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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FDI)可以为东道国带来的诸多好处如引入资本、技术和技能以及增加市场准入机会等都早已为众所周知；但同样令人关注的是，FDI对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所吸引的FDI的性质以及FDI运作的具体环境，其中包括国家和国际政策。在吸引FDI方面，政策决策者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需要采用恰当的政策，吸引有利于本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FDI。二是通过加强国内企业的供应能力，使FDI的潜在益处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借助FDI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实力、增加出口、实现出口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问题的关键。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亚洲四小龙曾成功地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来促进本国的出口，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效仿的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经过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专家和学者探讨和总结，发现FDI与当地的关联是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目标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外国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关系长期形成一种供给契约，通过关联，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从外国子公司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藉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才有可能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形成并逐步提高有效的竞争力。
在出口竞争力与外国投资作用这一问题上，有若干问题需要研究。2001年12月11-13日，联合国贸发大会与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出口竞争力与FDI的作用——通过跨国公司的关联促进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国际研讨会，来自联合国和有关发展中国家及中国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理论和各国的具体实践经验的角度对出口竞争力与FDI的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工业化战略与出口导向
许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在可持续工业化战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国家和地区依靠自身的努力成功地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同时利用FDI作为资本和技术的来源。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跨国公司在决定贸易流量和流向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跨国公司需要根据价值链，在生产内部化以及区位选择上作出决策。贸易的自由化进一步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全球性的专业化水平。
与此同时，近年来世界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制成品，尤其是不依赖自然资源的制成品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呈下降趋势。1985-1998年，制成品在全世界出口的比例由73%增加到83%，而自然资源出口则由23%降至12%。此外，不依赖自然资源的制成品在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例由54%增加到68%，而依赖自然资源的制造业在全世界的出口中所占比例则由19%下降到16%。
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幅提高了自身最具有竞争力商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1985-1998年，工业化国家在不依赖自然资源的制成品市场的份额由82%下降至70%，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则由17.5%增至30%。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所增比例中的10.5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国家的比例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非洲则没有变化。所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占据了先机，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能从世界贸易的变化中获得多大的利益。
在制成品出口占世界份额增长幅度前列的多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出口份额的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跨国公司建立的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提高了制成品在世界商品出口份额。跨国公司按照效率最大化的企业战略来建立生产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便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市场准入的生产基地。在世界贸易中份额增加幅度最大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量吸收了这种追求效率的FDI（包括计算机和电器产品领域的高技术活动和与服装、体育设备以及旅游商品有关的低技术活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依靠FDI挤入跨国公司新的国际生产体系来提高出口竞争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利用FDI来推动出口导向型工业，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有些国家和地区主要依赖国内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更依赖于面向区域和国际市场的加工品或制成品出口的FDI。