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受后世诗评家贬抑冷落原因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世论文,原因论文,李白诗论文,诗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白生前具有至高无上的诗名，明皇玄宗因之征召他入京供奉翰林，诗坛前辈贺知章初见即号称其为“谪仙”人，一代宗师杜甫也写有十余首称颂、怀念他的诗篇，赞誉之情饱见笔端。李白以一代诗雄之魄，傲视同侪，其诗尽享时人景仰。然而，李白诗歌在后世的境遇却与生前迥然不同，虽然不少人认为李诗与杜诗共为唐诗的最高典范，认为唐代诗国能与杜甫并称者只有李白，历代谈论唐诗的笔记、诗话中往往绕不过李白，但是与杜诗在后世日受隆宠尊崇相比，李诗在后世益遭贬抑冷落。杜诗几成诗国之经，历代研杜、治杜成为显学，而对李诗的研治却显得极其萧索冷寂。从诗学研究层面而言，李诗学根本无法望杜诗学研究之项背。笔者认为，李白诗歌成就、诗坛地位与李诗学研究状况间存在巨大反差这一现象的产生，并非是由于李诗缺乏审美价值，而是与中国古代的诗学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直接关联。把诗的教化功能当作诗的首要之义，注重于诗法诗艺中评判诗人的作诗功夫，在开宗立派中学问化而不是审美化地承传诗歌，这是导致李诗评价跌落的主要原因。
一、李白诗歌受贬抑冷落首先与儒家的诗教功能观有关
儒家诗学观在古代诗学评价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它首重诗的伦理、政治教化功用，而李诗思想多元、内容庞杂，它与儒家义理颇存距离。因此后人对李诗的推崇便大打折扣，进而认为李诗不能称为唐诗最高典范。
中国古代主流的诗歌功能观认为诗歌是用来进行政治、道德教化作用的，古人很早即提出“诗言志”（《尚书·舜典》）的诗歌功能观，《毛诗序》认为对人施以教化最好的载体莫过于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强调诗歌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用。在儒家诗教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评价诗人诗作成就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诗是否符合儒家的以诗施以教化的功能。从这样的诗教观出发，李诗自然不符合儒家心目中的唐诗最高典范的标准。后人对李诗的指责，源于主张以诗讽喻现实的中唐新乐府运动，在重建理学道统的宋代而达其盛，到了注重以诗读史存史补史、强调诗的“实录”精神的清代又掀新潮。他们认为李诗多风花雪月之作而少经世治国之志。如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白居易就主张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p.52)，他认为李白虽可被称为“诗之豪者”，其人“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然而李诗中“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缺少“孕大含深，贯微洞密”的深大贯通之大义。从这个意义上放言，他呼唤那种上能“补察时政”、下可“泄导人情”的干预政治、生活之诗的出现，而反对绮靡颓废、脱离现实的“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所谓嘲风雪，弄花草”之类诗作的产生[1](pp.960-961)。白居易既然把李白之诗看作是“嘲风月、弄花草”之作，他自然就不会将李诗置于唐诗最高典范的地位了。宋代王安石与白居易有相同的诗论观，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他更喜杜诗而抑李诗，他选唐宋杜、韩、欧、李四家诗，而将李白置于宋人欧阳修之后，贬李之意十分明显。前人记载王安石评李白诗“其识低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宋惠洪《冷斋夜话》）[2](p.258)作为政坛和文坛领袖的王安石如此评价李白，这对于宋代贬李之风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南宋理学更盛，对李白的指责也就更严厉，尤其是在与杜诗作比较中，他们发现李诗远不如杜诗具有教化之功。