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共富空间布局思想与江泽民的运作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空间布局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刻理解和全面领会邓小平共富空间布局思想的实质以及江泽民对这一思想全面运作的重大意义，对于实施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搞好跨世纪战略工程建设，尽快实现第三目标和全国共同富裕，是十分必要的。
一、邓小平共富布局的思想核心与空间特征
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共富构想后，到1992年南巡讲话的13年间，邓小平不仅对实现这一构想的方针政策、时序步骤，作了一系列论述，而且在空间布局上作了详尽阐发，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布局原则和政策指导思想，其布局思想核心，就是核心优先兼顾外围、先求发展再求均衡的核心外围布局思想。就地以先富地区为核心，以后富地区为外围，通过核心区先建设发展、向外围扩大拓展，外围地区发展向核心区融合，形成核心带动外围、核心外围共同发展的布局格局。邓小平1988年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的空间战略，“第一步是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是沿海帮助内地发展，直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如此概括，主要是出于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和他设计的共富构想特征考虑的。从全球经济格局说，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是世界经济核心，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地区是经济外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南北合作出现，经济重心由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经济的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将由集团分立主导变为集团联合主导，由核心集聚为主变为外围扩展为主，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核心外围发展关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外围，内陆经济不平衡，东高西低，且东部临接海洋，靠近世界发展核心，在世界经济这种发展关系格局中，临海先于内陆受惠，东部先于西部发展，成为全国发展领先区和影响带动内地的核心，就是一种必然了。从共富构想特征说，其一，由于共富构想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性构想，不仅应从时序上把握，也应在空间上体现，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区，由小部分地区到大部分地区，再到全国范围逐步扩大和有重点的发展；其二，共富构想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有条件选择的发展过程，主张竞争发展，勤劳致富，这就为优区效益好的地区提供了先行发展的机遇和根据；其三，共富构想不仅是一个有条件选择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种具有共同前提条件的发展过程，这种前提就是共富，使先后富差异有调控性，从而为先富与后富规定了共同目标，确定了依存共进关系。正是邓小平共富构想的这种本质特征，为其空间布局思想规定了方向。
邓小平这一布局思想，在宏观运作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三位一体、侧面突破。所谓三位一体，就是以改革、开放为支点，以发展为中心，对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建设三方面进行一体化布局。改革开放既是为了发展，又是发展本身，不仅为发展提供环境保证，又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条件，哪里进行改革开放试点，哪里就成为发展建设重心。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是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所以，必须紧紧地把发展建设战略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联系起来。所谓侧面突破，就是通过开放，从外向内突破，通过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突破，然后通过改革开放引导建设布局，确定建设空间方向，决定建设布局重心区，从而形成沿海与内地建设发展的核心外围布局的空间新格局。具体说，在改革布局上，农村与城市，邓小平首先关注于农村改革这块，主张先农村后城市，首先从农村突破；对城市改革，他认为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国情复杂，风险很大，因此，他首先关注的是非国有经济这块，主张异军突破，先从三资企业、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突破，对国有这块通过放权、让利、承包、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逐步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在开放布局上，内部与外部，他更关注对外开放这块，认为对外开放更重要，主张先沿海后内陆，先南后北，先东后西，先局部试点后全方位开放，通过沿海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区、开放地带到内陆城市和沿边、沿江、沿线全方位开放；在建设布局上，东部与西部，他更注重东部一块，主张地区间实行波浪式推进，特别关注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开放地带经济发展和建设，认为一部分地区先发展，先富起来，使这些有条件的成片地区获得极为有利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就可为全国发展取得经验，树立样板，带动和影响其他地区发展。这些都是邓小平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长期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首先，是出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能关门搞建设考虑。建设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只有同世界联成一气，才能致力于民族的脱贫致富。