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的重任：防止通胀的“衍生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央行论文,重任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绝对是当今时代人们分析最多、讨论最多的经济现象之一。“全球化”这一概念意味着跨国市场融合、各国及各国政策的相互依赖，以及根本的历史性变化。经济学家素来将全球化认定为一个市场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引致世界范围内商品、劳动力与服务市场的价格趋同，以及贸易量与资金流的增长。
当前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恰逢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使全球的有效劳动力翻倍，从约15亿增长到30亿。因此，在很多时候，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势必会涉及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以及它们对世界体系的影响。
在公共讨论中，全球化使大量的政策问题纠结在一起，例如：贸易自由化以及低工资经济体带来的竞争；外国直接投资与“离岸”问题；国际资本流动；移民及其给成熟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压力；科技全球传播的影响——有关知识产权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促进。一方面，全球化得到了支持者的热情颂扬，因为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品质。他们所用的言辞，与将近一百年前凯恩斯对一战前“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全盛期的描述毫无二致。另一方面，限制商品、服务、理念与人口流动之障碍的大量减少，也遭到了批评，因为有人认为，这种减少使穷国与富国中处于弱势的工人与家庭，以及环境与文化多样性，都丧失了必要的保障。所有这些都使全球化成为了国际政策辩论的焦点。
全球经济的日趋相互依赖，对于各国央行来讲也极为重要，因为这一情况也许会影响到国际商品价格的形成、通货膨胀过程、资产估价、跨国资本流动的分布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许多问题。
全球化与价格变化
经济学理论预言，国家经济边界日渐消解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商品与服务国际流动的增长，应当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导致资产、商品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与趋同。由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边界消解的速度不同，也许可以预言，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相比，资产价格会出现更大程度的趋同。
当前的证据似乎支持这一论断。尽管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带有类似风险特征的资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带来了非常类似的收益，但类似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在各国间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许多观察家业已指出，尤其自2000年以来，主要货币的长期实际利率已经趋同到非常类似的(低)水平。不仅如此，这些利率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大大提高，说明它们或许是受一种全球性因素的推动，这一因素受某一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很小。
与此类似，要估算总体价格趋同的状况，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世界银行最近对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根据该计算，平均而言，2004年中国与印度的物价仍分别只有美国物价的约二分之一与九分之一。
但是，全球化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新情况，即尽管价格水平的趋同度有限，通货膨胀的态势却似乎反映了各种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这一影响也许可以归因为，全球化对影响全球趋势通货膨胀(trend inflation)的诸种因素，可能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但同时，全球化力量的周期性效果(例如从1999年到2007年的油价上涨)，也许亦是原因之一。
如果听到一位央行官员说，不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而会受货币政策决定，你不会感到惊奇。确实，一些有影响的观察家将当今世界上通胀率较低、较为平稳的状况与全球化相联系。
然而，全球化的力量也许确曾通过以下的两个渠道影响了周期性通货膨胀的状况。第一，由于国际竞争压力的加剧，外部环境对价格与工资形成过程的影响可能增强了，这可能逐渐使通胀率与一般性的国内宏观经济措施脱离了关系。第二，有鉴于全球化进程已造成了一些“贸易条件冲击”(terms of trade shocks，贸易条件又称交换比价或贸易比价，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比率，就是说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进口制造品价格的微涨以及日用品与食品价格的微涨，这些冲击也许会进而对总体通胀率的短期波动带来影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通过第二个渠道，全球化力量对通胀率施加了向下的周期性压力，但现已明显的是，可能产生良好效果的“船尾风”越来越变成反向的“顶头风”，对维持价格稳定可能构成严峻挑战。倘若这些力量对公众的通胀预期产生溢出效应，导致公众惊惧不安，那么不良效果就更有可能显现。
