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病态依附——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病态论文,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外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附与自立
二战以后，自跨国公司大规模从事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便有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1)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选择“依附”发展模式。(2)象以往一样，依靠当地企业和本国自身的资本积累走经济“自立”之路。
根据FDI的特点，可进一步归结出发展中东道国依赖跨国公司“依附型”发展模式的两种形式：(1)由天然地理位置所引致的劳动力依附型；(2)由自然条件引致的资源依附型（不包括劳动力，下同）。
依附选择的条件在前一种形式下表现为：选择这种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吸引到足够的外国直接投资以装备当地劳动力，并通过主要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该国或地区可以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和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8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实际流入的净存量是2611.17亿美元。这些资本创造了1800万个就业机会。这样，在外企中的每一劳动力装备了1.45万美元的资本设备(261117/18=14500)。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这一劳动力的装备标准是相对较低。例如，同年度菲律宾的标准是1.664万美元，其创造的就业包括直接和间接就业。
到1998年为止，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到该年为止，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存量是2390.38亿美元。假定每一发展中经济体都会像中国一样，有可能吸收到这么多的净FDI。在此条件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用依附发展模式，那么，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最多不能超过1800万，人口最多不得多于3000万(1227×18/726=0.42)。
劳动力和人口数量限制仅仅只是实施这一模式的必要条件。丰富和便宜的劳动力几乎是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比较优势。为了吸收到足够的FDI，以便以充足的资本来装备其劳动力，一个国家和地区就必须依赖于其他外在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东道国劳动力越少，采用依附发展模式就越容易。因此，这种依附发展模式似乎最适合于具有极好外在条件的小岛国（具有良好交通网络和位置，如新加坡和百慕大）。
自然资源依附型的条件在于：东道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相对于东道国的人口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仅仅通过依赖这些资源的租金收入，经济就可获得健康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是如果它们希望采用自然资源依附发展模式——仅仅依赖其自然资源去获得足够的租金／收入来供养其人民——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其自然资源必须在世界上具有相对垄断性，如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2)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而言足够丰富，以至于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这种租金，并通过依赖于它而能享受一种现代化的生活。
依附发展模式实施的必要条件是一国的人口数量。这种数量的多少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越多，越适合选择自立发展模式，相应地，选择依附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越少，就越适合选择依附发展模式，相应地，选择自立发展模式的代价也越大。中国和新加坡分别处于这两个发展模式的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他混合模式也存在。
总之，选择和实施依附发展模式的条件并不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具有。那些不适合依附发展模式的经济，理论上而言，应采取经济自立发展的道路。经济自立发展是主要依靠当地企业和内部资本积累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只能通过当地企业的增长和发展，充分发挥国内（资源）比较优势而实现。自立发展模式与完全排外和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同，也不同于没有任何限制和选择的引进外资政策。自立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培育和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增长。开放政策，吸收FDI政策和对FDI的放松与管制等等，都是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和成长、服务于富国强民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引入FDI应以不损害当地企业的发展为限制。在这里，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适当介入只是促进或迫使当地企业更好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相反。超过这一限制的FDI流入将阻碍当地经济发展潜力的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损害自立发展的基础（当地企业）。相反，如果FDI流入是合适的，跨国公司将推动当地企业的增长和经济自立的实现。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只能走依靠国内企业和产业“自立”发展道路，依附发展模式不适合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