近代中国发展史和建国后前30年的闭门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深刻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开放，从横向的空间观念上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把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生产力布局同整个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只有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相对接，把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发展链条中去，形成利用国际发达经济带动中国发展的格局，才能实现翻两番和三步走战略目标，才能实现共富，扩大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因此，对外开放，成为他设计中国战略发展布局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开放结为一体，以保证其共富布局顺利实施。其次，是出于不平衡发展国情考虑。由于自然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为了消除这种差别，建国后，我国长期采取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强调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在资金、设备、人才分配上，重内地轻沿海，尤其是“三五”计划以后，推动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把建设重点转移到内地三线地区，在中西部投资建设大批军工原材料企业，这些三线建设，虽然对开发中西部资源，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东西发展上的许多问题和矛盾，既人为地抑制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使东部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丧失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又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其结果，只能是走向共同贫穷。所以，邓小平总结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我们吃了亏，必须有新的思路，用新办法代替老办法。因此，邓小平在空间发展上，才作出了先沿海后内地，由外而内，义无反顾的选择。再次，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考虑。从现实出发，才能形成正确的战略构思，产生合理的布局设计。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包袱重、经济落后、情况复杂，要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道路就不可能是平直的。正是由于这种考虑，邓小平才以奇制胜，进行三位一体、侧面突破布局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要比城市容易，另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改革上去了，就为城市改革提供了一个可靠基地，同时还可为城市改革提供经验，创造条件，使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得以胜利实施和深入进行。又如城市改革，如果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就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营企业方面，猛攻这个堡垒，甚至采取休克疗法，中国经济很难说会比前苏东国家的现状要好。再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是放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是放在中西部地区，显然不仅开放局面难以打开，而且原有的发展状况也将难于维持。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如果说，在整个战略布局中，把城市、国营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看作是“以正合”，那么，农村、非国有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是“以奇胜”。邓小平正是把这种奇正相生，出奇制胜的构思，运用到空间布局上，形成其三位一体、侧面突破的核心外围布局大思路的。
二、邓小平的共富空间布局展开与江泽民的进一步运作
邓小平的三位一体、侧面突破为特征的核心外围布局，在空间形态上，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布局层次，微观层次是以经济特区为核心带动周围地区；中观层次是以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区为核心带动沿海开放地带；宏观层次是以沿海地区为核心并逐步拓展扩大，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带动全国。邓小平这种立足于战略全局，从微观布局到宏观展开，层层递进的布局思想，具有内在时空的关联性和空间运作方式的演化性。在关联性上，随着时间进展，核心空间由南向北、由东而西点线面展开，由一沿到多沿，从沿海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开放经济带，再到沿边、沿江开放经济带，逐步形成三沿H 型核心外围布局的全国发展大格局。在空间运作方式上，将由静态拓展到动态扩张，变梯度平推为极轴推进，使宏观核心区由沿海向沿边、沿江、沿线拓展演进，并最终确定三沿H型开放发展格局。这一空间发展过程， 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1978年到1983年，为确立核心、初成核心外围布局阶段。 这一阶段，以确定先富区为重点，以先富为主要内容，以开放为致富手段，以先对外开放为标志，宣布同港澳台毗邻的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并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然后扩大到汕头、厦门两地，形成发展核心，产生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周围地区发展，对外围发展，也指出西南、西北地区还很困难，国家要给予帮助和物质上的支持，关键是集中力量，搞点骨干项目，打好基础。
