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思想意义与学术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理性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2-0092-05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鲁迅研究的价值与影响堪称是学术尖端，它往往集中了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规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研究或涉足过鲁迅的世界，经过几十年的思想积淀，关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已成为一种思想定势。这一方面是受当年毛泽东对鲁迅所作出的著名评价的影响，一方面也是由于鲁迅思想所具有的时代超越性所决定的。于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内，鲁迅已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化动向的标志，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已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了的鲁迅印象。
新世纪的到来，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转换，更是一种时代和思想的转换。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淡化或者解体。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几乎成为所有领域一个共同的话题。在对鲁迅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中也呈现出少有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对鲁迅形象与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倾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视角下，学界和民间都出现了对鲁迅个人品格和思想价值进行质疑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所谓的大师等于完美的固定模式，对重新认定鲁迅的价值是有意义的，更增强了鲁迅研究和评价超越单一政治的个人化思考，但同时也出现了对鲁迅形象、鲁迅精神及价值的根本性怀疑。
人们对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怀疑和贬损主要是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的。第一，从文化观念、心理个性乃至人格境界诸方面直接对鲁迅的人文价值产生怀疑，将其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而进行或明或暗的批判；第二，从一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淡化鲁迅反传统的整体性、根本性特征，极力寻找鲁迅文化选择中肯定传统文化的枝微末节，塑造所谓文化折中论的典范；第三，以高扬当年鲁迅思想对立面的一些国学家的方式来暗示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偏颇与失误，从而达到否定鲁迅文化选择和新文化方向的目的。例如，对“学衡派”、梁实秋、周作人、辜鸿铭等人的重新评价便包含有这种明确的否定意义。
1999年，《北京文学》杂志主持的对56位新一代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为朱文、韩东、于坚等)的问卷调查中，对于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问题，被调查者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没有影响或者影响不大；2000年《收获》杂志开辟《走近鲁迅》专栏，发表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等三篇文章，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角度提出对鲁迅价值的质疑；1999年，青年学者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提出了鲁迅的个人道德人格的问题[1]；2000年，作家王朔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同时批评了“吃鲁迅饭”的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中对于鲁迅贬损的言论则更加直接。有的人在帖子中明确提出“打倒鲁迅”的口号，有人甚至提出鲁迅对于传统的批判是中华民族灾难的一个根源，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否定“五四”、打倒鲁迅的神话开始[4]。众声喧哗，不一而足，这是一种过去少见的鲁迅研究多元化的倾向。这一方面表明了这些研究者对于鲁迅强烈的批判意识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对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定位的单一性所导致的反弹效果。
对于这种思想潮流，社会和学界也纷纷作出了回应。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上的捍卫和地位的维护，因此论战和保卫的色彩过重，往往有情绪化因素，缺少从学理上进行系统的辨析。有的人对“重评鲁迅”反应过于强烈，把一种思想和学术之争看作是两个政治思想阵营的斗争，从而使讨论有了更多的政治性和情绪化因素，相反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对于鲁迅的接受心理障碍。
纵观世纪之交对鲁迅的研究的状况，显现出从未有过的众说纷纭乃至针锋相对的态势，这本身也表明当下中国学术界有着比以往更宽松的思想氛围，更表明鲁迅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头脑思考社会，思考鲁迅，打破了以往政治思想一元化的思维惯性，无论偏颇和激烈都表明当下对鲁迅的别样的关注。