两个参照系
新加坡有意识地充分利用了它所具有的依附条件。自60年代开始，它便有意地推行一种主要依附在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之上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模式。之所以这样选择并不是因为当地缺乏金融资本等投入，而部分是因为当地制造业中的企业家严重匮乏，既便是家庭手工业水平，新加坡也没有什么工业制造的传统，部分是因为当时要求实行工业化的迫切。因此，新加坡的FDI政策自60年代起便是完全的实用主义，对TNCs及FDI的进入没有任何所有权和行业分布上的限制。这些企业享有与当地企业完全平等的待遇。同时，为配合这种发展观选择，新加坡还实行外向型的战略，并改造各种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严格要求当地劳动者守纪律、勤努力，提供各种职业培训，花大力气改进当地的教育体制向职业、工程、技术等方面转移。1968年之前外企集中的行业主要是：石油精炼、纺织和服装。1968年之后主要是电子、电器和精密仪器，这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及比较优势的变化相吻合。毫无疑问，TNCs及FDI活动在新加坡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这种跨国公司占主角的局面并未对新加坡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反而使新加坡逐步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战后香港的发展却没有实行主要依附于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的模式，这主要得益于大陆企业家的大批涌入。50年代，香港政治前途不确定，外国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极少，这一时期香港的工业化主要是由当地华人企业家支撑的，只是到60年代中后期，香港日益变成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利可图的出口基地之后，外国投资者才相继涌入。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入的行业是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电子加工、纺织、玩具、金属制品、电器、塑料制品等。70年代，外国企业仍然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的纺织、电子、玩具、电器、金属制品、钟表等行业。这些FDI在1971年、1975年和1980年分别占当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73.2%、76.3%和67%。总体上看，外资对香港的介入是适度的，几乎没有主宰香港的任何一个行业，只是在少数当地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的行业中，如塑料制品业，外国资本方占据主要位置。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是出口导向型的，这些外国企业通过对海外母公司反销零部件，通过对母国或第三国市场出口最终制成品等方式促进了香港的整个出口。香港战后经济发展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它虽然适合选择第一种形式的依附模式，但却没有那样做；走经济自立之路时，它也不像其他NIEs那样，在非熟练劳动力利用完全之后向资本密集型生产转化，而是选择了在劳动密集型框架内，向资本或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上转移，如服装、电子、玩具业等。香港的发展模式是奇特的，也是成功的。
经济影响
（一）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比较
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在二战后最初10年中，仍然继续它们开始于30年代的初级进口替代实践，进行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由于受国内市场需求的约束，从1955年开始到60年代末期，大约15年时间中，它们接着推行二级进口替代战略，进行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自70年代初开始至今，这些国家实行以出口促进支持的进一步进口替代（混合战略）。在如上的战略延续中，拉美NIEs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面是这样的：先沿着非熟练劳动力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方向进行（初级进口替代战略下），在非熟练劳动力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受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放弃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而走上资源比较劣势（熟练劳动力）轨道（ISI二级）和混合。