2、1983—1988年为核心外围布局的空间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以形成沿海核心为目标，以沿海核心拓展与寻求兼顾中西部外围发展途径为布局特征。这一时期在核心建设布局上，邓小平提出，要办好特区，增加开放城市，并于1984年扩大汕头、厦门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之间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地区，开放了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决定海南设省，实行特殊政策，1988年初又作出了实施沿海战略，加快沿海地区开放发展的决策，从而使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开放地带的新格局和先富区扩大北移的新态势，成为带动东部地区和影响中西部内陆地区外围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在外围发展布局上，1985年9 月邓小平在全国党代会上指出，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设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一个好文件。这不仅肯定了关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划分，而且确定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逐步放到中部，并积极作好开发西部地区准备的战略方向，从而，从总体上，明确了东中西部之间唇齿相依、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核心外围关系。1988年进一步确定了沿海战略两头向外，为中西部让出市场的发展方向，并作出西部边境地区逐步扩大开放的决策，使核心与外围布局在内容上和空间上大大前进了、丰富了。但总的看，这一阶段核心外围布局的运作思想仍处在拓展阶段。
3、1988—1992年为核心外围布局的宏观空间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以核心区向外围空间扩大为特征，以沿海核心向沿江、沿边扩展，形成H型核心外围发展新格局为标志， 意味着邓小平布局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和完善。在核心布局上，以前一直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很少谈及内地和中西部地区开放开发发展问题，并反复强调沿海地区发展是大局，内地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阶段，随着沿海核心区确立和大规模展开，经济的发展，东西部差距拉大和矛盾的日渐突出，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沿海核心区建设，一方面提出扩大核心区及如何更好地兼顾外围发展的建设布局问题，并指出要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要考虑下世纪发展，制定50年发展规划，同时还直接提出了由沿海向沿边沿江拓展开放开发问题。1988年6 月邓小平在同香港代表谈话时说， 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扩大开放，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1990年决定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并指出，上海开发晚了，如果当时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影响就大了。强调这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流域的大问题，要努力干。正式提出了沿江开发开放问题。1989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东西部差距不能再拉大了，…… 可以考虑在内地和西部地区搞几个特区。”并指出对经济发展要进行宏观战略分析，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不仅要考虑地缘优势，还要注重人文优势，注意两种优势的结合。又说，具有条件的地区要尽可能搞快些。比如，上海完全可以更快一点，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比全国快等等。邓小平以上布局设计，不仅明确阐发了海、江、边三沿战略关系，而且在空间运作方式上已摆脱单一地缘优势束缚，开始了由梯度平推向轴化推进的转化，并正式勾划出全国开放开发发展的东西对进、纵横结合的H型空间格局基本框架。按照邓小平这一布局设计，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国务院，于1990—1992年初，先后开放了沿江和沿边地区，而且开放了沿黄、陇海沿线及沿珠地区的内地18个省会城市，从而初步形成了全国经济未来发展的H型布局态势。
这三个阶段，既是邓小平核心外围布局思想的展开过程，也是其对共富布局空间设计丰富完善的实践过程。
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理论，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他强调要以邓小平共富战略思想统一全党认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目标不动摇。在实践上，江泽民认真贯彻，全面继承，而且在这一思想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拓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89年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为实施性继承运作期。对邓小平关于抓住周边环境稳定，东亚经济持续发展，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促进地理位置好，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区更快发展；关于放手让一部分地区先达到小康水平，进入比较富裕阶段的同时，在政策上鼓励先发展地区帮助落后贫困地区发展；关于积极发展横向联合，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流动；关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在布局中的功能作用；关于在发挥企业配置资源主体作用、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发挥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作用，保证全国一盘棋发展；关于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促进全国统一市场早日形成；关于全方位改革开放，努力为各地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关于合理调整布局，推动经济不断上台阶和生产力布局波浪式向前发展等各方面的布局思想及其布局政策，江泽民都一一作了详尽阐发和认真贯彻，并在实践中把邓小平的这些布局思想加以具体化，变为可操作性的战略行动，不仅促进了从沿海到三沿开放发展的战略转变，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十年规划，和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从而保证和推动了邓小平空间布局第三阶段的顺利展开。
