度较大的领域。以比较教育为例,这门诞生了200多年的学科,时至今日仍然面临着发展定位、存在方式和合法性质疑的学科危机。[3]相对而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展历程较短,其知识积累和理论建设还较为缺弱,所以难免会发生上述问题。

      那么,在学科建设意义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该不该发展呢?答案是明确的。且不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需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与国际学术对接的理论视野和知识支撑,单是就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完善基础研究体系,发挥基础研究功能来说,迫切需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一,加强比较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实质上是学科知识形态、活动形态和组织形态协同并进的过程。[4]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衔接促进作用。知识形态是由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构成的知识体系。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基础研究中的主干学科,加强比较研究既可以夯实学科完善基础,也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借鉴,既可以拓展其他主干学科发展的国际视野,也可以为分支学科发展铺垫理论基础。活动形态是理论研究活动、教材编撰活动、教育教学活动的统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科活动形态中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领域之一,通过对其他国家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分析研究,优化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态,促进活动形态的有效发展。组织形态主要是指学科共同体。促进组织形态发展关键在强化学科认同、明确学术规范、完善培养体系。再有,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以提升中国话语的世界交流对话力度,扩大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更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第二,加强比较研究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研究功能的客观要求。基础研究的核心功能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而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过程,马克思曾明确提出过如何运用比较方法从特殊的“一般生产”中提升出抽象的“生产一般”:“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5](P3)所以,发挥基础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功能,除了要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进行知识探索外,还要对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知识进行归纳梳理和系统比较,形成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特殊时空场域为背景的知识框架。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真正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需着力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动学科基础研究布局从“三重结构”到“四维驱动”。

      我们现在也具有进一步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础和条件:(1)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硬核和条件。(2)我国拥有悠久的比较研究的历史传统。从公元64年佛教传入中国引发的中印哲学比较,到16世纪末中西历法论争,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前后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的论战,乃至今日比较研究的长足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比较研究思想文化资源。(3)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条件。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建设、教材出版、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等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近年来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围从国别区域发展至全景概览、专题探讨,研究视角从现象描述拓展为文化、社会、历史的综合审视,也为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条件。(4)世情国情发展为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国际地位提升,特别是对外学术交流不断丰富和加深,为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二、从“常识理解”到“本质把握”:深化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整体认识

      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有必要对一些基础理论进行辨析。这种问题主要包括:“什么是比较”(实质)、“为什么比较”(目的)、“比较什么”(对象)、“怎么比较”(方法)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有多重向度,如“他者视域”中的“描述介绍”、“应用取向”下的“启示借鉴”、“民族国家”中的“实践现象”和“认识工具”意义上的“相似类比”等解释路径。这些解释从不同侧面呈现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经验形态:目的上的功用性、对象上的表层性和方法上的工具性。但是如果囿于这种解释框架,就有可能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束缚在经验常识之中,窄化研究视野,使比较研究难以深入。据此我们认为,应从如下方面深化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整体认识:

      首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实质既是寻找共同点和差异性的“描述性工作”,也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关系及构成方式的探究。寻求不同事物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但如果只是满足于这种寻求,而不深入把握不同认识对象相互间关联及这种关联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就可能使认识停留在常识性经验层次上,也会将“共同点”和“差异性”割裂对立起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是经验科学,不能满足于对“共同点”和“差异性”的描述,要探究不同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展开、如何展开的内在逻辑。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归根结底是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体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实践活动。所以对这种实践活动的比较,本质上不是比较其具体展开的形式,而是比较内在于形式之中的价值理念。在此意义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不同性质价值理念及其传输实践的比较,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工具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其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目的既是为了给自我理论完善和实践发展提供启示借鉴,也是为了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促进不同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视界相通。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瞄准现实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找到破解问题的办法,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比较—借鉴”的研究模式,就可能使研究过于表层化和具体化,而遮蔽更为宽广和深远的问题域。事实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仅要了解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现实状况,还要对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性探索,不仅要掌握“他者”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影响,还要探究我国与“他者”、“他者”与“他者”之间进行对话、通约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不同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视界相通展开积极探索。没有这种探索,启示借鉴难免会是“他者”经验的简单平移,也就谈不上为我所用。

      再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既包括跨国度、跨区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包括跨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之所以具有可比性,就是因为它们既具有传输该国、该地区主流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也具有根植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相似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基础,差异性是比较研究的价值体现,二者缺一不可。这就决定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跨国度、跨区域、跨文化的研究,其对象不仅包括不同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策略、机制、方法、成效等,更应包括不同文化板块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历史传统。况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各种文化板块间交融交锋交汇将日益加深,在此情况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只有将跨国度、跨区域、跨文化整合起来,才能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实现不同国家及文化间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对话。

      最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比较”是工具层面的研究方法,还具有哲学方法论意义和学科规范价值。比较方法在本质上有四种含义: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比较意识、研究工具意义上的比较方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视野、学科建制意义上的比较范式。①首先比较意识是人的认识能力,具有自发性和基础性;比较方法是比较意识的科学化提升,表现为明确的研究步骤和严密的研究规范;比较视野是比较方法与辩证思维的有机统一,内化于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科研活动之中,具有内隐性和指导性;比较范式是比较方法、比较视野的学科化彰显,表现为研究者共同的学术信念、话语体系和方法进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比较”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比较意识,而是研究工具上的比较方法。其次,由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是跨国度、跨区域、跨文化的价值理念及其实践活动,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联极为复杂,而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握这些理念及其活动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比较”就不能只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类比推理,也不能按照一般科学研究那样的工具理性方式,而应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依照辩证逻辑,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视野。最后,基于共同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论基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会逐渐形成共识性的研究取向、价值立场和理论体系,于是比较就从研究工具、哲学方法论上升为学科范式。只有使比较成为学科范式,人们才能基于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本质、目的、对象、方法的清晰认识,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和学术信念,才能协同攻关,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基础,实现基础研究的“四维驱动”。

