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 （2000）02—0013—09
现代宏观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虽有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但宏观经济学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只是到了凯恩斯（J.M.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西方宏观经济学才形成。之后，宏观经济学先后出现几个重要的流派，如“新古典综合”、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它们基本上分为两个营垒：一个站在凯恩斯主义一边，另一个站在古典经济学一边，彼此展开批判与反批判的激烈论争。本文就其在20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作简要概括，以期有助于人们了解它的发展特点及方向。
一、“凯恩斯革命”：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宏观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宏观经济学一个世纪的演变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25年。前25年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准备时期；第二个25年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第三个25年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从占主流地位到发生危机的时期；最后25年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时期。
在30年代以前，西方流行的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那时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没有分开，宏观经济学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理论研究以微观理论为主导。而且他们宣称只要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价格机制的运行就会促使市场自我调节、自发趋于均衡，资源会得到充分利用，经济危机和失业不会出现，社会经济是和谐的。然而，自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时期进入垄断时期后，各种经济问题如危机不断发生且日趋严重，特别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萧条和失业。面对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作出理论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政策主张，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坦率承认古典经济学分析“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所以要求“摆脱旧说”，试图“自辟蹊径”。[1]
但要注意到，在30年代凯恩斯创立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之前，已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对具体宏观经济理论做了探讨，对如何摆脱旧说做了初步的尝试。这些理论是后来宏观经济学形成的理论素材。如瑞典经济学派的奠基人威克赛尔（K.Wicksell）的影响就十分深远。他在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累积过程理论，区别了资本自然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威克赛尔的自然利息率实际上相当于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他的理论分析为经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开创了先例，又是各种货币型周期理论的先导。30年代初，卡恩（R.F.Kahn）发表了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提出了就业乘数概念。卡恩的乘数论用于说明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如何转化为工人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又如何影响消费品以及投资品的生产问题，这一理论对凯恩斯理论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凯恩斯政策主张和理论解释中不可或缺的，也是从新古典学派的利率决定论转向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的关键的一环。可见，30年代之前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准备了理论素材。对此，克莱因（K.R.Klein）曾指出：“事实上， 凯恩斯体系的每一个论点都曾在某时在文献中某处讨论过。但没有一个理论家以（1）消费（储蓄）倾向，（2）边际资本效率，和（3 ）灵活偏好为基础创立过一个完全而确定的模型。”[2]（P124）
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新说”集中体现在《通论》这一划时代的著作中。凯恩斯否定了古典及新古典学派所遵循的“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信条”，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通过“消费（储蓄）倾向”、“边际资本效率”、“灵活偏好”等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说明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如何采取财政的、货币的措施，说明政府的作用。总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在理论上，以非充分就业的观点来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能自动达到并经常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理论；在方法上，开创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还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于一体，从而克服传统经济学在分析过程中运用的“二分法”的不一致性；在政策上，反对“自由放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西方经济学家也接受他的理论模型，称其为“凯恩斯革命”，并且把“凯恩斯革命”看成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几次革命中“对于重建整个经济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革命”。[3]（P6—7）