赵次公明白宣称只有杜诗才是留心当世之作，而李白之诗于教化无补：“至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正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于诗。”（《杜工部草堂记》）[2](p.756)罗大经亦云李诗与杜诗不可同日而语：“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3](p.341)还有人以李白曾从永王李磷事作为论定李白没有政治头脑，甚或人格低下、有从逆之嫌的依据，如苏辙就指责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也”[4](p.1228)，朱熹也认为李白没有政治头脑，《鹤林玉露》载：“朱文公曰：李白见永王磷反，便怂恿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3](p.341)正是在这样的儒家诗教观下，李诗受到批评与指责，李诗从唐诗最高的典范地位下落了。
其实，上述诸人对李白的责难并不全都符合事实。李诗并不都是吟咏花草、嘲弄风月、饮酒狎妇之作，李诗以风雅比兴手法寄托深远之意的很多，即使是那些言及妇人与酒内容的也有不少是以此遣怀寄志、托物寄意之作，不能一概归之于“识见低下”。倒是应该说李白心存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曾自言“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为宋中丞自荐表》）[5](p.1218)其诗中有许多是抒发这种济世情怀和经世之志的作品。不过与杜甫总是为君为国为民着想即为他人着想不同，李白诗歌的着眼点往往是在他自己，其诗所写的是自己具有辅弼帝王之才，所想象的是自己一夜间成就功名、建功立业。他的一些作品虽然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苦难，但是其诗大多是以自我境遇浮沉为基本观照点，与杜诗时刻心存社稷、心忧君王、心系百姓的一贯风格迥然有异。而李诗的这些特点，也正是儒家诗论家所不赞同的。
另外，李白思想庞杂，与儒家教义存在诸多的不和谐。这在儒道并尊的唐代并不显得出格，而到了重建儒家道统的宋代，人们便觉得这是不纯正的杂音。宋以后，儒家思想愈益走向独尊，正统儒家对李白的不满也就越来越盛。除儒家思想外，李白思想中还有浓厚的释、道、游侠、纵横等家的成分，他自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5](p.1243)；还言“十五好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感兴八首》其五）、“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5](p.1240)，李诗中写游仙隐逸、任侠使气内容的很多，五十九首《古风》中游仙诗多达十几首。虽然这里有的是借游仙而咏怀讽世，但其中大多是写修道炼仙的永年之求和飘然升天的列仙之趣。这些虽给李诗增添了异样的色彩，然而却使之距离儒家正统诗教之义更加遥远。李白这样表述他的政治理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5](p.1225)这里既有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也有以术定天下的纵横家游说思想，还有道家的功成身退思想，甚至也有法、墨思想的痕迹。清代刘熙载对比李杜的思想说：“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6](p.59)李白诗中甚至还有佛家的虚无出世思想及轻视尧舜、嘲笑儒生的反儒倾向。这样，在正统儒学世界中，李白当然不是他们所要尊崇的最高典范了。
二、李白诗歌受贬抑冷落也与诗体发展演变趋势有关
李白创作古体诗、旧题乐府多，而唐以后是崇尚近体格律诗的时代；李诗虽然格调高迈、气象雄浑、行文飘逸，然后人终觉其诗诗格变化少，内蕴的诗艺学问不多，“屡读觉易尽耳”，因此就没有把它作为经典来深研。