      三、从“研究领域”到“学科建设”: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几点建议

      领域抑或学科,是交叉学科特别是比较类研究普遍面临的问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充分发挥自身对于母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就须摆脱领域局限,增强学科自觉,按照学科建设的规律进行规划和设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学术共识、整合学术力量,才能破解研究视野较窄和研究水平较低等问题,才能将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统筹起来,使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

      推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认为,当前有四项工作较为迫切和突出。

      首先,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一是深化学科性质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鲜明的跨界性,研究边界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些使它面临非学科化的质疑。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这些质疑,就可能会削弱学科价值,冲击学科形象,弱化学科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延缓学科发展成熟的进程,甚至导致这样或那样的自我认同危机。我们应增强学科自信,强化学科意识,着力揭示学科地位的相对独立性,阐明研究目的的价值性,研究对象的跨界性,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增强学科建设的系统性。二是夯实学科理论基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分支学科,应遵循母学科的政治本质,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整合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形成具有世界视野和中国气派的学科理论基础。三是构建学科研究范式。范式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由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关键,表现为研究者对学科基本规范、结构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高度自觉。首先应强化意识形态自觉,将比较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相融通,构建体现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中国范式。其次应强化文化自觉,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与其社会制度、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相连接,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范式。最后应增强科际整合,在坚持学科性质、概念规范前提下,从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出发,综合运用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构建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

      其次,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资源开发。学术资源作为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础,一般包括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现实资源和历史资源、本土资源和域外资源等。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说,最为关键的学术资源是拥有域外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丰富文本资料,并按照“忠实原文”、“对等再现”的原则将之进行汉译,没有这些文本资料及其相关翻译,比较研究就无从谈起。在组织翻译中特别注意如下问题:一是权威性。应着重翻译那些由国外知名教授、顶尖学者编撰或推荐,由国外一流学术出版机构出版或再版,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专家和学者认真甄别,确认其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引起广泛学术反响、社会影响以及良好的社会评价的著作或论文。二是代表性。应着重翻译突出代表西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的文本资料,以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三是前沿性。应着重选取国外最新出版的,聚焦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如公民意识培养、课程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渗透、多样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教育等),且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广泛启示借鉴价值的文本,把握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态,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四是价值性。应特别注意文本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立场,并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扬弃。

      再次,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平台建设。一是建立全国性的学科组织。建议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指导下,设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负责制定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统筹学科点建设、发布学科建设报告、召开学科建设会议、团结学科队伍,对内加强信息沟通、经验交流和力量整合,对外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交流合作,既要进行文化交流,又要使“中华文化走出去”。二是创办中英文专业刊物。专业刊物对比较学科发展至关重要,是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也是学科内部及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交流的有效平台。目前大部分比较类人文社会科学都有专业刊物,有的甚至已经形成了类别多样、特色鲜明的专业刊物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创办自己的专业刊物。考虑到学科性质和功能的特殊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创办中英文两类专业刊物:中文刊物旨在加强国内研究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凝聚学科共识,提高学科建设层次;英文刊物旨在通过接收国外学者来稿以掌握其他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前沿动态,通过发表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以扩大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国际影响力。三是设立比较研究专项课题。课题拉动是学科发展的有效方式。建议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下分国别、分区域、分专题地设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加大对比较研究的政策和资金投入,拉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上水平、见实效。四是拓展国际学术交流渠道和方式。敢于和能够同国际学术搭界,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应建立与国外一流高校或相关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和硕博联合培养的长效机制。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通过选派学术骨干赴相关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和研修,掌握全面、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通过邀请国际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到国内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把握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动态。

      最后,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队伍建设。一是明确学科队伍的入门标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一项在跨国度、跨地区、跨文化的广阔视域下,运用比较的研究工具、哲学方法论和学科范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和趋势,促进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视界相通的工作,极富挑战性和创造性,对研究者的科研素养具有更高要求。概括来说,研究者应至少具备四种素养: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准确把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定位及功能;掌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及方法论;有熟悉的主攻国度和相应的外语基础;有明确的主攻领域和研究方向。二是凝聚多方力量,打造学术骨干团队。如前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多学科相互交叉的“地带”。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骨干选拔时,不能拘泥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应广开门路,以问题为导向,采取课题攻关等形式,吸纳整合各学科优秀人才,建立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学术研究团队,培育造就一批富有强烈学科意识和较高专业水准的学术骨干。三是加强后续人才培养。尽快形成一套体现学科特质、彰显学科水平的培养方案,抓紧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和专著。同时还应加大对中青年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形成代际传承有序、年龄跨度适宜、专业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

      ①参见:饶从满,付轶男:《中国比较教育的问题与出路》,《外国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以及何茜,谢韦韦:《比较教育学科视野下比较的层次性探析》,《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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