东亚的韩国、台湾，50年代在经过短暂的进口替代实践之后，在60年代开始走上持续的出口促进战略轨道：先是初级出口促进，后来是以重化工业支持的二级出口促进。整个资源利用的方面也是沿着比较优势的演进进行的，通过初级进口替代和初级出口促进，实现为当地非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利用，通过混合战略实现的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
在当地东道国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跨国公司逐渐渗入并施加影响。外国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活动对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介入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这造成了FDI对两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性质及影响方式的差别，从而大大加深两地区经济效果的对立：一方面是拉美国家二元结构的深化、持续、分配不均和对外国企业依附的加深及整个经济增长的艰难；另一方面是东亚国家二元结构的逐渐消除，较均等的收入分配和当地企业的蓬勃成长及整个经济持续强劲的增长。这种对立虽不完全由外国跨国公司所引起，但是它们的介入却大大加深了这种程度。
（二）对结构效率影响比较
就外国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结构效率的促进而言，大体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方式：其一是直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跨国公司对当地结构效率的促进，主要是通过大量的高技术高效率的FDI进入实现的。但是这种促进方式，却会对当地东道国的整个自立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其二是间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跨国公司对当地结构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少量高技术、高效率的外国企业直接进入、引导带动大量当地企业生产效率或技术水平不断升级而实现的。
原因及判断
经济发展战略对FDI介入性质和程度的影响：(1)经济发展战略对FDI类型存在一种隐含或间接的选择。进口替代型战略（初级、二级及拉美的混合）会鼓励市场寻找型FDI的进入，而出口导向型战略则吸引来出口加工型／劳动力寻找型FDI。(2)经济发展战略对FDI进入的行业还有一种导向作用。从战略内在性质而言，进口替代型战略着眼于弥补最薄弱环节（补短），促使工业化升级；出口导向型战略则在于发挥既有优势（扬长），并促使整个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开放的FDI政策下，实行二级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对最弱行业的鼓励和保护最多。相应地，外国直接投资渗入最多，获利最丰的也是这些国家最不发展，但是有发展潜力（从而增长率也最高）的现代工业部门：而在实行初级出口促进战略的东亚NIEs中，比较优势行业受到刺激和鼓励，相应地FDI介入最多的也正是这些国家当地的比较优势行业。(3)经济发展战略对FDI渗入的数量有一种约束或提供一种范围，进口替代战略是在东道国最没有发展的行业中引进FDI，这里当地企业本身就很脆弱，或根本就不存在。
表1 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比较
拉美NIEs 东亚NIEs
发展战略 初级进口替代→二级进口替代→混合战略
初级出口替代→初级出口导向→混合战略
非熟练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未利用充分时，便
沿着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方向：由非熟练
资源利用方面
转到熟练劳动力的利用上，使资源配置从资
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其中前一阶段用两
源比较优势偏离到资源比较劣势的利用上
个战略阶段，两个市场来完成
初级进口替代：非耐用消费品差异品；二级
初级出口导向时，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
1.行业分布
及混合：耐用消费品高技术、高投入中间品
混合阶段，资本密集型出口部门，中间品
行业
生产。
FDI 初级出口导向时，劳动密集型；混合阶段是
介 2.技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
资本、技术密集型。
性 3.贸易战略
主要面向当地市场
初级出口导向时，出口；混合阶段时，出口
质
及部分当地市场。
4.市场、行为 购并；大量广告支出 #
介入程度 初级出口替代时，少，处于边际状态；二级
初级进口替代时，无；初级出口替代时，适
以后时处于主导地位：大量介入
度；以后，渐增但仍然处在适度范围
①使当地资源配置越来越远离其比较优①顺应资源比较优势变化，从而促进当
势，从而恶化宏观资源配置效率②在当地
地宏观资源配置效率；②当地外部市场
影响性质 市场上形成垄断或寡占位置，从而恶化当
销售，不与当地直接竞争，从而促进当地
地微观资源配置效率③使当地企业越来越
企业的成长，并促进当地微观资源配置
边际化
效率的提高
①直接的大量介入，从而增加资本／技术密
①直接介入很少或适度（以不排挤当地企
影响方式 集型生产；②收购当地企业；③胁迫当地企
业为限）从而直接影响小；②间接影响大
业的生产经营类似于外国跨国公司