从1992年14大后到现在为第二个时期，即实践继承期。江泽民在全面继承邓小平共富布局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其核心外围布局原则的具体运作作了进一步拓展深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布局原则和布局政策，从而把邓小平的共富布局空间思想，推向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发展阶段。在指导思想上，强调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差别问题，实现共富不动摇，重申要以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统一全党认识，提出鼓励先富、带动后富、东西联动、共同富裕和坚持协调、调控差距、非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发展方针上，强调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距缩小，要有紧迫感和长期奋斗的思想，既要尊重不平衡发展规律，又要实事求是，紧紧把握共富目标，提出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和今后改革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的思想。在发展方式和时序布局上，强调沿海发展大局要适时向支持内地发展大局转变的思想，提出从现在起，就要加大力度，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发展；在时序把握上，提出两步走方针。第一步，本世纪末就应缓解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第二步，2000年后要积极朝着缩小差距方向前进，逐步缩小差距。在发展布局上，强调实现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好，认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既离不开东部地区，也离不开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振兴，提出在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基础上，统筹规划区域经济，实行轴带推进，东西穿叉，南北拓展，面轴点一体化发展的空间方向。在布局政策上，提出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为基准，调动两个积极性和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及区际间、地区间关系的总原则，以及一靠中央帮助、二靠东部支持、三靠中西部自力更生的总政策，在具体政策上，提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安排开发项目、鼓励外商和东部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体系等5 项措施。
江泽民对邓小平共富布局空间思想实践的深化，是由于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环境、新条件和新任务决定的，具体讲：
首先是由国际环境新变化决定的。展望本世纪最后几年和下世纪发展，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是大趋势，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提供外部环境保障和机遇，但同样也会对我国进一步发展产生严峻挑战和压力。一是随着国际性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加速，世界经济在波动中将保持较快发展势头，特别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将保持高速态势，我国经济将如何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汇入亚洲经济发展洪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略任务；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下，国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加快，许多国家对本国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品、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战略性调整，出现了产业高度化、产品精密化、企业组织国际化新态势，我国如何在这一潮流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将决定其经济发展的地位和命运；三是国际性竞争日益加剧，经济融合性日益强化，各国经济原有的封闭性增长模式正被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合作增长模式所替代，我国要在世界性竞争中取胜，必须进一步调整布局，显示整体性优势和特色，才有立足之地。
其次，是由国内经济发展新环境任务决定的。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经济发展，小康目标实现，我国已实施迈向第三目标的跨世纪战略工程，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实现经济体制的新旧转换，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而且意味着要实现整个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东西关系、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改善，使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和更加富裕。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东西矛盾日渐突出的困扰和选择。据资料，1978—1994年，东部12省市总量占全国份额由52.5 %上升到58.5%，净增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下降3.6个和2.4 个百分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相对差距由40.9%上升到53.2%，扩大12.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与西部扩大了7.8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更快， 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巨大反差，说明实现以上目标既是远大的，也是艰巨的，必然要求有新的重大战略举措与之相适应。