这种对于鲁迅研究的个人化理解，最终使其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呈现一种灰色化的倾向。研究者多是从文化观念、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的角度来寻找鲁迅世界的阴暗面的，他们意在证明鲁迅并不那么崇高，努力在说明“鲁迅是人不是神”。从回顾历史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的作家没有一个像鲁迅这样一直是生前身后骂声不断的。比如1930年代的右翼文人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骂他太激进；左翼文人骂他太守旧，是“封建主义法西斯、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
就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言，这种个体化、灰色化的理解是对过去所谓的神化鲁迅的一个反驳，在某些方面它能够深化对鲁迅本体的研究。不可否认，人们逆反心理的存在也是改变鲁迅印象和价值的一个基本动因，因为矫枉过正往往是社会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鲁迅形象的个人化、灰色化倾向是中国政治生活中长期以来神话鲁迅造成的后果。如前所述，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标志着一个价值体系的解体，而主流的价值体系和民间的价值体系之间已经出现了悖反状态。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应该把鲁迅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学术研究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的探索过程，在研究中也可能出现多元化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在体制文化的需求和制约下，“鲁迅学”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学鲁迅”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是思想先行，结论是事先被确定的，只能表达对最高权政治权威关于鲁迅思想性格的评价的体会。这种状况在“文革”时期最为典型，无论什么运动都可以从鲁迅那里找到依据，比如“反潮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林批孔”等等。这样就导致了鲁迅研究的庸俗化，其实是在用时事来确定目的，用政治来约束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长期作用下，最终使“鲁迅学”变成了“学鲁迅”的群众运动，使鲁迅的形象和思想脸谱化、绝对化、单一化。而“学鲁迅”又可能变成“玩鲁迅”，把鲁迅完全当作了任意捏弄的政治工具，变成了“泥人鲁迅”。
在当下许多青年人的眼中，之所以看不到鲁迅世界的无比丰富性，不再认同鲁迅思想的当代意义，使其作为经典化思想的真正价值被遮蔽，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鲁迅形象的单一化和绝对化。人们看到的只是左右对立、黑白对立、正反对立的政治化的符号，鲁迅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被肢解被阉割，宝贵的思想精髓被当作了庸俗化的工具而不断被政治集团所利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上，被入选的鲁迅文章篇目以及中学老师对文章的讲解仍然继续着脸谱化、极端化、单一化的鲁迅形象。学生们按照教学大纲的规定、教参书上的解释、考试题目的诱导，仍然以单一的阶级分析的方式去理解一个早已被预定和认定了的鲁迅，使大家对中学教育下的鲁迅具有这样一种情感经历：崇敬——疏远——畏惧——反感，造成青年。人比较强烈的逆反心理。对此，时代政治是应当承担责任的，同样，政治时代的鲁迅研究者更应该承当这个责任。半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这种造神运动，使鲁迅由人变成了神，又由神变成了鬼，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学鲁迅”变成“鲁迅学”，把“神”和“鬼”变成“人”。在彰显鲁迅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坚持一种学术理性。
应该说不能完全否认当下个人化的理解对鲁迅研究的深化意义，应该看到，鲁迅作为一个人，就一定应该有人的弱点，在还原学术理性的评论当中，把鲁迅作为一个人可以看到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使鲁迅从神坛走向人间，在把鲁迅作为人的研究中，能看到血肉之躯的鲁迅世界中的潜意识、情感之谜、生活细节、思想个性等，能够发现鲁迅作为人的真实的一面。既看到鲁迅以往令人敬畏的崇高形象，又能感受到其可近、可爱的“真的人”形象。坚守学术理性状态下的鲁迅研究能够打开鲁迅真实的心灵之窗，这就会使鲁迅形象更加完整和生动，也更加具有感染力。鲁迅的思想是特立独行，自由而富于个性的。他的“掊物质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他努力打破的是中国封建政体重“礼”轻人的政治强权意识和重视群体轻视个性的道德奴化意识。专制政治强权下的纲常伦理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般思想状态和文化特征，几千年来渗透于社会的精神领域，主宰着处于社会伦理秩序下的个体的人的行为、思想、言语。鲁迅的存在意在昭示国人摆脱封建政体及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和精神的束缚，其思想体现出最彻底、最清醒的现代精英启蒙意识。鲁迅这一最显著的文化思想特征与传统的文化强权势力构成了本质性的冲突。而在这冲突中显示了他的独立不倚的自由精神和人格操守，以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鲁迅不遗余力的戳穿一切谎言，无情地把他看到的真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不管这真实如何令人沮丧，也不管为戳穿和实现这一切他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危险。他坚守知识分子立场和启蒙思想的价值追求，这也是人类的解放和独立自由的精神。鲁迅在审视民族的国民性痼疾的同时也自觉、自省、自剖的审视自己，文中往往带有“择心自食”的灵魂拷问，深刻的自我发现和严酷的自我审视以及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正是当下学人稀缺的精神品质和人格。