FDI政策对TNCs及FDI介入性质或程度的影响：(1)FDI政策会赋予TNCs及其FDI活动一个比较明确的角色，即东道国相对于TNCs/FDI的发展观选择问题。韩国及东亚NIEs的FDI政策始终都把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定格在“促使其经济自立”上，因此，TNCs及FDI只是促使东道国国内企业成长的工具，任何破坏、限制、阻碍当地企业发展的企图、可能及行为等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二级进口替代及初级进口替代下的拉美NIEs却不是这样。它们的FDI政策都把TNCs及FDI看成是解除其所面临的“外汇、资本”约束，并实施它们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生力军”。因此，这些TNCs及FDI和当地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有权享有“同等待遇”，甚或由于不加限制，或给予优惠政策而享受“超国民待遇”。表面上，似乎是当地企业与TNCs平等待遇；本质上，这种FDI政策却是在“歧视”当地自己的企业！把规模巨大，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放在与当地企业同一起跑线上，结果不言自明。(2)FDI政策会在TNCs及FDI进入上设置种种规制。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FDI介入的股权限制；二是确定FDI准入的行业。前者直接约束FDI进入的形式和程度，会为当地企业的日后扩张打下基础；后者则影响着FDI的行业分布，具体类型和介入数量等。(3)FDI政策还确立明确的绩效要求，并通过积极主动的激励措施对TNCs及其FDI活动进行引导。这种“要求”和“刺激”将增加FDI进入的数量，并影响其流向，而且还直接影响FDI对当地资源配置、结构效率的促进方式。
表2 FDI对两地区NIEs结构效率的不同影响
#
拉美NIEs
东亚NIEs
影响
促进 促进
影响方式直接方式
间接方式
①外国跨国公司主宰和垄断，从而恶
①当地企业蓬勃成长，逐渐与外国跨国公司
化微观资源配置效率②放大对宏观相抗衡，并因此促进微观资源配置效率②间
经济后果资源配置的扭曲③当地企业边际化，
接促进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③整个经济越
整个经济的依附加深
来越自立④当地企业外向经营，继续发展
①二元经济加深，深入到每个重要产
①二元经济逐渐消除②收入分配日益平均
与经济绩效联系 业部门②收入分配恶化③经济增长③经济增长持续进行，人均收入持续提高
愈来愈难
经济发展战略及FDI政策的联合影响。就发展战略与FDI政策的组合来看，为了保证一定程度的TNCs及FDI的介入，并假设这种介入为促使东道国良性“自立”发展所必需，那么，便可以有这样的配合：选择一种TNCs进入的可能区间较小的发展战略，并配合以一种较宽松的FDI政策；或者是以一种FDI进入空间较大的发展战略配合一种较紧缩的FDI政策，二者均可。反之，如果发展战略与FDI政策之间的作用方向相同，则会走入极端：要么是完全戒绝FDI的进入，如初级出口导向与紧的FDI政策组合；要么是FDI泛滥成灾，大量涌入，造成对东道国经济的主宰。
国际比较的几点判断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战略、政策和绩效的比较分析显示：
(1)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对拉美和东亚NIEs的经济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它对东亚NIEs是一种“正放大效应”，并以间接影响为主；对拉美则是一种“负放大效应”，并以直接影响为主。就结构效率而言，FDI的介入促进了两地区结构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东亚是以间接方式实现的，从而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成长和东道国经济自立目标的实现；在拉美则是通过直接方式实现的，从而使当地企业“边际化”，以及这些国家对外资依附程度加深，FDI的不同影响大大加深了两地NIEs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对立。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东道国发展战略、发展观、FDI政策的不同选择及其组合上：东亚始终以经济自立为目标，并把TNCs看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因此，FDI介入的性质和程度完全局限在“逆向”配置的战略和FDI政策的框架内，处在“适度”水平。而拉美NIES自50年代前后则把TNCs看成是国内投资、外汇、短口的补充者，并把TNCs与当地企业一视同仁，甚或以“超国民待遇”待之，因此，在战略与FDI政策的组合上也基本上以“同向”配合为主旋律，尤其是二级进口替代战略时期，FDI介入的数量很多，程度很高，造成对当地经济的支配。
可以认为：对于只适合选择“自立”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而言，虽然限制、有选择地约束TNCs及其FDI活动是不能直接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自立发展目标的实现，但是，无原则地放纵FDI是绝对不能“自立”起来的，结果只能能被动地、被强迫式的“依附”。整个国家只是这些TNCs全球发展环节上一个产品销售地或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基地。反之，如果采取审慎的、有选择的FDI政策，适当程度的FDI/TNCs介入还会对这些国家整个自立目标的实现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者是作为催化剂，譬如香港；或者是作为“教师”，譬如台湾，或者是作为“侍女”，譬如韩国。
(2)根据对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的比较研究，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而言，大体上有两种成功战略：其一是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的依附发展模式，这以新加坡为代表。这种模式只适合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较少或资源比较丰富且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讲，只要发展中东道国拥有外国直接投资生产所必需的某种或某些投入资源或原料，并且这种资源相对东道国的人口而言是非常丰富的，以至于单纯依靠这种“生产要素租金”便可以获得“现代化”的生活，那么，依附模式选择的条件便存在。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这种结合也符合其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战略要求。