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中的内外资“双溢出”现象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外资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巨额外资流入与国内储蓄过剩：内外资双双“溢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的利用外资工作可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上看，外资都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规模和水平，外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已经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流入我国的外资更是呈现持续大规模增加的态势，总体形势喜人。统计资料表明，截止1997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达2218.72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债达1159.5亿美元。（注：《国际经贸消息》1998.9.25，第1版。）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引资国。（注：《国际经贸消息》1998.9.25，第1版。）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所带来的资金缺口和当代资本跨国流动的巨大规模，我国现时的利用外资存量和增量规模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外资的流入和我国对外资的接纳符合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一致的原理。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巨额外资规模背后掩盖的问题，即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5年以来， 外资持续大规模的流入我国与我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以及国内银行的巨额存差并存问题，也就是内外资的供给双双“超过”需求而“溢出”投资资金循环体系，这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有关的数据在表1、表2中得到说明。
从理论上讲，对于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上的中国经济，存在着由于经济体系不均衡，从而资本收益大于国外筹资成本的潜在投资机会以及潜在的帕累托动态改进的可能，为了实现经济体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有必要利用外资来作为调整局部不平衡的外部要素。在外资与内资的关系上，外资对内资又存在着追加与替代的两种可能性，根据我国利用外资的原则“经济建设要以充分动员国内资金为主，利用外资为辅”，外资进入我国应该是对内资起追加作用而非替代作用。这也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相符合。不过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实际情况却表现为：一方面国内银行体系高额“存差”，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过剩；另一方面，国外资本大规模源源流入，外汇储备剧增。若仅依据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1969），我国已经不存在“储蓄缺口”，近几年的“外资缺口”亦不复存在，至少在现象上我国已不存在（大量）利用外资的必要了，因为高额“存差”说明了国内储蓄已经“溢出”了国内投资需要，大规模外资流入导致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剧增亦已经“溢出”了我国的即时接纳消化能力。这种内外资的双双“溢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似乎表明了我国的资本（金）稀缺已不复存在，资源未能充分得到利用而导致了闲置浪费。
表1 中国内外资“双溢出”概况（单位：（1）亿元人民币，（2）（3）亿美元）
19911992199319941995
储蓄存差( 1)341 456 (贷差) 4052
3617
外资流入额( 2) 115.54 192.02
389.60 432.13 481.33
其中FDI 43.66
110.01
275.15 337.67 375.21
外汇储备( 3)217.12 594.43
211.99 516.20 735.97
1996 1997
储蓄存差( 1)
3117
外资流入额( 2) 548.04519.33
其中FDI417.26452.78
外汇储备( 3)
1050.29
139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其中1997年存差缺省；外资、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中国外资》（1998.2）。
表2 中国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1991—1996） 单位：亿元人民币
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国内投资总额 7517.0 9636.0 14998.0 18592.0 23586.6 26867.0
国内储蓄总额 8134.5 9911.6 14318.6 19226.1 24490.6 28422.0
储蓄缺口 -617.5 -275.6 679.4
-634.1 -904-1555
同时，内外资“双溢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大量外资的进入已不仅仅是对内资起到补充追加的辅助作用，而是直接替代了一部分内资的作用，弥补了相当一部分本应由国内储蓄来弥补的投资缺口与资金需求。巨额“存差”与国内储蓄的剩余要付出巨大的“资金沉淀成本”，利用外资也会付出巨大的国民经济成本。在国内储蓄剩余的情况下大量引入国外资本显然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错位，这种反理论常规的现象，需要我们予以认真的分析和思考。
二、理论与实证：原因的深层审视
对于近几年的内外资双双“溢出”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有的学者将双双“溢出”的那部分资金称为“迷失的资金”，并提出“游资假说”、“净损失假说”、“资本外流假说”等来解释这种现象（李扬，1998）。（注：李扬：《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中国证券报》1998.4.2。）也有的学者认为利用外资作为对外金融活动的一种形式，存在外资对内资的挤出风险（巴曙松，1998）。应该说上述种种分析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双“溢出”现象的解释，并且都暗含了一种深层次的解释：制度因素方面的原因。根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资本要素或技术因素（卢现祥，1996）。因为在一个健全有效的制度下，各种资源要素可以得到有效配置，从而产生出一个较高的经济效率，反之则反是。
我国的内外资双“溢出”现象，从一个较深层次的角度来探究，与“制度因素”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在向市场化迈进的制度（体制）转型时期，由于各项制度的不健全和不规范，致使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未能很好匹配从而导致作为利益供给的内外资未能协调一致的结果。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源于对我国经济的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多层面分析。
（一）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未能建立起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的机制，导致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的渠道不畅。
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增长是以在特定体制下的银行系统的大量不良资产相伴而行的。在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的情况下，银行的国内投资放款数量要受到国家严格的限额计划管制；在国家宏观政策宽松的环境下，由于银行业的逐渐商业化，开始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即使在国家取消了贷款限额的情况下，也开始摆脱各级行政部门的行政影响而限制信贷放款数量。在国内投资总额中信贷放款占有大比重的情况下，银行业的商业行为影响储蓄——投资的转化机制的运行，这是从银行业自身角度的分析。换个角度，目前我国的大众投资渠道仍不宽畅，银行储蓄依旧是广大居民的首先保值增值手段，伴随着近年来居民收入的较大增长，国内银行储蓄额连年大幅上升。这种银行业的资产与负债业务的背离，必然的结果是大额“存差”的产生。
但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引发着对资本金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的主体来自两方面：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安排和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产业升级换代、技术更新改造及扩张发展对投资资金的大量需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投资、信贷资金的极其低下的使用效率，使得我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需求成为了一个可怕的“陷井”，巨额的资金往往投放到一个“无底洞”中，“资金短缺”成了一个相对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惜贷”、“限放”，一方面需求巨大，供给与需求发生失衡，而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本身就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更是失灵；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国家也还未能建立起一个规范而有效的储蓄——投资转化的投融资体系，众多的投资主体在从国内获取资金的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自然会把目光盯在外资上，于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内在诱因自然产生了。
