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评价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初期论文,战场论文,两个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史学界对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英勇作战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对国民党敌后战场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在分析和研究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本文拟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和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及国民党初期抗战评价的重要问题略作探讨。
一、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
一般认为，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为抗战的初期阶段。用丧师失地、来概括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是就这一时期抗战的总的结果而言的，我们并不否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些战役的胜利。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抵抗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7页。）”在政治上，国民党一改“九一八事变”以来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为便于人民抗日，国民政府修改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人民也允许较多的自由”，先后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在军事上，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在国难当头，在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积极采取行动，先后组织了南口、张家口、淞沪、忻口、太原、南京、武汉等大规模的战役和会战。这些正面战场的抵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对抗战持久局面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国民政府的积极行动，因此才“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7页。）。
抗战初期，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将战略进攻的重心放在国民党军队身上，企图在短期内利用优势兵力，速战速决，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从而尽早结束侵华战争。因此，国民党战场是初期抗战的主战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段时期，国民党军队抵抗了在华日军的80%，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而无力顾及大后方，这就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得以顺利地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曾就此评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注：《毛泽东选集》，第140页。）。国民政府的努力抗战，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出现了民国历史上少有的各党派合作共事、融洽相处的历史时期。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时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全民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注：《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54页，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他还指出，“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注：《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78页，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毛泽东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国民党及其军队。初期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其抗战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初期抗战的评价也是我们在研究国民党初期抗战时必须注意的。
虽然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英勇抵抗、奋起抗战，但在不到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接连丧失华北、华中、华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看待和认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战初期的溃败局面？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方面虽决心抗战到底，但仍存有些一不切实际的幻想。它一方面抗日，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和谈，与日本达成妥协；国民党方面对英、美帝国主义还抱有依赖之心，幻想通过英、美的干涉，制止日本的侵略；另外，国民党还企图借机削弱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力量，最终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武装的目的。因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方面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不敢真正发动全国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从具体的军事指挥来说，一些国民党军队将领指挥无能、临阵脱逃，内部派系分裂，军政命令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这些也都是国民党军队连续败退的重要原因，对此，连蒋介石本人也是承认的。在南岳军事议上，蒋在总结初期抗战时，就曾提出“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力图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
仅仅以上面的几点来归纳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败退原因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对此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进行的一场决死战争”，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页。）。而我们则是一个弱国、穷国，在军事装备、指挥训练方面都远远不及日本，军队数量也少于日本。日军是有备而来，中国方面虽不能说毫无准备，但可以说是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日军在战争开始又“采取了拿破仑的‘急进歼灭’、‘轻骑直入’的故伎，企图于最短时间歼灭中国的主力，结束对华的‘小战’”（注：《第四期日寇军力的估计》《世界知识》八卷十一期，1938年12月1日。）。因此，“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能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70页。）。翻开世界军事史的画卷，我们不难发现，以少胜多、以弱克强者有之，但大多数弱者在战争开始时都是丢城失地，然后慢慢地积蓄力量，消耗敌人，转守为攻，最终驱敌出境。例如，当时的苏联亦可谓国力强盛，对于德国的进攻意图是早就明晓的，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便损失兵力二、三百万，其防线由西向东退缩了600余公里。苏联这样的大国强国如此，像波兰、丹麦、挪威这样的小国自不待言，有的不战而屈，有的稍事抵抗后，政府便流亡国外。反观中国战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军民其落后武器，奋起抗敌，陷日军于中国战场中欲进而不能，欲拔而不得出。战争之初，日本法西斯的气焰极为嚣张，狂妄地认为日本“国内动员的声势，或者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充其量不过进行一次保定会战，此万事大吉了”（注：[日]崛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85页，时事通讯社，1962年。）。毛泽东在《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认识，过去的抗战是有着不可抹煞的成绩的”，“在军事上虽然遭受许多失败，但给了日寇以相当严重的打击”（注：《毛泽东选集》，第63页。）。中国军队的抗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阻止了日军北上进攻苏联，日军中好战的石原曾哀叹：“把数个师团派往华北，兵力被拖往，出兵西伯利亚便成了空话。”