全球化对欧元区物价与工资的周期性影响
在此我将探讨全球化对欧元区制造品与日用品价格，以及最终对其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我的论点是，在过去5-10年时间里，证据表明总体上只发生了很小的净抑制效果，这反映出各项相反的相对价格冲击(relative price shock)之间的平衡。
进口价格
如我之前所说的，欧元区的内部进口增长强劲，但欧元区从中国、欧盟新成员国(下文简称NMS)等低成本国家的进口增长得更快。
基于1995年－2004年间按行业和国家分门别类的高度细化的资料估计，来自中国和NMS的进口价格水平约为整个欧元区进口价格的四分之一，约为来自高成本国家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一。从2000年开始，低成本国家占欧元区之外制造品进口的份额就从仅仅三分之一强提高到将近一半。
从低成本国家进口的增多对欧元区之外制造品的进口价格产生了向下的压力。总体而言，据估计，在此期间来自低成本国家进口的增多也许将欧元区的进口价格上涨率每年平均压低了2.1个百分点，对此中国与NMS几乎各占一半的效果。总体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比例效应”，即来自低成本国家进口份额的增加、再加上低成本进口产品供应国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给进口价格带来的抑制作用(每年1.6个百分点)；二是由于进口价格增长状况的不同(“价格效应”)，即在同一时期，相对于高成本国家而言，低成本国家的进口价格上涨率降低，由此而造成的影响(每年0.5个百分点)。
目前为止，我只是谈到了低成本国家对制造品进口价格产生的抑制效果。不过，全球化还对欧元区的进口价格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反的影响——近年来非经合组织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似乎部分解释了，自1999年以来，油价与非能源日用品价格为何大涨。总体而言，自2000年以来，全球化力量促使欧元区之外的制造品进口价格保持了相对平稳，而在同一时期内，欧元区之外进口价格整体上的强劲增长，也反映了石油与其他日用品(尤其是金属与食品)价格的升高。
工资
接下来简单谈谈近期欧元区的工资状况。不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欧元区的工资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保持平缓，对此全球化也许是影响因素之一(如通过“离岸”或“离岸”威胁)。不过，在过去十年里，欧元区生产率的增长也很平缓，实际工资的增长也较慢。1985年-1995年间生产率(人均产量)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平均约为1.9％。而1996年-2006年间，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实际工资的平均增长率在0.4％左右。
也许有人会认为，在一段失业率持续高涨的时期必然会产生工资增长平缓的效果，而在全球化的驱动下，这一效果更为明显，但当就全球化的影响做出这样的结论时，我们应当非常地小心谨慎，因为在工资增长的衡量标准上还有些应注意的地方，而且，工资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大都发生在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之前。在过去几年间，实际工资对劳动力需求的弹性似乎出现提高，尤其是低技术工人，这也许预示着一个趋势，这一趋势是由全球范围内低技术劳动力供应的增多带来的。而且，除看得见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效应”可能也是工资增长平缓的原因之一：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自认为处境不利，因担心生产向低成本国家迁移而降低了对薪资的要求。
在欧元区，自欧元采用以来工资增长的平缓似乎是对另一状况的强烈回应，即20世纪90年代欧洲特有的大规模失业局面。以工资增长的平缓为基础，欧元区取得了显著的就业成绩，在九年里净创造了1500万个新工作岗位，比同期的美国多创造200万。
对价格的总体影响
欧元区近年来的经历显示，过去十年里全球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是强大的，一方面体现为制造品的反通胀，另一方面体现为日用品价格强劲的加速提高，但如要与历史模本做比较来对其重要性做全面的评估，则受到历史数据不足的限制。
生产者价格指数表现出了强烈的相对价格效应，食品与烟草之外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停滞(与总体指数相比，1996年-2006年的平均增幅是-1.0％)，资本品(capital goods)相对于平均生产者价格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平均为-1.3％)。与此相比，能源部分则有比较强劲的增长(平均为2.5％，这也许又进一步影响到了生产链下游的价格)。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的组成部分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价格差异，尤其是三个与能源有关的部分在1996年-2006年表现出了最高的增长(介于5.5％与7.5％之间)，而同一时期里，三种信息与通讯技术密集型的国际交易商品则表现出最低的增长(介于-14％到-5％之间)。