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后一种战略，通过融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采取FDI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些亚洲、拉美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利用现有的技术并在价值链上得到提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市场上越来越活跃，与FDI挂钩产业发展的一种手段。例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增长令人瞩目，出口结构也实现了从低技术产品出口向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转变。墨西哥在非资源型制成品及中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份额有所提高，哥斯达黎加也因为英特尔公司大量的FDI流入而使非资源型制成品出口份额迅速提高并开始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的出口份额在90年代也有显著提高，并从低技术产品出口升级到高技术产品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靠近欧盟市场和FDI的流入。
一些国家在外资政策和战略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投资促进政策强调吸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FDI，同时鼓励本国企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来提升竞争力。由于实施了这类FDI政策，中国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近年来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转变。相对于纯粹的出口导向性FDI，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FDI所占份额的上升有力地促进了这种转变。FDI政策也使中国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在所有权上有所变化，国有企业在国内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性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新的FDI政策正在逐步形成，更加强调吸引有更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的FDI。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的FDI政策是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的，其重点从70年代早期的吸引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FDI演变为制造业的技术提升并向产品开发和分销等高附加值活动演进。哥斯达黎加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迅速演进到产品和软件开发等新领域和新技术。
墨西哥90年代的持续出口增长是由制成品出口主导的，大部分制成品出口是由跨国公司子公司生产的。墨西哥大部分FDI流入主要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该国的成功并不完全因为在地理上接近北美市场，而在于墨西哥通过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使贸易伙伴多元化（如中美、南美和亚洲）。从1993年实行FDI自由化政策后，墨西哥的FDI流入增长了3倍，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墨西哥将继续以出口促进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作为其主要的产业发展政策，同时致力于加强在人口年轻化、地理位置以及贸易协议网络遍及全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获得自由贸易和投资带来的利益。墨西哥还将增加参与出口活动的部门、地区和企业数量，开发当地供应商方案以增加出口的当地含量。
在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出口导向型成长、有效利用FDI的经验时需要具体分析而不可教条化，需要建立具体的竞争优势，采用与本国资源和技能禀赋相吻合的政策和战略。例如，欠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采用的战略应建立在资源型出口而不是技术型出口基础上，可以深化加工和提高出口的知识含量为目标。以智利和贝宁为例，这两个国家过去主要出口农矿产品，经过开展高附加值经营活动后，成功地进入加工品市场。这说明需要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积极主动的政府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以促进各产业提升为高附加值生产活动。
FDI与出口竞争力
FDI可有助于增加许多行业货物及服务的出口，尤其是制成品。作为贸易流动的核心，制成品在过去的30年中为一个国家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服务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大，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于服务贸易，以出口为目标的政策需更多地发挥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关键是FDI如何能够为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提高出口竞争力，将出口转变为增长的发动机。
对于将FDI作为提升出口竞争力手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各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政策问题也不同。国内出口基础坚实和技术能力强的国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流入的FDI有助于保持出口竞争力以及将出口提升至更为复杂的产品和服务层次；对于在国际贸易中比较活跃的国家来说，更加注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参与，保持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如何使产品升级换代；有些国家因竞争加剧而追求高技术产品，工资水平提高使本国的竞争状况发生了改变，这类国家如何继续吸引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在低技术出口活动中吸引到FDI，但未能使自身出口多样化或转向高价值产品的国家来说，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基础；在保护壁垒下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但出口增长不快的国家需要考虑如何使FDI对现有企业的转向和升级发挥支持作用，增强竞争力并提高出口活动的水平；而对于工业基础薄弱和出口能力较差、吸引FDI比较少的国家来说，主要问题是如何吸引可以提升出口能力的FDI。