元稹首开于诗法上贬李之先河，认为李白诗法远不如杜。他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7](p.601)此处明言李诗在气势、格调上与杜诗不相上下，但在律诗结构、声韵、对仗尤其是在排律创作上李诗要输于杜诗多矣。近体诗兴起于唐，中唐以后近体诗已压过古体诗，成为人们写诗的主流。而盛唐诗人李白在诗史上主要不是开启近体诗的一代宗师，而是企图扫荡齐梁绮靡诗风、志在复兴汉魏古朴诗风的继往者。李白虽然使古体诗再一次焕发出耀眼的光彩，然而终究诗歌是向着近体格律的方向发展的，李白之后古体诗就风光不再，难以与近体诗争锋了。古体诗让位于近体诗，以写古体诗擅长的李白其让人学习、借鉴、模仿的价值自然也就降低了。李白写诗论诗的复古性很鲜明，“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莸谌[8](p.14)由于他的眼光是向着复兴古道的，因此其诗古体多而近体少。我们来看一下李白作品的构成情况，在清代王琦编注的《李太白全集》中，卷一为古赋八首，卷二为古风五十九首，卷三至卷六为乐府计一百四十九首，卷七至卷二十五为古近体诗。其中古近体诗的比例，胡小石先生作过统计分析，“从他今存的诗的形式上看，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有十首，而内中且有一首止六句。”湖小石《李杜诗之比较》）[9](p.712)而杜甫仅五律就有五百余首，与此成为鲜明对照。就连李白创作的乐府诗也大多是沿用古乐府旧题，“在初盛唐诗坛上，李白创作乐府的数量最多。……初盛唐所作汉魏六朝古题乐府计四百首左右，李白作一百二十二首，占百分之三十。而在李的全部乐府中，汉魏古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9](p.866)甚至李白创作的一些新乐府诗，也都近似古题乐府。李白的乐府诗一是拟古意，一是反律化，这都与后人诗尚不同。黄庭坚说：“太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5](p.1525)李白始终要与古诗争衡，他的志趣也就不在开辟新诗体上，而中唐以后与中唐以前崇尚的是两个不同的诗体范式，这样对于他为什么不为后人所宗也就容易理解了。
随着近体诗的兴盛，诗格类的著作开始出现，如唐代就有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五代时有齐己的《风骚旨格》，诗人们把作诗品诗看成一门学问。当以此来品评诗人诗作时，人们发现李诗虽然气势高迈，反映了盛唐气象，但由于其诗不是精雕细凿之作，诗中缺少奇字异句，诗格变化少，因此认为李诗中可学的诗艺法度不多，这样便减少了对李诗深研穷究的学术动因。李白生性豪爽，为诗往往是随兴之所至。他认为过分讲求声律容易限制诗人才情的倾泄，因此不愿多写声韵对偶限制很严的律诗，而喜欢写格律较宽、字句不拘的乐府歌行。即使是律诗如《鹦鹉洲》、《凤凰台》等，李白也不是完全恪守格律。这在后来诗法家眼中，自然不是律诗之正而是律诗之变。从诗的作法而言，李白许多诗作语言不假雕饰、古朴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亿旧游书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与杜甫为诗字斟句酌大异其趣。明代前后七子论诗主盛唐，从气象而言他们对李诗颇为神往，而在具体品诗论艺时又往往倒向杜甫一边，这都是由于注重诗体诗法导致的结果。如王世贞属于对李杜并不偏颇轩轾的人，他认为就诗体创作而言李杜各有长处，不可偏废，如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艺苑卮言》卷四）[8](p.1005)认为李杜诗歌各有臻其极致的地方，不可一概论其得失。但在同时，王世贞又从诗歌审美接受和诗歌体现的学问意蕴方面评论道：“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认为于诗艺各方面“奇正开阖，各极其则”的还是杜诗[8](p.1006)。王世贞在这里明白表示出这样的意思：李白诗歌诗格变化不够，未臻诗艺极致，久读其诗容易令人乏味。明代傅振商也传达过相似的思想，傅云李杜虽然才力名望相当，“就李以权杜，虽工力悉敌，雁行古今”，并且其诗能令人“读之飘飘欲仙”，然太白诗“第格不能变，屡读觉易尽耳”；而少陵诗“工苦入微，极才尽变，无所不备，愈读愈觉隽永之为至也”（《爱鼎堂遗集》卷三）。或者可以这样讲：若对诗歌进行审美观照，则李诗是极佳的范本；若对诗歌进行诗法技艺精研，则李诗尚有缺憾。这就使后代学人们总感到李诗意味不永，认为李诗没有兼备众体、兼擅众法，因此他们对李诗就评价不高、研读不深。李白之作由于更多是其才情的显示而非其学力的结晶，故其诗难以通过诗艺学习而得其真谛。明代胡应麟论诗倾向于李，他在与杜诗的比较中对李诗不可学的原因作了解释：“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10](p.190)他认为正是由于李诗这种“不可学”，导致李诗不为人广泛学习，这也是导致后人对李诗的研习不深不广的重要原因。