二、“意见一致时代”：从开端到终结
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理论在50—60年代的美国获得最大的发展。最著名的是“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 School，也称“美国凯恩斯主义”、主流学派）。其主要代表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沃尔特·赫勒（Walter W.Heller）、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他们接受凯恩斯在《通论》“原序”中说的“着重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和分析方法“仍不外乎供求的交互反应”的观点。[1]（P2， P238）即从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出发去揭示经济发生不均衡的原因。他们对于新、老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具有自发调节、自动趋向均衡的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应实行“需求管理”，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消除经济波动、不稳定和失业。但他们又依据凯恩斯的看法认为通过实现需求管理达到充分就业之后的“古典经济学”所阐明的原理依然适用。所以，“新古典综合派”是试图把“早期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同他们的以及现代的收入决定论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起来”，借助这个现代收入决定的分析工具“来解决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关键问题”，认为这样做“将有效的并可恢复古典理论的真实可靠性”。 [4]（P297）
凯恩斯主义者一般把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分成这几个基本部分：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和供给、价格和工资的决定机制。“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者以此为中心展开研究，认为“IS—LM”模型是阐释凯恩斯主义十分有用的工具。该模型实际上是希克斯（J.Hicks ）在1937年提出后经汉森（A.H.Hansen）在1949年加以发展而形成的。模型中的“IS”包括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LM”包括交易的货币需求、投机的货币需求等于供给的均衡条件（由于政府当局确定货币供给量，而被看做是外生的）。“IS—LM”模型则表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的所有组合，其相交之点为两个市场同时处于均衡点，它决定了在特定利率条件下的产量和就业量。“新古典综合”利用“IS—LM”图来解释政府当局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何以能够影响总需求、总产量，认为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功效要比货币政策大。凯恩斯曾通过他的“流动性陷阱”论支持这种看法。
在50年代以后的20多年间，新古典综合理论受到美国大多经济学家的赞扬，出现一个“意见一致”的时代。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发达国家加速的通货膨胀，导致通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意见一致”时代终结了。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以及其他站在保守立场上复兴新古典理论的流派，先后打出“反凯恩斯”的旗号，反对“新古典综合”的理论，并展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孰更有效的论争。弗里德曼的分析也着重于总需求，也借助“IS—LM”模型，但分析的理论基础为所谓“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他把资产或财富的范围大大扩充，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物质资产（耐用品和不动产）。他强调货币需求函数应“着重于收入作为财富代表而不作为货币所起作用的度量……”[5]（P24）即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资产预期收益的变化（他把预期物质收益率视为通货膨胀率）。在他看来，由于资产收益变化会影响信贷、投资、生产、消费等各个方面，因此，货币数量的变动会在总支出和总价格水平的变动上反映出来。但是，这种变动与产量水平的变化却“很少联系或毫无联系”，因为他断言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利率对其影响很小。所以，他对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需求对流动性的短期资产的利率在短期变动上会有很高弹性的观点持反对的态度。他注意到这个情况，即利率很高时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将等于零，LM曲线几乎变成垂直的，这时只有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增加货币量才能使LM曲线移动，使总需求、总产量增加，而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移动IS曲线，对总需求、总产量不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新古典综合派”与现代货币主义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孰更有功效的争论最先就集中于LM曲线的斜率上。
“新古典综合”与现代货币主义的论争还表现在对总供给曲线形态的不同看法上。“新古典综合派”基于凯恩斯的理论，认为货币工资的变动是很缓慢的，把它称之为“粘性工资”，进而把货币工资看作固定的。当总价格水平上升而引起实际工资下降时，雇主便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在劳动供给曲线不变的条件下，他必须提高工资才能雇到所需的工人。工资被提高到新的水平，劳动的额外需求和额外供给达到均衡，在这一新均衡点的就业、产量比原来的增加了。所以，总供给曲线可绘成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新古典综合派”以此来表示政府实行需求管理，为刺激需求而提高价格，实际上有助于增加就业和产量。