（注：秦邦彦：《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1937-1941)》，《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中日战争（下）》，第12页。）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战场初期抗战的失败，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与其“持久消耗”的总战略思想也有很大关系。单从抗战防御阶段中日双方交战的结果来看，日军无疑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日军在15个月内，连陷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使国民政府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业、9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注：1939年战地党政委员会《1939年统计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从总体战略来看，日本妄图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迅速结束对华战争的战略意图没有达到，相反，随着日军的不断深入，战线拉长，其兵力不足，小国寡民的弱点凸现出来。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兵力已达二十六个半师团，在其国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这样，先天不足的日本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显然对日本是不利的，而这正是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的意图。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上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主张。上海、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认识到，“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之后方，尽量消耗敌人力量”（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852页。）。“抗战的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达到持久抗战目的”（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851页。）。此后徐州撤退、武汉会战都是依据此策略而制定作战计划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及大片国土的沦丧，使许多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1938年3月至4月间的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全歼日军约2万人，在这一巨大的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根据情况的变化，撤退徐州。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转折，不少人不甚理解，也有一些人心中失败主义情绪很浓，他们看不到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只图拚个你死我活。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对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国民党军的徐州撤退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7页。）。著名记者范长江曾称“徐州撤退为胜利之退却”，“从军事观点上说，一点也没错”。（注：范长江：《通讯与论文》，第103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日军为沟通南北战场的联系，力图占领徐州要地，1938年5月上旬，日军已从南、北两个方面夹击徐州，横贯东西的陇海路也遭切断，面临日军合击之势的国民党军及时从徐州撤退实乃明智之举。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7页。），“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页。）。
应该指出：抗战初期在国民党军队战场上因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而出现的一系列不应有的溃败乃至逃跑。蒋介石也曾指出：“无论在上海或其他战场，每次后退都是我们高级将领判断敌情不明，乃至贪生怕死，不敢指挥部队先自脱逃”。（注：蒋介石：《对保卫武汉各部队官兵的训词》，1938年7月31日。）的确，有些国民党将领借口“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再战”来避战逃跑，但大多数国民党官兵都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舍生忘死。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等高级将领先后为国捐躯，每个战役，甚至每一个据点都经过数十次搏斗与拚杀。淞沪战役中，日军调集了近30万大军，倚仗其海、空优势，对中方阵地发动猛攻，扬言“10天拿下上海”，其结果是日军死伤5万，费时三月才占领上海。淞沪之战，我方投入兵力之多，作战之勇敢，牺牲之惨烈，在现代史上实属少见。李宗仁曾回忆道：“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注：《李宗仁回忆录》，第697页。）中国士兵以血肉之躯筑成了民族长城，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一扫近百年来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积贫积弱的形象。淞沪战时，外国报纸对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迭有赞扬，1937年10月28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海十周血战足以证明“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华军之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吾人于此见沪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将来也然云”（注：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争史》，第44-45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中国士兵之殊死抵抗对于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对于民族精神之鼓动起了重大作用。
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评价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时，必须把握这样二点：第一，既要看到面在战场上广大国民党军队官兵的浴血奋战及其对日军的沉重打击，又要看到在正面战场上出现的一些不应有的失败、溃退；第二，既要看到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中一些将领借口保存实力，实则避战退却、贪生怕死，又要充分注意到国民党军的一些退却实属战略性的撤退，其目的在于真正地保存实力以与日寇作持久战，而不是去无谓的硬拚。
二、关于抗战初期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及国民党战略
慎审地分析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不难明白丧师失地实属必然，问题在于这么短的时间内便丢失了大片的土地，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我们有必要对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心态及国民党政略略作分析，这将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总体战略的规划和国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对研究和认识抗战时期有一些扑逆迷离的外交活动也有裨益。
抗战全面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此时，蒋介石的内心却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已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各地军阀在抗战中发展壮大，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害怕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藉抗战之际秘密发展，将来与己争夺天下。淞沪抗战爆发不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止之”（注：荣孟源：《蒋家王朝》，第160页。）。蒋介石一方面要抗日，一方面又要提防中共和各地军阀。在这种思想、心态的支配下，尽管其军事、政治之重心对准日本帝国主义，但毕竟力量有所分散。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戎马历程使蒋意识到：虽然早在民国17年国家已宣布统一，但直到民国二十五年仍是形统而实不一。自己的地位，虽为中国最高领袖，但其权力却不能像希特勒、日本天皇那样登峰造极、运用自如，这是蒋介石无法忍受的。在大一统思想支配下，蒋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步骤和措施达到思想统一，实现权力与意志集中于他一人之手。虽然中国共产党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而共赴国难，以“极大的热忱”和“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向国民党中央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同时还取消苏区及苏维埃政府，并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虽然各地各派军阀及其他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愿捐弃前嫌，请缨抗日，但猜疑成性的蒋介石头脑中经常闪现出他的政敌和潜在的对手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形象，每念及此，蒋介石的内心总是烦恼不安。特别是共产党，蒋介石认为，第五次“围剿”促使中共势力北上并局限于陕北一隅，本想乘胜消灭，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也使他的威风大煞、面子丢尽。蒋认识到，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已行不通了，只有顺应时势，举起抗日的大旗，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
