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制度改革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改革论文,思想论文,领导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5X（2007）03—0009—07
领导制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基本问题和重要内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经典作家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的局限，他们都没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进行科学的回答和具体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对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关于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改革与发展和稳定的统一，领导制度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统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学说，为当代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的领导制度改革论，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变化的情况，阐明了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意义，深刻揭示了领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根本目的。
（一）改革领导制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情
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是领导主体确定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加以贯彻落实的实践活动。邓小平认为，改革领导制度的问题，涉及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能否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也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奋斗目标的实现。过去，我们按照苏联的模式，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脱离了基本国情，超越了发展阶段。结果，不仅造成经济体制的僵化，而且导致了政治体制包括领导制度的弊端。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看，主要的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最终必然会引发政治上的灾难。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领导制度的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科学地分析“文化大革命”以及历史上各种错误的体制性根源，阐明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333 邓小平郑重地告诫全党，如果我们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所以说，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改革领导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领导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与政治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由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而且应当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曾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领导制度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2]268 由此来看，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出发的，是从改革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着眼的，也是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的。他指出，由于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正因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322 所以，我们要在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一定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领导制度。实践证明，邓小平是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动力，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加以总体设计和精心组织实施的。
（三）改革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其他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各方面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1]342 在邓小平看来，领导制度的好坏，对党和国家其他具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其他各方面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制度。实践证明，领导制度好，领导活动就能有序、高效，作出的决策就更能集思广益，更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根据科学决策建立的有关具体制度，也就会不断健全并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如果领导制度不好，领导活动就低效、无序，甚至导致决策的失误。这样，也必然影响其他制度的建立或健全，即使建立了各项具体制度，也会因决策失误而使这些制度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甚至产生种种弊端，最终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必须看到，我们党和国家原有的领导制度，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曾经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种领导制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相适应性愈益暴露出来，严重制约着我国各方面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2]177，“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164。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所以，只有改革和完善领导制度，革除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才能有效地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四）改革领导制度的目的在于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
邓小平历来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不断得到满足。不仅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包括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也是要通过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革政治体制，不革除现行领导制度的弊端，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建设。”[3]176 在规定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改革的目标时，邓小平提出：“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总目标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2]178。在概括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时，他强调：“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2]214 归根到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体制性障碍，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关于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审慎地确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和重点。他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并进行国内外比较的基础上，针对党和国家原有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科学地阐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
邓小平在阐述这个任务时，坚持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为重要前提，辩证和客观地分析党与政府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始终注意既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又要加强和改善政府的管理。其一，实行党政分开，是领导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邓小平提出，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2]177 其二，实行党政分开，党委要抓大事。邓小平认为，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2]177 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也就是说，“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2]164 其三，实行党政分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邓小平强调，应当“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1]339—340 这就需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1]321
（二）解决权力下放的问题，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1]328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在领导制度改革中必须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权力，正确地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首先，要通过下放权力合理调整权力结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应该有着合理的权力结构，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也应该明确地划分职权范围。邓小平指出：“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1]329 因此，一定要通过改革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对人权、财权、事权、经营管理权等职权的范围，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划分；将应该交给政府的权交给政府，应该交给社会的权交给社会，应该交给企业的权交给企业，应该交给群众团体的权交给群众团体，应该交给地方的权交给地方[3]89。其次，要通过下放权力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321 所以，要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1]339 只有这样，才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至于发生变形和腐败。第三，要通过下放权力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是上与下的关系，又是全局与局部、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的统一。如果只强调集权而不注意分权，只强调集中统一而不注意因地制宜，就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3]90。邓小平认为：“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1]145—146。这里的“五个统一”是“给予更多的自主权”的必要前提。由此可见，邓小平倡导通过改革下放权力，并非不要集权，而是反对过分集权，更不是否定中央的权威，而是维护和强化中央的权威。
（三）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2]192 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又是领导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邓小平高度重视破解这个难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其一，实行政企分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讲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与企业必须分开，这就要改变政府包揽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而企业又不得不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的状况；就要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而真正把权力下放给企业。“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2]160 所以，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办事，实行政企分开，真正使企业进入市场，加速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其二，实行政企分开，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发生严重的错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对企业统得过死，使企业没有管理和经营的自主权，不能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由于企业过分依赖政府，产权管理责任不清，企业不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造成了企业的低效率和低效益。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1]131 他强调说：“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1]200 为了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他积极倡导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落实企业责任制，赋予企业用人权，以及扩大企业投融资决策的自主权，等等。其三，实行政企分开，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在政府和企业这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实行政企分开的关键是政府要首先转变职能。所谓转变职能，就是指政府部门要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坚决消除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必要干预。邓小平指出，中央要加强宏观管理，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3]99。