总之，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如何在现有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条件下，在围绕FDI形成的国际竞争性生产地点布局的大环境中，最合理地利用各种工业不同生产阶段的机会，并解决如何使FDI与东道国经济体系相融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决定FDI只是作为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特殊因素，还是成为东道国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出口竞争力与FDI的作用问题上，有三个主要特征值得关注。第一，产业发展的新环境要求在制造、服务、制度及相关法规方面具备国际竞争力，而且，必须在短期内获得这种竞争力。其次，竞争的失败意味着增长的失败和经济的萧条。第三，出口竞争力的培养越来越依赖于全球价值链的配置，而且出口竞争力本身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
在技术进步日趋迅速和深入，全球化及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提高出口竞争力要求具备动态优势（即技术与技能优势），而不能停留在原有的静态优势（非熟练劳动力及自然资源优势）上。通过吸引FDI、技术许可等方式，东道国可以获得外国技术并开拓市场。但同时发展动态优势对本国的技术、企业效率、基础设施、法规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分析出口竞争力与FDI的作用，发展问题、产业或竞争政策问题、出口及FDI通过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网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FDI与出口的联系、FDI流入与流出的联系等五个方面是研究的重点。在发展、出口竞争力及FDI三者间的关系上，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进口的大部分，全球FDI流入及流出情况也呈大致类似格局，发达国家依然占主导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中，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吸引的FDI比重较大。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其生产体系的集中度越高，同一产业不同生产阶段的分布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研究与开发及金融保险等服务明显集中于发达国家。
FDI的目标定位
从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进步以及规章制度不断演变的角度来看，各国政策环境的改变影响着不同国家吸引FDI以及从中获益的能力。第一代吸引FDI战略主要包括放宽管理外国投资者入境和经营、外国子公司的待遇标准和市场运作等方面的规则和规章制度，几乎所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为了进一步吸引FDI，第二代投资促进政策更注重横向联合，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成立了国家投资促进机构，其中，1995年成立的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现在成员已超过100个，大多数成员采用横向促进政策，对所有投资者和所有部门均采取类似的方式来推销本国，吸引FDI。随着竞争的加剧，各种引资政策正不断得到完善。第三代投资促进政策从对FDI的扶持和吸引FDI的措施入手，根据国家产业的优先发展次序，在行业和公司一级寻找外国投资者，满足投资者对生产活动和集群布局等方面的具体设址需要。新一代投资促进战略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FDI的基本经济决定要素，同时了解了跨国公司改变设置地点的战略。虽然形成这样一种目标明确促进政策框架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第三代促进战略正发展壮大过程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代投资促进战略变得日益重要，将本国本地区的优势与特定外国投资者的需要结合起来已经成为共识，引资的目标更加明确。
对于想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国家来说，目标主要应该锁定在按综合国际生产体系组织活动的跨国公司的FDI上。具体来讲，一是已在东道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容易接近，并且其再投资通常在一国的FDI流入量中占有重要的份额。二是已经成为与东道国有关联的供应链的一部分。三是正在调查东道国的原材料或人才情况的跨国公司，比如有些国家邀请一些资历深、富有才华的人士到本国定居，因为他们可能会吸引FDI，或者鼓励提供以FDI为导向的出口导向型服务，如软件开发、市场研究等。四是在东道国富有竞争力并具有动态化较优势部门经营的跨国公司。还有就是有助于建立和形成新的核心能力的跨国公司。
除了按行业进行定位外，有些国家还针对具体的投资者母国进行地理性定位。例如，乌干达投资局将投资促进的重点放在南非、毛里求斯、埃及和肯尼亚等本地区国家，或是与乌干达有某种共同利益的国家，以及历史上有渊源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目标定位的形式还包括吸引投资以满足一些特定的目标，如创造就业、开发国内市场、扩大出口以及提升国内产业。例如，非洲国家认为可以利用资源寻求型FDI来加工自然资源型产品，它要求实行以增强能力尤其是农矿产品市场和劳动力技能组织能力为初始目标的长期政策。
在目标定位工具方面，激励政策很少成为吸引FDI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竞争区位提供的条件大致相同时才有可能产生一些影响。此外，对投资进行补助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无论是否存在激励政策，跨国公司都是会进行该项投资的。
从跨国公司FDI产业分布上看，根据迈克尔·波特理论，可以将FDI的产业分为多国市场产业与全球市场产业。前者包括服务、分销等部门，此类投资的竞争性及流动性相对较低。后者则主要包括电子元件、半导体等制造部门，其竞争性及流动性较高。对服务业及不同技术水平的各制造业部门的研究显示，非贸易服务的竞争性及流动性普遍较低，而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含量越高，其FDI的上述两种特性也会趋于下降。另外，由于投资动机的差异，FDI又可分为开拓市场型、资源导向型以及效率导向型。
发展中国家应当明确，定位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发展的目标。其次，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以充分了解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以及双方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东道国要将自身的情况与其他竞争者进行对比，客观地评价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引进外资定位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工具和方法一定要与本国产业的具体情况和发展目标相适应，定位战略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还应随时准备应对一些不确定因素。
促进后向关联
不管采取哪一代的FDI促进战略，国内企业部门是否有竞争力，是否有大量高技能的劳动力，对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否充分获得FDI带来的利益都非常关键。有竞争力的当地企业便于吸引FDI，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进入又增强了国内产业部门的竞争力、经营能力和活力。另外，国内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可以加强东道国对FDI的吸收能力，提高FDI的溢出效应。跨国公司子公司一般直接通过与当地企业和机构的关联来扩散技能、知识和技术。