日本的大规模入侵迫蒋不得不联共抗日。蒋介石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的国内外形势、中共的政略及中国抗日的前景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携手抗日，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借抗日之名，谋发展之实”。在国共谈判中，蒋力图将中共的武装力量压缩到最低限度，并提出“朱、毛出洋”，各师由国民党派遣参谋及政训干部。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大革命时期留给蒋介石的经验，也是中共从中获取的血的教训。蒋介石的图谋当然被中国共产党严正拒绝。这就更加深了蒋的猜疑心，他觉得共产党将会利用抗日的特殊环境发展壮大力量，待抗日胜利后与其争夺天下。蒋的主观臆断姑且不论，的确，抗战胜利后，中共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万人发展到120万，八路军由原来的3万人左右发展到120万人，此外还有260多万民兵，创建了19块解放区，人口近1亿。喜欢用偶然性分析历史的人，会认为日本的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发展契机，按照他们的逻辑去思考，必然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日本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政府，伴随着国民党迅速溃败，地方政权纷纷瓦解，在广大的敌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此时国民党军队都被搅在正面战场上，而共产党的部队得以乘隙而入，收编散兵溃勇，建立抗日政权，巩固根据地。严肃的历史学工作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发动了广泛的民众性抗战才给予敌人以毁灭性、持久性的打击，才真正地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不少国民党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不从国民党的性质、自己的错误路线上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而是回到抗战阶段凭着主观感情色彩去寻找所谓“共党劣迹”，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改变原来的战略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依据山地和平原创建根据地。由于游击战不与敌作正面决战，而是以积小胜为大胜来消耗敌人，故不引人注目，这样就更造成了“中共”部队“游而不击”的假象。1938年底，当蒋介石从部下那里接到两份关于国民党陆军伤亡数字和华北八路军发展状况的报告时异常吃惊：截止1938年底国民党陆军共伤亡、失踪110万人左右；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已发展到18万（含地方武装），并在敌后纷纷创立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急剧发展蒋介石极度恐慌，他似乎看到了抗战胜利后自己的独裁和一党专政将面临着强大的冲击的危险，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一种局面。因此，蒋介石想方设法限制甚至消灭中共及其武装，他的这种意识在抗战时期时强时弱、时明时暗。反观抗战初期以后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皖南事变、国民党六大、重庆谈判……，我们不难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国家，如果要从根本上动手威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威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蒋是绝对不允许的。当二三个矛盾、二个以上的敌对势力共同出现时，哪一个对蒋的统治的威胁最大，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便把主要力量对准之。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灭亡中国，只要日本侵略者一天不被驱逐出境，中日民族矛盾就一直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心态和政略简言之就是“一箭三雕”之计：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武装，削弱或消灭各地各派名服中央而实独立、半独立的军阀，最终完成他心目中的建国计划。在这种总体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实际行动是互为矛盾的。抗日需联共，但又要限共、溶共；抵御外侮需要各党派精诚合作，但蒋又不愿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欲动员民众力量群起抗战又担心人民群众的觉醒、发动会打破国家的正常秩序和影响权力机构的统治效能。抗战初期蒋介石尽管呼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要求全国民众行动起来，“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致敌于死命”（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851页。）。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组织民
众增加抗战力量的法案，但这些大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国民政府的抗战仍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对此，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作战都只是单纯的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抗战。”（注：《白崇禧将军最近言论集》，第12页。）
另外，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实施持久战略，但缺乏对中日战争双方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故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持久战在战略上也存在着一系列矛盾。持久战略根植于依靠民众、自力更生的方针，它要求在战术上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为辅，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它要求战略防御阶段中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我们考察一下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大多是采取死打硬拚的阵地消耗战。抗战前，蒋介石就曾说过：“我们死伤一个人至二个人，日本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拚不过他吗”。（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161页。）在这种拼的潜意识的支配下，国民政府没有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日军逐次使用兵力、轻骑直入的战略战术上的缺陷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指挥层次繁多，本来就显呆板的战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下更显得被动、挨打，始终缺乏机动性、灵活性。不少国民党将领在总结抗战初期的作战教训时也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注：《白崇禧将军最近言论集》，第17页。），我军作战是“全部正规战”，“缺乏攻势运动”（注：《何总长应钦出席历次重要军事会议的训词》，第103页，第62页。）。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国民党军队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伤亡却显著增加。
蒋介石在抗战中希图实现其“一箭三雕”的目标，如同一个人的拳头不能分打三个不同方向一样，在蒋介石战略指导下，国民政府统帅的军队不能合力抗日，而且还因为其反共反人民的本性，蒋介石本人及其国民政府也渐为人民所疏远，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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