总体而言，许多估算都显示，全球化对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小规模的净抑制作用。如果考虑到制造业领域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以及日用品价格的强劲增长所产生的反通胀净效应，在过去的5-10年里，其作用每年约为0-0.3个百分点。根据整体分析法、行业分析法等几种会计方法，欧洲央行的研究发现，1996年-2004年，对于制造业而言，进口开放对欧元区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每年产生了0.1-1.0个百分点的直接净抑制效应。类似的是，整体的数据也表明，全球化对欧元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也产生了0.05-0.2个百分点的净抑制效应。
与全球化有关的通胀风险
总体而言，尽管实证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全球化带来了良好的相对价格冲击，但近期也有迹象显示，由于低成本国家日益提升的通胀压力，它们对欧元区进口价格产生的反通胀效应也许正在走向终结。就票面价格而言，近期来自低成本国家的进口价格的提高，也许可以如此解释，这预示着它们对通胀的下行影响在逐渐消退。
价格稳定所遭受的第一个与全球化有关的明显威胁来自于这一事态，即自2007年以来，全球食品价格大涨。这一状况有一些原因，如能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一些地区恶劣的天气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食品消费模式改变造成的食物需求增加，以及出现了一些对农产品的新需求，如生产生物燃料的需要。由于后面的这些情况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在未来，它们或许会对全球食品价格产生更为持久的上行效应。
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已给欧元区的食品价格带来了显著的上升，生产者与消费者价格均是如此。去年12月食品与饮料的生产者价格与前年同期相比上涨了8.6％，而2006年全年的平均增幅只有2.2％。在消费者价格方面，除烟草之外的加工食品的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在去年12月达到了5.6％的年增长率，而2006年只有1.6％。
更长远地看，世界与欧洲食品价格的前景均不确定。尽管农产品的供应最终应会满足需求的增长，但这一弥补的时间也许要比现在预想的长得多。而且，食品价格的变化取决于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包括科技进步以及能源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就中期而言，风险似乎是上行的。
再探讨一下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带来的风险。目前，NMS国家似乎正在出现一定的通胀压力。近期进口价格的上涨主要反映了较高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带来的延后冲击，这些产品的价格几乎已将整个欧元区进口供应商的价格推高。
不过，尽管NMS各国在欧元区进口中占有相当份额——约为11％，它们出口价格是相对有限的上升，而且是预料之中的，不大可能使它们成为欧元区通胀的重要外部来源。
再看看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近期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在中国，目前为止，食品价格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升的主要源头，而非食品价格仍保持明显的稳定。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上行风险就是，较高的国内通胀率可能影响工资，并最终影响出口价格。另一方面，在NMS各国与中国、印度，其国内的物价与成本状况目前的发展仍在预料之中，这说明，来自这些国家潜在的通胀风险，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可控制的。
但是，低成本国家的经济发展、强劲的工资增长、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出口产品的日益成熟、多样、技术含量更高，都将预示着，低成本国家正在沿着价值链向上跳跃，而它们的出口量也正愈来愈接近更发达的西方国家。长期而言，这最终会促使它们的出口价格与更高的国际水平趋同。
这些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与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关？欧洲央行的职责就是维持中期价格稳定，而价格稳定的定义是，欧元区的消费者调和物价指数增长率保持在低于并接近2％的水平。因此，外部价格的变化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关系在于，这些价格会影响价格稳定的中期偏差。
全球化会给中期价格稳定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在探讨这些问题，并根据欧元区的经历来汲取一些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之前，首先要重申，所谓在一个更为全球化的世界里货币政策已毫无效果这样的论调，是过于耸人听闻了。与16世纪的欧洲不同，在汇率浮动的前提下，单个的央行现在可以对价格稳定做中期与长期的界定。而且，既然通常的套利考虑(arbitrage considerations)仍然适用，那么长期利率的走势，就依然会与未来可预期短期利率在当前的折现值存在密切的关系。央行因此可以发挥关键的角色。