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与上述看法相反。弗里德曼用工人暂时产生“错觉”来解释劳动需求和供给的增加及就业、产量的增加。他认为工人是用以往较现在为低的价格来衡量他的工资，在价格上升、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下，误认为是实际工资提高了，从而增加劳动供给，雇主从价格上升发觉实际工资下降了而增加劳动需求。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别表现为：在工人事先看来实际工资增加了，在雇主事后看来实际工资下降了，这两个看法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才使就业和产量的增加成为可能。但是，如果人们以过去年份的通货膨胀率来估计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即形成了所谓“适应性预期”，那么就业、产量决不可能增加。这样，总供给曲线一定就是垂直的，不管政府当局对需求采取何种刺激措施，最终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上述争论又是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和“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概念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菲利普斯曲线表示货币工资变动率—工资膨胀率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也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在60年代初，萨缪尔森和索洛（R.M.Solow）把菲利普斯曲线引入宏观经济学， 用来支持他们提出的提高价格、扩大需求以减少失业、增加产量的理论观点和经济政策主张，并以此安抚大众：为了降低失业率，应容忍政府提高通货膨胀率的做法。但经济局势的变化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理论空间，到了60年代后期，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了。到70年代，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停滞膨胀”。凯恩斯理论对此实际问题一筹莫展，新的论争围绕着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展开。
弗里德曼怀疑菲利普斯曲线的有效性，并结合他的“自然失业率”观点进行批评。“自然失业率”指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从而使经济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不是恒定不变的，它取决于多个因素的变化。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人们对通货膨胀做出预期并不断调整，因此，要使失业率保持在“自然率”以下，那就须有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做到，这说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这两者成正相关。他揭示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正在由负变正，因为这恰好反映菲利普斯曲线的兴盛和衰落，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6]（P87）
三、理性预期学派：宏观和微观理论之间架桥的尝试
70年代初，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卢卡斯（Robert Lucas）、萨金特（Thomas Sargent）等对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表示不满，转向新古典主义，试图用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他们的经济理论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他们最先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是关于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产出—通货膨胀的消长关系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卢卡斯指出，菲利普斯曲线是基于经济行为者对价格总水平的不完全信息而产生的，因为总价格水平与相对价格这两者的变化是有区别的。单个市场的厂商对自己产品的价格的变动会知道得较清楚，对别人的产品价格的变化就只能是大略的估计，对整个市场总价格水平的变动就不那么清楚。在他把总价格水平的上升当成是自己产品价格的上升时就会增加就业和产出。卢卡斯认为总产出是等于总价格水平和依据t-1期末可获得信息的总价格水平的预期这两者之差。当前者高于后者时，厂商会增加就业和产出，若情况相反，便减少就业和产出，也就是说产出和价格水平相对于预期的价格水平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产出—通货膨胀之间的消长关系。卢卡斯等没有接纳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观点，而是引进“合理预期”的概念解释问题，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他会从错误中学习。尽管人的合理预期也会发生错误，但那是随机的，而“适应性预期”所表示的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犯的错误则是非随机的。萨金特和华莱士（N.Wallace ）等也依据“合理预期”更加明确表明货币政策对就业和产量不产生任何影响，只会对名义价格产生影响，据此断言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在80 年代， 新一代的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 E.C.Prescott）又引进了“纳什均衡”（Nosh Equilibrium ）的博弈论（The Game Theory），用来研究政府的最优化决策。 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的博弈，它表明在一个局中人策略已定情况下，另一个人只能采取某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任何策略的改变都不能使他的利益进一步增加。因此，其核心思想是个人针对其他人的行为来做出自己的决策以达到满足的最大化，并依此来解释政府决策与个人行为的关系：政府行为的动机与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是冲突的，私人与政府都是博弈的局中人，个人会根据政府的行为方式或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决策，结果导致政府的决策失效。