其三，由布局实践的深化要求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原设计的海、江、边三沿开放发展的共富布局实践方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在空间格局上，海、江、边三沿开放发展格局，虽为我们构建了Ⅱ型发展大框架，指明了空间运作图式，但由于缺少综合经济区环节，使海、江、边三沿开放发展无空间依托，造成三沿发展重点层次不明，三沿内部方向不清，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如何结合与合作难以把握；在空间运作上，三沿构架的轴化推进结合区，只有沿江一轴，过于单一，没有明确其他非重点结合区的配合，难于形成带动全国整体的推动效应，直接影响到沿海核心区向沿江内地的扩展运作；在空间政策上，沿海核心区向沿江内地拓展，只处在江海交汇处结合点上的上海浦东新区发展阶段和停留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之内，并无向沿江内地的实质性延伸拓展，沿海核心向沿江内地扩展如何由虚变实，在政策上尚不明确。同样沿边的开放发展，也只起到内陆边贸窗口作用，同沿海开放发展无可比拟，如何形成平衡东西发展的杠杆，也无定见。在时序把握上，虽有两个转变的思路，但对内地发展大局，一再延后，由原来的10年左右推向20年后的未来，比建设重心西移“三线”时间更长，这种建设重心内移时序把握的犹疑不定，造成建设重心内移行动过缓，东西差距拉大时距过长，使中西部地区发展难于忍受。时空布局上的这种偏差，自然导致了对中西部地区发展上的重视不够、力度不大以及对东西差距缩小的积极性不高，努力不多等种种不足发生，其结果，无疑是增加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困难。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考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才适时地作出新的战略布局，从而使邓小平的核心外围布局思想更加深化和更加完善。
三、江泽民实践共富布局的运作特点及其空间架构的重大意义
江泽民对邓小平核心外围布局思想的实践运作，在空间上突出了两个特点，一是丰富了三位一体内涵，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新概念。江泽民深刻领会到邓小平所讲的开放也是改革的含义。在改革初期，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农村和冲破封闭，把开放突出出来，同改革并列单提是必要的，随着改革在这两方面的成功，尤其是开放已深入人心，全方位展开，改革已到由体制表层向体制深层和增长方式转变深化的关键阶段，所以，江泽民一方面把改革开放重新统一于一体，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直接相依，互为表里，更加有力；另一方面增加了稳定方面的内容，形成新的三位一体，就是以改革开放为支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行一体化布局。江泽民在任总书记之初就讲，20世纪最后10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的10年，要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他还说：“如果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实行改革开放，没有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有巩固的团结和安定……。”只有三位一体，统筹谋划，我们才能不断胜利前进，因此，反复强调三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论十二大关系中正式提出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布局新概念。二是变侧面突破、沿海优先为调控差距、突出协调。就是统观全局，精心谋划，调控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从总体上把握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做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具体说，在总体发展上，缩小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同缩小国内东西地区间差距协调，要在优先考虑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差距的前提下，努力缩小国内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在地区建设布局上，东部地区发展与中西部地区发展要协调，要在把东部发达地区再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的前提下，重点考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在改革布局上，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要协调，要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加大国家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结构、产业分工和利益关系各方面的协调。
根据共富布局空间运作的这种新特点，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由江泽民召集和主持，制定了我国经济空间发展的七区两带新构架，并于1996年春天由全国人大会议正式通过。这七区两带包括：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综合经济带、环渤海地区经济圈、东南沿海经济区、鄂豫皖赣湘中部五省经济区、东北重点产业区、西南及华南部分地区重点产业区、西北重点产业区以及京九沿线经济带、欧亚陆桥沿线经济带，这一发展构架，既以海、江、边沿开放开发发展为基础，又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三沿Ⅱ型发展格局，不但体现了非均衡状态下的区域总体协调发展，而且在关系格局、运作态势上突出了重点。因此，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第三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战略意义。