但是，以搜寻鲁迅的人性弱点为目的的鲁迅评价，可能会带来对鲁迅随意性的贬损，会造成本来对鲁迅形象就有逆反心理的当下青年与鲁迅之间更大的隔膜。当下一些个体化的理解倾向，是以否定鲁迅核心思想价值作为前提的，由鲁迅“是人不是神”走向鲁迅“是鬼不是人”。这个负面影响不能忽视，在当下特殊的文化环境下，必须回归学术理性，坚持对鲁迅思想意义的经典化的理解。
其实，任何一位鲁迅研究者的研究都是在试图从不同方面努力与鲁迅沟通对话，意在找到自己所认定的鲁迅的真实的形象。鲁迅研究者们对于鲁迅的认识大致表现在两种思想倾向上：一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寻找鲁迅对中国文化转型和发展的有用资源，意在突出鲁迅的经典性的重要价值；另一种是从个体人格评价的角度，探究鲁迅作为普通人可能具有的思想、性格、品格方面的弱点。但是，可以看出后一种倾向大都是以否定和贬低鲁迅及鲁迅思想价值为前提的，是个人对于鲁迅的个体化的理解，这种对鲁迅形象与思想的消解与灰色化倾向不容忽视。
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的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在阅读鲁迅之后，再阅读我们的时代就会越来越发现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所谓的经典就是当一种思想观念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长时期的适应性之后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的变化，它突出的特点是长期的适应性和思想的超越性。经典的作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作家，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单纯的负面的个体化理解的结果是对鲁迅思想人格的怀疑，使鲁迅丧失历史批判的真实性和现实批判的合理性[2]，单纯以鲁迅的弱点作为研究鲁迅的出发点，这样的否定和批判就会导致鲁迅真实思想价值的浪费，产生对鲁迅思想价值的疑问就在所难免。
应该看到鲁迅不仅仅是普通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他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或者说在发现鲁迅人格弱点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他是具有核心思想价值的文化巨人，一味地把二者对立，就会导致其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权利的丧失。个体化的理解忽视了鲁迅形象在当代青年中的灰色化的倾向，使青年与鲁迅本来的间隔更加扩大化，使当下青年对于崇高和伟大的信任危机扩大化。个体化的理解鲁迅忽略了当下社会现实与鲁迅思想的对应关系，忽略了鲁迅思想的核心经典价值。还原鲁迅应该在一种学术理性的前提下，应该和我们当下所处的现实联系在一起。还原鲁迅是鲁迅研究应该完成的内容和过程，还原的结果是不背离鲁迅的思想主体，但当下以关注鲁迅弱点为还原的支点，这样的个体化理解是忽略了当下社会的现实和鲁迅思想的对应关系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要追究当下的意义，如果不具有当下的意义，还原也没有意义。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认鲁迅思想与当下社会思想的关联性。
笔者在以前的相关文章中，曾经做过如下的判断：从学术价值的社会化过程来说，某种程度的神话鲁迅，对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迫切需要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的。[2] 因为鲁迅的核心思想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现状有十分确实的适应性，应该进一步把鲁迅思想的价值增值、提升、扩大，达到彰显鲁迅核心思想价值的目的。我们必须把鲁迅思想价值的高度概括性和它长期的适应性以及产生的超越性作为一种经典性的价值，这才是我们当下研究鲁迅最迫切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借鲁迅来言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己。鲁迅的思想已经具有的经典性，对当下的现实中国有高度的预见性和概括性、适应性，成为永久性的思想范畴[3]。鲁迅是伟大的智者。他的眼睛总能洞察穿透一切，一切虚伪、奸刁、麻木、愚昧、卑鄙、奴性、苟且都逃不脱他的目光，他的见解总是十分精到，他的感受总是至为深刻，他对社会人生和国民性的分析总是入木三分，正因为他对人、社会和人生看得过于透辟，能见人所未见，察人所未察，远远超于一般人的洞察力，所以比一般人更绝望、更痛苦，但这是智慧的痛苦。阿Q的形象之所以有跨越时空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包容力，正是因为他是国民缺乏健全的自我意识的典型，这就是“表现在国民精神意识上对自我价值判断的模糊不清，其根源就是对现实生存环境缺乏理性的认知和深切的感悟，用精神上的虚假的胜利来掩饰现实中实际的挫败，以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满足”[3]，也即“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质是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当人处于劣败地位时消极承担人生苦难的一种思想精神的麻痹方式，这就是真正的平等意识的缺失和自我意识的麻痹，这非但不是健全的民族应有的健全的自我意识，而且更是一个民族不能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我知故我在，这是最清醒、最彻底、最具现代性意识的思想经典。鲁迅对中国几千年以来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尤其是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百余年间殖民文化的影响的反思，对国民性的现状进行历史的分析之后，使鲁迅的思想极具深邃的洞察力和鲜明的现代性。