新加坡的依附发展模式属于地理位置所引发的劳动力依附模式，它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其二是依靠当地企业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有利影响的自立发展模式，这以韩国、台湾为代表。与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依附发展相反，自立发展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本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促使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与此相对应，也有两种失败战略：其一是完全排斥跨国公司及其有利影响的自给自足发展模式，这以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及同期的印度为代表。其二是不符合采取依附发展模式的条件，但却引进了过多外国直接投资的病态依附模式，这以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为代表。
表3 二级进口替代下拉美NIEs与韩国的FDI政策
FDI政策拉美（二级进口替代战略）
韩国（混合战略）
①所有权要求
无任何要求；除少数中间、原料品行业 合资为主，独资特例；当地优先考虑
1.
②行业分布
外，所有工业行业对TNCs开放，特别
行业：重化工业行业；出口行业，不准
进
是消费品行业——耐用品，非耐用差
与当地企业竞争，更不用说收购当地
入
别品行业； 企业，且还有逐渐退出要求；
上
③进入方式
可以收购当地企业；
2.利润汇出上 无限制
投资额20%以下
3.绩效要求
无出口要求；
所有开放行业允许当地销售； 外销产品；技术培训，帮助要求；
4.鼓励体系 无区别提供；保护市场；税收减免；中
间品进口减税只给战略上优先部门提供
5.引入TNCs的FDI活
减轻“双缺口”约束；提供与当地企业
促进经济自立；区别对待TNCs，保护
动的目的
同等待遇；
当地企业成长；
(3)自立发展的核心是扶持当地企业的发展。发展中大国和地区追求和实施“自立型”发展战略时，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介入程度要作必要的限制和引导，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以免陷入“病态依附”发展的深渊之中。
(4)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经济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立发展模式是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自立发展不同于完全排外、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也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完全无限制地引入。它始终是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放宽或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应以不损害我国企业的成长为限；同时，跨国公司只是促使我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这些限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将会遏制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即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会损害自立发展的根基（即我国企业）。反之，如果外国直接投资介入适度，则跨国公司还会促使我国企业的成长及经济自立目标的实现。既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应以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为限度，那么，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适当多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规模也可以大一些。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弱的行业或新兴行业，引进外资的数量要有所限制，跨国公司规模也要基本上与我国企业的水平相当。
我国目前引进外资中存在的片面认识是“追求经济增长”式引进外资，而并非寻求“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及提高竞争力”式引进外资。
结论
第一，国际比较显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只能走依靠国内企业和国内产业“自立”发展道路。依附发展模式不适合我国这样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
第二，目前引进外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我国在一步步滑向“病态依附”发展模式。在“发展主义”和“增长主义”引进外资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在三资企业已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大背景下，即便现在的引资规模“适度”，在未来几年时间里，我国也难免会陷入由于外国跨国公司过度介入而造成的“病态依附”的深渊之中。
第三，当务之急是重新审视我国引进外资的指导思想，以及引进外资的战略和一些具体做法，尽快、平衡地走到“自立”发展模式的轨道上来。目前，我国引进外资中存在着对于引进外资目的的片面认识，即“追求经济增长”式的引进外资，而不是“促进国内企业发展及提高竞争力”式的引进外资。在理论探讨和实际工作中，总是把我国这样一个只能走“自立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和一些可以走“依附发展”模式的小国，譬如新加坡相比较，从而误导我国引进外资战略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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