通过促进后向联系能够给外国子公司、当地企业和东道国带来潜在的好处。外国子公司可以利用东道国中间投入品的供应来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和扩大销售。外部采购和转包增加了公司间联系的必要性。对于当地企业来说，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能够扩大出口销售，并且能够从外国子公司那里获得提高生产效率所必需的知识和信息。这种后向联系还有助于实现东道国的产业升级。
有许多国家的例子可以说明关联开发计划很重要。例如，马来西亚采用的是一种复合的方法，其中包括成立信托基金对中小企业投资，吸引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成立归政府所有的开发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施加“道德压力”以说服它们对当地中小企业放贷。哥斯达黎加将关联创造导向潜在供应商培训和认证等活动。乌干达投资局持续进行公私部门对话，其工作人员都有在公私部门的经历。为了开发地区型产业集聚群以促进关联，乌干达与美国国际开发机构合作开展一个计划以便利集聚群的形成。
跨国公司子公司对同当地公司企业建立关联的兴趣很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以便利跨国公司利用新的机会改进其生产网络效率并提高竞争力，可以在许多工业部门和公司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同时跨国公司可以将重心置于核心活动上，更多地依赖各种外部供应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当地采购可降低在东道国中的生产成本，带来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灵活性，并且更好地适合当地的技术条件、产品和服务。技术先进的供应商还可以使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用外部技术和技能来源，增加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加强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管理，扩大供应商的数量，同时帮助现有的供应商提高生产效率，这是跨国公司保持与强化其竞争地位的重要手段。
虽然通过外包、分包或其他形式的长期供应合同可以与跨国公司建立关联，但是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挑战，中小企业更是如此。要成为大的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不太容易，跨国公司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上要选择能够满足成本、质量和及时交货等十分严格要求的供应商，所以往往选择有全球性生产网络（主要是电子工业和和汽车工业）的外国子公司以其为供应商或由国外进口而不是依赖本国的渠道。此外，跨国公司总部一级通常对供货来源进行安排，外国子公司无法利用当地的货源。
政府在促进与跨国公司的关联关系的深化方面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必须采取适合的措施来提高当地的供应能力。二是供应商扩展计划必须是有选择性的，要针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三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四是必须适合中小企业的发展，符合FDI政策。五是要选择最好的服务提供者，不考虑其性质是私有还是公有。六是必须努力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和定位。要完成一个联系项目，首先要设定政策目标，然后确定项目的定位，确认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然后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保障项目的实施。
但是，某些行业，如电子业，可能不易形成关联。积极主动的政府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特别有助于关联的形成，比如，政府可以提供享有供应商及其能力或卖家开发计划方面的信息，而且，政府可以对行业提升有所帮助。此外，成立便利的研究开发中心、提供技术培训资料或影响当前的思维定势等都会对关联产生有利的影响。据报道，在马来西亚，英特尔公司鼓励高级技术人员成立自己的企业，成为英特尔的供应商。虽然跨国公司有助于供应商开发，但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起积极主动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未来需求的信息分享方面，情况更是如此。
能够得到公共机构扶持的中小企业的集聚群，以及国内大企业集聚群是能够使发展中国家从FDI中受益并将FDI与当地经济联系起来的另一种相关模式。此外，集聚群在获得技术和进入国际市场方面特别有效。因此，政府促进企业集聚群形成的措施可以加强活跃的出口导向型FDI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中小企业集聚群起突出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该国出口中的相当大部分是由一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每家服务于一到两个外国市场的出口。这些集聚群之间有良好的关联关系，在该国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并且它们在皮革、瓷砖、珠宝、纺织和家具等一系列非活跃出口产品的全球市场中表现的非常突出。这表明高技术制造部门的出口增长并不一定是衡量一国出口竞争力的唯一指标。此外，流入意大利的FDI流量相对较低，但这些FDI正日益投向非活跃出口导向型集聚群。当然，并非所有的集聚群都自动地对FDI具有吸引力并确保FDI能植根于当地经济。建立符合目标外国投资者要求的当地能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外资政策需要保证提供必要的条件，来吸引FDI并从FDI中受益。
总而言之，制订可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化政策，需要考虑按照跨国公司的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与东道国产业部门的关联性，并主动以特定跨国公司为目标，寻找改善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的途径。在对相关的政策进行协调的过程中，一是应当摆正FDI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中的作用，促进FDI的目标不再仅仅是最大限度地追求FDI的数量，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着眼于吸引“高质量”投资项目的目标明确的做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质量”要因地制宜地看待，它取决于每个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和眼光。只有FDI政策与其他发展政策相互加强时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二，外资政策目标应当是超越静态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三，注重国家外资政策与国际协议中的承诺之间的关系，国际协定对国家的投资政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