（二）各个引资主体的利益目标“错位”导致引资行为的“错位”。
探究内外资双“溢出”，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作为宏观引资主体的国家的引资利益目标与作为中观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及作为微观直接引资主体的企业的引资利益目标发生“错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家利用外资的初衷是弥补国内资金短缺，在经历了数量扩张阶段发展到今天的“成熟的利用外资国”阶段后，利用外资逐渐看重“含金量”以提高质量，从而迅速提升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其最主要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国家把利用外资提高到了改革开放一部分的高度加以对待，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引资优惠政策。国家的本意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一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偏差直接导致了各级引资主体引资行为的“错位”。
1、是利用外资中的“行政影响”导向明显。 各级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工作中，行政意识浓厚，大大超过市场意识，追求行政效益高于追求市场效益，甚而把利用外资的市场竞争演化成了行政竞争，他们对外资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心理依赖作用，认为只要引进外资，本地区的一切经济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于是就出现了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加以对待，竟相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一哄而上抢外资的现象，以极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来获取了外资纷迭而至、“大量”涌入。
2、是就企业而言的。 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国企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由解决资金引申到利用外资上，有两种“错位”行为：其一，一部分实力雄厚、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应该说可以较为便利的从国内筹集到资金，但由于对外资“超国民待遇”所导致的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促使了这部分企业放弃寻求国内资金而转从国外融资，与外商合作，这时，外资替代了一部分内资的投入。其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现实状况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大部分国企效益低下，经营状况不佳，资金短缺现象严重。而正如前所述，他们要从银行及我国尚处于雏形阶段的资本市场上便利的筹集到能够帮助其解困的资金显而是障碍重重。自然，与外商合作或者“嫁”给外资是他们此时的一个较佳的选择了。在这种资金的需求有增无减、内资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外资自然会乘虚而入。
（三）两种特殊的考虑：
一是外资的进入将一部分国外储蓄转化为国内储蓄，与国内原有储蓄形成合力，大大超过国内投资增长速度。进入的外资在转换为人民币的过程中又导致了外币占款、外汇储备的剧增，这可以考虑为内外资双“溢出”的原因之一。二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也日益严重，每年都有大量资金流往国外，然后再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优惠待遇，这被有的学者称为“资本外逃的独特回流机制”（巴曙松，1998）。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中国的资本外逃已数百亿美元之巨，每年以“外资”身份回流的数目亦相当可观，（注：《国际商报》1998.4.14，第7版。）形成了源源进入中国的外资的一部分源泉。
综合上述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因为现时的中国正处于激烈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金融、投融资体制在“破旧立新”中尚不完善，新旧交替中的漏洞导致了各项体制、规则的不健全，各个经济主体因为缺少了制度的必要约束，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必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外部不经济”，内外资“双溢出”便是其产生的不良后果之一。
三、制度健全：内外资的有效利用
内外资“双溢出”似乎意味着我国国内资本（金）的富余而非短缺，实际上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却到处是资金短缺的信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金短缺”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由资本的稀缺性与“经济人”欲望的无限性决定的。在当前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扩大投资、放松货币政策时，“双溢出”现象便立即有了明显的缓解，但这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说，还应该从制度（体制）处着手，溯本追源，既然“双溢出”的根源出在制度的利益供给与需求上，解决之道也应落脚在这一基点，方为标本兼治之上策。
这里首先有几点认识需要澄清：（1）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 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当资本要素没有得到很好配置和有效使用时，只应该从使用资本的体制（制度）处分析原因。（2 ）内外资“双溢出”并不说明我国已经不存在大规模利用外资的必要了。我国经济要走向国际化，建立一个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外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加强对外资的宏观管理，将外资置于一个健全有效的调控机制之下，确保外资的进入仅用于追加内资的不足而不是直接替代内资。
认识澄清了，原因理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水到渠成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建立一种内外资金协调、有效利用的机制，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加快企业改制进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争取尽快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以实力来赢得筹集外部资金的便利，强化优先利用内资意识，弱化纯粹为解决资金短缺而利用外资的诱因。
2、加快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理顺各经济主体间的金融关系，尤其是银企关系；加快建立一个完善规范的金融市场，积极推动银行业的商业化，加快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既拓宽社会公众的投资渠道，又给企业以更多的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的途径，再由国家采取强有力的规范调控措施，在固定资产投资体制、信贷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资本项目管制等各方面彻底改革，建立一个对国内储蓄具有较高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的运用能力的融资体制，使各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能从金融渠道得到顺畅的资金支持。
3、改革利用外资体制。（1）要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创造一个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环境，从而弱化“外资至上”、“唯外资”思想和由此导致的弃内资而引外资的抢资现象。（ 2）健全对外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审批权限，地区、产业引导，法制监管等各个方面严格控制，确保利用外资的质量，做到让高质量外资源源而入又要堵住“劣质”外资、“伪”外资的进入通道。（3 ）通过实行“国民待遇”等措施来弱化资本外逃以外资身份回流的现象，从而消除一部分表象上的外资“溢出”。
4、国家作为“宏观调控人”，在各种体制由旧到新的过程中，还要通过明确的方针政策，有针对性的细则、措施和严格执行的手段来协调好各种改制步伐，确保各方面能协调一致，从而不致于产生新的利益“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