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共产党宣言》核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核心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文献之一，就连西方报刊界也不得不将其列为“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15本不朽巨著”之一。尽管时过境迁，《宣言》中的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但其“一般原理整个来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P249）。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宣言》的核心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中的某些重要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核心的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P257），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观点。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P293）并列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十条措施”。可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重要手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的方针，及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P63）。党的十三大本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原则，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多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就不能干扰它，冲击它。”[3]（P250）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又从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判断党的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而确立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性和根本性地位。可见，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还是从党的基本路线和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邓小平理论无不贯穿着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发展方向和道路。《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1]（P286）“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列举了“十项措施”。可见，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但令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困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指出此种公有制应采取何种形式，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语义的误解和战时困境的压力，前苏联和建国初期的中国相继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尽管都是公有制，但是它们所包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质上和量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别。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宣言》1872年英文版序言中就已指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多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P249）这里表露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因时而宜，根据各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定，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收归国有”这样一种单一的固定的公有制形式。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原话是：“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4]（P325-327）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如果“猫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的初步探索，《决议》中所体现的“非固定模式”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的“正名”的话，那么1992年南方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在此基础上，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来看；所有制形式的确立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原则，做到因时而宜，因地而宜，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三、对外开放是“市场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推动下，各民族市场正在逐步走向全球化即“市场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P276）这表明，生产力的不断扩张必然冲破人们原本狭隘的生产空间，从而使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客观上具有全面开放的性质，这就是《宣言》中所蕴涵的“市场全球化”及对外开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极具科学性的预言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吸收与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于多方面复杂因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孤立境地，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造成的冲击的重压下，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纵观世界格局，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P64）“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P117）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又指出，只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2]（P373）。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场全球化”的思想理论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两个必然”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出发指出，“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致使“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由此精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即“两个必然”理论。
历史进入21世纪，面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优势以及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人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两个必然”理论在当今时代是否已经失效了？对此予以科学的回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1.由新技术革命给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显著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早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展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5]（P33）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但现实当中却存在着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新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调整仍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空间也不可能大至无穷，资产阶级用以延缓经济危机爆发的手段，“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因此，“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无法改变。
2.苏东剧变不是“两个必然”理论的悖论。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事业，它在一个地区或国家遭到挫折，在另一些地区或国家仍在继续前进。因此，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取决于一时一国的失败。针对一些人在苏东剧变问题上出现的困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太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P382-383）我国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与形式的失败，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两个必然”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作为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
综上所述，《共产党宣言》虽然已经发表了150多年，但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继承与发展了《宣言》中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了诸多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思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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