实际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更多是基于市场结清做出的，像批评菲利普斯曲线就主要借助市场出清模型。他们对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反映劳动市场和通过工资来调整劳动额外需求的观点不赞同。新古典综合采纳菲利普斯曲线就在于它包含着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也就是工资的增长率要依赖于劳动市场的宽松程度的思想。[7]（P77）如果劳动市场是宽松的，就表示存在着劳动的额外供给，这时失业率将较高，而价格—工资率则较低，反之，如果劳动市场是较少宽松（比如政府刺激需求），就表示存在着劳动的额外需求，这时失业率将较低，而价格—工资率则较高，这一切说明失业率对价格和工资变化率会产生影响。然而，卢卡斯等却认为劳动市场失衡恰好表明交易双方将不是互利的。他们否定新古典综合关于刚性工资的假定，而强调市场出清的正确性，他们接纳古典模型的假定，认为价格、工资具有充分灵活性，它们能够迅速加以调整，当劳动市场存在额外供给时，工资将下降，直至工资降到雇主愿意增雇更多工人时为止。反之，情况则相反。最后，供给与需求相等。这样就把任何失业都看成是自愿的，而把那种非自愿失业看成只有在工人将均衡工资率搞错了而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的情况下才产生。因此认为这类失业为时短暂，失业总是趋向其自然率。卢卡斯等借助市场结清的假定，证明政府试图利用货币政策来提高就业和产出是不可能的。
卢卡斯还提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这是基于货币是中性的看法做出的。他的供给函数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动只影响价格这个名义变量，对实际变量如失业率、产出等并不发生影响。因此他仅承认未预期到的货币数量的变动会对实际变量发生影响，这样他便认为货币是中性的。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F.E.Kydland ）也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决定总价格水平，但价格会使名义扰动趋于消散，对实际产量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们认为要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只能从非货因素中去寻找，认为经济主要是受到生产率的推动，把经济的延滞归因于过去信息的获得迟缓和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另一些人如金（R.G.King）和普洛泽（ C.I.Prosser）提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他们把货币存量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加以区别，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通货膨胀—产出之间的关系就用货币存量的内生性来说明，在他们看来货币存量是同经济活动水平相适应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理论中劳动供给的周期性变动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提出所谓“闲暇的跨时期的替代”理论，这个理论把闲暇视同商品，要计算其成本、价格。工资率较高时闲暇较昂贵，工资率较低时闲暇较便宜。他们认为工人对实际工资增加的反应在短期里与长期里是不相同的，在短期里他对实际工资增加的反应更明显，这时，工资率较高，闲暇成本高、较昂贵，便少消费闲暇而尽量多工作，所以，增加劳动的供给。在长期里，高的工资率、高的闲暇成本会回落到正常水平。工人多消费闲暇而少工作，从而减少劳动的供给。这样就发生了未来时期的闲暇代替了现期的闲暇。费希尔在评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闲暇的跨时期替代观点时认为它“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在更深层次上说明了卢卡斯供给函数的合理性”。[8 ]（P696）
总之，理性预期学派是试图在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架桥。这一尝试已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本经济学者伊贺隆曾断言：“合理预期理论形成的理论，是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架桥的一个尝试。看起来，这一尝试是很有希望的。”[9]（P100 ）美国经济学者布赖恩·坎特（B.Kantor）也指出：“合理预期理论的挑战和对这一挑战的反应将是一场为了迅速地改善宏观理论而对它进行的改造。”[10]（P37）
四、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复兴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复兴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受到凯恩斯主义者强有力的反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反击尤其令人注目。他们认识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遵循古典模型的假设：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灵活性，市场（包括劳动市场）供求自动趋于平衡。由此做出的结论是：如果像凯恩斯模型表示的那样，存在工资、价格刚性，从而存在“非自愿失业”，那只不过是古典经济学中的一种特例罢了。如果情况真的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说的那样，凯恩斯思想就决不是什么“革命”了，新凯恩斯主义者当然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这一看法视为极其荒谬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著文说道：“如果这是对的，把凯恩斯的理论强行放入一个把价格的完全伸缩性看为当然，而把工资刚性看为某种特例的构架中去，那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呢？”[7]（P77）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凯恩斯模型的假定，认为工资、价格具有刚性是正确的，就因为存在这个情况，存在不完全竞争，才阻止市场结清。在劳动供过于求时，由于名义工资的下降受阻，使愿意接受现行工资的工人得不到工作而失业，这就是“非自愿失业”，这表明劳动市场存在着劳动额外供给，因此市场不能结清。为了补救市场失灵，政府采取特定的货币和财政措施是必要且有效的。是否存在市场结清便成为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对新凯恩斯主义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把工资、价格刚性是如何形成的谈清楚，从而市场非结清也就谈清楚了。他们知道凯恩斯的《通论》缺乏一个与宏观经济学有内在联系的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要谈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这个基础。