（四）解决精简机构的问题，正确处理机构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关系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是对体制的革命”。邓小平从机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辩证关系的高度提出：如果不搞这场革命，党和政府就会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充分贯彻，“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因此，“不管怎样，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1]396—397 第一，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庙也太多了，“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搞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1]226 所以，减人、减机构要从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出发，体现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他明确提出，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进行“消肿”；要规定定额，硬着头皮不放宽，既要“拆庙”又要“请菩萨”，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些在企业上面的公司实际上是企业的“婆婆”，是以公司出现的官办机构，要下决心精简。他还要求，精简机构一定要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和特殊化的问题，要使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第二，要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做到机构、编制的法定化。邓小平提出，执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主张，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编制、体制，这方面的问题都要作为制度问题加以解决，机构编制应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1]20。“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1]288。第三，要按照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按照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改革政府机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选拔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1]326。他强调，“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1]401，“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1]412。所以，在机构改革中，要按照干部“四化”方针把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切实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尤其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专家、懂行的人。邓小平以靠制度选才用人的深邃政治眼光，把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纳入了领导制度改革的视野和总体设计。
三、关于领导制度改革的基本策略
领导制度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不仅要克服传统观念的束缚，革除旧有体制的弊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推进领导制度和体制的创新。这既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又是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邓小平经过周密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着眼于保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能够顺利、健康和有效地进行，具体提出并阐明了领导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检验标准以及方法和步骤。
（一）领导制度改革必须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141。所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要正确认识我们领导制度上的弊端。在邓小平看来，不承认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各种特权现象，就无法进行改革。只有深刻认识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才能增强改革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只有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些弊端，主要在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我们才能真正把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纳入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正确轨道。第二，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包括领导制度，都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相适应的。而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又加剧了经济体制上的僵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究其原因，这同我们没能正确地认识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269 因此，改革领导制度，一定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把握住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大的政治。第三，要立足于创新领导体制和模式。改革是要摆脱旧观念、旧模式、旧体制的束缚，代之以新思维、新模式和新体制。邓小平指出，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成功的”[2]178，更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中国的领导制度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点。党和行政机关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防止僵化，就必须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领导体制的改革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发展和创新，才能不断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领导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改革，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自我完善，因而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138，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332。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领导制度，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原则。邓小平强调，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领导体制改革，都是手段，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不能说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一定要旗帜鲜明。如果放弃了这个根本原则，就会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364 其次，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党在现代化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坚持和完善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忘记或背离这个政治基调，领导制度改革就会变调或异化。为此，就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2]299
（三）领导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科学的检验标准
邓小平不仅为改革领导制度提出了根本目标和具体要求，而且制定了检验这些目标和要求是否落实的标准。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了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322—323 这是从经济、政治和人才方面确定的检验标准，是在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看问题，并把这种检验看作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又是实际可靠的。后来，他又在《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谈话中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213 这三条标准为判断和衡量政治体制包括领导制度的得失成败提供了基本尺度。在邓小平视野中，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或领导体制，应当具有完善的和有效的机制与功能，即能够保持政局的稳定，即使出现了不稳定因素或问题，也能够及时、合理和有序地加以消除；能够调节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人民政治上团结、生活上改善，增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具备了这样的机制和功能，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前后两个“三条标准”，虽然表述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是高度统一的。
（四）领导制度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化，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包括领导制度的障碍。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角度，强调领导制度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164 事实已经证明，“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2]176 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弊端，诸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权、机构庞大臃肿和法制不健全等等，必然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如果再不改革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就不能巩固和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基本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证和重要标志。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效地推进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使社会政治关系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及文化关系，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五）领导制度改革必须有领导和积极稳妥地进行
领导制度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2]252，“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2]199 具体地讲，第一，要贯彻中央的统一部署。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统一的部署，积极而稳步地进行。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2]277—278 各级领导都必须保证中央的措施能够得到坚决执行，决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第二，要做到态度积极，步骤稳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应该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方法要细密，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1]341 第三，要坚定不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邓小平认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决不能半途而废。困难确实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不相信搞不成。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改革的指导，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他殷切希望，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样，再有三十年的时间，“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372。
收稿日期：20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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