首先，从区域总体看，构架体现了总体协调、有序发展的方向，是全面实现第二目标，迈向第三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构架把全国地区经济划分为三区（东北、西北、西南）、两带（欧亚陆桥沿线带、京九铁路沿线带）、三区带圈（东南沿海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环勃海经济圈）、七区块（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及闽东南三角地区、辽东山东两半岛及京津冀地区）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三个发展层次，构成了以京九线以东为增长核心区、以中部5省为依托区、 以长江为主轴的沿江、沿桥两轴为推进体的增长轴线，以西南、西北、东北三个重点产业区为增长极，东中西部点线面结合的全国西进大格局；表现出全国经济由东而西，由南而北，三三两两，纵横穿叉，融合一体的发展态势；体现出依托东部，发展中部，促进西部，协调有序发展的新景象。所谓三三两两，就是在海、内、边，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分别各布局了三个类型不同、水平不一的经济区带，而这些经济区带，又是两两交织，纵横结合的。如沿边地带有东北、西北、西南三个重点产业区，沿海地带有中北南三个经济区带圈，内陆地带有沿江、沿桥、沿线三个经济带构成的中部经济区。并且通过沿江与沿桥经济带把沿海与沿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联结起来；通过渤海经济圈，把东北重点产业区与沿海地带联结起来；通过京九铁路沿线带把中部地区与南北沿海地区联结起来；通过沿江带把西南（华南）重点产业区同中部5 省和中部沿海联结起来，从而打破了传统三大地带划分的梯度分割状况和原有六大协作区行政封闭的框框，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依相生的全国经济发展的有机整体。这样，就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协调有序发展的新水平。
其次，从运作态势看，构架明确地反映出我国经济非均衡发展条件下，加快建设重心内移的大趋势。一是构架突出了东中联体发展。京九沿线经济带是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过渡带，又是革命老区，京九沿线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和形成壮大，从而打通了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间梗阻经济依存发展的关节，既拓宽了沿海内伸发展的直接腹地，增强了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又填平了东中地区经济发展两个波峰间的凹陷畸型状态，使东中一体的强化西进力度和加强西进前沿地区的实力，从而更好地发挥中部承东启西的枢纽作用，促进全国宏观区域点线面发展大格局形成。二是构架突出了中部地区的发展。在总体布局上，构架把欧亚陆桥经济带和京九沿线经济带单列出来，而别于沿海和沿边地带所属的经济区带，这样在发展上就同沿边三个重点产业区区分开来，从而把中部第二层次发展突出出来，而中部的鄂、湘、皖、赣、豫五省，又是沿江、沿线、沿桥三个横向经济带的交汇集中区，使其地位在中部地区又不同于其他省区而突出出来，成为第二层次的主体区和东部经济内移的核心区。三是构架突出了长江地区经济发展。按三大地带穿叉布局的七区二带构架，把沿江沿海并提，联为一体，这样就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同中西部地区的其他经济带区分开来，从而把沿江内地发展突出出来。在江海一体的三区带圈内的七区块中，江与海的关系，强调的是龙的首尾一体化，而区与圈内部的关系，强调的是主辅有别，这样龙头为主的划分，就在江海地带这一层次上，又把长江地区发展突出出来，从而强化了以长江为主体的重心内移态势。总之，这三个突出，不仅体现了我国经济内移西进的加速态势，而且也反映了全国经济东西对接、协调运作、联动发展的市场机制运行规律，从而为我国经济由东而西的重心内移，开创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新时代。
其三，从关系格局看，构架丰富的三沿开放开发发展的Ⅱ型格局，完善了以长江为主的轴化推进体。三沿Ⅱ型开放开发发展格局，是通过建设重心转移，使对象区域逐步上升到全体核心区地位，并同原有的沿海核心区融为一体，扩展为更大核心区而形成的。这里的核心区向外围拓展和外围向核心区转化，是以建设重心转移为标志的，在建设重心转移前，对象区域对全国核心区起着支持服务和平衡协调作用，在此之后，则起着重心置换的侧应平衡作用。同全国经济三步走目标相适应，呈现出空间重心拓展的三步曲，即先以沿海为发展重心，沿江、沿边外支持服务、平衡侧应地位；再以沿江为发展重心，沿海、沿边处支持服务、平衡侧应地位；然后以沿江为重心，沿江、沿海处支持服务、平衡侧应地位。海、江、边这种演化虽各个时期侧重点不同，但将以沿海为发展基础前提、以沿江发展为关键核心、以沿边发展为根本标志贯彻始终，形成相互关联的基本格局。这种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科学的，但又是粗线条的，存有某种不足，而七区二带构架却不同。在这一构架中，七区按三大地带三一三格局布局，二带纵穿南北、东西延伸，贯穿于七区之中，形成一种线带发展有空间依托，区域发展有线带联结的Ⅱ型核心外围发展新格局，这样就在三沿开放开发发展基础上，大大丰富完善了原有Ⅱ型布局结构的整体性和可操作度。从目前发展格局看，以七区二带为依托的海、江、边三沿关系，正处在东部沿海核心区进一步发展，并向沿江和中部地区推进扩展，形成沿江发展重心区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将呈现出一体两翼、一主两路、两翼侧应、三路配合的发展态势。所谓一体两翼、就是以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为龙头，以中部5 省为依托的沿江、沿桥东西轴化推进体和以东北、西北、西南、长江、环渤海、东南沿海六大经济区为依托，以沿边沿海开放带为支撑的东西两翼；所谓一主三路，指东西轴化推进体，分为沿江、沿桥、沿线（京九线）三路，以沿江为主要通路，构成南北配合西向推进的发展态势。就具体关系而言，在这一构架格局中，长江与沿海是战略重心置换、核心区扩大关系，长江与沿边是东进西出、体翼协调、跟进呼应关系，长江与陆桥及沿线两路是主辅协同、支持烘托关系，而沿海、沿边之间，沿桥、沿线之间是共托主体，协同发展关系。而构架这种关系格局的确定和对三沿Ⅱ型开放发展格局的完善，就不仅为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证，而且为沿海核心区的再发展、上新台阶，提供了保证，从而，也就为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为实现共富目标奠定了大局，铺平了道路。
编者注：本文引文出处见，《邓小平文选》第2、第3卷，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扩大开放的新战略》（牛仁亮），《改革开放十四年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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