“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从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中汲取某些有启发的东西，比如重视供给方面的分析，以及给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依据后者对前者作出合理的解释。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也说， 应把宏观经济行为与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把正确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不过他们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特别强调的三个最基本的假设：最大化、理性预期、市场出清，仅吸收前二者，并按照自身理论要求加以发展，如从微观上满足个人追求最优化效用和厂商追求利润的各自私利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来说明宏观上的协调失灵和借助政策干预等外部约束条件的必要性；关于理性预期，不认为对价格的理性预期会抵消价格变化对总供给的影响，因为其间会有一个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总供给曲线会向上倾斜而不是垂直的。他们强调“理性限制性预期”的作用，不认为政府政策是无效的。
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了价格、工资具有刚性是怎样来的，并取得相当的成果。首先是解释名义价格刚性的成因，有菜单成本、长期合同、交错价格调整、拐折的需求曲线、库存等。菜单成本说明调整价格要花费成本，如果调整的菜单成本大于所获得的收益，那么厂商就不调整价格。在存在外部性（即“溢出效应”）产生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不协调时，就要考虑其对调整价格的影响。长期合同说明厂商为了减少供给的不稳定，经常同对方签订长期合同，以便按照合同给定的价格提供产品。他们就用长期合同的事前定价来解释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价格为什么会是固定的。交错价格调整说明厂商定价决不是连续的，而是在不同时点上进行的。这种非连续的定价通常会固定一段时间。在厂商重新定价前未被预期到的货币数量变动并不影响价格水平。拐折的需求曲线说明需求有所变动时在图形上需求曲线呈现拐折，但是价格并未变动，仍在原来的水平上，尽管产量有了变动。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斯蒂格利茨和沃格洛姆（G.Woglom）等，用信息不完全、搜寻成本来说明拐折的需求曲线。消费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对一个厂商商品价格的变化知道得有快有慢。价格的提高或下降会减少或增加需求量。需求量的增减要看消费者所花费的搜寻成本是高是低。当价格提高时，那些搜寻成本较低的消费者不会成为该商品的消费者；当价格下降时，那些搜寻成本高的消费者成为该商品的消费者将是少的。如果该商品降价而增加的需求量小于它提价而增加的需求量，就会出现拐折的需求曲线。库存说明厂商通过调整库存（制成品和原材料等库存）来对付外部需求的冲击，特别是对付未预期到的外部需求冲击。库存也是形成价格刚性的一个成因。
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觉察到长期里实际工资的变动是同周期相反的。繁荣时期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萧条时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实际工资上升。如果是实际工资具有刚性，那又怎么能够说明需求变化会对就业、产量发生影响？这使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劳动市场的真实刚性。他们提出解释真实刚性产生的原因，有隐性合同、效率工资、内部者外部者等。隐性合同说明劳资双方通过一些非书面的合同，如允许工人保持工资的长期稳定，但他必须接受较低的实际工资。他们也运用“不对称信息”说明某些含有惩罚性欺骗性的合同。效率工资说明工人生产效率受雇主支付工资的影响，如雇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比市场结清的要高，工人便会更努力工作；还说明工人对雇主的“信任”，如工人为获得某一技术付出更多的劳动而不怕雇主会不守信用，这里存在所谓“交换礼物协议”，雇主付高一点的工资，工人以完成更多的工作作回报。从微观上解释效率工资的理论还有规避劳动更迭、反向选择和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等。内部者外部者说明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工资上的关系。如受工会控制的地区、行业或单位，工会会员的工资比不受工会控制的地区、行业或单位为高，工作也有保障。新凯恩斯主义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很多采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
五、未来发展趋势
宏观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无疑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正因为有这一理论框架的建立，才使人们有可能讨论和分析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宏观经济问题，从而把经济理论推向前进。然而，新、老凯恩斯主义在构筑宏大的宏观经济学时，把注意力集中于诸如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问题，特别是关注具体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其结果就有意无意地漠视微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当作彼此没有任何关联的独立部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在批判凯恩斯模型时发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人为地相隔离，必然使宏观经济行为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而陷于窘境。