在古人那里，诗歌不仅是言志抒情的载体，它更是学问承传的手段，是显示诗人内在学养的代言形式；诗歌不仅是审美欣赏的对象，它更是研磨学问、提高功力的成果结晶。而李白是属于天分高、才气纵而学力并不远高于他人的诗人，他的才藻绝人使后人难以通过学习逮及其诗精髓，而其诗率性自然的写法又使人对之缺少一种顶礼膜拜、投体服膺之感。关于李白天分才情的记载是很多的，如明代李东阳说：“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所传石刻‘处世若大梦’一诗，序称：‘大醉中作，贺生为我读之。’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他可知已。”（《麓堂诗话》）[8](p.1392)明人都穆称李白“负天仙之才，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甚至说后人“鲜师李白”正是由于“太白才高难及的缘故”（《南濠诗话》）[8](p.1348)。但是这种声音毕竟微弱，主流评价认为仅靠天分才情仍不足为天下人效法。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所记宋神宗比较李白、苏轼才学高低的一番话，颇能说明宋人对李白学问的普遍看法：“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2](p.61)正是在重学问的诗学风尚下，李白虽然天分才情高绝一代，然其终究没能获得后人的最高礼遇。
三、李白诗歌受贬抑冷落还与杜诗被确立为唐诗最高典范及我国古代注重诗派承传的风气密切相关
后人认为杜甫无论是其圣人品格、学问修养还是其诗的教化功能、诗法技艺都足为百世师，加上江西诗派等以杜甫为宗，这种诗派承传对杜诗独尊、李诗地位滑落也起到催化的作用。
后人对唐诗最高典范的选择是有一个过程的。李白诗歌的风格与盛唐审美风尚是相符的，“唐人尚意兴”[11](p.148)而李诗雄浑飘逸，故李诗能获得盛唐人的喜爱。到了中晚唐，元稹、白居易的元和体、李商隐的晚唐体等先后盛行一时。中唐至宋初，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也都曾一度成为效法尊崇的对象。直至后来，人们论识渐定，认识到虽然时代审美风尚有变，各人诗歌趣味所尚不同，但盛唐诗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李白杜甫共为唐诗双雄。而在李杜比较中虽时有李杜不可优劣论乃至李优杜劣论，但诗坛演变的实际情况却是崇杜抑李的。杜甫不仅超越他人而且也盖过李白，成为位居独尊的最高典范的唐代诗人，李杜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在唐代诗人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诗人中，不仅是李白，任何一位其他诗人均未享及杜诗所有的极度尊崇。正是对杜诗的这种空前尊崇，使李诗光彩被掩，李诗与其他诗家诗作一道均被杜诗的光环遮盖了。
杜诗之所以受到远高于他人的尊崇，是与我国古代诗学体系的价值取向直接关联的，杜甫其人其诗适应了封建时代人们对诗歌的至高要求。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教义，体现了儒家的圣人品格。与李白曾跟从永王李磷所谓大节有亏不同，杜甫一生言行没有任何超越儒家界限的地方，越是在安史之乱中越是表现出一个忠君爱国忧民忧天下的圣者情怀。杜诗中体现的思想，成为儒家以诗教化天下的最好范本。另外杜诗以诗述史的写法，使得其诗成为那一段万方多难历史的真实记录，其诗在唐代即被称为“诗史”。后来宋人甚至将杜诗比之儒家六经，从对经的顶礼膜拜上阐述、发挥杜诗精义。杜诗不仅符合儒家以诗进行伦理政治教化的标准，而且在诗体诗艺诗法上也满足了后人的诗学要求。杜甫以近体诗见长，尤以律诗乃至排律见功底。他铺陈排比、属对功切，有时有意为之的拗救也与李白诗中无意顾及格律要求的不合律不同，于此更显示他驾驭诗歌的高超技艺。秦观言杜诗集诗之大成，正是从杜诗体备法精着眼的。杜甫为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12](p.5738)尤其是其“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10](p.91)，这也就在诗法上奠定了为后人效法的基础。