因为即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通货膨胀归根到底仍是一个货币现象，所以那些断言中国在出口通缩或通胀的理论，应当看做是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全球化力量会体现在外部冲击上，这些冲击在原则上会影响相对价格，而不是长期的整体通胀率。不过，在经济学上屡见不鲜的是，如分析更高频率发生的事件，事情就会更为复杂。在中期，贸易条件的变化，例如石油与日用品价格上涨或进口价格下跌，会对通胀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压力，将取决于这些变化对整体需求与整体供应的净效果。其实，进口价格的上涨倾向于带来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
第一种效应可称为“供应效应”，其原因是，贸易条件受到的负面冲击会引起潜在产量增长的降低，例如一些在国内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原料、外来的石油或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此，在需求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潜在经济产出的下降将倾向于使实际经济产出超过潜在的，给通货膨胀带来上行压力。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用品价格也会通过需求效应来影响通胀。由于较高的相对价格会影响当前收入与未来的预期收入，日用品价格上涨会减少个人财富，可能引发对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削减。在潜在产出增长一定的前提下，财富效应将引发整体供应过度，从而对国内通货膨胀产生下行压力。
因此，在负面贸易条件冲击之下，通货膨胀是倾向于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何者占上风。
但不论是供应效应还是需求效应占上风，如果在日用品价格的增长方面开始出现“名义衍生效应”(nominal second round effects)，那么前两种效应都会被压下去。如果定价者与社会参与者将暂时性的价格上涨看做是永久性的，那么对通胀预期的不安就有可能演变为主导因素。
货币政策必须坚定地以维持中期价格稳定为导向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战略定位为中期，这决定了，监管委员会会适当地降低对短期价格波动的考虑。
货币经济学方面的近期研究支持了我们的中期定位。一方面，有大量的理论文献探讨，运用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最佳时点。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吸收相对价格冲击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更弹性化的价格，例如日用品和石油价格，来接受上行或下行调整的冲击，与此同时保持比较非弹性化的价格与工资的稳定，并防止因为可能的“衍生效应”而出现通胀压力。另一方面，货币决策对价格的作用会出现传递延迟(近期欧洲央行与各国央行对货币政策效果传递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延迟通常是长久而多变的，因此，任何对短期价格变动作微调的企图，都是不应提倡的。
考虑到这一点，一些观察家声称，由于贸易条件冲击常会影响标准的价格衡量手段，各国央行应当更多关注对所谓“核心”或“潜在”通货膨胀率的衡量，甚至应当根据对核心通胀率的衡量来确定央行的目标。该观点认为，这样的衡量将有助于避免货币决策者过度关注与根本价格趋势无关的暂时价格波动。而我们的中期定位恰恰允许我们透过暂时的价格波动，以前瞻性的方式评估与价格稳定有关的风险。
除此之外，这一定位还避免了一些在界定和衡量“核心通胀”时的技术性难题。首先，很难区分潜在通货膨胀的不同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相似。第二，预先就对核心通胀的定义达成令人满意的一致意见，并非易事，因为未来冲击的性质非常不明朗。第三，对核心通胀率的衡量也不一定就有良好的“先行指标”(leading indicator)的性质。
欧洲央行的研究尤其表明，对于欧元区而言，排除能源与非加工食品价格后对核心通胀率的标准性衡量，并不具有令人满意的“先行指标”性质。这意味着，能源、日用品等产品之多变且弹性化的价格是非常有用的，不应被排除在央行监控的广泛价格指数之外，因为这些价格能对各国市场，甚至经济总体中的通胀压力提供及时的反映。
更重要的是，对价格稳定作清晰透明的界定，有助于人们形成稳固的通胀预期。如果没有这样的界定，一些私营机构就会把通胀形势的恶化误读为央行目标的变更，使人们产生紧张的通胀预期，最终导致“衍生效应”。根据总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界定价格稳定，就能提供一个清晰、可衡量的标准，据此可以确定央行的责任，并能指导人们对中期价格变化形成预期。与此同时，在我们对价格稳定的风险作例常性全面评估的时候，也会将对“潜在通胀”的种种衡量作为变量来分析，因为这样做偶尔也有助于评估长期的价格变动态势。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应当如何来维持并巩固当前的成绩，即平稳的低通胀环境，同时又有助于收获全球化进程的成果？在世界经济飞速演变的背景之下，货币政策必须坚定地以维持中期价格稳定为导向，并查明趋势通胀。因而，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立场将是最为合理的做法，即密切留意全球化使通胀形势复杂化的效果，看透暂时的变化，始终保持警觉，并始终坚定地致力于防止“衍生效应”。
【本文基于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2008年2月14日在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巴塞罗那GSE)的演讲整理而成，BoBo翻译，标题系编者所加，刊登时有删节，演讲原文英文版刊登于欧洲央行官方网站，链接为http://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08/html/sp080214_1.en.html。】