对中国当下种种弊端而言，在阅读鲁迅再阅读时代的同时，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鲁迅当年的思想，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和人们的观念，具有奇妙的“横移作用”，当下中国的许多正是鲁迅当年所指，我们能看到鲁迅当年批判的现实就活在今天，他就在言说我们身边的事，这更证明了所说的经典作家所具有的高度预见性、洞察力和概括性，这也是经典作家所具有的最起码的思想素质。鲁迅的生命完结于20世纪，鲁迅的思想仍活在21世纪。时间对于我们中国社会、民族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时间虽改变，观念却依旧，我们对中国文化转型和国民性改造的迟滞和缓慢感到悲哀，尤其是我们国民的思想观念，很多都在历史的循环当中，我们发现鲁迅当年的思想批判和当下中国现实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不禁为鲁迅思想恒久的生命力而感叹。
鲁迅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处在特定文化境遇中的中国人具有现代的精神启迪。这些精神文化价值之所以在当下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精神价值在中国曾受到最大的摧毁和压迫，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强大的政治权势的压迫下丧失了这些精神品质的。今天我们在反思这段痛苦的历史记忆的时候，才痛心地感到这些精神价值的丧失所带来的思想荒芜。当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重读鲁迅的热潮出现，无疑是带着对自身和时代的忏悔和反思的，知识界的许多人都在鲁迅先生面前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他们在鲁迅身上看到中国知识界永远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和极为稀缺的精神资源。
鲁迅思想的经典价值就在于他曾提出的对社会发展有至关重要意义的课题，而很多课题尚未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得以实现。比如他一生中追求的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课题，他为了“揭示社会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形成了鲁迅的人学思想——立人思想。因为鲁迅意识到了国民性有很多劣根，要改造国民劣根性，鲁迅提出了“致人性于全”即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使中国人成为“真的人”和“世界人”，这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出发点和目的。“致人性于全”的主张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他把立人分为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应该看到，思想的变革和社会的变革并不一定是同步的，社会政治上的胜利并不等于文化的成功，文化的变革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所以我们所处的转型期正是这个过程中。再比如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文化思想命题，强调的是文化的“拿来”，是借鉴过程中做出的自然选择，这对我们今天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实际的启示作用。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一直过多的纠缠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立性本质，却忽略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我们在感叹鲁迅关于当代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思想的经典性的同时，我们也企盼这种精神导引能减少文化接受和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异己心理，渴望当下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在文化多元而同一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选择。文化多元而一体性亦即文化的全人类性才是理解和创造中国文化时代的必由之路，这正是鲁迅思想超越时代的现实体现。再比如鲁迅著名的“一切都是中间物”的命题，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蕴。无论人和社会的个体或者局部都是发展着的“中间物”，是无数社会进程链条中的一环，它表明的是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过程，也表明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人的人格精神的演化过程。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人也是过程中的匆匆过客，一切都在过程中发生。这体现出鲁迅思想的成熟性和思维的稳定性，这样的思想不会因时代社会的动荡而摇摆不定。而“一切都是中间物”从道德人格上来说，鲁迅强调并实践文化先驱者的牺牲精神，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和生命的牺牲，开启黑暗的闸门。诸如此类的种种课题，在我们当下的现实当中依然没有充分的解决，表明克服民族性格根性过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正是因为这种痼疾使传统的中国人虽然跨入了新世纪，但只是一个时间跨度上的改变，而作为人的意识、人的精神的发展与人类先进文化的差距，不能不令人深思与反省。
综上所述，鲁迅对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课题正是以他切身的体验和历史的总结，高度经典化的概括，成为中国不同时代的共同价值资源，这个资源不但不应该浪费，而且会源远流长，它必将继续导引我们的精神和意识，成为一个长时期的精神纽带，启迪中国人的灵魂。在当下的文化境遇中，我们更应该把这有益的资源再扩大和升华，从鲁迅的人生历史中，从他的复杂思想发展中，提纯他的思想内核，把它作为一种高度概括的思想，追寻其经典性价值和当代意义，并将这思想贡献给人类，并同时改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