对杜甫之长的赞扬与对李白之短的不满是相伴发生的。李白被贬抑最盛是在中唐、宋代与清代，而这三个时期也正是杜甫得到尊崇最盛的时候。中唐元稹、白居易等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应讽喻现实。他们大力倡导写作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写旧题乐府著称的李白自然不符合其作诗要求，而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7](p.255)的写实精神正与其一致，因此他们意欲以杜代李。然而由于当时盛唐诗风余绪未泯，李白在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没有减退，故他们虽然内心尊杜贬李，但表面上仍然是李杜并尊。元白一方面从诗歌思想性上指责李诗不够“孕大含深，贯微洞密”，另一方面从诗歌艺术性上言李诗“不能历”杜诗“藩翰”，具体论断李不如杜。这虽然没能推翻前人对李白诗坛地位的认定，却已开了贬抑李白的先河。到了宋代，道学形成并日趋昌盛，崇儒重道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宋人诗歌审美风尚也就发生了与唐人迥异的变化。宋人重义理兼重学问，宋初流行一时的西昆体即颇有头斤气，后来畅行一时的江西诗派更重诗句来历。而杜甫为诗重视使事用典，黄庭坚称之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13](p.204)。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作诗精神，恰与宋人注重诗句来历出处的诗学追求相合。从学术研究层面而言，虽然也曾出现过“五百家注韩”、“五百家注柳”的繁荣景象，但注韩注柳更是对他们文章成就的肯定；从诗歌研究层面而言，“千家注杜”的盛况却是无人可比的。再者，宋人诗坛开宗立派之风大畅，他们注重诗派承传，而影响最大、讲求“资书以为诗”的江西诗派其开山祖即为黄庭坚。黄氏作诗完全以杜诗为圭臬，后人更将杜甫列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祖。借助江西诗派的推崇，杜甫的诗坛地位更是超越李诗而为宋代学人所顶礼膜拜。明人论诗主张“诗必盛唐”，对李白的评论较之宋代出现了上扬。但这时杜诗独尊的诗学大势已经形成，不论是诗坛地位还是诗学研究，李诗已经无法与杜诗相抗衡。清代则再掀扬杜抑李的高潮。明清国变对于注重华夷之辨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无疑是天崩地裂的大灾变。清初文人想通过以诗论史的特殊方式来寄寓深沉的故国之思，因此他们格外推重“诗史”说，注重诗的“实录”精神。他们持“以诗读史”、“以诗存史”、“以诗补史”的诗学观，他们衡论诗歌时最为看重的是诗的史实价值和社会价值，对那些有关“铺陈家国，流连君父”之旨的诗作给予特别的褒奖。他们在杜诗中找到了聊以慰藉自己精神的良方，因此他们对杜诗予以极高的礼赞，杜甫的“诗圣”地位更加稳固。后来随着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清人强调以学问考据入诗，标榜作诗应讲肌理，他们崇尚宋诗，作为开宋诗先河的杜甫再获清人的极度推崇。清代诗派林立，各诗派虽然主张有异，但宗杜却是他们共举的旗帜，李诗与杜诗在诗学研究领域中的差别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李杜“二公之诗，一以天分胜，一以学力胜，……名相齐，才亦相埒，无少逊也。”（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序》）[5](p.1685)然而这后人共推的唐诗双子星座在诗学研究中的待遇却绝不相齐相埒。我们注意到，每当论诗强调审美回归、注重诗的气象意兴时，对李诗的评价就会有所上扬；而每当以诗教诗法诗学来评价诗人诗作时，李诗就会让位于杜诗。李杜诗研究严重失衡状态的产生，主要不在于两人诗作成就的差异，而在于后人论诗时所持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古代的诗学评价机制导致对李杜诗的研治评价出现巨大反差，以至对杜诗的研究阐述锱铢无遗而对李诗的研究却极其疏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全面深入地研治李诗以与李诗作为唐诗最高典范的地位相称，这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学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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