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与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之间争论的重要问题很多，比如上面提及的：是否存在非自愿失业，是否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否对就业、产量产生影响，预期是有理性的还是无理性的，价格、工资是否具有刚性，市场是否是结清的，是否存在一种对实际失业率有吸引作用的自然失业率，对经济周期波动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哪些因素，政府政策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等等。如果把这些问题的分析仍然局限于原来宏观经济学里面，那是很困难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先从微观经济学中找出路，它在批判凯恩斯理论的同时便转向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寻求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解答。斯蒂格利茨承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共同的认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前提与他们的前辈不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坚持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并且这两个派别都相信要理解总量行为，就必须分析厂商、家庭与政府在劳动、产品与资本市场上的相互作用。”[11]（P17）然而， 以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要与以凯恩斯模型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相一致起来，就它们现有的理论看来，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古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个“理想”社会，强调通过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各个方面会自发获得和谐的发展，政府不应人为地干预。但凯恩斯理论却承认资本主义并非那么“理想”，它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和谐，虽然也要市场经济，但市场失灵及其产生的种种经济弊端，如经济波动、失业、通胀等，政府应当加以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对新凯恩斯主义来说，理论脱离现实也是显而易见的。M.布劳格（Mark Blaug）曾批评道：“近来对古典经济学的含义进行充满新意而又充满矛盾的解释只是表明，当代经济学观点上分成各派，因此就很自然地通过挖掘隐含在过去著述中的相同观点来寻求安慰。”[12]（P48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明显，它们将以什么理论指导来融合？这也许将是21世纪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在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界对21世纪经济学将是什么样子的谈论多起来。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在90年代初以专栏形式发表一组讨论“现代正统经济学”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对21世纪的经济学作了展望。他们提出了关于未来将会影响经济学发展的“三大历史趋势”。第一，由布坎南（Jams Buchanan ）提出的预期在“后社会主义世纪”里会减少“两极式的辩论”，恢复“规范性”的讨论。第二，由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iti）提出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 它放弃封闭经济假设建立模型，在未来那些研究成为“经济研究前沿性的核心问题”的将是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国际流动。第三，是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加，这促使像诺德豪斯（W.Nordhaus）转向环境经济学的研究。[13]（P118—127）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 他的意见只是令我们再记起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巴格瓦蒂以研究国际经济学而知名，他或许就是从这个专业角度强调开放经济研究的重要性。诺德豪斯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中，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密切关联而得到他的特别的关注。上述“三大历史趋势”可看作影响经济学的“外部”因素，他们的意见的积极意义也许在于唤起经济学家注意那些会影响未来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些文章还阐述了“内在”市场因素，它仍然是供给和需求，指出在需求理论中存在三大“空白”，即单个厂商、经济增长、理性，认为这些空白有待填补。在供给理论中着重的是研究方法。20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21世纪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非线性方法”、对策论的新发展。它联系着“计算机革命”，指出人们能运用计算机来“模拟和处理经验”，它据此预言“将来的经济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受计算机的严格约束”。[13 ]（P127）20世纪末，电脑迅速发展， “因特网”的扩张带来了“信息革命”，人们热烈地谈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学家也试图以信息的完全或不完全来解释经济理论难题。有的把“网络时代”的经济称为“非摩擦经济”（The Friction—Free Economy），这种“非摩擦经济”提出的原则据说与由斯密、凯恩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已流行两百多年的经济原则截然不同。[14]（P9—21）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所能说的是：“信息革命”、“网络革命”将会深刻影响宏观、微观经济学，但是它将改变什么，还有待客观事物发展的实证。
收稿日期：199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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